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吳文津老先生必須從北加州的房產談起。2012年春，朗諾想應斯坦福大學之聘到該校教書，我對居住了二十五年的海濱小城非常不舍，回他說找到合意的房子再說吧。硅谷一屋難求，朗諾打算仍騎車到學校，所以不愿住得太遠，我則不喜歡開車，條件是房子須到處都可步行到。我們第一回北上找房，在斯坦福四周看了幾處，不是太小就是太貴，中介言下之意是我們的要求太不切實際了，建議下回到學校北面便宜點的門洛帕克市找。第二次北上，我事前做足功課，發現門洛帕克市待售的房子寥寥無幾，卻有一處空置了數月，離市中心很近，騎車到斯坦福也方便，便請中介帶我們去看，她居然沒聽說有這棟房子待售。后來才知道賣方的中介忙于銷售豪宅，根本無心經營這單買賣；而這房子本身也不容易售出，原因是開發商拆了原有的老屋蓋了前后兩棟，各只有一個車位，雖說有車庫但形同虛設，因旋轉的空間太小，車子不易駛進，只好用來放雜物；而一般住三臥房的家庭有兩個成人，需要兩個停車位。最糟的是通往兩棟間小停車場的車道很窄，較大的車出入困難。朗諾和我正好僅有一部小車，不成問題。

我們看了房子覺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很合意，赫然見到前面那一棟掛了個“吳寓”的中文小木牌，我便冒昧敲門，一對和藹的老夫婦應門，談了幾句，我指著站在停車場等候的朗諾說：“那是我丈夫。我們很可能要搬來，因為他要到斯坦福教書， 他也會講普通話。”

吳先生走下臺階用英語問朗諾：“你現在哪里教書？”

朗諾回答說：“UCSB。”

吳先生說：“哦，我在加大圣塔芭芭拉分校有個好朋友。”

朗諾問：“他叫什么名字？”

“Ron Egan。”

朗諾很驚訝，指著自己用普通話說：“我就是Ron Egan！”

吳先生馬上把手搭在朗諾肩膀上，笑瞇瞇道：“Ron Egan, I am Eugene Wu！” 兩人沉默半刻，繼而相視開懷大笑。原來朗諾在哈佛讀研、教書、當《哈佛燕京學報》編輯的這十六年里，吳先生是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館長，兩人同在一棟樓里，都有早入晚出的習慣，幾乎每天都見面，二十五年后遠在西岸不期而遇，竟不認得了！

我們第二天便給房子下了訂金。更妙的是，后來又發現吳太太雷頌平和我已逝的父親居然也是舊識。這件事講給親友聽大家都嘖嘖稱奇。

吳先生1997年從哈佛退休后，即搬來灣區幫兒子和媳婦帶孩子，卻不愿和他們一起住，便買了這棟房子。我們遷入那天，吳先生夫婦約吃晚飯，美味的西餐加上吳太太烘的糕點。幾周后他們又請附近鄰居吃下午茶，介紹我們認識。那時吳先生仍開車，帶我到再往北的一家華人超市買菜，對我不愿開高速公路很不解，有什么難的？我說我心猿意馬加上反應慢，是個致命的組合，市區內街道倒沒問題。吳太太說離我們家不遠的華人教會姊妹們有個查經班，每月聚兩次，邀我參加，我說可以開車和她同去。

到了查經班發現經常去的姊妹有臺灣來的、內地來的、香港來的，還有新加坡、日本、和我這菲律賓來的各一位華人。大家帶了好菜，唱詩祈禱討論《圣經》某一章后便大快朵頤，剩余的就分給年邁的長者，非常溫馨。吳太太年紀最長，然而一直到疫情爆發查經班移到線上，她仍每次做個精致小點心帶去，若知道有人恰恰那天過生日還會烘個蛋糕。

吳太太自幼講臺山話，曾在廣州讀書，廣府話也很正，她本來不太會普通話，參加這華人教會才練好的。有人問她和文津在家講哪一地方的話，她說他們兩人本來用英語交談，后來文津懂臺山話了，便臺山話英語混著講。她畢竟在美國居住了八十多年，中英文偶然會混淆，英文甜和香不分，吳先生在我們的停車場邊緣培育了一叢玫瑰，開花時她走過總喜歡嗅一嗅，說，“好甜呀！”

吳文津夫婦和他們在灣區帶大的兩個孫女，2015年攝

吳先生夫婦是理想的鄰居，平日互不干擾，有事商討或妙人來訪才相邀。他們的社交圈子比我們大多了，經常有國內外遠道而來的親友，甚至還有陌生人慕名來訪。有些客人忘了他們年齡近百，談得開心晚飯時分還不走，吳夫婦便請他們到中餐館吃晚飯，吃完又回吳寓談到深夜。吳太太對我說她忙不過來，我便教她怎樣逐客：“這還不容易？吃完飯離席站起來時你就說，‘好吧，謝謝你們遠道而來。下次見！’”果然有效。

吳先生雖從舊社會走出來，腦子里并沒有什么條條框框，對任何人都沒有成見，人緣特別好。朗諾不少哈佛老同學聽說我們和吳夫婦成了鄰居，都說要找機會來拜望他，他的成都小同鄉、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教授倒真來了和他們敘舊。我沒加入吳夫婦的教會，有幾次跟他們去做禮拜，發現有個智障男孩總尾隨著吳先生，有機會即依偎過去，吳先生便把手搭在他肩上，低聲和他交談。相信這是因人人直覺他是個沒有心計、表里如一的人，也就是傳統所謂的“坦誠”吧，跟他在一起感到無比的舒服自在。

張隆溪2014年從香港來探望吳夫婦，與艾朗諾在我們家留影

我們搬來之前，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東亞圖書館的前中文主任彭松達，得知朗諾與我將和吳先生成為鄰居，囑咐我說：“你曾替洪業寫傳，也應該替吳文津作傳！”認識吳先生后，我對他的背景也很好奇，究竟什么樣的環境孕育了他這樣一個人？有一天我見吳先生正在停車場修剪玫瑰，便奔出去問他：“吳先生您有空的話，我把您的回憶錄下來好不好？”他感到有點突兀，說：“我現在正忙，以后再說吧！”我當時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沒空，還是借故推辭。直到2016年厚厚一本的《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出版后，他送了我們一本，才確知他不是哄我的。

然而等吳先生有時間，又輪到我沒時間了。因2016年夏白先勇的《細說紅樓夢》在臺北出版時，朗諾和我正好在臺北，談起《紅樓夢》為何始終在西方沒有廣大的讀者，結論是這幾百年前寫的有四百多個人物的小說，連中文讀者都需導讀，何況是處處都會碰到文化障礙的西方讀者？大家慫恿白先生寫英文導讀，我沖口說：“白先生，我幫您！”這是需要全神貫注的工作，替吳先生作傳的計劃只好擱置了。吳先生年事已高，雖然非常健康，我怕不趕快把他的事跡記下會來不及，便勸他把特別有歷史意義的事比如抗戰時替國軍當翻譯，五十年代搜集中共早期資料，六十年代考察各地圖書館與中國有關的收藏等，整理出來在“澎湃·私家歷史”和《上海書評》上登載。

有一天我回家，發現有人抬了攝影機在吳家門口拍攝吳先生，便悄悄側身而過，卻被他瞥見了，趕緊介紹從廣州來的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程先生知道我是《洪業傳》的作者，熱情地跟我握手。吳夫婦照例請客人到附近的香港小館吃晚飯，也有我的份。席上程先生對我說：“你應該也替吳文津先生寫個傳呀！”我笑著點頭，沒說出他不是第一個人這樣建議，心里卻更內疚了。

朗諾和我搬來兩三年后，吳夫婦帶大的孫女相繼中學畢業去東岸讀大學。他們兩夫婦除參加教會活動，主要消遣是在電視上看各種球賽：籃球、棒球、足球，都興致勃勃地追著看，許多球隊的勝負歷史都了如指掌；大概仍感到若有所失，又從動物收容所領了一頭白毛小狗回來。這只狗曾受以前的主人虐待，亂吠還會咬人，很久都沒人敢要，看到吳太太卻懂得乞憐，吳太太把它抱了回來全家當寶貝。我本來不怕狗的，獨怕這只見了多次仍對我那么兇的狗，此后到吳家前須打電話讓他們把狗關牢，于是更少登門了。

吳文津與從動物收容所領養的小狗，2019年攝

用基督徒的慣用話語說，吳夫婦實在“特別蒙恩”。那段時間他們的兒子和妻子分居，搬來和他們住。吳太太起初抱怨他打亂了他們的兩人生活，買東西又大批大批地買，擠爆了她的廚房，逐漸才領悟到有兒子同住的好處。兒子勸吳先生不要開車了，買菜上教堂看醫生都由他接送，不久嗜好烹飪的他又包辦了他們三餐，不認為是苦事。吳先生有一次很感激地對我說，“若不是約翰，我們就必須住進養老院了！”連我們做鄰居的都沾了好處，毗鄰的幾家后院相連接的木籬笆腐爛了，他就召開會議，帶領大家分攤費用一起雇人筑新的；夏天來了他又組織街坊派對，約好每家某天下午搬些桌椅出來，提供飲料或點心，平時難得見面的鄰居便有機會聊聊，最開心的是那些各處亂跑的小孩們。

更巧的是，朗諾有一位喜歡寫作的碩士生，北京來的王婉迪，她發表了數篇聲情并茂寫美國漢學家的文章后，問我有沒有其他學者值得寫。我說：“你可寫寫我們的鄰居吳文津，他對學術很有貢獻。吳太太也相當有意思，她祖父清末就拖著辮子來美國創業，她的家反映了美國華人史。”于是我約吳夫婦和婉迪到我家吃下午茶。不料相見后，婉迪對我說他們實在太有趣了，可寫成一本書，而她正好有空做這件事，因她拿了獎學金要到加大圣塔芭芭拉分校讀博士，離入學還有一段時間。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如釋重負。合傳的構思非常好，不但因吳太太也值得寫，而且沒有她吳先生的人生軌道必然不同。我跟朗諾說：“其實婉迪替他們寫傳，比我合適得多。一般讀者最感興趣的是透過傳主的經歷回到歷史現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我們這些七十歲以上的人尚耳熟能詳，對二三十歲的讀者就恍如隔世了，那時美國是中國的敵國還是盟友都不甚清楚；有些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事，現在的讀者也許覺得事過境遷完全沒意義了，應以年輕人的角度回顧才對。”

于是2019年2月至8月間，吳夫婦和婉迪幾乎每周三下午兩點鐘都到我家小聚，我負責泡茶煮咖啡，婉迪帶點心來。她準備好錄音機，開始向吳夫婦提問，你一句我一句，我偶爾也插幾句，四點鐘準時散會。婉迪非常勤快，過了一兩個星期便擬好初稿，看有什么地方需要補充或澄清的，再和吳夫婦討論。

王婉迪2020年初來拜年，吳夫婦送她一只狗狗公仔

婉迪對中文資料的掌握比我強得多，我很佩服她那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稿件有了眉目后，她便和吳夫婦商討書名。副標題當然要表明這是一本合傳，而主標題除涉及吳先生棄筆從戎及獻身圖書館事業外，還應暗示他和吳太太在異域相遇，幸福地共度大半生。婉迪提出“書劍萬里”四個字，取自陸游詩《憶荊州舊游》，吳先生很喜歡，于是我們絞盡腦汁竭力想如何把它延伸到吳太太，若再加四個字又恐書名太長。吳先生好友余英時提議用“書劍萬里緣”；不愧是大師，只添一字，把書名游刃有余地解決了！

這合傳若遲一年就便做不成。2020年3月加州因新冠疫情戒嚴，就算婉迪仍在灣區而且有空，也無法和吳夫婦面談；不久，耳背多年的吳先生嗓子依然響亮，耳朵卻一點也聽不見了，來客有話只好手寫，不能隨意和他交流，感覺像隔了一層面紗。《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繁體版去年2月在臺北面世，繼而簡體版也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吳先生今夏便離世。

《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2021年繁體版和簡體版

吳夫婦另有個女兒在東岸一所訓練聾啞教師的大學執教，沒結婚，到中國認養了一個現已亭亭玉立的女孩，一放假便帶女兒飛來看父母。她和哥哥的政治理念完全相反，但愛父母的心不遜于哥哥。保守派的哥哥對各種援助弱勢族群的方案都嗤之以鼻，感到都是天真幼稚的想法，完全無濟于事，只白花了納稅人的錢；妹妹則獻身于幫助聾啞孩子，吳太太說她以前在此地教書往往午夜后才回到家，因為有些學生的父母兼幾份工作，須等他們午夜下班才能跟他們交流。她心思細密，總想盡法子讓父母過得舒服些，去年夏天還雇人替父母安置了方便上下樓梯的電動座椅。

歲月畢竟磨人。2016吳先生的文集出版時，他告訴我有篇書評說作者應九十五歲了，看來腦筋仍清楚，說罷哈哈大笑。他九十六歲生日時我請他吃午飯，他見朋友凋零，自己一年比一年不中用，情緒相當低沉，感到這把年紀生日沒什么值得慶賀的。九十七歲生日時婉迪買了個蛋糕來，他開懷地說現在的志愿是活到一百歲，我們異口同聲說絕對沒問題。今年他的百歲壽誕臨近時，斯坦福東亞圖書館的中文部主任薛昭慧要替吳先生辦個學術會議，他可能因耳朵已全聾怕掃興便謝絕了。昭慧只好替他設了個電子賀卡，邀各地的學者及吳先生以往的同事向他祝賀；有提供老照片的，有賦詩的，有寫對聯的，有回憶趣事的，中英文洋洋灑灑一大片。

今年4月薛昭慧來看吳文津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東方和夫人杜小亞6月4日來訪，吳夫婦叫我們也過去，吳太太準備了咖啡、茶和甜點招待，吳先生照例預備了筆記本電腦，我們要和他對話時可以用。朗諾和我坐了約莫一個小時，邵夫婦意猶未盡又談了一小時，隔天東方把照片傳來時告訴我，他們夫婦這次和吳先生暢談是一生最難忘的事之一。

6月初邵東方來訪，與吳夫婦、艾朗諾、陳毓賢在吳寓留影

怎知不到兩星期，吳先生便因胃突破橫膈膜傷到肺部不適送院，接著一個月內動了兩次手術，在醫院和復健院間兩頭轉。7月10日是個星期日，離他一百歲生日只差兩天，兒女在餐館辦了個生日晚宴，兼慶祝他們夫婦結婚七十二周年，許多雷家親戚從西雅圖飛來參加，吳先生卻下不了床赴會，女兒不忍留他一個人在病房也沒出席，但電子賀卡是見到了。他最終是受了病毒感染于8月1日清晨去世的。

婉迪打電話來泣不成聲，她曾到復健院去看吳先生，說那地方很老舊，可憐他在那里孤零零地離去。我安慰婉迪說，現在不比從前，沒人奢望像戲里彌留時全家圍繞在床邊靜候臨終的話。吳先生活得那么美好，有那么大的成就，真是死無遺憾了。何況醫生說他第二次動的手術會有疼痛后遺癥，而現在老人最怕的是久病受折磨，家人也受折磨，吳先生沒受多少苦痛就去是福氣。許多親友為慶祝他生日來了，他想見的人也都見了。

張隆溪為吳文津百歲壽誕寫的賀詞

追思會上吳先生的兒子說，父親總夢想他的小家庭能團聚，沒想到這一個多月來父親住院，疼惜他的兒媳婦常來探望，竟圓了父親這個愿，也許正是父親沒有早些走的原因。吳先生的女兒說，父親教導她無論對什么人都應用做仆人的心態相待，也是她要傳授給自己女兒的。這句話聽來十分怪異，卻可能就是吳先生處世做人的秘訣。

幾個月過去了，我偶爾猛然覺悟吳先生已不在人間，很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