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理解經濟與生態變遷的議題？譬如說，世界經濟成長與急速增加的大氣層溫室效應，兩者之間的關系究竟為何？要有效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只是把生態和經濟相加起來。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去理解在人類活動與更龐大的生命網絡（包括動植物、地質、氣候等）之間相互滲透的密切關系，這涉及身體、國家，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等層面。要理解這些關系，同時意味著我們必須認真地面對自然這個概念，對自然采取一個長遠歷史的理解，來去切入其間的種種問題。

顯然，我們正身處在一個極為關鍵的轉變時刻。地球系統科學家稱這個轉變為“型態轉移”(state shift)——意即不可預期的，無法逆轉的轉變。我們正經歷的，是全新世的終結時期。全新世是大約在一萬兩千年前開始的，一個氣候穩定性相當不尋常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氣候變化對文明的興衰，起著關鍵的作用。譬如羅馬勢力在西方的衰微，就出現在西元三百年間，這正巧是羅馬暖氣候時期(Roman Climate Optimum)的最后階段；歐洲封建勢力的式微，則與氣候變遷、疾病爆發同時發生，還有西元1300年后大眾抗爭的興起，這一系列歷史里的完美風暴，彼此之間互相交織。

然而，這些過往的氣候變化，要與今日我們面對的氣候變遷相比，那是大巫見小巫。基本上，一個文明要能夠存活過氣候變遷的風暴，那是相當罕見。

當今對于環境保護的思考，大多將當下氣候變遷問題的起源，追溯到英國的炭與煤氣的使用。這個氣候學上的斷代，對我們目前所熟知的生態政治有著很大的影響。首先，這個論述是一個非常老的論述，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之前。這個論述根本上顯示的，是環境與機械之間的緊密交涉。然而這種盎格魯中心 (Anglo-centric)的資本主義分析，卻很容易將奴隸制、殖民主義，以及性別變成次要的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回到了生產力這個論述上，即其關心的是，將大自然視為生產材料的歷史觀點。事實上，煤氣機械是否真的是十八世紀末直至十九世紀初工業化的關鍵技術？這一點實仍有待商榷。難道軋棉機的發明，不是更為關鍵嗎？

至少，對馬克思來說，棉花產業的出現是更為關鍵的——特別是當他觀察到棉花價格的下滑與大規模工業興起間的關系。這個歷史問題，牽涉到的并不只是史觀詮釋的差異，而是我們是否以生產力的角度來看待大自然的問題。這樣的視角很容易陷入一種陷阱——忽視種族與性別，將這兩者視其為次要問題。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事實上一直是助長生態危機的關鍵要素。但以二元對立性來看待自然的想法，并非工業革命的產物；它事實上是先入地存在于工業革命時期人們在自然這個范疇上的基本認識。

假使我們不將資本主義的開端，定位在漫長十九世紀里的工業革命，那么我們要怎么理解資本主義體系的起源呢？我認為，資本主義事實上萌芽于漫長的十六世紀，也就是源于1450年后的兩個世紀當中。簡要地說，1492年是現代權力、種族屠滅，以及資本積累的起始元年。這個原點，更精確地說，是西元1492年的10月12號，也就是“廉價大自然”的誕生日。也就是說，哥倫布不僅僅是一個探險家和征服者，事實上，他就是“廉價大自然”的運籌者。在他第一次的航行日記中，大約有70處，哥倫布寫明了他此行的強烈欲望并非在于企望黃金，而是在于去探察世界，并且進一步的去確認哪些生命模式是能夠在當時的歐洲賣個好價錢的。哥倫布所帶著的，不僅僅是槍炮、細菌和鋼鐵，而是一個運籌者的銳利眼光，而其眼光所及之處盡在于“新世界”里的潛在財富。自始，哥倫布便是“廉價大自然”這個基本邏輯的傳播者。

資本主義常受到贊揚的一點，在于人們稱其為一個有效率的系統，但這樣的論點卻與事實不符。假使我們不把人類和自然的幸福作為基礎起點，那么資本主義則相對地，是人類有史以來所創造出來“最無效率”的系統。假使人們仍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關于市場和商業，而資本主義的歷史卻告訴我們，這個系統從來不僅僅只牽涉到市場和商業——資本主義一直是與所有商業活動的毀滅相關，自1492年來的新生世開始，便是如此。

從最開始，資本主義便寄生在國家、銀行，以及暴力這三者的互動關系之間。如我與Raj Patel 在我們的新書《七種廉價物的世界史》當中所提及的，資本主義的起源于西班牙皇室的種族清洗運動。伴隨這個種族清洗而來的，則是1492年哥倫布對北美洲的侵略。這些政治運動受到了熱那亞（Genoese）銀行家的資助，西班牙皇室則通過奴役被征服的人們來償還欠下的債務。這個槍炮、金錢，以及奴隸的三位一體，提倡的是全球征服和經濟生產的新邏輯。這個過程的核心則是種族主義。其后，種族主義更以一種與暴力分離的形式，繼續在世界史上蔓延開來。也就是說，隨著殖民擴張，在概念上，原住民與非洲人不再被視為“人”，而被歸納進大自然的一部分。這樣的二元分離的結果是大自然成為某種外在于帝國和世界市場之外的東西。對帝國和資本家們來說，可以用越便宜的方法去取得大自然的資源，則越是理想之事。

這個廉價大自然的概念，直至今日仍持續地在形塑著我們的生活，其內涵的種族主義更衍伸出21世紀的氣候變遷分野。特別在全球政經版圖上的南方國家，性別主義更迫使女性必須背負氣候變遷、失業，以及農村流離失所帶來的代價。帝國主義正當化了全球政經版圖上的北方國家的碳債務，這個模式還持續地摧毀自婆羅洲直到巴西的土地與生命。

《七種廉價物的世界史》

我們在這里所闡釋的，是一個簡明的道理：廉價的自然，其代價從來都不便宜。這樣的系統里所出現的廉價，仰賴的是一個暴力的過程：根本上是槍炮彈藥的產物。廉價自然，事實上是理性當中極端不理性的系統，它所需要的前提是希望能夠免費地去動員所有的自然，包括人類在內。這個系統所盡可能地，希望能夠完全無償地去使用自然，或更進一步地，能夠完全無償地去使用那些被歸類為自然的人。同時它更希望，任何的勞動，只要是被歸類為是自然的范疇，便如同自然一般地任人予取予求，不需要為其付出任何的代價。理解到這一點，對于我們今日的氣候政治非常重要。因為這意味著資本主義本身并非一個效率的系統。相反的，資本主義在生命與勞動力上的驚人浪費，才是這個系統的核心。當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剝削足以把童工的勞動，如同吸取兒童的血一般地轉換為資本，馬克思正切中這整個資本積累體系的要害。這種“非效率”的資本積累所仰賴的、所需要的，正是暴力——而這個暴力的展現，可以同時體現在文化的，以及物質的層面上。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對廉價自然的追求，之所以會如此毫無節制，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生態系統，其所希望掠奪的自然，在根本上一點也不廉價：資本主義的生態，是代價昂貴的東西。更糟糕地，隨時序推進，我們付出的代價越高，因為資本主義對于無止盡資本積累的幻想，持續地逼使它尋求無止盡的生命和人體來沿用。

這意味著資本主義不只是一個廉價自然的系統，其要義，是要使人落入悲慘的生存狀況：資本系統是一個有錢有勢者完全不付錢的系統。在這個系統里，這些有錢有勢者過于強勢，以至于人們付出任何代價去保全它，而由此它更無瓦解的可能。即便說在世界史上，存在著許多例外于資本邏輯的生命形態，但這些不應該誤導我們對世界歷史基本模式的認識。資本主義意味著我們要付出昂貴的自然代價，而資本家永遠會發明出新的方法去避免付出這些代價。資本家不愿意付出的，是撫養家庭的費用、延續社會的費用、延續稻田與森林的費用。資本家要怎么避免這些費用呢？他們的做法，就是向邊疆前進。

我們所熟知的邊疆，這個概念并不是一個向來就“在那兒”的空間。邊疆仰賴的是國家與帝國，疆界是被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概念，大自然并非先驗地存在。這樣一個沒有人力介入，毫無使用價值的“大自然”，純粹的，自我證成的“大自然”，從來便不存在。自然的用途與工作潛能，勢必是透過每一個階段，被予以指定性質、劃定疆界、確定用途，必且被予以正當化，確保“天然資源”可以轉換成一個個成品。我們慣于把這些過程視為經濟與技術的面相，而它們的確也是。然而這個將“自然”轉化為加工過的、一個或多個成品，這樣的過程，同時也仰賴文化性的力量。現代性的疆界不僅僅是土地，現代性的疆界同時包括文化性的和地域性的界限，生產出一系列的概念來有計劃地建立起何為自然的范疇，以此來無償地獲取某些工作的成果（例如女性的家內勞動），和無償的能源（例如礦產），然后將這些空間與人性拿來作為資本積累的沿用。這些也包括 M. Mies提及的“女人，自然，以及殖民地”。在這里我們面對面地遇上了韋伯(Max Weber)所說的“用以宰治世界的歐洲理性”。這個理性，如同殖民主義和性別主義，向來是生產的重要助力之一。

在氣候變遷失控的當下，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自然的政治。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在氣候變遷如此極速的狀態下，重新思考何為自然政治的核心問題，卻應當為首要之事。環境主義者長期以來關注的議題是人口和消費，這的確是重要的問題，不過這些面向無法帶領我們走向一個氣候正義的有效政治。勞工運動當然是首要工作，長期以來，卻只有部分的工作受到重視，而“女人的，自然的，以及殖民地的”勞工運動中被置于次要位置。如果我們想要對工作進行一個更廣泛的定義，我們必須要把想象力打開，到有效的政治中去思考這個問題。資本主義的成功，所仰賴的就是對三種勞動的全面宰制——產生經濟效益的工作、女性在家庭和社區的工作，以及整體在自然層面的工事。通常，我們并不認為這些勞動是有聯系的，其實不然。任何重大工業革命所涉及的，不僅是經濟生產的層面，工業革命所改變的還有社會生產的模式，影響所及更蔓延至生命網絡的改變。

氣候正義的政治以及人類的解放是同樣的一件事。解放政治要求我們不再區別誰的工作或誰的生命更為重要。“工人”，不僅僅是那些獲得薪酬的人，還有那些沒有得到薪酬的人，甚至是人類之外的生命。在這個氣候轉變的當下，我們的口號應當為“終止置外于工作的自然政治；終止置外于自然的工作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