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現代醫學的啟蒙和開端，可以有很多視角。但有這么一個人物，總是出現在中國現代醫學史前頁的關鍵節點。據我的老師們回憶，他很平凡，普通話都講不好，演講也似乎不具感染力。迄今沒有人對我說過他是天才級別的醫學家，甚至于如果他和你同樣坐在會議室里，你可能不一定會注意到他。但他所完成的事業，在我們今天看起來，哪怕只做成其中一件，都幾乎不可能。

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今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與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創校先賢顏福慶教授。

他就是顏福慶——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今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與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創校先賢。

今年是顏福慶誕辰140周年。我們用不著歌頌他，因為他生平從不在意別人的歌頌，也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只在意自己服務的患者和大眾。

他一生起起伏伏，歷經晚清、民國與新中國，數不清的磨難纏住了他，但每次他總能化險為夷，即便是最艱難的時候，他也不憂不懼，面帶從容與悲憫的微笑。

除了在抗戰的動蕩之際短暫做過國民政府衛生署長，顏福慶一生未做過高官。誠如他自己所說，“我們認定做醫師的人，須有犧牲個人、服務社會的精神，服務醫界，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如在學院或醫院服務的同人，皆有此種決心，則醫事事業，定有相當進步。”

顏福慶終其一生，無畏，不媚，與使命相始終，與歷史共進退，從未放棄過發展現代醫學、打造公共衛生體系和為人群服務的決心。即便被身邊幾乎所有人反對、批判，仍然保持尊嚴與淡定，從歷史中從容進退，這種與坎坷命運共舞并坦然處之的境界，是怎樣磨煉出來的呢？在人生困境之際，他是如何堅守內心不變的自由，實現為人群服務的初心呢？在高速發展、充滿焦慮感的時代，挑戰疊加，命運起伏，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如何自處？

為此，我閱讀了顏福慶老院長發表的所有學術論文，包括演講稿、中文論文、英文論文，閱讀了《顏福慶傳》，細讀了顏福慶的搭檔、湘雅醫院創始人胡美先生自傳《道一風同：一位美國醫生在華30年》，細細回憶他的人生旅程，試圖解讀：何以中國現代醫學發端，何以顏福慶……

壹

有生豈不苦，逝者長如斯

顏福慶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顏氏家族的一個分支幾經輾轉，后代中的一支經廈門遷徙到了上海。顏福慶6歲時父親染傷寒去世。年幼失怙，他在伯父任學監的上海圣約翰書院醫科讀書，現在的同仁醫院就是圣約翰書院醫科當時的教學醫院。

畢業后，他在同仁醫院做實習生，其時，英國人統治南非，南非礦業資本家在華招募華工和部分礦醫，顏福慶隨即報名，與近萬名華工前往南非。據英國官方統計，當時每1 000名華人勞工中就有39人死亡，有60人喪失勞動能力成為殘疾。我們難以想象，一個中國清朝末年的讀書人，他要有怎樣的堅忍，才能在這種極端艱辛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他又是如何與命運之神共舞，發掘自身的無限潛能。顏福慶很少提及在南非度過的一年多艱苦生活。后來，他從美國回來在湖南行醫，曾屢次到煤礦從事鉤蟲病等傳染病防治，應該與他在南非這段經歷有關。他天生對底層民眾有著極強的悲憫與同情，年輕時代生發的愛心與堅韌—是伴隨他一生從醫的內在力量。在南非更與礦工的命運血肉相連，這足以解釋他一輩子作為醫生，卻最終專注于公共衛生事業發展。

貳

命運的轉折，常在再堅持一點點的時候出現

1906年秋，顏福慶漂洋過海來到美國紐黑文，這一年他24歲。在美國的第一個冬天，他身高1米72，體重53千克。這活脫脫就是一個有點營養不良的書生模樣。

經過插班考試，顏福慶進入耶魯大學醫學院二年級就讀。在求學期間，顏福慶曾經幾乎陷入絕境，因為家庭資助不足以支付昂貴的醫學課程費用，為此他曾在紐黑文賣過中國茶葉，不過很顯然這點收入根本微不足道。他在耶魯的第一年就覺得難以維持，已經決定放棄學習回國。這一點，他后來到長沙后，和他的搭檔、美國醫生胡美講起過。胡美醫生在自傳中回憶道：顏福慶說他沒有預料到耶魯大學的醫學課程是那樣的困難。醫學詞匯非常難記，他也受不了那里的寒冷氣候。那時，他在上海的家庭也不能理解他已經得到了獎學金，為什么每隔不久還寫信回家要更多的錢。因為美國的醫學課程是所有專業課程花錢最多的。顏福慶說他在第一年過分努力，弄得體力不支，到了感恩節，他完全喪失了勇氣，于是決定輟學回國。決定一經作出反而如釋重負。

種種原因之下，顏福慶決定放棄繼續在耶魯求學。按照胡美的說法，他作出這個決定后，“好像是服了一劑補藥”。但是，命運好像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冥冥之中，有時決定人的未來的并非主觀努力，而是不知何時何處出現的難得機遇。

感恩節晚上，他漫不經心地逛著街，看著商店櫥窗。忽然，他聽到一個美國朋友威廉斯（A. C. Wiliams）的聲音：“我正在找你。”威廉斯說道：“在成為醫生之后，我希望你能到長沙和胡美醫生一起工作。”

顏福慶告訴他，那已是不可能了，他決定下周坐船回上海。但是，這位美國朋友是辭絕不了的，他挽著顏福慶的胳膊，停下來喝了杯熱咖啡，直到深夜還在談論著關于長沙的事。之后，顏福慶沒有去買回上海的船票，他最終同意畢業后去長沙工作。這樣，他的生活費與學費不足的部分終于有了著落。事實上，顏福慶從這時候開始變成了雅禮會的定向培養人員。

美國留學短短三年，曾經幾乎放棄，但最終又堅持了下來，不能不說是有命運的眷顧。人的一生，或許會有剎那的命運之神眷顧，但唯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讓他在異國土地上獲得難能可貴的榮譽，即耶魯大學醫學院的最高榮譽—優秀博士畢業生。陪伴他度過美國三年留學生涯的，是堅毅和隨時準備與命運之神和解的坦然。

叁

長沙17年，時間積累創造奇跡

1910年，顏福慶回到中國，加入當時還不是很景氣、也不被當地人認可的雅禮醫院。雅禮醫院的創辦者是美國傳教士胡美醫生，胡美來長沙整整五年，醫院卻始終只有他一位接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直到顏福慶的到來。此時的顏福慶比我們現在八年制畢業的博士大兩歲，和5+5碩博連讀畢業的學生年齡一樣。胡美到碼頭迎接了他，胡美回憶道，“一位瘦瘦的中國年輕人，穿著一件厚厚的美式外衣，神采奕奕地走出跳板……從甲板走到碼頭，顏醫生看起來既屬于這個世界又與之不同。”這是胡美第一次見到顏福慶時的印象。

我閱讀了顏福慶在1912年發表的關于中國長沙當地醫療情況的論文（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angsha for the Six Months of Ended，30 September 1911），可以發現，由于他的加入，醫院業務大幅增長，治療的病種覆蓋面很廣。他在發表的國際論文中記錄，當時長沙公共衛生條件堪憂，夏季腹瀉是主要疾病，寄生蟲病特別是血吸蟲病流行。胡美醫生回憶，顏醫生習慣用顯微鏡檢查蟲卵來診斷寄生蟲病。發熱性疾病中瘧疾是常見的類型，當時長沙已經用奎寧來治療瘧疾了。在公共衛生方面，主要是結核病和梅毒，但是當時大家對于預防的概念幾乎沒有，顏醫生就印刷傳單做宣傳。借助顏福慶發表的學術論文，也能明白他為什么逐漸把救治的目光轉向對公共衛生的關注。他關心的不僅僅是一個個需要他幫助的病人個體，更是看到了那些未能得到治療的人群。

1915年，他在《美國醫學會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記錄了一例巨大腮腺纖維瘤切除手術。手術難度很大，要處理腫瘤包裹的神經與動脈，他對腫瘤做了全切，但是不得不犧牲腫瘤包裹的面神經。看來，當時他是什么刀都開，堪稱全科外科大夫。

其間非常著名的一個案例，是顏福慶給湖南省都督譚延闿診病，這與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誕生直接相關—不經意間，他為創建湘雅取得了政府的支持。

譚延闿突發高熱，遍訪名醫，體溫仍高達40℃。無奈，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請來了顏福慶。顏福慶只是簡單測了體溫，詢問了病史，開了些西藥便告辭了。第二天，譚延闿的高熱居然退了。顏福慶借這個機會，向譚延闿提出在長沙辦一所現代醫學院的申請。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的撥款雖永遠是不夠的，但征得政府的支持仍極其重要。

1914年，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在長沙成立，32歲的顏福慶任校長，胡美任教務長，學校校舍采用中式建筑風格，但內部設計和功能卻是西式的。雖然學校創建得到教會支持，但是醫學院不設教堂，并限制宗教課程。這便是著名的湘雅醫學院的初創，日后與協和醫學院交相輝映，人稱“北有協和，南有湘雅”。籌建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顯示了顏福慶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和溝通能力。日后他一直稱，感謝創辦湘雅過程中各方給予的支持，沒有湘雅就沒有上醫。

早期的湘雅畢業生中，走出許多中國現代醫學領航人，有發現沙眼衣原體的湯飛凡，熱帶病學專家應元岳，兒科學先驅高鏡朗等一批馳名中外的醫學大家。還有畢業于湘雅，曾任湘雅院長，后在協和任教授，并任協和副校長（1962年，張孝騫任副校長時，協和已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的醫學泰斗張孝騫，同屆畢業的吳紹青教授更是我國防癆事業的先驅。

顏福慶的巨大腮腺纖維瘤切除手術病例 圖片來源：《美國醫學會雜志》1915年64卷15期

在長沙行醫期間，他時時參加以外國人為主導的醫學會學術活動，在這過程中產生了中國人自己掌握現代醫學傳播話語權的想法。他與當時已經赫赫有名的伍連德先生一起，籌謀創建中華醫學會。伍連德，在1910年找到東北鼠疫原因并進行封城，發明伍氏口罩、建立方艙，最終消除中國東北鼠疫，在國際上奠定了中國防疫科學的地位。兩人牽頭建立了以華裔醫生為主的中華醫學會，由顏福慶任首任會長。今天，這個創立于1915年的中華醫學會歷經百余年滄桑，不斷發展壯大，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醫學會之一。顏福慶和伍連德先生在100多年前便有如此遠見，引領中國現代醫學走向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也是在這個時候，建立中國人自己醫學院的理想在他心中萌芽。成立于1927年的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國立高等醫學院校—上海醫學院，校舍風格與湘雅非常接近，形同姐妹。

肆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大革命時期的湖南，成為各種勢力角逐的中心，環境已經不適合他繼續留下。1926年12月15日，顏福慶帶著妻兒倉促離去，隨船同行的還有胡美和一些湘雅師生。此時45歲的他曾說，“何去何從，我茫然無所適從。”不得不說，離開湖南，雖然改變了顏福慶的人生軌跡，但也為他帶來了新的機遇。

離開湖南后，顏福慶收到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邀請。協和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創建的，他們為顏福慶特設了副院長一職。但不久之后，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長張乃燕即聘請顏福慶為醫學院院長，由于他在協和的任期已經開始，只能暫委樂文照代理院長一職。

顏福慶決意在上海創辦一所屬于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他最終的理想是建設一個集醫學院、醫院和研究院于一身的醫事中心。在一份創設上海醫科大學意見書中，他大聲疾呼：“醫學為民族強弱之根基，人類存亡之關鍵。”

醫學院成立后，顏福慶馬不停蹄地希望建設醫學院配套的附屬醫院。苦于沒有資金，他到處“化緣”。終于，1937年，顏福慶用他籌措得來的100萬銀元，以上海醫學院為中心，組建了包括第一實習醫院（即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今華山醫院）、中山醫院以及澄衷醫院（由顏福慶的圣約翰大學校友葉子衡捐贈改建而成，今上海市肺科醫院）在內的上海醫事中心。這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醫事中心，現已經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醫學中心之一，成為中國人的驕傲。至此，顏福慶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時年55歲。

中山醫院建院不久，上海淪陷，日軍侵占醫學院與中山醫院。顏福慶離開上海，輾轉于重慶、貴州、云南等地，為抗戰中的醫療工作奔波。

1938年，他在《中華醫學雜志》發表了《戰時醫學教育問題》一文，大力提倡要讓醫療力量為前方戰士和后方民眾服務，同時呼吁“同時一方面須多方設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學生及設備，以期于戰時終止后，藉以恢復固有之基礎。”戰爭對人是一場極大的考驗，此時，他離開日寇占領的上海，為戰時衛生事業日夜操勞，但他對勝利抱有最堅強之決心，在最艱苦的抗戰時期，他仍在呼吁，要為戰事終止后的醫學教育做好準備。

顏福慶一介書生，憑一己之力，集國家與眾人之合力，打造了一所為百姓服務的醫院，戰時亦不忘為未來的醫學教育籌劃，堪稱“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于圣人矣”（《三國志 · 吳書》）。

伍

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滿心歡喜。從1927年的“何去何從，我茫然無所適從”，到1949年，他說：共產黨是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前提的，把自己醫事中心的全部財產上交給國家管理，是最好的選擇。不僅如此，他還督促在美國留學的兒子與外孫女，盡早回國參加建設。1956年，顏福慶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被主席邀請在主賓位共進晚餐，主席很感謝他當年對夫人楊開慧女士的免費救治。顏福慶謙虛而誠實地說“不記得了”。主席感慨道：那時你是大院長，我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領袖與學者之間，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灑脫與淡定。

上海醫學院成立之時，便是中國最優秀的醫學院之一。到了1956年，上海醫學院更以擁有16位一級教授，而位居全國醫學院校之首。20世紀50年代初，中央為了加強“大三線”建設，決定在重慶辦一所高水平的醫學院。這個艱巨的任務，落到了上醫頭上，同時意味著學校將整體搬到重慶，原校名將被取消。顏福慶幾乎使出了渾身解數，希望能夠將上醫保留在上海。但國家大策略已定，改變幾乎毫無可能。

上醫很幸運，命運之神再次眷顧了這所中國首家本土高等醫學院校。一個關鍵人物突然出現了，他就是陳同生，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著名電影《東進序曲》中新四軍將領黃秉光的原型。1950年8月，他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1954年，華東局撤銷。1955年6月，他被任命為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顏福慶（右）與陳同生（左）在交談。

這一年，陳同生初到學院，就遇上了要求上海第一醫學院整體搬遷重慶并撤銷上海醫學院建制的問題。顏福慶向陳同生懇切說明了整體搬遷重慶的利弊。最后，在陳同生主持下，經過黨委慎重考慮，最終向上級提供了“母子校”的方案，將上醫各教研組和醫院的負責人、學科帶頭人一分為二，第一把手去重慶，第二把手則留上海；反之，如第二把手去重慶，則第一把手留上海。我所工作的華山醫院院長錢惪，也是我們感染科的學科帶頭人，就帶隊去重慶，出任重慶醫學院副院長，陳同生自己兼任重慶醫學院院長。這個方案最終需要中央批準，陳同生最終找到周恩來總理，得到總理的理解和支持，中央最終同意上醫留在上海，抽調一部分精英到重慶建立新的學院，即現在的重慶醫科大學。

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大三線”建設如此重要，鮮有領導愿意為遷校計劃的改變來承擔責任。我對陳同生院長這樣的黨的優秀領導干部，一直心存敬仰與欽佩。他當時如此尊重、支持、落實顏福慶先生的想法，是我黨高級干部與知識分子之間肝膽相照的最好范例。

非常遺憾，我到上醫的時候，兩位前輩均已離開，我沒有親眼見過他們。但我的老師們見過。據翁心華老師回憶，求學期間，顏福慶先生常操著一口帶上海腔的普通話給大家作演講，聽得不是很清楚，好像也不是很煽情和富有感染力，倒是當時擔任上醫院長的陳同生，似乎講話更有激情，才華橫溢，令人印象深刻。這樣富有魅力的黨的領導干部，團結了黨內外一切力量，帶領上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進入快速發展期，躋身國內外著名醫學院校之列，也為后續全國的醫學院校建設輸送了大量人才。

不能不說，陳同生院長對我國醫學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上醫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為顏福慶老院長此時能夠遇見這樣的知音感到慶幸。

陸

吾心自有光明月，人生達命自灑落

當然，命運之神不會一直眷顧。在歷史的大潮中，個體終究只是一朵浪花，甚至只是一個泡沫，或許微不足道，但對待命運的態度，仍然可以如顏福慶老院長那樣不失尊嚴，令人肅然起敬。

1966年，84歲的顏福慶，面臨了一生最沉重的痛苦。這時候，再沒有人可以幫到他了。他6歲喪父，有伯父支持了他；他在南非礦井，有耶魯大學呼喚了他；他不能負擔學費在紐黑文街頭準備放棄深造回國的時候，雅禮會支持了他；在長沙要辦醫學院，恰恰治好了譚延闿都督的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27年逃離長沙的時候茫然無所適從，北京協和給了他副院長的職位；籌辦上海中山醫院，宋慶齡的母親倪桂珍去世，宋氏家族捐獻了喪事的所有禮金，帶動了整個社會的捐贈；1956年上海醫學院西遷，陳同生出任院長與黨委書記，支持他保留了上醫。但是這一次，顏福慶不得不獨自面對命運的打擊。

這一年，他在自己創建的校園里，默默承受著多舛的命運。

1970年11月29日，顏福慶在寒冬中安靜地離開了人世。

保持醫生的榮譽與尊嚴——這是他1916年在中華醫學會第一次會長致辭時對全體中國醫生提出的要求。這份高貴的信念，支撐著顏福慶度過了他一生所有的創業艱難歷程。即使面對厄運，年邁的顏福慶依然不屈不撓、不卑不亢，保持作為一個醫生的全部尊嚴，作為一個大寫的人的尊嚴。

柒

結語

今年，是顏福慶先生誕辰140周年，也是他創建的上海醫學院建院95周年。基于他對中國現代醫學的卓越貢獻，給予他怎樣的贊譽都不過分。但他留給我們更為寶貴的，是一生坦蕩純粹、與命運共舞的胸懷，無論命運之神眷顧也好、捉弄也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始至終奉行為人群服務的精神。

中國的醫生需要哪些精神？我向來以為，醫生首先需要精英精神，因為面對的是生命，必須精益求精。在中國，醫生還需要大眾精神，落地扎根服務大眾，是救死扶傷的擔當，也是中國醫生永遠的使命。近年華夏大地上的這場抗疫戰，便是中國醫生體現精英精神、大眾精神最好的戰場。

顏福慶先生，一個普通的中國醫者，未見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和氣魄，但孜孜矻矻所做的一切，始終都是為國為民，乃是真正的俠之大者。如同他的先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顏福慶的生命之光，不灼不黯，就這樣徐徐地、溫暖地一直照到了2022年……

（作者張文宏，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本文首發于《福佑人群 顏風長慶：顏福慶教授誕辰140周年紀念文集》一書，主編：金力、袁正宏，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 。澎湃科技獲授權刊發。）

《福佑人群 顏風長慶：顏福慶教授誕辰140周年紀念文集》

主編：金力 袁正宏

副主編：周亞明 徐軍

執行主編：黃岸青 周 律 丁士華

ISBN：9787309164299

2022年10月 復旦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