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恰是上海第一個面向國際招標的地塊發標30年。

土地批租是國家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的一種形式。即將若干年內的土地使用權一次出讓給土地使用(經營)單位。土地批租對我國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有著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由于此項改革在當時涉及諸多思想觀念、理論和法律問題，為減少改革的阻力，確保試點工作能順利進行，此項改革的研究決策與試點探索整個決策和實施過程，長期鮮為人知。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歷時三年，對當年參與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試點的30余位決策者、實踐者、參與者，逐一進行了口述采訪，用當事人的所見所聞所為所感，努力還原這段鮮活的歷史，相關采訪成果最終結集為《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試點親歷者說》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經授權刊發該書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上海土地批租試點親歷者劉紹鈞口述。

劉紹鈞

1935年9月生，廣東東莞人。1963年畢業于倫敦大學，主修經濟；同年加入新界理民府工作，擔任田土委員，負責處理大埔及北區田土問題。1965年獲港英當局派往英國進修，于1967年成為專業測量師，后開設劉紹鈞測量師行，是香港房地產建筑業協進會創會會長，曾擔任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簡稱現代化協會]會長、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長。曾參與深圳、上海早期的土地使用權制度突破及開發實踐，為深圳、廣州、上海等地房地產制度改革顧問。曾擔任建設部中國房地產估價高級顧問、中國土地估價師協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同濟大學顧問教授等。現任香港大學名譽院士、名譽教授。

時間：2015年8月24日下午4:00

地點：劉紹鈞測量師行

采訪：王安德、顧鏡卿、顏南海、李鈺君、唐旻紅、嚴亞南

整理：唐旻紅

唐旻紅：劉先生，此次我們一行專程來港，為的是想請您談談當年參與內地尤其是上海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過程。

劉紹鈞：都是來自上海的老朋友了，歡迎歡迎！記得那是1984年，我們測量師學會第一次到上海去。當時上海還沒有發展起來，土地批租還在準備階段。當時拍的這張照片，是在丁香花園。我記得1987年顧先生[注：顧鏡卿于1986年6月從上海建工集團調往香港上海實業公司工作，1987年10月24日第一次與劉紹鈞見面，并陪同其在深圳與蔣如高、王安德等人座談討論《辦法》及上海虹橋26號地塊擬進行批租等事宜。]先陪同我到深圳，跟王安德[注：王安德時任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助理、上海市政府土地批租辦副主任。]先生他們一起溝通。當時還有一個蔣局長，蔣如高，[注：蔣如高，1983年任上海市房地局局長。1985年1月受市政府委派組建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并于當年8月任第一任局長，1986年兼任上海市土地批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參與經歷了上海市土地有償使用的決策及第一塊土地出讓試點的過程。]土地管理局的局長。還有一個譚企坤，[注：譚企坤于1988年7月至1994年11月擔任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長。]他是后任的局長。1984年第一次去的時候，還有一個姓劉的，管土地的。名字我記不得了。[注：應為劉天潼，時任上海市房地局處長，后轉到土地局。]

王安德：深圳的劉佳勝[注：劉佳勝時任深圳市規劃國土局副局長。]？

劉紹鈞：不是劉佳勝。劉佳勝是深圳的我知道。深圳第一次土地拍賣，也是中國第一次土地拍賣是在深圳，揮槌的就是劉佳勝。（注：深圳第一塊土地使用權拍賣是在1987年12月1日下午。）

唐旻紅：深圳是第一次拍賣，我們上海是招標，第一次國際招標。當時您對內地的房地產業已經有許多研究和參與了。請談談您關注內地房地產的緣由，以及最早接觸內地土地制度改革的過程？

劉紹鈞：這個歷史是這樣的：香港在1978年底以前都沒有一個正式的團體關心及參與內地的房地產業務，因為“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但是到了1978年底，我們香港一些熱愛祖國的專業人士，就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現在叫“現代化協會”，當時叫“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冊登記的。當時創會的會長是廖瑤珠女士。她是律師，是廖承志先生的侄女。廖承志是廖仲愷的兒子，港澳辦第一任主任。廖女士就找我做了現代化協會的創會副會長。陳子鈞做創會秘書長，他也是一名大律師。成立這個協會以后，開始先是要研究，然后才有后面對深圳、上海土地批租的參與。因為當時鄧小平先生提出搞“四個現代化”，所以我們就以現代化為名搞了這個會。當時是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個處長，專門聯系。我們測量師、工程師開始第一個項目，是在深圳。1979年，我第一次去深圳，參加深圳第一個特區成立籌備會議。1980年去參加第二次會議，深圳特區正式成立了。我們當時除了參加會議以外，也跟他們研究究竟怎樣把特區、規劃、房地產這些東西搞起來。這第二次會議周干峙先生已經參加了，他是建設部的副部長，專門管規劃的。[注：周干峙（1930—2014）兩院院士，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專家。時任國家建委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所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高級建筑師。]他后來當選為院士，前些年過世了。中國房地產發展離不開王先進[注：1986年，王先進出任中國第一任國家土地管理局局長。]和周干峙。幾十年來，整個中國房地產改革發展都是他們兩個人主導。

透過現代化協會，我們參與了深圳特區的工作。我們也幫助招商局做了深圳蛇口第一個工業區的規劃。我們都是義務的，不收錢的。

到了1984年，在深圳火車站第一個區這邊建了一棟樓，叫東方大廈。這個房第一期就拿出來賣，其實當時是沒有條件的，因為也沒有決定土地年期應該多少年。當時他們找我商議定價，我說我也不知道怎么樣定價，因為我們定價都是用比較法的，你附近都沒有房賣過，怎么定這個價呢？最后想到一個辦法，就看深圳對面的元朗。所以我就拿了元朗一些賣樓書價錢給他們，說你不如參考香港元朗這些樓的價錢，打一個折。最后定下來應該是200元一平方英尺。

所以這個基本上可以說不專業。這個東方大廈，中央不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就是深圳他們自己搞起來了，可以說它是“非法”的。但是從那段時間開始，王先進局長就一直派人到深圳，跟我們開會研究應該怎么構建這個東西。1985、1986年，就在深圳搞了兩個培訓班。我記得這個培訓班上海也有一批人過來參加。經過那兩年以后，北京也開了兩三個會，其中有兩個我也參加的。我記得于光遠[注：于光遠（1915—2013）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費孝通［注：費孝通（1910—2005）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名譽所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二位也參加的。他們都主張要把土地資源搞起來，不然的話，就沒錢去搞現代化的發展。經過他們這一幫專家研究，認為是應該推動土地資源的市場利用。

唐旻紅：我們看到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專業期刊發表的兩篇研究文章，雖表述的是香港，卻成為上海土地批租改革的學習指導性材料。

劉紹鈞：這本書，是后來我搞的一個香港房地產建筑業協進會出的書。[注：《房地產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版。]書里收集了1980年到1990年很多人寫的關于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介紹，包括周干峙、王先進的文章。你說的我寫的文章，關于房地產市場，也有兩篇收在里面。當時就是給費孝通先生，于光遠、王先進他們看，介紹房地產的重要性、特性、市場情況，主要也是介紹香港這邊土地所有權、年期等一些批租的資料。后來的土地使用權，就是從這個概念轉過來的。我為了介紹香港房地產市場，專門寫了這個。當時我寫的另外一篇，就是這本書里后面那篇，他們也很感興趣，是有關港英當局怎樣從賣地里邊拿到錢，然后用賣地的錢規劃發展城市。我把港英當局每年賣地的收益多少，占每年財政收益的15%到16%，都寫在里面。我估計這個對他們影響很大，因為沒有土地改革以前，政府單單靠稅收搞不到什么錢，弄馬路什么的都不夠。他們都知道，如果把土地使用權搞起來，那就可以收到很多錢，就可以放到開發上了。我記得他們問我浦東發展的錢從哪里來？基本上就是從這個地來了。

王安德：這個最要緊了，政府一看這個就有積極性，數據什么的這么詳細。這兩篇文章很有影響的。后來我們很多文件都借鑒了這個資料。書是1995年出的，文章寫得早吧？大概哪年？因為還帶給北京看的。

劉紹鈞：當時我寫的時候，是1983年，寫好拿到北京去給周部長、王局長、于光遠老先生他們看的。到我們出版這個書，我把數據補充到了1994年。

王安德：所以先是文章交流，1995年的書是修改過的，可以公開出版了。

劉紹鈞：這是另外一本，有關管理的問題，他們要求我再搞一本。我就補充了一下，約了一些人寫了一些文章，又再出了一本，所以是兩本。

唐旻紅：可以給我們嗎？

劉紹鈞：可以。你們拿這些資料要研究嗎？老實說很多事情，你們做研究是很有意思的。1980年，我第一次參加深圳特區會議，討論深圳第一個規劃，那些資料我都有。當時我們第一期會議定的深圳規劃人口是30萬人，但是這個沒有拍板。三個月后，第二次會議的時候，胡應湘[注：胡應湘（1935—）香港上市公司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創辦人，主要從事房地產、土木基建業務。曾投資廣深高速公路、泰國曼谷的高架輕軌鐵路，廣州中國大酒店的發展商之一，亦是伶仃洋大橋及港珠澳大橋的倡導者。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先生就向深圳政府提出一個建議，在皇岡口岸外面由他出錢來整片發展。因為有了他這個建議，我們第二次規劃就把深圳人口定位在80萬人。當時怎么都沒有想到，今天深圳的人口是1300多萬。你們寫歷史的人，得明白，歷史不是你可以預測的。因為在1979年，羅湖小區這一塊只有3萬多人，整個羅湖區包括蔡屋圍這些地方，也只不過12萬多人。你怎么會想到今天1300萬人呢？

這個土地改革，主要是在深圳第一期拍賣，作為試點。當時，我們測量師學會還送了拍賣的槌子給深圳，他們就用這個槌來拍賣。當時，深圳拍賣基本上同《憲法》相違背，因為當時憲法上面還是說，土地不能轉讓也不能出租。但是，鄧小平不是說過改革就是要試一試嗎？所以就先拿一塊地賣。

深圳拍賣了以后，第二年，上海就開始招標了。為什么上海不跟深圳一樣采取拍賣的方式呢？就是因為深圳第一次拍賣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很大的問題。

來參與公開拍賣土地的這些公司，全部都是國營企業。他們根本不做可行性研究報告，不計算成本，喜歡哪塊地就不計價買了。這期拍賣以后，還有一期拍賣是比較小規模的，還是不行。

我們覺得這樣公開拍賣不行了，所以當年12月就開了一個會。會上決定，內地以后不再拍賣了，全部要招標。招標的好處是，收到標書以后，你可以看到他們出的價錢，然后比較一下。當時我們定下來，招標也不一定給出價最高的，而是選擇合理的。所以當時虹橋第一塊地招標，就是按照這個規矩。虹橋招標還定下了一個條件，希望中標的人是外資。因為搞土地批租的目標不是鼓勵內地的企業搞房地產，而是希望利用土地改革來引進外資。所以虹橋第一塊地最后給孫忠利先生，他是日本資金背景。

唐旻紅：這么說來，1987年12月深圳第一塊地拍賣后的這個會議非常重要，影響了后來憲法的修改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走向。都有哪些人參加？

劉紹鈞：當時國家土地局的局長王先進，跟建設部周干峙[注：1985年12月后，周干峙任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建設部副部長。）先生，他們兩位。還有中央當時派了李鐵映（注：李鐵映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電子工業部部長。]先生，不公開的，因為他是代表鄧小平先生來看看，到底這是怎樣的情況。試驗成功了，那么在第二年3月再修改憲法。[注：1988年4月全國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修改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條款，刪除了不得出租的內容，增加了“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的內容。]當時我們發明了一個名詞叫“土地使用權”。你們搞上海土地批租的研究，應該知道來龍去脈。上海不可能突然之間搞這個，主導權在中央，中央不拍板，那也沒用。上海就等到憲法改了，然后到8月就開始做第一期招標了。[注：1987年12月22日，《上海市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辦法》經國務院批準后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國內外正式發布，1988年8月8日第一期招標。]同時，在改了憲法以后，為了表示中國土地改革正式啟動，我們應國務院的邀請，到北京去拜訪姬鵬飛主任［注：姬鵬飛（1910—2000）1982年后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組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

唐旻紅：在人民大會堂？

劉紹鈞：對。姬鵬飛主任作為代表公開認可了參考香港土地批租的辦法。照片上邊上這個是國土局一個司長，他陪我們去的，當時王先進沒去。這個外國人是我們當時測量師學會的副會長，我當年是會長，姬鵬飛先生接待我們。

唐旻紅：一起過去多少人？

劉紹鈞：訪問團應該有16個還是17個人，有一個照片是整個團的。如果你想研究這個過程，那我可以把這些照片給你。所以是深圳拍賣以后，推動憲法修改。

唐旻紅：您一開始都是做深圳的顧問，后來怎么會參與到上海這邊的工作？是北京那邊推薦的呢？還是上海方面直接找你們的？

劉紹鈞：是北京。我們現代化協會成立了以后，應廖承志先生的邀請，1980年1月1日在廖瑤珠會長帶領之下，正式訪問北京。當時廖承志先生在醫院，我跟廖瑤珠兩個人去醫院看他。這一次我們跟建設部、國土局開啟了第一次的會面。他們都知道，如果要搞房地產，就可以借助我們。但是，1980年的時候，我估計上海還沒有人想到要搞房地產。因為當時剛提出搞“四個現代化”，沒有這么快想到要用土地來賺錢。而中央已經指定深圳要搞特區，搞得很快，找香港人過去發展工業，也開始建房賣。我們開始的時候在深圳做得最多，就是因為有特區的概念推動。1982、1983年我們主要都是在深圳做工作，廣州也開始找我們去，把華僑房概念也改革一下。但是到了1984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處長找我們，我們就去訪問上海了。這是上海的要求，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覺得我們應該去上海，這個我都記不清楚了。但我們訪問以后，上海也啟動起來，開始搞了。等到1985、1986年，國土局在深圳搞培訓班，你們上海的人也有參與了。

顧鏡卿：我們那時候培訓，一方面有人到深圳去，另外一方面上海也組織人到香港來培訓，在專業管理學會、香港中文大學、中華總商會培訓，一年培訓三期。學習一些香港的法規，一些基本的東西，開始換腦子。一點一點學習市場經濟的東西，然后開始做準備工作，出了一個辦法。

劉紹鈞：我記得，在上海招標以前六七個月內，王安德過來跟我談了兩三次。

王安德：是的，在1986年和1987年。我們第一次來，是1986年的時候，由曾慶紅、夏克強帶隊，我們組織一個代表團到香港來學這一套東西。

那個時候測量師學會，劉先生您這里，我們都來拜訪的。今天來星光行一看，我都知道這個樓的，當年來過好幾次。然后1987年，上海開始要試了，也是劉先生您做了很多工作，后又當我們顧問。后來我們寫標書，到深圳討論這個辦法，都請您參加，您也到上海去，跟我們講這個東西怎么弄。您在專業方面給我們很多輔導，也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議。現在回想起來，您覺得當時提的哪幾個建議比較有價值，比較有貢獻？

劉紹鈞：實際上當時我對內地的情況也了解得不是很多。當時我認為是對的，在香港和西方國家中做得比較成功的，就講出來了。今天我也看了你們傳過來的記錄，有一些我當時對你們說的話。你們說搞一些試點，搞一個暫行辦法，當時我說這樣搞不是很好，為什么呢？如果我是投資者，我都不會冒這個風險：你拿我來做試點，我怎么能拿錢來給你拼？如果放到今天，我去內地，可能就不敢這樣講了。

王安德：您當時說對“暫行”這兩個字有擔憂，我們感覺有道理，后來起草的文件就改掉了，叫“上海市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辦法”，把“暫行”兩個字去掉了。這就是您直言的作用。1988年8月8日，我們第一次招標賣地以后，您發了賀電給我們，然后到上海來跟我們談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我們當時把這個意見都整理了，報上去后，朱镕基、倪天增、夏克強他們都批了，朱镕基還批示，叫把這份東西印成市政府的信息參考資料發到全市。

劉紹鈞：另外一個，我也是覺得如果放現在的話，我就不敢做了。就是你們的土地局跟建設部，兩個機構職能有交叉重疊的矛盾。但是當時我不知道，跑到北京去，晚上吃飯，我就請了王先進，他就來了，我同時又請了周干峙周老過來。一個坐在我左邊，一個坐在我右邊，現在看來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兩位老先生對我都很好，我跟他們也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周老在北京過世時，我正好在澳大利亞郵輪上，不能跑回來參加。就在周老過世三年前，我都邀請他來香港，帶他到我們香港邊界，從這一邊看深圳，周老非常非常高興。深圳的規劃離不開周干峙，全中國的規劃都離不開他。

王安德：我們現在土地批租收到的資料里面，有很多周老寫的文章，包括他內部研究的東西。他當時就交給我們，叫我們去研究。您當年在提意見時就說過，內地的房產土地爭不清，這是權利問題。說明您對內地的狀況還是有所了解的，否則怎么會說這個話呢？

劉紹鈞：對的，是權利問題。到今天還搞不清楚，我告訴你，真的。但是我當時根本不知道，王先進跟周干峙兩個人因為管的是不同的部門，所以觀點會不一樣，并不是他們個人之間關系不好。

唐旻紅：就是您說的部門權利。大家都想把這塊東西劃歸到自己這個范圍。規劃司由建設部管，規劃和土地不好分，王先進想我已經成立了國家土地局了，還不叫我管土地嗎？所以有矛盾。另外劉先生，您當年曾談到，虹橋26號地塊成功賣出在國際上反響熱烈，鼓動了對上海經濟“看好派”的信心。當年香港和整個華商圈有“看好派”，也有悲觀、旁觀等其他派。各派的影響力如何？

劉紹鈞：1980年深圳開始搞的時候，到深圳去投資的人很少很少，只有胡應湘先生是比較勇敢的。投資者全部是這樣的，沒有先例，沒有一些個案，人家就覺得不安全，都不會來。市場經濟中，“信心”很重要，沒有“信心”，什么市場都要垮掉。所以我當時講過，你要給人家一個信心，搞“暫行辦法”，那就沒有信心了。如果是真真實實的一個辦法，按照法律規定的，不會改的，那投資者就有信心了。當時孫忠利是一個比較有名的外資企業家，在香港被稱為“孫旋風”，總是要有這樣一個有名的人來買，真真正正把錢放進去，那么外面很多的人也敢試一試了。但是當年觀望的人也有很多，因為你們里邊的法律還沒有很完善，看不清楚構建是怎樣的。兩種都有。

唐旻紅：上海第一塊地的批租[虹橋26號地塊]，您專門過來參加了出讓合同簽字儀式，還給出一些后續行動的建議。請談談整個參與推動的過程。其中有些什么故事和細節是您印象比較深刻的？

劉紹鈞：你們開標那一天[注：上海第一塊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招標開標日為1988年7月2日。]，我在澳大利亞，怎么也沒辦法專門從澳大利亞趕過去，只能發了一個電傳祝賀，然后簽約這一天趕過去了。簽約日期是1988年8月8日。我們很喜歡發發發，當時真的有這么一個想法。1988年8月8日，也是我提出來的。

唐旻紅：好彩頭！

顧鏡卿：劉先生的測量師行也做了許多發標書的工作，是政府指定代發標書的單位。

劉紹鈞：在香港，我這邊像一個接待站一樣，拿來標書，給它做宣傳，跟他們說上海那邊的情況。你們當年的標書，我還有一些。這個綠顏色封面的，就不能給你了。你們要的話，我復印一份給你們。

李鈺君：太珍貴了，將近30年了。記得還有塑料的封套，也是綠色的。還記得當時發了多少嗎？

劉紹鈞：不記得了。實際上當時很多工作都是下面人做了。因為從1989、1990年開始，我就忙得要命了。當時深圳這邊要找人過去投資，1989年政治風波剛過，沒有人去，我就陪著李傳芳［注：李傳芳（1943—）1984年6月擔任深圳市副市長，主管城市建設。］等人去拜訪李嘉誠他們。當時忙得不得了，所以基本的業務都交給辦公室的人去了。

李鈺君：但是我們討論擬定的《辦法》，上海的法規，包括標書起草好以后，都是劉先生親自來參加的，還是顧鏡卿先生陪同來的。劉先生還記得這一標總價多少錢嗎？虹橋這一塊。

劉紹鈞：記不起來。

李鈺君：是2805萬美元，樓板價414美元，已經占當年上海財政收入的2％。

劉紹鈞：一塊地2%，那你賣五塊六塊地差不多達到我們香港的目標了。香港當時12%。

王安德：但是這個體量比較大，后來賣的地比較小。后來您還問我們上海的房地局要資料的。1988年9月您贈送給上海一份貴行所做《深圳房地產市況報告》，并向上海尋求相關數據信息，用以編撰上海的房地產報告。

劉紹鈞：我跟上海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聯系。到了1991年，我在香港搞內地部門的培訓班，每一個地方送三個人過來，國土局三個，建設部三個，上海三個，深圳三個。你們上海來了三次，我們安排三個月的培訓。

王安德：黃健之就是在劉先生公司實習培訓的。他原來當上海建委副主任，上海世博會的時候當世博局副局長。

劉紹鈞：另外當時，我還帶了測量師學會的會長及秘書長這幾個老外，到北京去，見了王先進和周干峙，也在人民大會堂。在北京看完了以后，就帶他們到上海。上海那一次應該是韓正先生接見他們的，蔡育天［注：蔡育天（1950—）自1987年9月起歷任上海市房產管理局副局長、上海市房土局局長。2005年后任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等職。］先生陪著他們去的。90年代以后，開始吸收內地會員做測量師學會特許測量師。所以現在測量師協會在內地發展得很大了，有很多會員。

顏南海：現在上海很多人拿著這個證，很吃香。這就是您一直強調的專業人才培養。

劉紹鈞：對。因為在整個房地產市場里面沒有專業人員是不行的。所以我當年談話里面也講過很多次，怎么樣培養人才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當時我安排了一個訪問，是教育部和幾個大學到香港來訪問。回到內地后，教育部就把房地產定為一個專業，以前房地產不是專業，只有建筑工程學。這些上海也有參與，是同濟大學出來的。想想當時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啊。

唐旻紅：劉先生是我們內地房地產行業的鼻祖，參與了深圳和上海兩個地方的改革。以你長期的考察，覺得現在內地房地產發展，哪些方面相對發展得比你想象的快，哪些還需要重點改進？

劉紹鈞：老實說，我當年參與房地產發展，從來沒想到過會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你說現在內地的房地產，這個總值是多少？香港現在最大的房地產公司，李嘉誠的長江實業公司和郭氏家族的新鴻基公司，在內地已經排到50名以后了。我們香港這里土地批租收入占財政收入的12%，現在跟你們比起來差得遠。這是當時沒有想到的。

唐旻紅：劉先生近些年還關注參與內地的房地產嗎？

劉紹鈞：現在退休啦！這間辦公室我平時也不來的。我退休前最后五年在昆山建了一個公園，叫丹桂園。建筑用地200畝是買的，建住房給游客住。

公園是租的地，1000畝，注明只能種樹，是公益性的。因為國家要搞農業現代化、農業科技化，我們雇用了700個農民工種花種樹。1998年10月5日，江澤民總書記也到了丹桂園視察。

唐旻紅：感謝劉先生對上海土地批租做出的重要貢獻，這么多年還一如既往地在幫助我們。

劉紹鈞：也謝謝你們。我是上海的老朋友，上海的一分子。

嚴亞南：我們還將您當年的一份講話復制了一份帶來了，上面有朱镕基等領導的批示意見，也是蠻有意思的一份資料。供您保存。

劉紹鈞：謝謝！我想不到今天再見到你們。

唐旻紅：謝謝，耽擱您這么長時間。祝您健康長壽！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有幸參與內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