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兼首席運營官祝憲對澎湃新聞表示，未來新開發銀行如果增資，現有的5國股權均等的格局可能會出現變化，但現階段中國沒必要在股權上領先，更多是在理念、政策、戰略上領頭。

祝憲在當晚“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中回顧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優勢和弊端，他表示，“布雷頓森林體系所遇到的問題是，他們所開的藥物自己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達國家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的。但實際上遇到一個患了慢性病，長期虛弱的情況下，開了一幅虎狼藥，可能更為虛弱，這也是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很多政策框架和治理方案都是以西方國家的經驗為模本的，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

祝憲認為，多邊金融體系是新興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尤其是金磚五國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在過去十年、二十年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二十多年前只有15%、16%，到了2015年已經是三分之一，希望有自己的話語權，包括隨著自己經濟份額的增加，能夠在經濟組織中間占有更多的股份。

然而這是個相當困難的博弈過程，祝憲解釋道，部分歐洲國家曾經經濟實力超過發展中國家，但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塊頭大了，歐洲國家不愿意讓出席位，比如荷蘭的理由是優惠資金的捐助不比中國少。此外，美國不愿意出錢增資，又想保留否決權第一位的地位，就阻撓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增資。

“布雷頓森林體系，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的一些多邊金融機構都應該進行改革，但怎么改，還沒有一個共識，即便在發展中國家而言，也沒有做到有一個清晰的路線圖怎么進行改革，”祝憲表示。

祝憲認為，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屬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外“另起爐灶”，并給舊有的多邊機構帶來壓力，促其改革。

在回答澎湃新聞記者提出的“如何保證金磚五國在新開發銀行的平等話語權，中國會否增資打破股權均等”的問題時，祝憲表示，中國經濟即便是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仍屬于高速，印度增長較快但不穩定，俄羅斯、巴西、南非出現了經濟衰退和低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確實容易出現不均勻。

“但是政治和戰略上考慮，這些國家希望能在新開發銀行與我們平起平坐，因此我們做出讓步是值得的，”祝憲表示。

祝憲稱，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不一樣，是每家占20%的股份。目前的資本金是500億美元，可以擴充股份的話可以擴到1000億美元，如果有新成員加入，希望擴到1000億美元，可能有其他國家，特別是比較小的國家沒有資金能力認股，那時候可能自愿退出這樣的平衡，中國出手增資的話，這部分股權也就歸中國了。雖然不知道這是什么時候，但那時均等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了。

但祝憲也強調，“現階段從政治上考慮，沒有必要一定在新開發銀行的股權上領先，更多的是理念上、政策上、戰略上我們能夠領頭，實際上中國也是這么做的。”

在回答“新開發銀行甄選項目的標準時”，祝憲稱，新開發銀行為中國實體經濟基礎提供支持，一定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資金總量來說，中國一年需要幾萬億，我們也肯定不能拿出一千億，我們支持有創新示范意義，能夠提供平臺、新產品、新方式的創新，否則我們貸款給財務回報率高的企業固然是好事，但是沒有起到引領作用。”

一帶一路的項目上，祝憲稱目前著眼在中俄之間的合作。此外，印度對一帶一路有自己的考慮，特別是中巴合作之后進入克什米爾地區，印度對此很敏感，所以現在還看不出來有什么進展。假如能在一帶一路擴充新成員，新開發銀行會做出更多努力和支持。

回顧過去，祝憲稱，多邊組織籌措資金能夠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比如中國的第一批高速公路，都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代為修的，起到的作用遠不止資金的問題。

以下為祝憲《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演變、挑戰和改革談起》演講內容：

謝謝主持人，謝謝趙秘書長，謝謝葉總，剛才作了非常好的開幕講話。我也很高興今天能夠有機會被邀請參加沙龍的活動。在我們的工作氛圍之內，如果有一個很好的論壇或者機會能夠交流，能夠就我們所關心的很多問題，有一個比較不是非常正式的機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平臺。這使我想起了，如果大家對歷史有所了解的話，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爐邊談話，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平臺，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電視，而主要是通過廣播。但在二戰期間，美國從一開始民眾的傾向，從孤立主義走向要參戰，然后對德日進行反法西斯的活動，爐邊的談話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是作為領導層，在美國當時條件下和民眾進行漫談，通過通俗的，非正式的方式傳遞信息。希望我們今天的這個談話不是一個演講，而是一個更多的互動。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從事于金融業，從事于資本市場。而我今天講的東西，它跟你們所從事的工作有相當的關系，但是它可能又不一定跟你們實際每天的工作有非常緊密地聯系。所以我想起一句話，最近有一位學術界的非常有造詣的先生跟我講，在學術界來講“學”和“術”，這兩個字密不可分，但它有不同的概念和含義。在現在的世界來講，因為分工越來越精細化，大家可能更注重于“術”，就是說我對我本身的知識，對于我本身的專業的要求，更多的是能夠找到一個技術方案。但是，有時候往往忽略了一個“學”字，這個“學”字實際上是一個知識，也可以是自己的專業，也可以是跟自己的專業相關的東西，也可能是沒有關聯的東西。有些大學者在專業有很高的造詣，但他的興趣很廣泛的。不管我講的主題和大家具體的工作和興趣有沒有關聯，我希望你們覺得這兩個小時沒有白費，同時作為我來講，希望用這個機會，傳導我的一些東西，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剛才趙秘書長簡明的講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應該說現在回頭來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三個支柱，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世界銀行，當時的條件下主要著眼于歐洲的重建，還有一個現在的WTO，主要解決了貿易自由化的問題。在當時從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的國際治理的框架之下，應該說還是很有遠見的，因為在二戰快結束，也就是1944年成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也是在戰后如何避免一戰結束以后出現的經濟失衡的問題包括經濟大蕭條的時候，怎么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問題。當然七十年以后，現在回頭來看，這個體系的演變遇到的挑戰和今天所面臨的改革問題，仍然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話題。我本人不見得能夠說出什么很新鮮的東西，但是有幸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間能夠跟這個體系的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世界銀行集團，能夠有很多的關聯，參與了很多重大事件，所以也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聽眾可能會想過去七十年的演變跟我們今天有多大的關聯？我們今天面臨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我們跟西方七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所走的發展的路是不一樣的，而且我們今天代表發展中國家，代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我們在國際經濟治理的大框架下，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們應該在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什么樣的有力度的，有操作性的政策？這些應該會對我們今后十年、二十年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治理體系、國際金融體系都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我覺得今天你們不妨把它作為一個機會，從“學”的角度，不是從“術”的角度，共享一下我們作為中國的專業人員，作為金融市場的從業人員，或者作為一個管理者，一個決策者，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或者加深一個，怎么對國際經濟治理總的框架和現在、今后遇到的一些問題有一個認知。

第一個，我想快速的提一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演變。這些方面的文獻還是很多的，包括如果大家學金融的話，在教科書里都有一些涉及。但比較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的條件之下，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個牽頭的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英國。當時美國是戰后僅存的超級大國，而英國是一個老牌的，具有許多殖民地的，但是衰弱的一個大國。當時的話，英國的代表團團長是凱恩斯，他的理念是想建立一個多邊的體系，但最終由于國力上的博弈，大多數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東西基本上是美國人說了算。回頭看，如果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應該說凱恩斯的主張有他獨到之處，但不幸的是他代表的是英國，所以最終的方案，更多的采取了美國的方案。

當時建立了兩個機構，一個是世界銀行，但那時候不叫世界銀行，換句話說世界銀行的學名就叫IBRD，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而國際貨幣基本組織，主要是要想防止一戰以后出現的經濟問題和大蕭條時候出現的經濟難題，所以需要建立這么一個機構，在宏觀經濟，特別是在貨幣政策上能夠有一個管控的群體。當時這兩個機構是有所分工的，而且這兩個機構約定俗成的辦法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是由歐洲人來擔任總裁，而世界銀行是由美國人擔任的，到今天這個傳統仍然沒有打破。 剛才趙秘書長已經講了，當時采取的是金本位的制度，由于美國的國力隨著戰后的軍事擴張和其它的一些原因，到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難以為繼。當初設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就是說匯率體系完全崩潰，所以走到了實行浮動利率。

雖然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但到今天美元儲備貨幣地位還沒有受到根本性的動搖，這也帶來很多問題，美國的貨幣政策，美國的通貨膨脹，美國的其他一些問題，都跟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有密切相關。當時尼克松的財長曾經說過一句話“美元是我的貨幣，是你的問題”，到今天這個局面還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布雷頓森林體系匯率體系崩潰以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得以存在，這也是現在的一個問題，包括聯合國系統，包括國際組織，多邊組織一旦成立起來，只有生沒有死，因為他們要為了自己的生存找到新的角色。從世界銀行的角度來說，戰后由于馬歇爾計劃，原來承擔的歐洲重建的工作，基本上被馬歇爾計劃涵蓋了，所以轉為幫助剛剛獨立的殖民地國家發展經濟。而國際貨幣基因組織更多的來講，是為宏觀經濟政策做監測性的工作，同時在成員國發生短期的宏觀經濟上困難的時候，他提供資助，而跟過去布雷頓森林體系原來的設計有了很多的不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華盛頓，雖然我從來沒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過，但由于工作關系，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層，包括他的職員都有很多的來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中心工作實際上都是由經濟學家來從事的，他們要對各個成員國的宏觀經濟情況進行定期的分析，然后跟成員國進行定期的磋商。只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都有義務接受這樣的磋商，所以經常會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派團到中國進行第四條款的磋商。中國也好，其他成員國的貨幣當局，財政當局都有義務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自己本身的信息，進行磋商。

另外一個誤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著重于貨幣政策，這確實是它的重點，但從宏觀政策的完整性來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關注，也進行研究的是財政政策。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可以說從學術的角度，它聚集了一批比較高質量的宏觀經濟學家，對各成員國的經濟數據、經濟情況進行監測，同時發表他自己的報告。但這些東西來講，應該說有它的有用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的政策工具和框架來講，不一定能夠完全符合成員國的實際情況，或者說他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議，更多的是一種標準性的，而不完全是根據國家的特殊情況來制定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跟世行不一樣的地方，它并不根據你的貸款需求來提供貸款，它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更多的是在宏觀政策出現失衡，或者說你的外匯儲備出現比較大額的減少的時候，在政策對話條件下，他提供了不同的政策安排，包括優惠和非優惠的，這個區別主要是看國家的貧困程度，換句話說，他給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貸款利率比較優惠，而對其他國家的話，更多的是市場利率的貸款。但它不像是一個傳統的或者一個非常典型的金融機構。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言，布雷頓森林體系來講的話，相當多的工作重點還是放在政策上，而不是像一個市場上的金融機構更多的考慮盈利、防風險，而更多的是考慮所在國的經濟政策。所以說，它也可以叫做政策金融導向的機構，不是商業金融導向的機構，它的資金來源于成員國的捐助，或者成員國的一部分儲備由他來進行管理。

簡單說一下世界銀行。由于歐洲重建由馬歇爾計劃覆蓋了以后，它逐漸轉為成員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提供長期貸款，促進這些國家的發展，同時促進國際貿易的均衡增長和國際收支的平衡。但世界銀行有一個比較階段性的特點，在他成立的五十年代到今天，這六七十年當中，他發放貸款的重點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世界銀行的五個成員，基本上世界銀行提供的貸款是市場利率為基準的，因為他也要到市場去籌資，把籌資的錢再轉貸給成員國。而國際開發協會提供的是優惠的貸款，因為窮國不可能承擔市場利率，國際開發協會的錢更多的是由發達國家，現在也包括像中國這樣一些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捐助，作為資金來源進行發放。

國際金融公司主要是面對私人和市場化發放貸款和進行股權投資，它更多的是面向市場，更多的是對民營企業，而不是政府的導向或者公共部門導向。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是提供給私人投資，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提供擔保，它的擔保主要是政治風險的擔保，也包括一部分的作為信用上的擔保。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是一個很小的機構，如果說在貿易和投資過程中出現了爭端，他可以作為一個調解和提供掙斷解決的中介機構。世界銀行的成員國有189個，基本上聯合國的成員大部分都在里面了。國際開發協會的成員國要少一點，但它的主要職責是向最不發達國家提供貸款。而我們中國有這樣一段歷史，在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以后，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面中國并沒有重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聯合國是一國一票，中國13億人口也是一票。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根據你的經濟實力，美國是實際上的可以控股的第一大股東，只要美國不愿意你中國重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你就進不去。直到到八十年代，美國才同意了中國可以回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個席位在這之前一直由中國臺灣占領的。當時來講，世界銀行的行長曾經是美國的國防部長，之后到了世界銀行當行長。當時他到中國訪問的時候，小平同志接見了他，小平同志跟他講了一句話，意思是說，我們中國這些年落后了，我們現在要趕上去，急需世界銀行的幫助，但即便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我們也相信我們也能趕上去。到現在來講，我們今天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加入世界銀行的時候，人均GDP大概只有幾百美元，我們也符合條件可以拿到世界銀行的優惠貸款，那個時候期限是40年無息，我們大概享用了這個貸款不到10年，有不少的優惠資金到了中國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教育、衛生。我們第一批到海外留學的學生，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很多是用了世界銀行貸款提供的資金到了海外去留學，中國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基本沒有家庭有財力能夠支持自己的子女到國外去讀書的，或者是自己拿到獎學金，或者去打工，或者是公派，公派的話，第一批的學生有相當多的學生是用了世界銀行貸款資金。我記得我到美國讀書的時候，在校園里碰到很多中國學生，說起來的時候，他們是拿了世界銀行的獎學金去的。那時候，應該說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包括我們的教育事業還是起了不少的作用。

世界銀行的使命變化，第一個從幫助歐洲國家重建，變成幫助剛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幫助他們進行減貧，幫助他們的基礎設施建設。一開始認為只要把基礎設施做好，只要把教育衛生做好了，那這個國家經濟就可以起飛。但后來發現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時候，又提到了宏觀問題，談到了經濟管理問題，再加上由于爆發了債務危機。所以世界銀行本身的業務范圍，從過去提供基礎設施的貸款為主，變成了教育衛生，從教育衛生又跑到了政策層面，當宏觀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面對危機，提供一些應急的貸款或者改革有關的貸款。到了九十年代到現在為止，世界銀行又把很多經歷放在政府治理機構、氣候變化、全球化，最新的世界銀行的興奮點是幫助解決全球的移民問題。這個背后呢，既有發展過程中間的一些演變，也有發達國家的影子。發達國家因為他們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頭處在一個領導和統治地位，所以他經常要把他們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幫他解決。

現在從歐洲的角度來講的話，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說這些難民移民怎么辦？這些難民到了歐洲國家，如果說不給他有一些教育和培訓，不給他有一些就業機會，他本身就會成為一個社會治理中間的難題，所以他又要求世界銀行接過這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因為更多的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但世界銀行認為只要跟發展有關的問題，我們都應該接受挑戰。所以在世界銀行的政策框架下，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的加入新的東西。好處在于，世界銀行除了提供貸款以外，他對這些問題都提供一些分析，做一些研究。但同時來講，因為戰線過寬過廣，有時候力不從心。

再加上各個國家經濟、社會、政治方面有很多復雜的原因，不是通過專業化的經濟分析、財務分析就能夠提出可持續的解決方案，這是世界銀行的使命變化。而且世界銀行每一個行長來了以后，有點像我們的行政領導，他都要想出一個自己的新的使命。比如目前世界銀行的兩大目標，消除極端貧困和推動共同繁榮，就是現任的世界銀行的行長，是一個韓裔的美國人，他到了世界銀行，不能說完全是標新立異，他提出一個新的使命，就是解決極端貧困，因為有相當多的國家還沒有解決極端貧困。另外一個隨著全球化的過程，貧富懸殊，包括全球化的好處并沒有得到均衡分配。這個能不能做到？這不是世界銀行一家能夠做到的。

在我講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和一些問題的時候，我也簡單的講一講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是是世界銀行在中國改革開放中間所起的一些作用。這個歷史來講，應該是在今年我們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時，是一個值得回憶和紀念的重要課題。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開放以后，根本問題是如何從一個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演化，但除了我們內生的一些動力之外，我們看到了過去體制的弊病之外，究竟向市場經濟過度應該怎么搞？宏觀經濟框架應該怎么搞？我們還是缺乏經驗的。在這個時候布雷頓森林體系，特別是世界銀行起了相當好的作用。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曾經在中國長江上的一艘船上開過一次宏觀經濟討論會，在這個會上，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世界銀行請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包括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托庇，包括東歐、印度一些大牌的經濟學家參加了這個討論會，當時在這個船上還有三個年輕人，都在發改委工作，第一個是周小川，一個是樓繼偉，一個是郭樹清，三個年輕人參加了這個經濟討論會，在那個過程中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應該做哪些事情，怎么進行改革，進行了很好的探討。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以后，在當時的領導層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中國也要搞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在那之前，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太多宏觀經濟的概念，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實際上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分不開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問題。我剛剛參加工作，加入財政部，那個大樓同時又是財政部，又是人民銀行，更多的是靠國家計委發指令，全功能的計劃經濟。

從今天回頭再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建立，已經離當時的物資匱乏的，什么都是要靠分配的計劃經濟體制相當遠了。在座的如果有一定的年齡的話，可能還記得那時候票據經濟。而我們今天不是物資匱乏，而是物資過剩的時期，這完全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特別是世界銀行提供了比較不錯的有質量的國際經驗，幫助我們進行了很多改革，無論是國企改革、金融體系的改革、財政分稅制的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有積極的參與。所以在我們今天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個過程是這么走過來的，作為一個曾經參與過這個過程的參與者，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有種種弊端，但是應該說，它作為一個建立多邊的政策和經濟理念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之下，幫助成員國，它還是有積極的一面，我們應該給予承認。還有一個問題，即便這些機構是西方主導的，這些西方國家在這些金融機構和體系中間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私利，但作為整體的金融體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也還是有積極作用。站在今天的這個時間點上，回頭看，我們應該比較客觀的一分為二看這個問題，既不要像發達國家所說的那樣他們建立的這個體系是完美無缺的，同時我們也不能說他們這個體系是一無是處的。華盛頓共識怎么來的呢？實際上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對在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之后怎么治理的問題，而美國為主導的經濟思想，發生危機以后，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都應該采取比較有力度的改革，甚至說全面收縮，但這個過程中，也就給很多發生金融危機以后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很多創傷，帶來了很多痛苦。因為這些經濟政策，用通俗的話來說，不能說藥方下的完全不對，但它可能是一劑虎狼藥。

印尼發生經濟危機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飛到印尼雅加達，跟當時的總統蘇哈托，提出一個全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緊縮的計劃，以換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支持，有一個照片，在簽字儀式上，蘇哈托低著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趾高氣揚的站在那兒，這張照片發出來以后，給印尼的人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屈辱的事情。但布雷頓森林體系所遇到的問題，他們所開的藥物，他們自己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達國家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的。但實際上遇到一個患了慢性病，長期虛弱的情況下，開了一幅虎狼藥，可能更為虛弱，這也是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很多政策框架和治理方案都是以西方國家的經驗為模本的，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也是今天，甚至在比較可預期的將來，如果布雷頓森林體系，特別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能痛定思痛進行改革的話，這些問題還會存在。但時代不同了，中國這樣的國家，包括中等收入的國家，已經不會像過去二十年、三十年時候的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受制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制約，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的宏觀經濟管理的質量和層面，我們自己本身的經濟實力已經不能和過去同日而語了。但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怎么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或者說把它的弊端能夠一條條進行分析，然后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

剛才我已經提到了，多邊金融體系，確實是新興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為什么今天中國和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能夠有這個要求，希望得到這個話語權，跟世界經濟變化有關系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特別是大的中等收入國家，比如像金磚五國，他們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在過去十年、二十年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二十多年前只有15%、16%，到了2015年已經是三分之一，它既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比如說中國這幾年經濟速度有所放緩，但我們的經濟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增長大概三分之一，這也是今天不光是中國，金磚國家，尤其是這些相對實力比較強的中等收入國家，都希望在國際經濟治理的平臺，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鍵組織中間能夠有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的代表性，有自己的話語權，包括隨著自己經濟份額的增加，能夠在這些經濟組織中間占有更多的股份。

但是這個國際多邊經濟組織，并沒有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能夠快速的進行改革，能夠與時俱進，由于各種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改革的步伐非常的緩慢。舉個例子，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的股權分配是根據經濟實力，換句話說根據GDP。但當時定這個的時候，歐洲國家，包括一些歐洲小國，像荷蘭、比利時，雖然他們的國家很小，在二三十年前，他們的經濟實力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大國，而現在發展中國家塊頭大了，而歐洲的小國相對來說變小了，那時候的決策機構他占有了席位，現在你讓他退出來，他就不肯了，這就是相當困難的博弈過程。荷蘭就站出來了，我的席位不愿意讓出來，他說雖然我現在的經濟實力可能沒有中國那么大了，但我對優惠資金的捐助比中國不少，所以我不肯退出去。美國來講，不愿意拿出更多的錢，但他又要保留第一位的地位，因為他要成為一個實際上能夠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否決權的第一位的大國，但他又不愿意出錢所以他就阻撓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增資。

而且這個時候別的國家說了，你不增資，我愿意增資，我多出錢，但我要有相應的股份增加。但美國又不想讓你有股權比例增加，他自己又不愿意出錢，今天的世界銀行就遇到這個問題。現在世界銀行又提出要增資了，在奧巴馬政府的時候已經談得差不多了，雖然不太愿意，但說不過世界銀行的理由，他基本同意了，一選舉換成了特朗普了，特朗普上臺就不同意了，不增資怎么辦呢？你收縮貸款啊，不要給中國貸款了，你少借一點不就完了嘛，這是一種霸權主義，在美國戰后所處的超級大國地位來講，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間反映的非常強烈的。雖然他相對地位開始下降，但他這種霸權說了算，當老大的感覺始終不減，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我們關心的核心問題是一個發展問題，希望通過發展解決很多社會、經濟的難題，包括貧困問題、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問題。而發達國家更多關注的是宏觀經濟政策治理問題，換句話說，你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因為你沒學我，你應該跟我一樣有一套類似的治理體系，類似的法律體系，類似的這些文化，你就發展起來了。否則的話，給你再多的錢可能都浪費了。這個話說得有沒有道理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時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上，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就像一個學生成長，在小學的時候，讓他做高中的功課，他是做不到的，但美國第一是拔苗助長，第二是拿自己的經驗說事，我做得到，你也應該做得到。

新興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要在多邊經濟組織中有更多的話語權，有更多的參與權，有更多的決策權。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整體，不是說中國，還不太具備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可操作性，能夠提出一個具體的對現在的體系之外的替代方案或者是一個改革方案。如果我們今天說，我們要全面改變和改革現在的國際經濟治理體制，我們拿出一個方案，從理論根據，從框架，從實踐上來講有可操作性，這個時機還不是很成熟。同時，由于不同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訴求，也還很難形成一個完全的共識。低收入國家更指望的是能夠實惠一點，現在這個機構能夠多給我一點優惠貸款，政策問題以后再說。中等收入國家，由于地緣政治、收入水平的影響，有的時候跟發達國家之間有剪不斷理還亂的一些關系，也很難能夠擰成一股繩。

這個挑戰分兩方面來講，一個是我們看到了很多弊端，我們覺得布雷頓森林體系全球經濟治理的體系應該進行改革，但改革的方案理論上要能夠有可能性，實際上可操作性，同時能夠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這個難題不是一天兩天能夠解決的。大家可能很多看到，甚至很多發達國家的學術界也看到了在今天的全球化的過程中，布雷頓森林體系，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的一些多邊金融機構都應該進行改革，但怎么改，還沒有一個共識，即便在發展中國家而言，也沒有做到有一個清晰的路線圖怎么進行改革。

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間，權利和義務不匹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每個成員國的經濟形勢都要進行一種分析和判斷，然后給予提供一些政策建議，希望你能夠接受。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講，基本聽聽而已，沒有約束力。我記得我在世界銀行當董事的時候，去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董事會，正碰上那一場講美國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職員，頭頭是道說美國經濟遇到什么問題，美國的執董條條駁回，沒有任何討論的余地，但為什么發展中國家要聽呢？因為你受制于人家，你想要人家錢，你就得聽他的，而發達國家因為沒有這個問題，就是說權利和義務不匹配。由此對于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干預太多。由于他處在一個不平等的高地上，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機構，對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上干預就比較多，而對發達國家基本上沒有約束力。

再一個，在考慮發展戰略上來講，有很多政策正確的問題。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時髦的東西，比如說北歐國家，在執董會上，不管跟他談什么政策問題，都會扯到男女平等上，這個問題一出來以后，什么樣的項目都要把男女平等，支持婦女就業的問題放進去，這就是屬于不同階段由于在發達國家，包括非政府組織的壓力，它有很多加進去的東西發展中國家認為是沒有必要的，或者說總體上可以進行討論，但具體的操作和政策上來講沒有必要放進去，但在國際組織中間，這些東西誰的嗓門大，誰就往里放，這也是國際組織當中遇到的弊病，它跟市場化的操作不一樣的，市場化的操作更多的是以利潤為導向，以回報為導向，而在多邊金融組織中間，五花八門的東西都出來了，都可以放在這里頭了，這也是這些組織的教育成本比較高，而且跟發展中國家有一個不平等的地位。

最后一個來講，今天在座的從事金融工作的，兩個金融組織，特別是世界銀行，貸款工具老三樣，幾十年不變，基本上把錢借給政府，不管這個項目是不是成功，最后政府承擔債務，因為他把風險轉嫁給了政府，但他沒有考慮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需要更廣泛多樣化的金融工具，而同時他把自己本身的風險防范轉嫁給了成員國和借款人。當然我講這些所謂的弊端，大家不要認為他們已經是到了日落西山，或者說已經遇到了多大的危機，這個工作還在進行，但如果不痛定思痛，不對這個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實際上它們的重要性在下降，包括中等收入國家，大家有了資本，有了自己的實力以后，我可以跟你不打交道，比較悲慘的低收入國家，因為它沒有本錢，沒有其他的資源來源，他只能跟這些機構打交道。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包括這些機構的重要性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

下面我就講一講新機構。2015年的時候，在國際開發金融的領域里頭，出現了兩件大事，同時成立了兩個新型的多邊機構，而且是以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主導的，一個是亞投行，一個是金磚新開發銀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大概有這么幾個事情。一個發展中國家覺得在這些舊的金融機構里面話語權得不到解決，同時他們的很多業務方向跟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特別是中等收入國家漸行漸遠。與其這樣，不如我們現在也有實力，也有能力，我們建立自己的金融機構，我們自己試一把。我們要跟現有的多邊機構多邊體系進行合作，但同時由于你新的機構的成立，給他帶來壓力，你不改，我就不找你，我另起爐灶。

在國際經濟平臺治理上，這兩個機構的成立還是一個劃時代意義的東西，一個是中國主導，我們看到了在新的一輪全球化的過程中，如果我們僅僅依靠老的這一套體系和它的自身的改革和改造，恐怕難以為繼，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但我們建立新的機構，并不是說要完全替代老的機構，第一個是可以跟老的機構合作，第二個本身來講，希望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但建立新的機構，還有一個教訓，老的機構戰線鋪得太長，所有的事都要管，所以新開發銀行、亞投行，基本上還是著重基礎設施，彌補全球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的缺口，這樣這兩個機構應運而生。亞投行中國是第一大股東，行長是中國人，總部放在北京。新開發銀行跟亞投行有所區別，五個金磚國家，最后決定大家股份一樣大，中國是20%，南非也是20%，實際上來講，這四家加在一起，他們的經濟實力也沒有中國一家大，但中國也體現了在金磚國家、發展中國家平等的理念下，我們最后同意大家股權是一樣，但最終實際的總部放在上海，這是入駐上海的第一家多邊國際金融組織的總部。第一任行長是印度人，但大家有一個共識，每一個行長任期五年，大家輪流制，我們是最后一個行長，大概是十五六年以后中國籍的行長才有可能擔任。

簡單的講一點，從醞釀到成立，從成立到開展業務，從2012年到2017年，現在我們的業務已經開始迅速發展。2018年，現在的貸款規模可能可以做到40億美元，接近250億到300億的人民幣，應該說作為一個新的機構，也還是一個不俗的成績了。叫新開發銀行，跟老的開發銀行有什么區別？從國際金融體系的目標來講，無論是減貧和可持續發展，我們沒有本質區別。但如何實現？這個還是有講究的，我們希望走出一條新的路。第二個，二十一世紀成立的銀行和七十年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應該有所區別，我們應該效率更高，更以客戶為本，降低交易成本，縮短項目時間。另外一個作為新開發銀行，因為目前是五個金磚國家，在這些方面要有所作為。再有一個在今天科技高速發展的條件下，我們也應該助推科技創新，而不僅僅做傳統的業務，而不是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老三樣。

在今天的條件下，簡單的梳理一下，一個是全球經濟復蘇，今年比去年強，但是不是能夠有很強勁的復蘇和發展？現在還看不清楚。單邊主義、反全球化的浪潮現在還是不可忽視，在這個條件下，國際開發金融體系也好，現有的包括新機構在內的多邊體系，應該是支持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力量。同時，在氣候變化、人道主義援助和其他方面，還是未解決的問題。世界銀行，雖然有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他的能力、知識儲備，在多邊體系中間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還是應該和他進行合作。而亞投行、新開發銀行來講，一方面要跟這些機構合作，同時要有創新，走一條新路來，以此來顯示在中國的主導下，更好的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同時也能夠促進傳統的金融機構自己本身的改革，能夠形成一種壓力。

時間關系，我也就不多說現在的這些問題了。在兩會結束以后，除了機構的改革之外，有一個新的國際層面的國際開發合作署，對外提供援助，我們怎么跟他進行合作。我們只有兩年半的時間，但應該說我們作出了一些成績，但作為一個新的機構，我們還是在成長期，還是在摸索期，我們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切切實實的新的開發銀行，也愿意跟在座的所屬的金融機構也好，資本市場銀行進行切實的合作，走出一條新路，也歡迎大家在我們的工作中間提出建議和批評。今天時間的關系，我大概就講到這里，留下時間給大家進行互動和提出問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