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應：英國脫歐公投如何影響德國政治？

2022-10-12 07:3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導言:

英國脫歐公投對英國國內乃至國際的公眾輿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不僅包括歐洲民眾對歐洲一體化態度的轉變，還包括對政治偏好的變化。由于對直接民主的偏好可以被某些工具性因素所激發，本文認為英國脫歐公投改變了不同人群對公投的支持水平，影響程度取決于個體的政治參與水平以及對歐洲一體化的看法。本文使用德國縱向選舉研究數據庫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英國脫歐之后，那些支持歐洲一體化并且政治參與程度較高的人對引進直接民主持更強的懷疑態度。

作者簡介:

Nils D. Steiner: 美因茨大學政治學系

Claudia Landwehr: 美因茨大學政治學系

文獻來源:Steiner, N., & Landwehr, C. (2022). Learning the Brexit Lesson? Shifting Support for Direct Democracy in German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rexit Referendu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03, 1-9.

本文作者 Nils D. Steiner（左）和Claudia Landwehr（右）

在政治領域之中，呼喚政治創新的聲音不斷涌現，旨在增進民眾參與、提高治理效能。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民粹主義者和環境主義者不斷對代議制民主進行批判，提倡更為直接的公民參與模式。

在政治科學研究之中，政治創新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話題，而歐洲全民公決（referendum）則構成了其中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全民公決可以快速有效地作出具有約束力的決定，以解決有爭議的問題、推動議程的實施。此外，如果大部分民眾的意見是可知的，那么用全民公決代替立法決定的效果就是相對透明的，這有利于研究人員分離出支持公投的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es）。

本研究使用來自德國縱向選舉研究數據庫（German Longitudinal Election Study）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民主創新的跨國學習性（transnational learning）,即個人對公投態度的轉變不僅是因為其本國的公投實踐，還受到國外的公投結果的影響。通過這一機制，脫歐公投有助于打破受過高等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對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本文首先對研究現狀進行總結，從理論上分析脫歐公投的影響并得出假設。然后進行實證檢驗，最后得出結論并討論其意義。

一、對直接民主的偏好：

現有研究、理論依據與假設

對民主決策程序的偏好是如何演變的，工具性動機在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現在有大量的文獻對此進行討論。從20世紀70年代到上世紀末，直接民主受到受過良好教育、有政治興趣和左傾的民眾的青睞，并得到德國綠黨等政黨的支持。近年來，民粹主義者對直接民主大加贊賞，試圖通過能夠體現“人民意志”的決策程序取代代議制民主。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工具性動機影響了民眾對全民公決的支持，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人們對“結果有利性”（outcome favourability）的判斷，即某種決策程序是否能夠促進公民所希望的政策結果。而公民是如何形成這種觀念的？既有研究的解釋是，公民能夠從全民公決的結果中汲取經驗。本文進一步擴大了研究范圍，討論公民能否也可以從他們并沒有親身參與的全民公決中學習。具體而言，本文選取的案例是英國脫歐公投對德國公眾的影響。

Rojon和Rijken的一項研究顯示，從2012年到2017年，具有社會經濟優勢和較高的政治滿意度的歐洲人之中，對公投的支持率有所下降。進步的政治參與者開始更多地支持協商民主模式（deliberative democracy），而非直接民主模式，例如綠黨在2020年從其政黨綱領中去除了對全民公決的要求。本文認為，英國脫歐公投是推動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具體而言，本文提出的假設如下：

假設1（H1）:脫歐公投之后，德國民眾對公投的態度變化取決于其對于歐洲一體化的看法。

假設1a（H1a）：脫歐公投后，對歐洲一體化持積極態度的德國人對推行公投的支持度降低。

假設2（H2）:在政治參與程度較高的人群之中，對公投態度的調整更為劇烈。

本文將利用來自德國的面板數據檢驗上述假設。德國憲法規定，只有在聯邦結構重組的特殊情況下才能在聯邦一級舉行全民公決，上一次全民公決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瑪共和國時期。由于缺乏直接民主的實踐經驗，德國人對直接民主并不存在堅定的信念，因此特別容易受到英國脫歐公投的影響，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案例。

二、數據與檢驗

本文使用德國縱向選舉研究（GLES 2018）的面板數據，來自2725名德國選民在2013年6月至2018年3月間接受的關于聯邦選舉的18次采訪。首先，作為結果變量，本文選取在7次采訪中出現的關于對全民公決的支持的問題，即受訪者給題為“公民應該能夠在聯邦一級發起具有約束力的公民投票”的五點式量表評分。其中，最為關鍵的是2015年10月（公投前約8個月）和2016年（公投后4個月）的兩次采訪，這使我們能直接觀察到脫歐公投帶來的影響。

其次，為了衡量個人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本研究使用受訪者對“是否應該進一步推動歐洲一體化，盡快建立歐洲共同政府”的七點式量表的評分。為了保證這種態度本身是脫歐公投的外生因素，我們從較早的2013年9月的第6次采訪開始引入測量。

其三，為了衡量政治參與和政治了解程度，本研究進行了九個政治知識問答，并按照受訪者的回答將其分為兩組：正確回答八個及以上問題的人（高政治參與）和其他人（低政治參與）。

對數據進行初步分析的結果如下。圖一顯示了德國公民對全民公決的支持程度，以0（“不同意”）到4（“同意”）的范圍衡量，兩幅圖表分別對應不支持和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受訪者。可以發現，對于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德國民眾，在2016年6月脫歐公投的同時，2015年10月到2016年10月對全民公決的支持率明顯下降。對于不支持歐洲一體化的人而言，這一指標基本穩定地維持在較高水平。

圖一德國公民對全民公決的支持程度

為了進一步進行假設檢驗，本文轉向了簡單最小二乘回歸模型（OLS），回歸方程如下：

本研究側重于2015年10月和2016年10月的兩次采訪之間的變化，將個體i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視為分類變量，同時控制了對公投的支持程度的前期水平和一組控制變量。

回歸結果如圖二所示。與假設1相一致，圖二清晰地展示了個人如何調整對公投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與假設1a相一致，對一體化持積極態度的受訪者顯著減少了對公投的支持。有趣的是，光譜的左右兩端表現出明顯的不對稱性，即在歐洲一體化最強烈反對者當中，并沒有出現對公投的支持度大幅上升的現象。換言之，失敗者降低了對直接民主的支持，但勝利者卻沒有增加他們的支持。

為了檢驗假設2，本研究繼續對回歸模型進行拓展，引入低政治知識/高政治知識的一組虛擬變量。圖二的回歸結果表明，對于具有較高的政治參與程度和政治知識的受訪者，對一體化的態度越積極，則對公投的支持越少，呈單調遞減趨勢。

圖二按照兩個指標區分的公投支持程度

三、結論

由此可見，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結論——個人對脫歐公投的反應從根本上取決于以往的公投的結果以及個人對歐洲一體化的看法；而對于政治知情人士而言，他們更容易受到外部信號的影響，因此反應更為強烈。那些支持歐洲一體化并且政治參與程度較高的人對引進直接民主持更強的懷疑態度。

本研究有兩個值得關注的意義。首先，英國的脫歐公投影響了德國民眾對于全民公決的態度，這表明在國際化的環境之中，對于民主決策程序的支持不再僅僅取決于個人對本國體制的經驗和評估。因此，全球各地的民主創新——例如選舉改革和微型公眾協商（deliberative mini-public）——可能會對別國的民主決策偏好產生影響。

其次，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左翼自由主義者對直接民主越來越不抱幻想的現象。就德國而言，英國脫歐公投促使黨派對直接民主的支持迅速重組，從2013年7月到2017年9月，極右翼德國選擇黨（AfD）和左翼自由派綠黨選民之間的量表分數差距從0.4增至1.6。

需要補充的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局限是只研究了一個國家。如前所述，脫歐公投對德國的影響可能因為德國缺乏直接民主的經驗而被過分放大。然而，本文在附錄中提供了一個補充回歸分析，利用德國各州公投經驗的異質性，證明了這種差異并不會對結果造成明顯的干擾。因此，可以預計脫歐公投也將導致其他歐盟國家發生類似變化，并加劇各國國內的政治陣營之間在直接民主問題上的分歧，這一點有待未來研究持續關注。

在線附錄地址：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22000382

編譯｜張家懌

審核｜查皓

終審｜李致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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