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煜：定位、事件與宇宙技術

文／許煜譯／周芷晴

2018-03-24 16:39

來源：澎湃新聞

技術理論家許煜是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的弟子，和斯蒂格勒一起合作了約十年。許煜在今年年初出版了英文版《論中國的技術問題》（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提議想象一種中國的技術哲學，它可以回應海德格爾的挑戰，同時質疑技術和科技在人類學上的普遍性。本文整理自2018年1月11-12日荷蘭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的“技術哲學再次處于交叉路——唐·伊德和貝爾納·斯蒂格勒專家工作坊”。

許煜

“于埃癸娜暫住期間的某天下午，我突然感應到雷電猛然一閃，其后回復平靜。我的念頭隨即一閃：宙斯。”

——海德格爾 (GA 75， 15)

我希望回到工作坊的論題“技術哲學的交叉路”。兩名哲學家唐·伊德和貝爾納·斯蒂格勒的思路對峙并相交，促成多條新思路的形成。如果非要選擇其中一條思路，不如嘗試于交叉的思路中尋找定位（Er?rterung）。海德格爾在他對格奧爾格·特拉克爾（Georg Trakl）的評論 (Die Sprach im Gedichte)里寫道：定位（Er?rterung）的意思是，“點出適當的位置(das Weisen in den Ort)”，并留意其位置(das Beachten des Ortes)。我們需要多次定位，每次定位更須根據其背景與前設（hermeneutically）找到自身的位址。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先是為交叉路及技術問題定位，然后將第一次的定位再次定位。如海德格爾在評論特拉克爾的詩歌時說道，特氏的詩的定位是 “離別” 或“分別” （Abgeschiedenheit），而它對應的位置是西方（Abendland），也就是 “夜的國度” 。

一、交叉路的定位

這個定位必須以對海德格技術哲學的部分否定或偏離作為起點。一方面，這個起步將引領我們前往后現象學技術哲學的探索。另一方面，它將引領我們重建胡塞爾和海德格對科技的現象學研究（phenomen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兩個途徑皆挪用海德格爾的分析來重擬技術哲學未來的議程。只有通過重建本體差異（ontologische Differenz）的內部動態以回應海德格分析，我們才可以偏離于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在這兒，我們必須對自己做出以下的提醒：否認是居有的事件 (Ereignis)的前提。

唐·伊德

唐·伊德對海德格爾的否定出于他對海德格爾的懷舊情懷及將古希臘詞 technē 浪漫化的反感。他認為海德格爾的取態過分簡單化了現代技術。海德格爾于1949年發表的演講《論技術的問題》（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首先建構并描寫了技術的本質 Poesis 到 Gestell 的歷史性范式轉移。這個轉移標志了前現代和現代科技的分界。海德格爾的分析可以被有系統地理解為存在（Sein）和存在物（Seiendes）之間的本體差異。這個本體差異早在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中被勾畫出來，更在三十年代的 “轉向” (die Kehre) 其后進一步顯現，他將“存在的遺忘”（Seinsvergessenheit）視為西方形而上學的終結或完成。控制論（cybernetics）標志了這個形而上學的終結，同時如海德格爾1967年接受《鏡報》訪問時所指出的，控制論繼承了哲學的位置。控制論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生產主義形而上學（ productionist metaphysics）的最新產物。它標志著存在的遺忘的最新體現。其中，所有的存在物皆被視為儲備物（Bestand）或者原料（如Günther Anders所言）。

伊德認同海德格爾對大規模工業化的批評。但是，附和荷蘭哲學家 Hans Achterhuis 的論說，他質疑晚期的技術（或 “電子和知性技術” ）超出了海德格爾對 “現代技術”（moderne Technik）的理解。伊德認為它們并不可以被簡化為海德格爾所指的同質性工業技術。因此，他間接地否認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本體論和存在論的批評，并以此開啟對海德格爾的批判。根據伊德，他（對海德格爾）的否認引往 “實證的轉向” (empirical turn)或 “后現象學探索” —— 一種所謂的后海德格爾技術哲學。這個轉向也是重新回到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上半部中所描述的工具性（Zeuglichkeit）或日常生活的實踐。

斯蒂格勒

貝爾納·斯蒂格勒亦挑戰了海德格爾的本體差異，他的論點除了 “存在的遺忘”建基于另外一種忘記——長期對技術的遺忘。技術在斯蒂格勒的用語亦名為“第三記憶”（tertiary memory）。根據斯蒂格勒，“第三記憶”是對于此在（Dasein）的 “持存有限性” （retentional finitude）的增補（按照德里達所理解的 supplement)。如此，持存經濟（ retentional economy）也透過技術被開啟。同時，器官學或藥學的批判也因此而變得可能。概念如“此在”（Dasein）、文化、歷史性、世界歷史等，必須并只能夠根據第一，第二和第三持存和預存來被重新表述。海德格爾在本體論的角度對現代技術的貶低，間接地暗示了存在者（Ontisch）的優先。這兩種理論探討了多種技術物件不同的存在模式，而并不能被簡化為海德格爾所刻劃現代技術的理解。根據斯蒂格勒的理解，第三持存于海德格爾的 “存在的問題”（Seinsfrage）總處于 “未被思考到之物”（unthought）。盡管如此，海德格爾于荷爾德林的詩中所識別出的救贖力量與技術有著的密切關系，就如他對后者的引用： “雖然處危險的所在地，救贖力量卻仍然得到生長。”伊德也能辨認出這一點。如果我沒有誤會他的話，對他來說，救贖的力量并不是真實的問題。他的看法跟格雷姆·哈曼(Graham Harman)有更多雷同之處（伊德在他的文章曾引述哈曼的論點），亦即是回到技術物件本身并賦予它們本體的尊嚴，然后隨即轉移向一款更新的杜威或洛蒂的實用主義或蘭登·溫納的器物政治。

海德格爾

上述對兩名思想家簡短的介紹是對后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的定位。但針對海德格爾在上世紀視美國主義和控制論作為西方形而上學終結的分析，仍需要根據現時的技術及政治狀況被再次定位。第二次定位涉及重新將技術設置于這個世界或宇宙（Kosmos）之中。而這便是我希望將宇宙技術（cosmotechnics）的概念定為探索第二次定位的導向。

二、地基的定位

第二次定位是理解無蔽（unconcealment）這個概念的關鍵，所以這第二次定位是必須的。換而言之，“無蔽”對理解海德格爾的存在的問題具基本的重要性。我將需要重新闡釋海德格爾所說的無蔽，也即是古希臘真理的概念“A-letheia”。我的問題如下：繼后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我們還可否重新闡釋海德格爾“無蔽”的概念嗎？而這個任務應該如何進行？

雖然海德格爾的修辭仿佛為存在投下了一個神秘的光環，于所有技術活動中無所不在的“無蔽”卻并不是海德格爾浪漫化或加諸神秘主義的結果。比如說，海德格爾經常引用 “未知者 ”（Unbekannte），“最后的神” （ letzter Gott) 等富有神秘況味的詞匯。他更引用神秘主義者Angelus Silesius所說的 “玫瑰沒有為何”( Die Rose ist ohne Warum) 來批判科學無止境 “為甚么”的詢問。伊德毫無保留地批評了海德格浪漫和懷舊的語調。他嘲諷海德格爾對希臘古廟的浪漫化和他對古廟作為 “搜集” （Versammlung）的位置。他將海德格的希臘古廟奇怪地比擬為核電廠并質問核電廠是否“搜集位址”：

在長島海灣游船的時候，遙望天際，便可見到核電廠的超級筒倉淺綠色的屋頂。核電廠屹立于天際，讓看似毫無特征的沙丘對映著天空，也使海和岸之間的產生明顯對比。如果缺少了核電廠的存在，海岸線將會成為于天際邊毫無特征的線條。

我對他對海德格爾的批判很有保留。我覺得我們應該將海德格爾對存在的闡述（elaboration of Being）理解為神之死以后，存在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 of Being）。以理性化這詞，我指的并不是要將存在(Being) 變為“在手之物”（Vorhanden），反而是將存在闡釋為此在的 “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而不是“認識理由”（ratio cognoscendi）。根據海德格爾的感知，一股強大的形而上力量正于這個時代將地球演變成一個巨型的超級控制論機器（cybernetic machine）。在如此的一個時代，這便是思的任務。根據海德格爾，“夜的國度”當時正處于美國和蘇聯的威脅底下——或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美國主義，因為對他而言布爾什維克與美國主義是同根的。海德格爾面對的并不只是形而上學的問題，更是關乎地緣政治的問題。這個角度將會助我們以嶄新的方法以重新思量技術的本質。思考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哲學必須是無神的 (a-theistic)：

哲學在自我提問中，必須基本地具有無神論的（a-theistisch）性質。正是因為這個根本的傾向，它必須不能妄想要擁抱或者斷定神 (GA 67, 197)。

于海德格爾，特拉克爾詩詞的定位里， “夜晚的角度”可被它的“分別性”或“超驗的藍”被識別出來。它能感知到迫切來臨的終結和未來世代的艱巨，如特拉克爾在他的詩歌 Grodek 里描述的：

今天，一股巨大的疼痛喂養著精神熾熱的火焰

孫子們仍未被分娩

Die hei?e Flamme des Geistes n?hrt heute ein gewaltiger Schmerz，

Die ungebornen Enkel。

海德格爾質問：為甚么特拉克爾說的是 “孫子們”，而并非 “兒子們”？他自己回答說：“未被分娩的應被稱作為孫子們，因為他們不可能是兒子們。他們不可能是被已被糟蹋的一代的直系后代。” 地球是一個讓靈魂覺得自己是陌生人的一個地方。這是海德格爾在文章中不斷地重復特拉克爾《靈魂的春天》一詩的這一句：

Es ist die Seele ein Fremdes auf Erden

靈魂是在地球上的一個陌生人

自柏拉圖以來，靈魂在西方形而上學被認為是超感知的，而且并非棲局于大地上。雖然靈魂覺得自己是大地上的陌生人，卻不逃離大地，反而嘗試去尋找大地。藍色對諾瓦利斯來說是理想的顏色；它亦是火焰的色彩，而火焰代表著靈性（Geistlich）。西方是充滿靈性的土地，是夜的國度。而這片土地如若千變萬化，它的形象和意義將會經歷多重的演變。這不是回到伊德所批判的浪漫化嗎？這種浪漫情懷曾與納粹主義時代鋼鐵工業的黨派宣傳攜手而來，并更早被反動主義者如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rd Spengler）等等倡導。沒有可疑，他們之間的關系藕斷絲連，如我的友人，知名的海德格爾研究者，邁克?司馬邁（Michael Zimmerman）已在他的書中《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所詳細闡述的。但當然，還有許多細節值得我們詳細琢磨。海德格爾于特拉克爾詩詞定位的結尾提出了跟伊德相同的問題：

這個夢幻的浪漫主義——它是否處于技術和經濟主導的現代集體存在的邊緣？又或者，它能否是“瘋子”透徹清楚的知識，這能看見并感知記錄最新消息和當前發生的記者不知道的事情，其未來永遠不會超越今天的事件的延伸，一個永遠無際，缺乏命運的到來，一個使我們回望人類存在的泉源的關鍵性一刻？

這便是覺醒的一刻，而這刻發生的前提是一個突破，如于脫離對上手物（Zuhanden）的沉溺(besorgen)之后，手中物變成了離手物（Vorhanden）。這刻的覺醒揭示了一個允許重新設置現代技術的另類現實。我們在這里借用 “格式塔心理學”的詞匯，我們必須認清圖形（figure）和背景（Ground）之間的本體差異，“背景”“圖形”之間的不可簡約性。德語詞 Grund 可被翻譯為“地基”或“理由”，如海德格的討論課Der Satz vom Grund，在法語中被譯為 Le Principe de Raison，以及英語的 The Principle of Reason。在Der Satz vom Grund中，海德格爾旨在闡釋萊布尼茨的 “沒有甚么是沒有源由的"(nihil est sine ratione)。海德格爾的闡釋同時也是對萊布尼茨主義的批判，后者是納貝特?維納（Norbert Wiener）控制論的基礎。與法國學者路易?庫圖哈（Louis Couturat）的論據（他認為萊布尼茨的哲學核心是邏輯）背道而馳，海德格爾希望揭示萊布尼茨的哲學并不只是關乎邏輯。“地基”在這個根據這里的上下文有什么作用呢？如我的暗示，海德格爾并沒有嘗試將技術浪漫化，反而是希望將科技重置于一個新的現實，并賦予它導向心得方向，和引領他走向另一個開始。但是，如果我們尋找“地基”，我我們便無法避免達到一個深淵（Abgrund），如謝林（Schelling）所說的原地基（Urgrund）其實是無地基（Ungrund），這個地基并沒有底。問題是，這個沒有底的地基（或沒有根據的原因）可以被理性化，作為技術和存在的新開始嗎？

在大膽列舉出會激怒海德格爾主義者的核電廠例子之后，伊德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范例也許太過諷刺或者甚至過于諷刺。正因如此，他于溫納（Langdon Winner）的器物政治中或拉圖爾的準物體政治中嘗試將自己的立場合理化。我對他的立場有很大的保留。雖然他的立場與他的經驗轉向兼容，但他隨即放棄了研究存在(Being)的問題并忽略了不可被知的理性化。我剛列舉的這兩點不但于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在他總體的哲學中占有巨大的重要性。我認為這個地面的揭示，或疏明（Lichtung，意為林中空地，但Licht也是光的意思，故譯為疏明）的可能；而如果遮蔽可被去除，這并非佛教禪宗所說的頓悟，卻反而是重新將技術現術（technical reality）重新設置于一個宇宙現實之中。如在格式塔心理學一般，圖形必須被設置于背景以內：換一種說法，圖形只可能是背景的形象；同樣，背景只可能是圖形的背景。這并不是將科技隸屬于古代宇宙論（ancient cosmology），反而是重新將技術重新構思為宇宙技術。

三、事件(Ereignis)、宇宙技術

宇宙(Kosmos)，亦于古希臘語即秩序，被海德格爾翻譯為宇宙和世界（Welt）。宇宙所指的不只限于我們在天空可以觀望到的星星月亮太陽，而是控制所有存在的力量。如赫拉克利特在《殘篇》第六十四節所說，“閃電治理著所有（τα δε παντα οιακιζει κεραυνο?）。我將會用宇宙技術這個概念來形容所有技術和宇宙之間必需存在的關系；宇宙技術可被初步定義為維系宇宙和道德統一所需的技術性活動。這統化所需的動態、宇宙及道德的概念隨不同文化可具多種定義。如果存在對海德格爾來說對西方思想具基本的重要性，它于東方(比如東亞)卻有截然不同的意義。日本京都學派的西田幾多郎建議：相對于西方的 “存在”，“虛無”的概念位于東方思想中心。在這里，我們的任務并不是要端詳西田幾多郎的分析，反而是提出技術的問題必須被重開并重新被表述為多種宇宙技術的問題。這些問題并不可以被簡約為希臘語的 technē 或現代技術。如此類推，我們亦不可以將技術的研究簡化為歷史范例的比較。

我們可以問，難道海德格爾返回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以從新尋找另一個開始不是重開宇宙問題的嘗試，并將宇宙技術構思為解除蒙蔽的可能性？這種居有稱之為“事件”（Ereignis），或居有發生的一刻，ereignen - 發生；eignen - 去居有；定位是發生的預備。在這里因為篇幅原因，我不直接引用海德格爾對事件較系統性的分析《 Beitr?ge zur Philosophie》來解釋我的論點，而是海德格爾在他八十歲大壽和Richard Wisser的最后訪問：

我在技術里——亦即在它的本質里——可以看見的，是我在技術里——亦即在它的本質里——可以看見的，是人類正被一股力量（Macht）控制。這股力量正在改變他。面對著這股力量，他喪失了自由——一種關系開始變得明顯，亦即人于存在的關系——這個本來藏于技術本質里的關系可能解除隱蔽并得到照明。我不知道這是否能發生！然而，在技術本質里，一個深沉的秘密（Geheimnis）正在兌現。我將把這個深沉的秘密稱之為“發生”（Ereignis）——你可以從而推論，這里沒有對技術什么的抵抗或譴責，取而代之的是對技術本質與技術世界里解的渴望。

現代技術也是一種揭示，盡管它擁有可將地球變成一個超級控制論機器的危險力量，正如現正在發生的人類紀一樣。這種危險的景況亦可以被形容為技術全球化或全球超級網絡化。它存在于每一個技術性活動。在每一個技術活動里，我們都可以發現揭示的可能性，前提是它容許 “事件”(Ereignis)發生；定位是必須的，就好像特拉克爾詩中超驗的藍，它是一種分離；分離揭示了超越了貧乏的夜之外的存在，在這夜中，存在的抽離(withdrawal of Being)導致“疼痛，死亡和愛的去蔽”的缺乏（見海德格爾對里爾克的評論）。當技術變成宇宙技術，當宇宙無法被簡化為天文物理(astral physics)的時候，存在的呈現便可得實現。意大利哲學家Renato Cristin在他的《海德格爾與萊布尼茨》一書中準確地描述了這種事件的本質：

居有的事件屬于存在的呈現的領域：它回到典型早希臘思想中的宇宙結構并導構成存在的拓樸學，而這存在的拓樸學便是絕對和初始的定義。

若要使這宇宙技術思考得到兌現，我們必須將海德格爾的思想重新定位，并偏離 “夜的國度”的狹隘的空間，或者說將 “夜的國度” 重新定位。“定位”在我們這殘酷的時代會被如何演繹呢？“夜的國度”不再被美國和蘇聯壓迫著，但卻受到亞洲，或稱之為“中華未來主義”的力量威脅。“中華未來主義”對無限制的技術加速發展持開放的態度。這給我們在交叉路上再次思考的機會，而我們在思考過程中必須偏離宙斯的宇宙。這不只是技術哲學的問題，而且是哲學自身的問題。海德格于1936年命題《歐洲與德國哲學》的演講中提出兩個拯救歐洲的方案：1)防治歐洲人亞洲人的接觸；2)征服歐洲人的無根性并防止共同體的瓦解。我將他保守思想的言論交給讀者自己衡量。

對于歐洲哲學的未來，又或者更準確地說法歐哲學，我希望在這里應用斯蒂格勒地一篇在德里達去世后撰寫的文章。在這篇稱為《驢皮記，或德里達后哲學的法歐意外事件》，斯蒂格勒闡述了歐洲哲學的本質具技術邏各斯（techno-logos），而后者必然是偶然的。因此，歐洲哲學的未來，便是將技術的偶然性變成全球性的必然性：

歐洲和它的哲學必須成為全球性的 (也就是說在全球的尺度來談論)—若非如此的話，它將死去—為達到這目的，它必須 “去歐化”。換言說，除非它能將自己的哲學全球化，將它思想必然的偶然印刻于思想之上，并且將非歐洲的本質印刻于歐洲的未來，它將不會在未來的世界存在，它將不會再擁有未來。

問題是，歐洲技術不是已經全球化了嗎？歐洲哲學經過幾百年的殖民及其后的全球化后不是已經散落世界每個角落了嗎？斯蒂格勒最近經常談論本土和宇宙這些概念——一些我們仍須探討的問題。作為一名非歐洲人，我深信非歐群體們必須重新開啟“本土”這題目，而這重開必須偏離于 “防治亞洲人與歐洲人的接觸”這類法西斯的論述。反而，我們必須肯定宇宙技術的多樣性，并主動地尋找區別于同質化工業技術的新方向。就如希望透過閱讀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以現代技術重置于宇宙架構內的海德格；我認為非歐洲文化必須肯定他們自己宇宙技術的歷史，如筆者嘗試針對道器建立有系統和具歷史性的論述，以疏理及肯定中國的宇宙技術。我們也許可以有理由地說，終極的問題是：如何重新居有現代技術并將它轉化為 “宇宙技術”、為 “事件”？歐洲哲學將會被全球化。它必須通過與其他宇宙技術溝通實行重開技術問題這個二十一世紀人類主要的使命。這便是我的建議的方案：這個對技術哲學的定位也是對這個交叉路的回應。

責任編輯：伍勤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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