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國各大城市爆發了大學教員的罷工潮。眾所周知，英國的教育在商品化浪潮上越走越遠，學費、尤其是針對國際生的學費居高不下，不少高校也都在擴建之中。然而與此同時，臨時教工在大學老師中的比例卻越來越高。近日，一紙”高校退休金改革計劃”預示著大學老師們的退休金將經歷大幅削減，終于把教職工推向了罷工之路。為何教育產業在持續創收的同時，大學教員卻持續被“盤剝”？本文作者宏玲作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講師，也參與了學校的罷工，她在罷工期間為澎湃撰文詳細講述了罷工潮的來龍去脈。在她看來，正是教育的商品化，導致教師利益的不斷受損。這次對退休金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機構的財務風險，方便大學進一步向銀行貸款，從而繼續大興土木擴建校園。而降低機構財務風險的方式，就是把風險從雇傭方轉到被雇傭方。此次罷工不只是教師們對退休金計劃改革的抗議，也是對英國大學教育商品化的抗議。

從2月22號起，英國61所大學高校員工開始了跨越4周長達14天的集體罷工，這也是英國高等教育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以往全國范圍的高校員工罷工都是一兩天，從未沒有出現過長達14天的罷工。　

預估此次罷工行動取消的課時約達57.5萬小時的課時，超過100多萬學生將受到影響。但大部分的學生對老師們罷工的決定和行動表示支持和理解。全國學生聯合會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簡稱NUS）公開發表聲明支持這次罷工，表示教師的工作條件正是學生的學習條件。罷工前夕對學生進行的YouGov民調表示，在有罷工行動的大學，學生對罷工的支持率為68%，僅有2%的受訪學生不贊成教師的罷工行為。筆者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學校門口的罷工糾察線（picket lines）每天都有學生舉著標語加入，并給老師們送熱茶，送點心，表示支持，學生會還為站在罷工糾察線的老師們提供休息場所。全國目前已經有21所高校，包括愛丁堡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劍橋大學，謝菲爾德大學和我所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學等等，出現了學生發起的占領運動和靜坐運動，表示對教職工的支持。

而對參加罷工的高校員工來說，罷工實在是無奈的選擇，也是非常艱難的選擇。大學教師們選擇這份工作，往往是出于對教學和科研工作的熱情，而不是為了經濟目的，罷工完成不了教學進度，是老師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罷工由工會組織，但參與罷工是員工的個人行為，學校不會支付給罷工老師工資，參加14天的罷工，等于半個多月沒有了收入，而如果一個家庭的兩個人都在大學工作，等于一個人一個月的工資就沒有了。而對于很多跟學校只有臨時雇傭合同的老師來說，他們參加罷工需要承擔的經濟壓力就更大。但即便如此，絕大多數工會成員還是走上了罷工的道路，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是不得不采取的、最后的一種發聲方式。

這次罷工由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簡稱UCU）發起，而罷工開始的前幾周，還不停的有新成員申請加入工會，一度人數激增，以至工會的官網不勝負荷，不能刷新。

那么總計14天的罷工，損失半個月的薪水，明知要付出這樣的代價，為何本次罷工的決定仍然以超過88%的支持率通過呢？究竟是什么使得英國高校教職工走上這不得不走的“罷工之路”？

關于高校退休金計劃（USS）赤字的爭議

罷工的導火索是去年英國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UK，簡稱UUK）提出對現有的英國大學退休金計劃（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簡稱USS）進行改革，該計劃若通過則意味著英國高校員工的退休金面臨又一輪的大幅削減。

1992年之前成立的英國大學都隸屬于“高校退休金計劃”（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簡稱USS）。該計劃成立于1974年，是英國第二大規模的的私人退休金計劃，目前全英國（包括北愛爾蘭、威爾士、蘇格蘭、英格蘭四個地區）約有300多所大學和學院的近19萬員工都隸屬于這個退休金計劃。

此前在2011年和2015年，高校退休金計劃（USS）已經遭受了兩次重大改革，大幅度縮水。而這一輪新的改革方案提出將此計劃從固定收益模式（defined benefit scheme）改為風險界定供款模式（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也就是說，退休金投入股市并根據所獲利潤用于未來退休金分配。本來現有計劃能保證員工退休后每年的養老金所得，但新的政策會使得員工退休后的拿到的養老金額變得不確定，并將大幅減少。根據BBC報道和一項新的計算模式，平均每人將減少40%的退休金收入，同時這也意味著全英國教育界（包括中小學和各種職業培訓機構），高校老師的退休待遇將變得最低。

2017年代表高校教職工的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CU）與退休金的監管機構英國大學聯盟（UUK）進行了多次談判未果后，決定采取大規模長期的罷工手段。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下屬的61所高校于2017年年底都高票（超過88%的支持率）通過了罷工的決定。

大學聯盟（UUK）表示，高校退休金計劃運營不佳，目前的赤字超過60億鎊，他們必須制定出可信的削減赤字的計劃。如果不改革，大學和教師們支付的養老金貢獻金可能會大幅增加，這可能意味著削減其它方面的開支，比如教學、科研和學生補貼，甚至可能被迫裁員。

而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CU）和高校員工并不認同大學聯盟（UUK）的說法。英國各大學眾多統計、金融、政策方面的學者專家，也紛紛對大學聯盟出臺的評估模式提出異議。他們認為這60億鎊赤字的計算方法有問題，使用了錯誤的精算法（actuarial method），做出了錯誤的估計。這個評估模式建立在全英350所高校在同一天宣布破產的這樣一個假設上，而這一假設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能性為零。而即便根據UUK這種假設，正常的統計算法得出的結論是USS不但沒有虧損，而且應該有52億的盈余！

而同時，BBC調查發現，高校退休金計劃（USS）的年度運營成本高達1.25億英鎊，比起前一年上漲了600萬英鎊。其中用于支付管理人員薪資的費用是610萬英鎊，包括兩名管理人員的薪資分別高達100萬英鎊和125萬英鎊！而年薪在10萬到15萬英鎊的人數比起前一年幾乎翻了一倍，從22人達到40人。還有另外21名員工收入在15萬到20萬英鎊之間，5個人收入在40萬到45萬英鎊之間。高校退休金計劃的執行主席比爾·蓋爾文（Bill Galvin）今年也又一次漲薪，漲薪幅度高達17%，從48.4萬英鎊漲到56.6萬英鎊，年薪提高了8.2萬英鎊。這8.2萬英鎊的漲幅就是英國高校普通講師整整一年稅前收入的兩倍。蓋爾文自己也公開表示高校退休金計劃運轉良好，有著優秀的收益（excellent value）。

那為什么大學聯盟（UUK）堅持認為退休金計劃運營不佳，希望降低其運營風險呢（less risk）？

英國大學教育商品化的風險與危機

今年二月，《雅各賓》雜志一篇關于文章中說，目前有兩個數字定義了英國的大學，一個數字是9000：大學的學費是每年9000英鎊，另一個是75000：目前英國大學“非常勤”講師的數量高達7萬5千人。（注：“非常勤“講師包括大學里所有不屬于終身教職體系、但又在大學中開設課程的人，包括訪問教授、代課教授、兼職講師、博士后研究人員等。）

英國大學自1998年開始收費，起初是1000英鎊；2004年漲到3000英鎊；2010年一下飛漲到了9000英鎊。（蘇格蘭地區例外，在蘇格蘭議會的堅持下，蘇格蘭本地居民仍享受免費大學教育 。）

而看看大學老師的數字，1999年，只有15%的大學老師是兼職（part time），而到了2016年，4分之一的老師是兼職，還有四分之一是零工合同，也叫非典型雇傭關系（atypical contracts），即是以工作小時計薪的合同，就是說，有近一半的大學老師的工作被臨時化。這些“臨時工”不包含底薪，收入水平低于教職員工，不享受同樣的帶薪假期、裁員津貼和養老金等福利，他們和學校之間只有短期合同關系，因此面臨高的遭受解雇或者不續合同的風險。

2016年的數據顯示，英國頂尖大學組成的“羅素集團“（Russell Group），有超過50%的老師屬于“臨時工”。而諷刺的是，羅素集團（Russell Group）的成員并不是因為資金緊張，他們囊括了全國65%以上的研究經費，都是英國最富裕的大學。

這些數字一方面說明了英國大學的市場化和商業化程度升高；另一方面說明了大學員工的工作條件和工作保障下降，大學的市場化的收益并沒有用在廣大老師身上。過去的20年間，英國大學老師的工資一共只增長了18%，平均每年還不到1%，事實上是負增長，根本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幾年每年工會跟大學雇主協會就加薪1%的要求，都要展開一番談判和拉鋸戰，實為艱辛。

而同期大學校長和管理層的工資漲幅則超過70%，并屢屢出現“天價年薪”。去年媒體爆出巴斯泉大學（Bath Spa University）的副校長克里斯蒂娜·斯萊德教授（Prof Christina Slade），除了本身已經享受的25萬英鎊年薪，還在一年內得到了42.9萬英鎊的福利。其他各高校管理層也不遜色，比如南安普頓大學副校長去年12月漲薪后，年薪升到43.3萬英鎊，2017年總收入也是跟斯萊德教授一樣，超過80萬英鎊門檻。

于此同時英國各大學一方面紛紛擴招國際留學生搞創收（國際留學生的學費高到至少1萬5、6千英鎊一年，多則2萬3、4千英鎊一年），一方面大興土木，搞擴建。2014年，大學聯盟（UUK）的資本支出高達25億英鎊，擴建面積高達50萬平方米，相當新建了5所新大學。那么這些大興土木的資金從哪里來？并不是依靠本土和海外學的學費，也不是來自英國政府撥款，而是通過向銀行進行借貸，目前英國的低利率正好是借貸的最佳時機。而借貸就需要考慮風險問題，風險和負債越低，大學獲得貸款的機會就越大，才能夠進行擴建。

所以大學聯盟（UUK）這次對退休金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其機構的財務風險，方便大學進一步向銀行貸款。改革提出從固定收益模式（defined benefit scheme）改為風險界定供款模式（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意味著將未來的風險從雇傭方轉到了被雇傭方。根據固定收益模式，不管天災人禍，退休的的教職人員都能領到一筆固定的退休金；但根據風險界定供款模式，未來變得不確定，而出現的任何風險都將由退休的教職人員作為個體來承擔。

很多高校教職人員指出，這個”退休金改革計劃“事實上相當于撕毀當初的雇傭合同，是對員工的背叛。因為進入大學工作的時候都考慮到，大學的工作薪水雖然不算高，但是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并且有一個安全的退休金計劃，現在說變就變，要把風險轉嫁給退休員工，不能接受。而且高校教職工收入增長不力，加上消費水平提高，工資出現了負增長，但工作量還在不斷增加，導致教職員工的壓力越來越大。讓人不能接受的是目前英國各大學明明運轉良好，英國大學在擴建上花費以每年43%的速度增長，給高層管理人員加薪也不吝惜，卻不肯在員工身上投資。

在這樣的背景下，此次罷工行動能得到所有高校工會成員的背書，其規模之大，范圍之廣，就可以理解了。罷工雖然針對的是退休金計劃改革，但這只是崩壞的英國高等教育面臨的諸多問題之一。很多參與罷工的老師在解釋他們為何要罷工時都表示，對退休金計劃改革的抗議，也是對大學市場化的抗議，高等教育商業化導致大學的經營方針以營利為首要目標，違背了大學教育的初衷。

團結的工會（UCU）和分裂的大學聯盟（UUK）

罷工期間，各校工會并不單單組織示威活動，同時還開展一些集會，以及各種宣講（teach-in；teach-out）。這種罷工老師舉行的宣講會也是一種抗爭的手段，即不通過大學這一商業媒介向社會大眾和學生傳播知識，討論社會問題。筆者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學工會就和公立圖書館，學生聯合會等組織了一些列的宣講會，覆蓋的問題五花八門，包含對經濟緊縮政治的批判，婦女問題的研究，對難民問題的思考，新殖民主義、資本于大學之間的關系等等。同時工會還組織一些慈善活動，筆者所在的工會成員召集大家捐贈婦女衛生產品并捐款，將所得捐贈給城市里的無家可歸的收容所和食品銀行。上周工會還組織了獻血活動，罷工的教職工們一同到血站獻血。

而同時，一些大學校長也開始公開表態，同情教職工的訴求，支持重新審核高校退休金計劃，并聲稱如果有需要，校方愿意提高為員工繳納更多的養老金。筆者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學的校長（vice-chancellor）就兩次來到校門口的罷工糾察線（picket lines），加入罷工的員工，并發表講話，呼吁大學聯盟（UUK）認識到養老金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致力于為全體員工保持最佳的退休金供應。同樣發表支持言論的還有紐卡斯爾大學，杜倫大學，帝國理工等大學的校長。他們表示，這次退休金糾紛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不但會造成英國高校的人才大量流失，更嚴重的是今后大學的工作將不再有吸引力，英國大學會很難汲取一流的人才，對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會有造成負面影響。而本周之前希望減少風險、支持退休金改革計劃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的校長也開始改變立場，紛紛公開表示應該確保退休金計劃的固定收益模式（defined benefit scheme），保證教職工的養老金所得。

這些校長的公開表態使得大學教職工們看到一線希望，因為大學聯盟（UUK）事實上是英國大學校長聯盟，其前身是英國大學校長委員會，后改名為大學聯盟，其成員是英國各高校的校長。這些校長的表態這就意味著大學聯盟自己的成員也并不贊成退休金計劃的改革方案，而選擇站在罷工的教職工這一邊。

而本周二3月13號，工會的談判代表和大學聯盟（UUK）的雇主代表在第三方英國調解部門的斡旋下，宣布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臨時解決方案提案，提交工會各分會進行投票表決。但全國各分會一致表示拒絕接受次提案，提出不投降（No Capitulation）的口號。工會成員們表示，這份提案比之前的改革提議相比消減力度看似減小了一部分，但本質上換湯不換藥，只是推遲了養老金計劃的長期決策。

在各分會拒絕了這一提案之后，工會和大學聯盟計劃開展進一步的談判，希望能達成協議。目前罷工仍在繼續，但將于本周五3月16號畫上一個暫時的句號。得到各高校成員強烈支持的工會表示，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養老金改革問題，英國大學教師將在年終考試和學生評估期間繼續罷工14天。此次罷工風波是否能平息，結局如何，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次罷工的結果對未來幾十年英國高校的發展會有決定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