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處理交通違法，車管所不發放年檢合格標志，這種現狀未來有可能改變。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安順市市長陳訓華，與全國人大代表里贊等均建議取消這一“捆綁式年檢”。陳訓華認為，通過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完全可以督促車主及時處理違法記錄，不需要把處理交通違法記錄和車檢掛鉤。里贊則提出，應該嚴格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啟動對公安部《機動車登記規定》第49條備案審查的建議。 

早在2015年，四川廣安車主彭先生一紙訴狀將“捆綁式年檢”訴至法院。盡管確有交通違法記錄沒有處理，但法院仍然支持了彭先生的訴求，判令廣安市交警支隊在限期內為彭先生頒發機動車檢驗合格標志。此案也在社會上激起不小的波瀾。然而，幾年過去了，“捆綁式年檢”的做法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交管部門為何堅執于“捆綁式年檢”？原因不難理解：道路交通安全違法現象嚴重的現狀下，將年檢與繳費扣分捆綁處置，有多一重制約的考量。此外，也與法律不彰有密切關系。 

一方面，現行的《機動車登記規定》第49條規定，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條規定明顯沖突。《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機動車年檢，只需提供機動車行駛證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單即可，“任何單位不得附加其他條件”。交管部門將處理交通違法作為年檢的前置條件，并不符合法律規定。按照常理，當下位法與上位法沖突時，當按照上位法辦。明明該辦而堅持不辦，反映出當下一些“部門規定”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的無奈現實。 

另一方面，此舉也不排除利益綁架法律的可能。目前，盡管已經實現了嚴格的收支兩條線，但一些政府返還交管部門的比例或總額，仍與罰款額度存在正相關的關系。這也從客觀上助長了交管部門“捆綁式年檢”的熱情。何況，在多年的運行中，無論是處理交通違法，還是車輛年檢等，均已形成了一條灰色的利益鏈，此前媒體對此多有報道。斬斷之難，可想而知。 

也因此，多年來，盡管廣遭質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屢屢發問，甚至最高法也曾明確表態“車輛年檢‘應當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現實中，“捆綁式年檢”依然一如既往，“部門規定”與上位法沖突的情形依然存在。 

說到底，這種繞開法定程序、執著于以“捆綁年檢”來推進交通違法處置的做法，是一種“小算計”、“小聰明”，既是對法律的不負責任，也是對公眾的不信任。在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公安交管理應約束不羈的權力，將行政行為統一到法律框架之內，認真檢視部門行為，坦誠回應民意訴求，徹底清理不符合法律的“部門規定”。此外，也不妨盡快啟動備案審查，以彰顯立法機構的權威。 

需要澄清的是，廢除了“捆綁式年檢”，并不必然意味著車主交通違法行為就會泛濫，也未必會出現車主大面積拖欠交通違法罰款的情形。很簡單，《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在那里，交警完全可以依法行政。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因為交警怕麻煩，就把全國數千萬車主都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