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家、哲學家馬里奧·邦格（Mario Bunge，1919—2020），生于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通曉西班牙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1966年到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任教，1992年當選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士，2014年獲頒“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復雜性思維獎”。他一生共寫了500多篇論文和120多本書，其著作在科學哲學圈有很大影響力，代表作有《基礎哲學論》。

在邦格的《搞科學：在哲學的啟示下》一書中，他考察了發展中的科學，即自然、社會和生物社會科學的實例顯示的過程。他關注科學的研究過程及其哲學前提，并主張哲學前提構成了構思和孕育科學研究計劃的某種母體。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發該書中部分內容。

馬里奧·邦格

經典的思想史家受到了正確的批評，說他們只集中注意山峰，而忽視了山巒，就像把一個城市只限于摩天大樓。與此相對照，后現代主義者強調團隊工作，而不重視個人的天才，甚至主張“社會通過個人來思考”，似乎社會有集體的頭腦，并有完全的記憶和理論。

從孤獨天才到研究團隊

在20世紀的大部分年代，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被普遍認為是該世紀或者甚至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近來，有些低劣的嘗試想降低他的地位，聲稱他的相對論是他的親密朋友圈集體努力的結果，特別是他的第一個妻子米列娃·馬里奇，他以前的同學馬塞爾·格羅斯曼和他的朋友康拉德·哈比希特、毛利斯·索羅文和米歇爾·貝索，后者是他在瑞士專利局的唯一同事。有人還提到亨德里克·洛倫茲和亨利·彭加勒已經知道洛倫茲變換，這被看作是狹義相對論的簽名。所有這些是真的嗎？愛因斯坦自己給出了正確的答案，可以簡述如下。第一，狹義相對論是麥克斯韋的經典電動力學的頂峰。不用奇怪，那時候別人，特別是洛倫茲和彭加勒已接近它。但是他們缺少愛因斯坦年輕人的勇氣去重建力學，所以它的基本定律是洛倫茲不變式，同電動力學中的那些相像。

正如愛因斯坦自己所說，狹義相對論可以由別的幾個人來建立，相反，廣義相對論只有他能夠建立，這是他的引力理論，因為那時沒有別人研究引力。

第二，當然，愛因斯坦同他的妻子米列娃，一位失敗的物理學家，以及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們討論過他的新思想。但是后者的貢獻卻是不相稱的：其中格羅斯曼是主要的，貝索是邊緣的。確實，格羅斯曼教他的朋友建立廣義相對論所需要的數學工具，即絕對微分幾何或張量演算；兩個人的科學協作是如此緊密，以至于他們合作寫論文。

《搞科學：在哲學的啟示下》

相反，貝索的作用，用愛因斯坦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夸張的朋友，或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個亂出主意的人。尤其是，貝索徒勞地試圖讓比他更年輕的朋友皈依馬赫的現象論和操作主義：愛因斯坦仰慕馬赫的實驗技巧，以及他的簡略的時空關系的觀點，但他像玻爾茲曼和普朗克一樣，是馬赫主觀主義的尖銳批評者，也是科學實在論的早期辯護者學術界的女性主義者主張，愛因斯坦從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那里竊取了狹義相對論。這個主張是不真實的，因為它沒有說明狹義相對論只是他在1905年他的奇跡年所精制的四個原創性思想之一。它甚至沒有說明為什么米列娃沒有被邀請參加非正式的奧林皮亞科學院，這是愛因斯坦在1902年同康拉德·哈比希特和毛利斯·索羅文一起創立來討論物理學和哲學問題的地方。

學術界的女權主義者還主張希帕蒂亞是一個偉大的數學家，但她們沒有告訴我們她有什么成就。更新近，同一群人主張英國晶體學家羅莎琳德·富蘭克林應該同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因發現DNA分子結構而同獲諾貝爾獎。無疑，富蘭克林確實對那項發現有所貢獻，但其他人，特別是萊納斯·鮑林，確實對同一計劃做出了更為重要的貢獻，但是只有克里克和沃森得到了獲獎的答案。

總之，出成果的科學家并非孤立地工作，而是植根于過去的網絡中的成員。甚至隱居的牛頓也不是孤立天才。事實上，我們從薩繆爾·佩皮斯的日記知道，他的思想，主要是他的問題，是在佩皮斯的圈子里討論的。總之，伏爾泰在崇敬牛頓這件事情上是十分正確的。

研究團隊

直到新近，大多數研究計劃涉及單個研究者，有幾個合作者輔助，他們的貢獻在報告的末尾致謝中。從1950年左右起，典型的研究計劃涉及主要的研究者和幾個合作者，通常是他/她的博士生或博士后的學生，他們都被承認為合作者，獲得同樣的榮譽。實驗粒子物理、天體物理、遺傳學和生物醫學研究的研究團隊增長到涉及一百個以上的研究者。有時候，一篇科學論文要有一百個或者甚至一千個研究者署名，以至于他們的名單，按字母順序排序，要占科學期刊的一個整頁。這類合作研究稱為大科學，標志著與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小科學的區別，而小科學的主要研究者從申請資助開始，擁有全部榮譽，承擔全部責任。

但是，理論研究不管多重要，仍然主要是個人的任務，單獨地做，雖然在討論班里討論。一位理論家很少有機會被聘請來領導一個大的研究計劃，那樣他就不能做原創性的工作，當他的管理任務結束時也不能繼續以往的研究。J.羅伯特·奧本海默在擔任“曼哈頓計劃”科學主管前后的生涯正是這種情況。

科學爭論

科學研究計劃從開始到終了都公開接受批評。但是，不像哲學和文學批評，科學批評是研究者所尋求的，因為它是特別富有建設性的：它由具有共同背景的同行執行，目的是要完善正受考查的工作，而不是一誕生就要用銳利的評論殺死它。

艾薩克·阿西莫夫稱這類批評為內部異端，這與科學姿態的敵人的典型做法外部異端正好相反。內部異端的明顯例子是，麥克斯韋對安培的超距作用的電動力學的批評，愛因斯坦對經典力學的批評，史蒂芬·J.古爾德對“自然不作跳躍”這個教條的批評。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批評為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論以及更新奇的實驗鋪平了道路。外部異端，即非專業人員的破壞性批評的一個例子是法蘭克福學派以及這些著名的作家米歇爾·福柯和布魯諾·拉圖爾所進行的反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戰役，后者是對羅伯特·K.默頓親科學的科學社會學大規模攻擊的領袖。

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變革的觀點，可以認為獨立于辯證法之外，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它假說物質利益，而不是思想，是社會行動的主要動力。這個觀念對生命和人類的起源問題，以及對人類學、考古學和編史學有好的影響。例如，歷史唯物主義提示人類學家，他們應該從研究他們的對象如何生存開始，而不是從研究他們相信什么和他們如何使自己快樂開始。它也發現了國內和國際沖突的根源在物質利益，例如在古代是控制貿易的通道，中世紀是為了土地，而近年來是為了石油。

唯物主義對編史學的另一個有益的影響，是揭穿特工部門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神話。真實的情況是，幾乎每一次軍事情報上的收獲都被另一方的勝利所抵消。正如軍事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所詳細表明的，情報和假消息對軍隊只起輔助作用。

盡管情報也有助于贏得若干戰役，但這次大戰是靠斯大林格勒的蘇聯軍隊贏得的，而不是靠布萊奇利莊園的密碼破譯者。日本人的求和是在它的平民遭到燃燒彈的轟炸之后，甚至在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炸平之前。現代戰爭盡量利用頭腦和肌肉，但它不是一種精神追求。因此，既不是薪金，也不是理解，它是詮釋學的練習。

總之，歷史唯物主義對編史學有好處，更有價值的是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和首先是費爾南·布羅代爾領導的年鑒學派的通史。這些科學家從研究物質起源開始，但也沒有忽略政治和文化方面。

后現代主義者的滑稽模仿

直到20世紀50年代，科學共同體的研究是科學哲學家、科學社會學家和科學史家的任務，他們想發現有關科學（這是很著名然而又令人迷惑的野獸）的真理。回憶一下下列這些人所做的哲學研究和歷史研究就夠了：約翰·赫歇爾、威廉·休厄爾、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爾·皮爾遜、亨利·彭加勒、埃米爾·梅葉爾森、弗德利格·恩利克、皮埃爾·迪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卡爾·波普爾、毛利斯·拉斐爾·科恩、愛德華·迪克斯特惠斯、I.貝爾納·科恩、李約瑟、查爾斯·吉利斯皮、恩斯特·納格爾、理查德·布拉斯維特、艾因諾·凱拉、阿爾鐸·密利、喬治·薩頓和羅伯特·K.默頓。

默頓在他的1938年的經典論文“科學與社會秩序”（發表在年輕的刊物《科學哲學》上）指出，基礎科學的特征是無私利性、普遍性、認知的公有性和有組織的懷疑——不是孤立的研究者的懷疑，而是整個共同體的建設性的審議。

羅伯特·K.默頓

不像他的批評者，默頓不是一個業余愛好者，而是第一位職業科學社會學家。他的老師是當時的權威社會學家——皮特里姆·索羅金、喬治·薩頓和塔爾科特·帕森斯——以及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勞倫斯·亨德森，他拯救并普及了社會制度的概念。除此之外，部分由于他的妻子和同事哈里特·朱克曼，默頓認識了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告訴他是什么使他們行動，他們也從默頓那里知道，他們尊敬的科學共同體為什么有時鼓勵他們，有時抑制他們。

總之，在1950年左右，默頓被公認為科學研究群體中最有學問的成員。他的研究也是他們之中最均衡的：默頓雖不是唯心論者，但他是唯一一個強調基礎科學研究者的無私利性的人；而他雖不是實證論者，但承認科學的累積性，并且，他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強調科學共同體的社會嵌入性，并且它受制于政治壓力。

突然，在1962年，一位無名氣的科學家托馬斯·S.庫恩在他的暢銷書《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主張，科學家并不尋求真理，因為沒有這種東西，也沒有知識總體，知識在成長，并被修補，并日益深刻。他的中心命題是，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科學革命，革命前的一切都被掃除。尤其是，這種激進的變革不會解決長期存在的科學問題，而是對時代精神，或是對當時的流行文化中的變化做出反應。因此，科學家既不要確證也不要否定任何東西，而要像他的朋友和同志保羅·費耶阿本德宣揚的那樣“怎么都行”。總之，這些虛無主義者向流行的科學觀挑戰。

由此開始，任何業余愛好者只要有足夠的勇氣就可以在許多“科學研究”中心或“科學與社會”綱領中找到工作，這些機構在過去幾十年大大地增加了。

這場反革命規模是如此之大，來得如此突然，在學術界引起了風暴和驚訝。自那時起，所謂的科學大戰也興起了，更多的是噪音，而不是光明。澳大利亞的戴維·斯托弗是諷刺它的很少幾個哲學家之一，但他提供的替代方案——回到老式的經驗論——并沒有說服任何人。只有阿蘭·索卡爾發表在《社會文本》——它曾稱贊庫恩-費耶阿本德政變——上滑稽的惡作劇《超越邊界：走向量子引力的變形解釋學》告訴公眾，他們被一幫小丑愚弄了。

我自己的對庫恩-費耶阿本德反革命的哲學根源的詳細研究幾乎沒有受到哲學界的注意。默頓關于基礎科學的現實主義形象被大多數元科學的學生拋棄了，他們從右邊和從左邊，拒絕了純科學的觀念。

科學主義，一個世紀以前在人文主義陣營富有活力并有威望，現在變得衰弱和失去信任，在那里，弗里德利希·哈耶克關于它的有偏見的定義“試圖在社會科學中模仿自然科學”廣泛流行。近來流行的另一個對科學的誤解是米歇爾·福柯把科學的特征古怪地描述為“不擇手段的政治”——一個因多米尼克·雷瑙特對許多著名的科學爭論的仔細研究所打破的神話。他證明，所說的爭論是有關真理的，不是關于權力的。而最終是真理獲勝。

這種情況的主要理由是科學研究尋求原初的真理，而不是實際的利益——技術的目的。例如，關于量子論是涉及物理對象還是只涉及測量操作的爭論，是純粹的認知問題：在近一個世紀的爭論中沒有一方有任何東西與意識形態有關。與此相反，社會科學中的某些爭論提出了意識形態問題。例如，標準的經濟理論因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而公正地受到譴責，因為忽視了不平等和表揚了自私；由威廉·狄爾泰所倡導的社會唯心主義哲學的罪責是忽視了物質需要和利益，特別是窮人的物質需要和利益。

真理，而非權力，同所有這些案例有關，也同雷瑙特所討論的那些案例有關，是偏愛科學主義的一個立足點——孔多塞的命題，無論研究什么，最好是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基于同樣的理由，這也是反對“人文主義”學派固有的直覺主義的立足點。

那些多產的社會科學家并不認為他們的學科是精神科學，需要它自己的方法，諸如狄爾泰1883年在他的反科學主義宣言中所贊揚的理解或神入的理解。確實，把自己放在A的地位（不是平凡的表演！）可以有助于說明為什么A思考或B思考，但它不能說明B自身。同樣，把A放入他/她的社會語境中可以有助于說明為什么B要么被機構承認，要么被機構壓制，但又是，它沒有說明B自身。公理系統，確定一個理論的中心思想，有助于理解為什么科學是自我推動和自我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