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歐洲安全空間出力最大的是法德。歐洲一體化是戰后法德和解的直接產物，是法國戰略與德國實力的結合。但是，這種機緣又得益于美蘇對峙的冷戰結構。

二戰結束后，法國各界心心念念提防德國重新崛起。但隨著冷戰的降臨，法國戰略精英很快意識到兩個問題：

一是和平的問題。歐洲國家都害怕冷戰，英國日益向美國靠攏，德國重新武裝勢在必行，“德國雖然不會成為戰爭的起因，卻會成為戰爭的賭注”，“這種形勢發展下去，必將導致法國的滅亡”。法國作為一個差點被德國滅國的戰勝國，最有資格、也最有必要針對這種狀況提出辦法。

二是發展的問題。隨著戰勝國放松對德國經濟的監督和控制，“與法國經濟生命攸關的煤炭供應（特別是焦炭），又回到了毫無保證的時代，法國的鋼鐵工業又將重新處于強大競爭者的從屬地位”。

讓·莫內關于法德煤鋼聯營的提議，正好可以解決法國的這兩個困惑——既防止德國利用煤鋼作為戰爭物資，又能保證德國對法國的煤炭供應、協調法德鋼產業的發展。

而德國也有自己的困擾，即如何擺脫戰敗國的束縛，更大而言之，就是如何擺脫自己的地緣政治宿命。1950年3月，時任德國總理阿登納在和美國記者談話時，曾建議德法兩國全面聯合，即合并兩國的經濟，合并兩國的議會，合并兩個民族。毫無疑問，法國外長舒曼5月9日提出的法德煤鋼聯營的建議，受到了德國真誠的歡迎。

但是，如果僅僅是權宜之計，法德煤鋼聯營就不會走得這么遠。讓·莫內認為歧視他人、試圖統治他人的思想是歐洲戰亂的根源，因此歐洲需要通過密切的合作來消除這種思想。

此外，讓·莫內也認為，歐洲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抗衡美蘇。他曾對法國總理普利文和德國總理阿登納說：“如果我們只采取守勢，我們就有可能被困死。我們的立場應該是既不對美國的要求百依百順，也不為莫斯科的恫嚇而心驚膽戰。我們的立場應該是建設性的……即建立統一的歐洲的立場。”

那么美國為什么支持歐洲聯合呢？

首先當然是應對蘇聯的需要，其次也是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共同繁榮。美國在1947年提出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促進了歐洲聯合。杜魯門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也毫無保留地支持歐洲聯合。他說：

“只要歐洲長期處于分裂狀態，各國居民便無法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取得應有的成就。各國間的國界對于他們的利益和合理的分工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影響了財富的溝通，助長了不信任心理，維護了既得利益。然而，滿足于目前而對未來的美好前景毫無向往的人們，是無法確保他們自己的安全的。只有以聯邦的形式實現歐洲的統一，才能獲得歐洲的安全，才能繼續對西方的文明與進步作出貢獻。”

美國其實希望英國能夠出面促進歐洲聯合，但是英國不愿挑這個頭，最后等于是由法國挑頭。英國戰后初期的外交定位是“三環外交”——即同時與美國、英聯邦、歐洲發展關系，從而維持自己的全球大國地位。

讓·莫內力邀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但英國人告訴他：“我們英國是個戰勝國，在全世界都負有重任，我們不準備同歐洲大陸建立什么極特殊的關系?！贝送?，讓·莫內還觀察到了英國人“頭腦中有一種更為深刻的但又不便言明的憂慮”，即英國人不相信歐陸國家能夠阻擋蘇聯的進攻，認為最終保衛歐洲還得靠美英，因此英國不愿受到歐陸的干擾。

英國雖然后來審時度勢，在1970年代加入了蒸蒸日上的歐洲一體化，但對歐陸若即若離的心態、對自己“全球大國”的定位一直沒有完全改變。歐洲一體化因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后，英國在2016年通過公投，成為第一個脫離歐洲一體化的國家。

從以上戰后初年的歷史回顧中能看出歐洲安全的幾個特點，而這幾個特點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第一，歐洲安全源于各大國的務實算計，但是理想情懷在其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如同人類的任何進步一樣，只有同時顧及利益和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第二，歐洲安全不單單是軍事防御的結果，而是軍事加上經濟、認同、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三，歐洲安全與全球安全有明顯的互動關系。與殖民時代歐洲安全主宰全球安全不同，歐洲安全開始明顯受到全球安全結構的重大影響。

言歸正傳，英國脫離歐盟之際，正是歐洲一體化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之時。如果我們考察2008年以來的歐洲和世界，就會發現，不獨英國，而是與歐洲安全有關的所有重要玩家都處于重大的“轉型”中。這個轉型與西方冷戰后全面勝利的終結有很大關系——自2008年底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市場經濟、全球化、民主人權、西方霸權，紛紛開始動搖。

先說德國。

2009年爆發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金主”德國成為歐洲當之無愧的領導者。德國政治學者明克勒（HerfriedMünkler）風靡一時的小書《執中之權》描述的就是這個德國重回歐洲中心的現象。但是，德國沒有感到揚眉吐氣，反而惴惴不安。歐洲的領導角色，并非德國所追求的。

在二戰之后，德國為了恢復主權，只要是能進的國際機構，都積極地進。這導致德國把自己的未來與歐盟、北約緊緊地綁定在一起，德國人的認同也迅速地“國際化”了。當然，在德國也有聲音認為德國應該成為“正常國家”——否則德國就不會爭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了。但德國人更習慣于“路徑依賴”，即通過融入歐洲、通過韜光養晦而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如果非說德國人有什么民族主義，那么最多也就是體現在德國人對自己的貨幣、自己的經濟政策、自己的發展模式的驕傲上。

歐債危機給德國帶來了兩點不適，除了突如其來的領導地位，還有國內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一群經濟學家、教授、記者、工程師、產業界人士于2013年成立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表達的主要意思是：南歐人不行，德國別帶他們玩歐元了。

在“黃袍加身”和“急流勇退”的撕扯中，德國在2020年終于作出了自己的抉擇。這一年，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際，德法倡議推出5000億歐元的歐盟復蘇基金（而法方僅在最后時刻才得知德方的想法）。這意味著德國要為其他國家掏出真金白銀，意味著歐盟向財政轉移支付、超主權預算邁進，實現即便歐債危機之后也未能實現的重大突破。

德國作出這個抉擇后，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底盤，算是基本穩固了。

然后說法國。

法國是歐洲一體化的總設計師。但和德國一樣，法國在歐債危機后也有兩點不適，而且處于更大的尷尬當中。第一點不適，是經濟實力下滑，幾乎無法再與德國平起平坐。第二點不適，則是無法再給歐洲一體化提供思想、指明方向。

法國的“國民陣線”（后改名“國民聯盟”）成為歐洲風頭最勁的極右黨?！皣耜嚲€”可不像“德國選擇黨”那樣僅僅質疑歐元，而是認為法國就不該搞歐洲一體化。其他國家只是歐洲一體化的手足，而法國卻是歐洲一體化的心臟，如果心臟決定停止跳動，則一體化可休矣！

在這種情況下，2017年大選“哲人王”馬克龍的橫空出世，意義絕對不可低估。馬克龍勝選，不但中止了國內民粹主義的上升勢頭，而且使法國得以延續歐洲一體化總設計師的角色。

馬克龍的政策帶有明顯的“重啟”色彩。在國內，重啟公民辯論和改革。對德國，重啟法德軸心，以2019年的《亞琛條約》替代1963年的《愛麗舍宮條約》。在國際上，大力推進“主權的歐洲”，調整歐洲與各大國的關系。

法國歷屆領導人都以法國為中心來看歐洲，或視歐洲為法國的行動舞臺（如戴高樂）、或視歐洲為根據法國理念和任務所建設的大法國（如密特朗），或視歐洲為喬裝的法國保護層（如德斯坦）。馬克龍與他們一脈相承。他把國內的政黨變革推廣到歐洲議會，把法國的“保護主義”變成歐盟的政策，在對美英澳同盟（AUKUS）不滿時不惜威脅停止歐盟與美國的技術與貿易理事會（TTC）對話。

馬克龍招致了很多不滿，但可以說，有了馬克龍，歐洲一體化才重新有了靈魂。

再說美國。

美國人的離去給了歐洲巨大的震撼。奧巴馬總統把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留給了歐洲人自己去處理。這一年的國際大事還有伊斯蘭國的崛起，但奧巴馬同樣沒有過多理會。這都表明了奧巴馬“轉向亞洲”的決心。

而奧巴馬的繼任者、與英國脫歐同一年勝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則表示北約已經過時，還呼吁歐洲國家學習英國脫歐。緘默寡言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7年的七國集團峰會結束次日，終于忍不住表示美國“靠不住”，稱歐洲人“必須真正掌握自身命運”。馬克龍則在兩年后用了更為激烈的字眼，稱北約已經“腦死亡”。

而美國離去的背后是中國的崛起。美國需要對付新的全球層面的對手。對歐洲而言，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而它已不再是全球安全格局的中心。

最后說俄羅斯。

西方給俄羅斯設計的主要安全平臺是歐洲安全組織。美歐的想法是用這個平臺把俄羅斯變成一個內重人權、外尊主權的普世均質國家。但這不是俄羅斯追求的東西，俄羅斯追求大國應享的尊重。

自由主義改革并未換來進入西方的門票，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和社會生活的墮落令俄羅斯人痛心。在俄羅斯周邊國家，自由主義的繁榮幻象還造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撕裂了經濟、社會、政治、認同，使為數眾多的“講俄語的人”掙扎在空間和歷史的夾縫當中。

俄羅斯重新審視自己的國家認同、發展模式以及與西方的關系。斯拉夫、蒙古、東正教、蘇聯，經由強人普京，得到了新的綜合與提煉。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希望能夠基于自身特色，整合周邊區域，恢復全球影響，從而與西方建立平等的關系。

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俄羅斯仍然借鑒西方、面向西方、試圖進入和改變西方。

歐亞經濟共同體和俄白哈關稅同盟借鑒了歐盟經驗。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是個像北約一樣有集體安全功能的組織?！艾F代化戰略”主要面向歐洲。一年一度的“瓦爾代論壇”成為展示俄羅斯開放的窗口。

俄羅斯一度希望與西方共同建設一個安全大空間。普京曾試探加入北約，沒有得到回應。俄羅斯提出的《歐洲安全條約草案》只有法國感興趣。 “歐盟-俄羅斯政治和安全委員會”幾乎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俄羅斯反復強調的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則，被西方解讀為俄要維護勢力范圍。處于優勢地位的西方，對此不感興趣。

俄羅斯的反擊幾乎與西方的危機同時發生。以保護境外俄人為由，俄羅斯急進急出，分別于2008年和2014年出兵格魯吉亞和烏克蘭。

西方認為這標志著俄羅斯轉向“普世均質國家”的徹底失敗。

而俄羅斯認為“普世均質”只是西方勢力范圍的偽裝。俄羅斯扛住了西方的制裁，并從中增長了信心。與西方關系的惡化也讓俄羅斯轉向了東方大國。

就這樣，俄羅斯沒能在歐洲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歐洲當然也給俄羅斯留了一個位置，但是這個位置與俄羅斯人內心的自我期許是不相符的。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宣布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震驚了全世界。各大國對新時代都已有所準備，但沒想到，缺口以這樣的方式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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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