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四年前，亞歷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與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臺上發表了“一種加速主義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該宣言的核心論點是，資本主義一度解放了技術生產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為技術生產力的桎梏；左翼應及時地發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識平臺”，提出新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模型、改革媒體、重建階級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數學建模等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式的技術手段），才能實現未來的解放。宣言在當代信息技術的語境下，發展了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需要打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桎梏、解放生產力的觀點，并對傳統左翼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他們滿足于過程性的民主，而忘記了民主是只有通過現實地重建生產關系才能實現的結果。

加速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傾向，早在20世紀初的未來主義運動那里就已經萌生了：未來主義者們把現代技術看做是一股強大、高速的力量，他們主張加快技術革命的速度，甚至將技術的毀滅性維度（如戰爭）當做美來贊頌。這種對科技（作為單純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場上是模糊的，他們似乎愿意追隨同時代的任何顛覆性的政治陣營——意大利未來主義者擁抱了法西斯主義，俄國未來主義者則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義”這一說法自從在2010年后被廣泛使用以來，也分為左翼和右翼兩個陣營。右翼加速主義以尼克·蘭德（Nick Land）為代表，他的思想啟發了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該運動擁護現代技術，但認為技術和社會的領導權應由專制集權的機構和少數技術人員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則將加速主義左翼化；在德勒茲哲學的啟發下，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在“去轄域化”的同時，也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將生產力重新規制了，我們需要重新改造現有的經濟基礎，以引導技術發展的方向。

本文首發于公眾號“城與邦”(ID:Polis2016)，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一、什么是加速主義

Roger Zelazny的小說”Lord of Light” （1967）描述了一群革命者。他們改變社會的方式是改變社會對技術的態度。Zelazny稱他們為“加速主義者”。這可能是這個概念的第一次出現。之后的陸續幾十年，一些可以被稱為加速主義的思想陸續出現。不過直到2010年這個概念才開始被大規模使用。加速主義的反對者Benjamin Noys從Zelazny的小說中借用了這個概念來批判這種思潮。

傳統意義的加速主義現在被認為是一種右翼思潮。加速主義者對技術的態度有兩種層面。他們高度重視技術（特別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價值，認為對人類最好的選擇就是加速這種技術的發展，從而使得這種價值能最大化的發揮作用。全球化資本主義則是加速技術的最好體制。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在如今的技術社會條件下，人類沒有第二種道路可以選擇。傳統的控制技術進步的方式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最關鍵的是，加速主義者認為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化有著自己的價值。人類不應為了保持人類組織結構的穩定性而減速技術的發展。

加速主義的特點使將其放入傳統的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光譜充滿了困難。從對待這個飛速變化的技術世界的態度來看，右翼意識形態的態度比較保守，它們想要緩和或者減慢這種變化的速度。左翼意識形態則更多看到的是這個技術世界帶來的不公正，從而想要改變這種變化。只有加速主義認為，這種技術變化本身就是好的，我們應該不做任何改變的加速它。

加速主義并不是思想史上對技術的第一次崇拜。一個世紀以前，在見證了工業革命的巨大威力后，意大利未來主義者對機器以及機器對社會的作用產生了濃烈的興趣。但是他們的思想走向也暗示了對技術和速度崇拜的風險。他們中的很多人最終成為了法西斯主義者。

加速主義的思想來源可以追隨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法國。面對“六八學運”的失敗，以及似乎是無休止的戰后經濟繁榮， 德勒茲和加塔里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1972）中提到，左派應該承認資本主義在解放被壓迫者中的作用，并且強調加強這種自發傾向的意義。利奧塔在《力比多經濟》中也提到，對于那些生活被資本主義改變和加速的人來說，資本主義的壓迫是一種“享受”。這兩本書的爭議性一直被它們的作者所承認。利奧塔直接稱《力比多經濟》是一本“邪惡之書”，并且很快轉向了別的研究領域。德勒茲和加塔里則轉向了對撒切爾-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加速會將人類社會吸入法西斯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黑洞。

這些法國思想家的著作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引起一些英國年輕學者的注意。華威大學是他們的大本營。他們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Nick Land。Land認為，資本主義從來沒有被完全的釋放，反而總是被政治阻礙。每一個文明都在加速沖向最終的大災難。政治組織總是在試圖阻擋這個進程，但并不能改變最終的結局。人類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自己主動加速沖向這個大災難的結局。

一些更加激進的哲學家加入華威大學最終形成了加速主義。在九十年代中期，Sadie Plant從伯明翰大學著名文化研究系來到華威哲學系，并在這里指導了她的博士生，Mark Fisher，一位激進的文化研究學者。與Land不同的是，他們都是對新科技著迷的人。他們認為，計算機和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能帶來巨大的力量。他們與Land一起，形成了加速主義的內核：資本主義+技術。為了觀察這種力量，他們三人與另外兩位華威的學生一起成立了控制論文化研究所（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研究所關注各種各樣的新生事物。然而，他們并沒有產生任何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在華威哲學系的排擠和成員沉迷于迷幻藥、電子音樂等種種體驗后，幾位關鍵成員陸續從華威的離職。兩三年后，這個組織消失了。

二、加速主義的左翼化

2003年，一個叫K-Punk的博客開始獲得人們的注意。這個博客由Mark Fisher創造。在繼承了華威加速主義的一些思想后，他的博文表現出一種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更加左翼的態度。他認為資本主義和加速主義者的期待是矛盾的。但是他也對傳統的左翼很失望，因為他們對正在剝削他們的新技術毫不關心。這個博客引起了Nick Srnicek，一位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政治學碩士生的關注。Srnicek很快與Fisher成為了朋友，并逐漸發展出自己對加速主義的一套理解。在2013年，他與Alex Williams一起發表了左翼加速主義的宣言書“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在宣言書里，Srnicek和Williams展現了左翼加速主義者對當今世界的理解。他們認為，如今的資本主義系統在一些全球性危機（環境系統的災難，資源匱乏，戰爭威脅等）面前無能為力。同時這個系統也很難產生新的觀念和組織模式，從而轉向新的系統。另一方面，當今的左翼理論也是癱瘓和無效的。他們的政治想象仍然局限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新社會運動也沒有產生真正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反而走向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Srnicek和Williams認為，一種新的左翼思想需要一種對未來想象的回歸。這就是他們轉向加速主義的原因。

Srnicek和 Williams認為，Land看到了資本主義速度下技術的發展，但是混淆了“速度”（speed）和“加速度”（acceleration）。資本主義速度，一方面消除了技術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創造了新的障礙。左翼加速主義則保持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成果，同時超越了其價值系統的政府結構。

為什么我們需要左翼加速主義？Srnicek和Williams的看法很有趣。他們認為，這是每一個人希望工作份量減少的需求。而這就要求技術的進一步高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保護，和資本尋求壟斷從而擺脫競爭的傾向，使得資本主義開始成為了技術發展的阻礙。加速主義可以解放潛在的生產力。它不尋求摧毀新自由主義的物質平臺，而是在這個平臺的基礎上解除對技術發展的阻礙。

雖然對技術發展的追求是左翼加速主義的主要特點，但是它并不等同于技術烏托邦主義。左翼加速主義者絕不認為技術本身足以拯救我們。政治經濟結構方面的行動同樣也是必須的。對于這方面的思考，左翼加速主義者認為有三點是需要做到的。首先，他們必須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的每一項技術和科學進步。其次，對社會的任何改變都必須首先進行實驗（他們提到了智利的賽博協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 ）。另外，他們必須打破資本主義話語體系對觀念和物質平臺的壟斷，建立起左翼的社會技術霸權（hegemony）。

左翼加速主義者并不認為傳統的一些左翼活動，比如游行、標語或者烏托邦自治社區（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合法安全的）是實現目標的好手段。這些行動更大的可能是創造出一種心理舒適區，“我們至少在做一些什么”，卻不能真正推動改變的進行。同時，左翼加速主義者提倡一種對民主的新想象。民主不再只是一個過程（投票等），而是一種結果（集體的自我管理），甚至不需要一種特定的形式。不同背景下的集體自我管理完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宣言的最后，Srnicek和Williams提出了三點具體的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理論上的，建立起一種左翼加速主義的智識基礎設施，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新的政治經濟模型。第二個目標是建立大范圍的媒體改革（同時包括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第三個目標是重組階級權力，建構一種新的無產階級身份。他們再次重申，左翼加速主義的出現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已經阻礙了技術的發展。同時，他們倡導重現一種失去的夢想，一種人類對超越地球和自身限制的渴望。左翼加速主義不是后現代主義，它是對資本主義“偽現代性”的撥亂反正。

三、右翼加速主義的結局

在經歷了2000年的精神崩潰后，Land離開了英國。在臺灣居住了一段時間后，他選擇來到上海定居。在一篇2004年發表在《上海英文星報》（Shanghai Star）的文章里，他認為，中國對未來的迷戀和高速的發展使其已經成為了一個加速主義社會。Land重新出現公共生活是在2013年，他成為了美國極右翼運動Neoreaction（NRx）的導師。這場運動的成員相信民族國家，民主，和官僚制政府都會被一種專制城市國家所取代（類似新加坡）。Land發表于2013年文章“the Dark Enlightment”成為了Neoreaction運動的綱領。他認為，為了加速到達這樣的政治狀態，加速主義者應該支持特朗普當選或者脫歐這樣的政治事件。從某種角度來說，右翼加速主義成為了硅谷技術主義的一種專制變種。但是它的內核（技術+資本主義）仍然是沒有變的。

劍橋大學政治系的博士生Vincent Garton是一位加速主義的研究者。從思想史的角度，他認為加速主義是無法在概念上進行總結的。思考加速主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將它看作一系列的觀念。加速主義是一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沖動”。如果將這種沖動揭示出來，加速主義的大多數部分將會消失。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無數的無名加速主義者。它的核心，是一種避免了任何概念形成的前意識（preconscious）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