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泵鞔膶W家楊慎這首著名的《臨江仙》道盡了歷史滄桑，歷來為人們吟誦，后來成了《三國演義》的卷首詞。在筆者看來，這首詞的價值不只是文學式的吟唱，更在于史學思想的表達，展示了作者對歷史時間的深刻思考。英雄人物的“是非成敗”雖然光輝耀眼，但轉頭成空，而青山夕陽則是永遠不變?？梢姎v史不同領域的時間演變節奏是迥異的，英雄人物所代表的政治事件的演進時間是快速的，而青山夕陽所代表的時空地理格局是恒定的。

這是中國古人的思考，但竟然能與西方現代史學思想產生共鳴。筆者不禁想到了二十世紀西方史學大師布羅代爾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理論。此人是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領袖，他繼承了該學派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的主張，認為歷史研究的重心不應該是“英雄人物”的政治史，而是人類社會總體的歷史，即“總體史”。因為社會演進的節奏與個人的政治事件差異極大，舊的歷史時間觀念不再適用，因此要用“長時段”這一概念來形容地理和社會的變化，其節奏要慢于政治事件的個人時間。“長時段”理論代表了二十世紀西方史學對歷史時間觀念問題的新思考，在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其中最突出的一點，便是挑戰了西方傳統的歷史分期模式。這種傳統模式便是經典的“古代-中世紀-近代”三分期法，一般將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作為古代與中世紀的分界點，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等事件或運動則標志著中世紀的結束與近代的開始。這種分期模式很明顯是以“政治事件或運動”為核心。然而根據“長時段”理論，社會的總體發展是緩慢的，“政治事件或運動”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非常有限，將其作為歷史不同階段的分界線是不合理的。這意味著傳統的歷史分期模式存在明顯問題，正因為如此，年鑒學派的許多學者，包括布羅代爾，較少使用這一分期模式涉及的時間概念，例如“中世紀”、“近代”，轉而使用較為客觀準確的“世紀”等概念。

但傳統的歷史三階段分期法究竟如何處理，是徹底拋棄還是修正后繼續沿用，這一問題布羅代爾并未解答。而布羅代爾的高足、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 1924-2014）則接手了這一重任。他專門寫了一本著作，集中回答了這一問題，這便是本文所要推薦的這本書——《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楊嘉彥譯，華東師范大學2018年出版）。

二

這是本小書，篇幅只有一百三十多頁，卻出自大家之手，有相當的分量。勒高夫的專長是西歐中世紀史研究，年鑒學派第三代還有一位代表人物勒華拉杜里也擅長于此，兩人又都是布羅代爾的弟子，可謂中世紀研究的“雙子星”。在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勒高夫一直傾心于中世紀史，著作等身，不僅在法國，甚至在整個西方學界都有極大影響，稱之為史學巨擘也非過譽。他的不少作品陸續翻譯成了中文出版，包括《中世紀的知識分子》（1996）、《圣路易》（2002）、《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2007）、《歷史與記憶》（2010）、《中世紀文明》（2011）、《試談另一個中世紀》（2014），已為我國學界熟知。而《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寫作于2013年，于次年出版，這一年作者不幸去世。因此該書是作者的臨終之作，凝聚了他對歷史分期問題長期的思考成果。

這部著作的主旨就是在“長時段”的視野下探討歷史分期問題，矛頭直接指向傳統的分期模式。雖然他繼續沿用傳統模式的三階段分法，但又對之作出批評。他認為歷史的連續性是第一位的，所以傳統上將某個文化政治事件或運動作為劃分歷史階段標志的做法是不合適的。在此基礎上，作者修正了這種分期法，提出“漫長的中世紀”的說法。作者選擇“中世紀”作為全書的核心應該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一方面，這是作者畢生耕耘的學術領域，成就非凡，自然也十分熟稔。另一方面，“中世紀”對傳統的歷史三階段分期法具有關鍵意義，因為“中世紀”位于“古代”、“近代”之間，時間一旦劃定，其他兩個時期的界限也變得清晰。

三

該書的主旨很明確，就是修正傳統的歷史分期模式。具體而言，就是匡正這一分期模式下的“中世紀神話”。這一“神話”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中世紀乃黑暗時代”。這源于傳統分期法對三個歷史時期鮮明的價值評判，其中“中世紀”地位最低。“中世紀”對應于基督教世界，一切由教會主導，古典文明衰落，因此是“野蠻與黑暗”的時代。而與之相對，“古代”與“近代”則展現明顯的進步特征，前者以古希臘羅馬文明為標志，代表“光榮與偉大”，后者肇始于文藝復興，開啟了西方文明的復興與繁榮。

作者指出，這種中世紀史觀源于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知識界的偏見，雖然由來已久，且影響力仍然巨大，卻早已過時。從十九世紀開始，學者們就不斷給“中世紀”正名。一方面，古希臘-羅馬文化并未在中世紀斷絕，反而是得到充分延續，例如古代的“博雅教育”得到繼承，理性、科學精神也延綿不絕，集中體現為大學教育和宗教經院哲學。中世紀藝術也具有相當的創造力，體現在建筑、繪畫和雕塑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歐洲的經濟也持續進步，尤其是十二至十五世紀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因此，中世紀早就“丟掉它帶有否定意義的內涵……成為具有創造力的時代”（第14-15頁）。

“中世紀神話”第二個層面的含義便是“千年中世紀”，這與“黑暗中世紀”的說法密切相關。既然“古代”由古希臘羅馬文明代表，那么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年）便意味著古代的結束與中世紀的開始。而文藝復興又開啟了古典文明的復興趨勢，因此十五世紀是中世紀的結束與近代的開端。如此算來，“中世紀”恰好延續千年。

而作者則認為中世紀的這種分期法并不合理，不僅其開始應該前溯，而且其結束點也要后延，這便是“漫長的中世紀”。首先，古代向中世紀的“轉化是個漫長、漸進、充滿交迭的過程…不能確定某個日期標志這兩個時代的鮮明斷裂”（第18頁），而應該代之以一個時段。三至七世紀歐洲歷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用以描述這一轉化正好合適，這一時期學界往往稱之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

以此類推，將文藝復興作為中世紀結束、近代開始的標志更是不合適，因為文藝復興并未帶來西歐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格局的根本性改變。例如在藝術、文學、音樂等領域的諸多方面，文藝復興的革新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續了中世紀”。而且在此之前，還存在多次古典文化的復興運動，也應稱為“文藝復興”，例如8世紀“卡洛林文藝復興”、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所以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其實只不過是漫長的中世紀的最后一個子時期”（第130頁）。

而且在這次文藝復興及其之后的兩百余年間（十五至十八世紀），歐洲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仍然延續著中世紀的傳統格局。在經濟方面，歐洲的經濟基礎仍然是農業，經濟思想也并未呈現革命性變化。雖然地理大發現促進了遠洋航海和貿易，但在十八世紀之前并未真正形成規模和影響力。在政治領域，雖然一些地區和國家經歷了政治動蕩，但這一時期君主制依然是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宗教改革雖然打破了天主教一統天下的局面，但基督教信仰的統治地位并未改變。社會生活方面，人們的飲食結構、服飾和風俗依然延續著中世紀的習慣。只是到十八世紀中葉歐洲歷史出現了斷裂性變化，西方方才進入現代時期。蒸汽機的改進預示了現代工業的誕生，徹底改變了經濟。啟蒙運動使得理性和反宗教思想普遍傳播，科學和現代技術大行其道，此前的思想文化格局由此改變。法國大革命開啟了普遍的反君主制運動，舊的君主政治制度徹底衰落。

四

雖然該書名為《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但作者的主旨是表達自己獨特的中世紀觀。這種觀點頗有新意，主要體現為對中世紀的界限進行了重新定義，呈現了一個“漫長的中世紀”。關鍵在于對中世紀終結點的選擇，不是“文藝復興”，而是十八世紀中葉，這種觀點在學界極為罕見，新意突出。作者甚至實現了自我否定，須知他此前的著作，例如《中世紀西方文明》一直將公元1500年前后作為中世紀的終結點，可見其學術勇氣。

勒高夫的中世紀史觀明顯體現了年鑒學派的學術傳統。他在書中就坦承，自己的歷史分期觀受益于布羅代爾的“長時段”觀念（第130、131頁），而“漫長的中世紀”的概念更是直接受到尊師名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影響。作者不僅在論述中多次引述了這一著作（第94，97-100頁），而且概念本身也有借鑒，布羅代爾曾強調說十六世紀是“漫長的”。此外，布羅代爾在著作中提出西歐到十八世紀末方才擺脫了傳統經濟的束縛，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統治地位，而勒高夫將十八世紀中葉作為“漫長的中世紀”的終結點，毫無疑問是對老師觀點的回應。二人雖然都主張“長時段”觀念，但取向卻有明顯差異。如果說布羅代爾是通過“長時段”探討西方現代經濟的源頭，勒高夫則是借助“長時段”探討中世紀的終結。

這種新的中世紀觀也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經濟社會史研究潮流的呼應。經濟社會史是新史學發展過程中誕生的新領域，側重社會經濟結構和形態的研究，為我們重新理解歷史分期問題提供了新思路。無論是中世紀的開始或者結束，經濟社會史學家傾向于認為存在一個漸進的過程。就中世紀的開端而言，他們往往采用“過渡”的說法。中世紀經濟史先驅亨利·皮朗認為，古代經濟以地中海為中心，中世紀農本經濟以西北歐為中心，從前者的衰落到后者的興起延續了數個世紀。

近來馬克思主義學者佩里·安德森則在其代表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中提到，古典經濟是“奴隸制生產方式”，中世紀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經歷了長期的演進過程。同樣，中世紀的結束也存在一個“過渡”，這便是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界曾經激烈爭論的問題——“封建主義（中世紀經濟形態）向資本主義（近代經濟形態）的過渡”。這個過程很長，一直延續到工業革命。鑒于工業革命的轉折意義，因而此前的這個過渡期往往又被稱作“前工業化”（pre-industrial）時期，特點是農業經濟占主導。例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布雷納的經典論文《前工業化時期歐洲的鄉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便采用了這一說法。而荷蘭學者范贊登最近的一本著作《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全球視野下的歐洲經濟，1000-1800年》也強調了工業化之前農業經濟的延續性。從經濟社會史的視角出發，中世紀確實顯得更為“漫長”。

按照書名，這部書應當系統回答是否應該以及如何給歷史分期這些大問題，照理說應該是本大部頭著作。但作者集中關注的卻是歐洲的“中世紀”，論述自己“漫長的中世紀”的立場，而且篇幅較短，似乎有些名不符實。但無論怎樣，這是本很有價值的書。作者呈現了對歷史分期與中世紀定位等問題的最新思考，即便他的觀點未必完全可取，但無疑可以啟發讀者就這些主題進行自己的思考。例如中國歷史的分期，按照傳統看法，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近代史的開端。然而這是政治史的視角，如果借鑒勒高夫“漫長的中世紀”的看法，無疑可以發現這一分期方法的局限性。

這本著作雖然出版不久，但在國外學界已經引起關注。特別是法國，已有多個學術期刊發表書評加以推介，評價以肯定為主。該書英文譯本2015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發布，中譯本緊隨其后在今年出版，譯文流暢易讀，錯誤很少，這對于中世紀史的研究者和愛好者而言無疑是件幸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