“亞洲”或“東部亞洲”，它為什么，或者由于什么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世界？

就像我們在一開始說的，我們當然知道，亞洲并不是一個，東亞、南亞、西亞、北亞差得很大，甚至連東部亞洲也未必是一個，從語言、文化、人種、經濟各個方面都千差萬別。

過去寫亞洲歷史，都會碰到這個麻煩。我想舉兩部很典型的書為例：一是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他和前面我們提到的桑原騭藏一樣，亞洲歷史包括了東亞、西亞、北亞和南亞，如果從宗教角度看，至少涉及了襖教、摩尼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儒家覆蓋的廣大地區。所以，他很聰明地不論述什么是亞洲的共性這個問題，你看他在第一章《亞洲諸文化的形成及其發展》里，就是分別介紹古代波斯、古代印度、古代中國，大概地分成三大塊，然后再討論各個民族與文化的相互交往。但是，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的《亞洲史》，則把大部分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從亞洲隔出去，試圖對此概括出一個亞洲性來。他用了一個“季風亞洲”概念，基本上西邊兒只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島，你看他的書里，地圖就只有這一半。為什么？他自己說，阿富汗以東和近俄羅斯以南的這一塊兒，還有“一些有著普遍意義的特征， 使它成為一個合適的完整的研究學習單元”，他列舉的歷史與文化特征包括：（1）大家庭和親屬關系網及其多重功能具有重要性；（2）為家庭或地位尊重知識；（3）尊敬長輩以及長輩有權威；（4）婦女處于屈從與謙卑地位；（5）社會分等級；（6）重視歷史和傳統；（7）集體優先于個人。他把這些稱為季風亞洲所有地區共有的文化特征。可是，這個總結我是不贊成的，因為這些指標不具有根本意義，也不能涵蓋整個季風亞洲，而且，所謂季風亞洲那么大，內部差異太大了，印度教佛教區域、伊斯蘭文化區域、儒家文化區域，在這些方面不見得趨同。

《亞洲史概說》

《亞洲史》

當然，從歷史上看，亞洲/東亞的某些歷史聯系，實在也是不少的。以前，我們特別愛用“圈”這個字，表示某個歷史文化共同區域。比如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東海或者南海貿易圈等等。一個區域在歷史學意義上可以成為一個“圈”，一定得有一些聯系的要素才行，這個聯系的要素，就是彼此可以成為一個歷史、文化或經濟世界的基礎。而注重"聯系"的全球史研究或者區域史研究，這個“圈”，也就是他們關注的“網絡”，是把不同國家和族群連在一起的“網”。無論是“圈”還是“網”，一般說來，使一個區域成為一個歷史世界的，應當特別關注的因素大概有以下五個——

一是戰爭。

戰爭導致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系，是不消說的。從小的來說，戰爭推動吞并和殖民，秦漢以郡縣制把各種華夏邊緣逐漸“納入中國”，主要依靠的是武力，在政治制度上統一，否則六國諸侯誰聽你的呀。同時，從大的來說，戰爭也推動技術、知識、風俗和物質在全世界范圍的交流，影響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的變動。比如：（1）公元 750—751年發生在蔥嶺以西，也就是現在中亞一帶的怛羅斯之戰，就使得大批中國戰俘進入中亞西亞甚至歐洲，《通典》里面說“高仙芝伐石國，于怛羅斯川七萬眾盡沒”。你看從《通典》等文獻中重新輯出來的杜環《經行記》就知道，很多東方的文化、東方的技術都向西傳播。據有人說，西方早期都是用羊皮紙，一直到怛羅斯之戰，中國戰俘被虜，大食人學會了造紙術，在撒馬爾罕造紙，向西方出口，從此這種書寫新材料才逐漸傳到西方，于是，用紙書寫和印刷的世界就形成了，這對歐洲來說影響巨大，甚至后來走出中世紀、文藝復興、民族國家形成，似乎都和這個技術傳播有關。關于這一點，大家可以看年鑒學派大學者費夫賀和馬爾坦的《印刷書的誕生》。（2）接下來八世紀末，回鶻和崛起的吐蕃王國之間爭奪北庭的戰爭，有人指出，盡管吐蕃控制，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北庭和西域的控制權，但是信奉佛教的吐蕃，也使得更西邊的伊斯蘭力量未能更深入地東進，這影響了西域乃至中國內地的宗教與文化。（3）蒙古時代為什么可以說是世界史的開端？就是因為蒙古大軍東征西討，通過戰爭把歐亞大陸連起來，成為一個有機的世界了。（4）十六世紀九十年代的“壬辰之役”，就是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戰爭，朝鮮、日本和中國打了一仗，很多朝鮮人被擄到日本，從這些朝鮮戰俘那里，日本也學到了很多大陸的文化、知識和技術，包括燒制瓷器（像下面講到的古伊古丹瓷器即“有田燒”），如果談論“瓷器制造的世界史”，中日朝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圈”。

二是移民。

在亞洲/東亞地區，移民是使各個區域各個國家在文化上互相聯系的重要因素。現在，大家都說日本大和民族多么單純，其實，日本的早期人口中，有多少是原住民？有多少是從百濟移民過去的？現在流行的說法，說日本繩文時代的人來自東南亞，彌生時代的人來自東北亞。就連日本的天皇，還有人說有來自朝鮮半島的血緣呢，這絕對是真的。日本有名的桓武天皇（かんむ てんのう，737—806）， 他媽媽高野新笠就是來自百濟的。如果按照江上波夫（えがみ なみお，1906—2002）“騎馬民族”的理論，日本人還有一部分是北方亞洲游牧征服者的后代呢。當然，日本也有中國人后代，你們都會記得“徐福”的傳說，徐福是不是真的有，還可以討論，那幾千個童男童女是不是真的去了日本，也可以懷疑，不過早期日本所謂“歸化人”，也就是中古時代從大陸過去的移民嘛。

桓武天皇

中國也一樣，不說最早的，就是到了中古，那各族移民也同樣多了去了。唐代以前的，你讀一讀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唐長孺的《魏晉雜胡考》和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你就知道北方中國胡人移民的情況。到了七世紀，唐王朝打敗東突厥，也曾把突厥人安排在長安附近居住，突厥人慢慢地就成了長安人；聯合新羅統一朝鮮半島的時候，也強迫高句麗和百濟的很多人進人唐王朝控制的地區，于是，高麗人就變成中國人；至于西北過來的中亞西亞胡人，比如什么來自中亞的“昭武九姓”，來自西亞的“波斯胡”，還有所謂“菩薩蠻”，也是外來人口呀。舉兩個大家可能熟悉的例子，一個是白居易，陳寅恪就認為他的先人是“蕃人”；而尉遲恭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和秦叔寶一塊兒當門神的那個武將，日本的羽溪了諦、榎一雄，中國的向達，都曾經猜測他家族來自于闐，而趙和平就考證了在青海、甘肅一帶，有八個尉遲家族的人物。最近尉遲氏的墓志出土了，證明尉遲氏是鮮卑人，魏孝文帝之后，分為洛陽和并朔兩支，在北周、北齊都很顯赫。你們看，中外之間，是不是移民很多？給大家說一個有趣的例子，以前，葛承雍說崔鶯鶯是“酒家胡”，有媒體借機宣傳說，就是“外國酒店女招待”，這當然是嘩眾取寵的媒體標題黨，但當時長安酒家的胡姬，確實是很多，李白的詩就說“胡姬壓酒勸客嘗”嘛。

當然，明清以后的移民現象更值得注意，如果說中古以來，特別是東晉南渡、安史之亂、宋朝南渡為代表，引人矚目的是北方胡人南下，中原漢人再南下，重新定義了中國的地理空間，那么，對于明清以來的移民，你要關注的，一是海上移民，從東南沿海區域向菲律賓、馬來亞、印尼、文萊的移動；二是從廣西和云南向緬甸、越南、暹羅的移動；三是從湖廣地區向川黔的移動。前面兩種移民，把東亞、東南亞連起來了，也重新塑造了南方中國和東南亞高地、平原和港口地區的文化交流。后面一種移動，有人說是內部殖民，實際上和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文化開發，逐漸納入華夏，很有關系。

三是貿易。

商品流通是廣袤的各區域之間最明顯的聯系了，也許不用多講，現在學界有說“環東海貿易圈”的，有說“南海貿易圈”的。大家都知道，傳統時代的商品流通里，最引人矚目的就是“絲綢”和“瓷器”。絲綢的貿易形成了“絲綢之路”，把東亞、中亞、西亞和歐洲聯系起來，而瓷器則構成更廣泛的陸地和海上貿易圈。2016年，我曾經在新加坡的亞洲博物館參觀“黑石號沉船”的出土物品，讓我非常震撼和感慨，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居然有這么大的商船，經由中國沿海，到南海，到馬六甲，到印度洋，然后到達波斯；居然有這么多的瓷器，包括河南鞏縣、湖南長沙的產品，通過這些海上的貿易船，運到遙遠的地方。瓷器的貿易甚至一直到 達非洲東岸，考古學家說，在非洲肯尼亞，就出土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大家知道，北起韓國木浦、中國山東，南到福建泉州、廣東陽江，都出土了好些沉船，這些從事海上貿易的船只，很大很大，宋元時代就有可以裝載30萬斤，五六百人的大船，包括從中國出去的，也包括來自印度洋的，他們通過香料、瓷器、絲綢的貿易，把東北亞、東南亞，甚至印度洋上的印度、波斯、非洲，都連在一起了。

黑石號復原模型

順便說，對瓷器的需求，還促使這種制造技術在東亞的傳播，我曾經在日本福岡國立博物館看到，中國的瓷器技術經過朝鮮，傳到日本，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的“壬辰之役”中被日本俘虜的朝鮮工匠，就把來自中國和朝鮮的瓷器制作技術帶到了日本，后來，日本九州的所謂“古伊古丹瓷器”，就是后來所謂的“有田燒”， 反而比中國的瓷器還好，甚至在外銷歐洲的時候，搶了中國的生意。不過，在通常注意的“絲綢”和“瓷器”之外，我覺得香料，以及白糖、茶葉和鴉片這三樣，特別值得注意。像德川時代的日本長崎，與中國合法的貿易中，最大宗的就是白糖。一只船幾十噸上百噸的糖，像乾隆四十四年（1779）沈敬瞻當船主的南京船元順號，船上裝了165000斤白砂糖，12000斤冰糖；乾隆五十四年（1789）朱心如當船主的安利船，也是165000斤白砂糖，裝了1420包， 冰糖19500斤， 裝了100桶。在這個需求和貿易背后，也許，還有很多可以說的話題呢。

順便插一句，商品流通的同時，還有錢幣的流通，古代中國出土了不少古羅馬、古波斯的金幣、銀幣，而環東海南海各國也出土了很多中國的銅錢，中國的銅錢有一段時間就像“國際通貨”，在日本、朝鮮、安南以及東南亞各國流通的，為了鑄錢，而中國的銅又不夠，于是要從日本進口銅，一直到清代，各省還是要從日本販運銅來鑄錢，這也可以是一個“錢幣的全球史”吧。

四是文字和圖像。

文字和圖像，是“無腳走天下”的東西。以前西嶋定生說的“漢字文化圈”，就是把東亞——其實還包括越南——連在一起，依賴漢字書寫的習慣的一個文化共同體。漢字就像歐洲的拉丁文，各國都用這種文字來書寫、聯絡、紀事，各族就一定共同擁有一些思維習慣、傳統文化、禮儀規則。就像拉丁文的傳統一旦崩潰， 各國開始用各自的“國語”和“國字”書寫、印刷、傳播、教育，大帝國或共同體就開始分崩離析了。以前胡適就說，文藝復興催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國語”，“國語”則是近代建立民族國家的基礎。

但是，在傳統時代，東亞確實就是共同使用漢字的，這種文化把東亞聯系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到了近世日本用假名，朝鮮用諺文，各自創造自己的語言文字，促成各自的文化獨立意識，以漢字作為通行書寫文字的東亞歷史世界就開始分化了， 但是，你看看長崎唐船貿易里面，有多少漢字的書籍在流通？日本學者大庭脩對江戶時代唐船貿易中的書籍流通研究，非常重要，因為即使在彼此鎖國的時代，大量漢字圖書也一樣把東亞連成一個知識網絡，而廢棄漢字，可能會導致對中國傳統的背離。所以，朝鮮世宗二十六年（1444），也就是明朝正統九年，朝鮮國王頒布《訓民正音》，推廣諺文也就是有音無義的朝鮮拼音文字，有一個叫作崔萬理的三品官員就反對，他說這很危險，因為推廣了這種文字，就違背了“華制”。什么是“華制”？就是書同文。他說，只有蒙古、西夏、日本、西蕃（西藏）才另有文字，但是另有文字的“是皆夷狄耳”，可見文字是一種很重要的聯系，所以才有“漢字文化圈”的說法。

同樣，圖像也是一種構成共同文化的要素，從古代中國形成的繪畫，包括它的色彩線條、形態風格、欣賞習慣，更包括若干共同的主題。比如墓室壁畫中的四神星象、出行狩獵、宴飲歌舞，日本的“飛鳥美人”和集安的高句麗墓室壁畫，以及西安的唐朝墓室壁畫，很多是很像的；再比如宗教雕塑和繪畫中的佛菩薩、十殿冥王、高僧，以及文人藝術中的幽玄山水、花鳥魚蟲、都市繁華等，這些共同的主題和風格，都是把東亞聯系為一個歷史世界的“要素”。比如，寧波的畫家，就專門給日本繪制他們訂購的佛畫，現在我們還看到一些日本保存的宋代佛畫，像《十王圖》，就是那個時候的出口商品。最近，藝術史界討論很熱烈的《五百羅漢圖》，分別收藏在日本的大德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這就是南宋前期（約孝宗、光宗、寧宗時代）明州（也就是現在的寧波）畫家周季常、林庭珪畫的， 后來輾轉被日本鐮倉壽福寺收藏， 先后經過當時日本執政者北條、豐臣秀吉所擁有，最后才被大德寺所得，其中又有十幾幅流落到美國，就是這些羅漢圖，也就構成了一個聯通東亞藝術史世界。我以前讀到石守謙講山水畫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宋代開封流行十一世紀后期日本的繪畫折扇，當然這種"倭扇"也可能并不是真的日本貨，而是高麗商品，因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里面說，高麗國每次派人到中國，都帶了折疊扇，“其扇用折青紙為之”，有的“以銀泥為云氣月色之狀，極可愛，為之倭扇”，當時有人分不清日本、高麗，還以為日本是高麗的附屬國，所以高麗的折扇也叫作“倭扇”。北宋人記載說，熙寧年間，汴梁相國寺，也就是首都最熱鬧的地方有賣日本國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為寒蘆衰蓼，鷗鷺佇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般小舟，漁人披鞋衣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云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而且價格非常昂貴。但是，你從描述來看，這折扇畫風完全是中國的，但是這折扇卻是日本的，也可能是在高麗紙上畫的，這個小小的例子，說明東亞藝術確實有共同要素。

《五百羅漢圖》（局部）

五是宗教信仰。

在亞洲或者東亞，曾經流行，并且超越國家或王朝的，有好多宗教，中古有所謂“三夷教”，就是從歐洲、阿拉伯半島、西亞逐漸過來的宗教。瑣羅亞斯德就是襖教，摩尼教后來也叫明教、食菜事魔，景教也就是后來的也里可溫、天主教、基督教。此外，還有回教也就是伊斯蘭教。其中，普遍存在于亞洲尤其是東亞，一直不斷的，最明顯的當然是佛教。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一個世界性宗教，但更應當說，它就是亞洲的宗教。它從尼泊爾、印度起源，一面傳到中亞、西域，一面傳到南亞、東南亞，通過陸、海兩道 進人中國，從中國到朝鮮，從朝鮮進人日本，不僅形成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而且還分成不同流派，密宗從印度傳人中國，在盛唐熱鬧了一下，很快衰落，可是在日本，卻大大興盛，成為日本真言宗；佛教在中國大部分 地區是漢傳佛教主要是大乘，但是在云南卻受緬甸、印度和西藏佛教影響，好多地方是小乘或密宗；在發源地印度，佛教衰落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東南亞卻非常興盛，你看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就知道。

不光是佛教這樣所謂世界性宗教，就是很多看上去是某個國家的土產宗教，像中國的道教、日本的神道教，也有很多外來因素，不把它放在亞 洲或者東亞背景中，也研究不好。甚至包括墓葬壁畫、神像、隨葬品等等，也是各個區域互相影響的。舉個前人研究很深的例子。十二支，也就是十二地支，作為十二生肖神像，以前，最早有章卷益討論過，童書業和他的女婿黃永年先生也考證過；日本更早，像內藤湖南也考證過，而西嶋定生則寫過一篇長文《中國、朝鮮、日本十二支像的變遷》，就非常仔細地討論中古墓葬中的十二支像，在新羅、日本和中國的流傳和變化，說明先是在墓志石上有獸身獸首的十二支，這從隋代就出現了，到了唐代天寶年間，出現了人身獸首的十二支像，到了晚唐九世紀的時候，又出現了人身人首的十二支像。這種十二支的變化，陸續影響到新羅、高麗、契丹、日本，出現了相應的十二支像。

可是，事情沒那么簡單。如果你再看法國學者沙豌的《突厥十二生肖》， 就會發現這種信仰實際上還不只在東亞流傳， 甚至還傳到吐蕃， 宋仁宗時代就由出使的官員傳到啪廝啰（就是吐蕃之一部），也逐漸波及東南亞，元代就傳到了柬埔寨和暹羅，那里的十二生肖名稱，是從安南語轉譯的漢語；甚至早在唐代中亞、北亞的騎馬民族就已經知道十二生肖并用來紀年。沙豌甚至還認為，可能是突厥人發明的十二生肖，在公元初年才傳到中國，“在掌握更多的情況之前，應將十二生肖的發明歸功于突厥人”，這就更麻煩了。這就是一個貫通亞洲歷史的很好例子。

古代宗教信仰是這樣，那么，近世的宗教信仰呢？我講一個例子，基督教傳到東亞來，在日本、朝鮮和中國的反應就值得比較，我以前寫過一篇論文，通過十九世紀初朝鮮“辛酉教難”中的黃嗣永帛書，就討論過日本德川時代、李朝朝鮮以及清代中國對基督教的不同反應。

如果你把宗教傳播、宗教反應，放在東亞整個區域連在一起討論，你就能看到很多有趣的文化史現象。

（本文選摘自《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葛兆光著，商務印書館2022年10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