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之前，筆者在墨城目睹一場游行，稀稀拉拉的人群在市中心緩慢踱步，呼喊著口號，抒發自己的不滿與憤怒。這在墨城簡直不值一提，只要你愿意，任何一個周末都可以找著一兩場；只是這一次的主題實在不多見，人們喊的竟是：“美國佬滾出墨西哥！”——墨西哥民間對美國的向往與親近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一本美國護照恐怕是絕大多數墨西哥人的精神追求，“反美”這樣在墨西哥好像相當遙遠的概念，竟真實的發生，實在令人感到奇怪。

墨西哥城，堵在主干道上的原住民。本文照片均為作者所攝。

按著朋友的談論以及媒體的報道，墨城最近的反美情緒還是源于現實的經濟因素：疫情以來，美國的通脹水漲船高，按著官方的平均數據說是8%，至于筆者和當地朋友的親測，日用消費漲價百分之二三十都不算奇怪；相當多的美國人便將眼光投向墨西哥，跑到墨城來生活。

美墨的生活品價格相差懸殊，以墨西哥的國民食物“塔可”（tacos，玉米餅卷各類食材)為例——那也是美國人非常喜愛的日常食物，美國普遍價格在3-5美元一枚，墨西哥則最多只要一美元足矣；墨西哥的優步(uber)定價大致是美國的六七分之一，更不必提房租一類。按通常估計，保持同等生活水平，在墨西哥的成本只需美國的30-40%，而從洛杉磯飛到墨城不過三個小時，這都是美國人趨之若鶩的重要原因。

然而，全球化時代，美墨也同此涼熱；按照墨西哥官方公布的數據，到2022年8月，墨方的通脹率也同樣高至8.15%，和美國已相當接近。墨城的人民相信，是“看啥都便宜”的美國人到來，才推升了墨城的物價，從而也就發生文初筆者所見的一幕。

——物價與調控的問題當然是復雜的，美國的通脹是否真的會造成匈奴西遷似的多米諾效應，這是需要做大量研究才能回答的問題，很難簡單指控墨城的物價上漲就是“美國佬”的錯。不過，這不大不小的“國際摩擦”成為墨西哥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所遭遇的再一次戲劇性挫折，恐怕是毫無疑問的。

墨西哥城的中央商務區。

事實上，墨西哥城已經成為討論“國際都市”時的樣板之一，無論是坎克里尼在他的《想象的全球化》對墨城文化融合的褒獎；或是作為悲觀的反全球化人士援引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的不適”或阿明“國際主義的烏托邦”時的注腳，墨城都不可避免經常被提到。“全球化”在墨西哥城的塑造與構型，甚至人們談起墨城的“國際化”時所指究竟為何，都是相當復雜且值得討論的話題。

“國際化大都市”墨西哥城

作為首都的墨西哥城擁有許多副面孔，恰如墨西哥國寶級人物、西語世界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卡洛斯.富恩特斯所描述的那樣：“這座燈光璀璨的城市；這座滿是灰塵的城市；這座泥土之下一片光輝燦爛的城市；這座受人凌辱、慘遭失敗的城市；這座雖患健忘癥，但竭力回憶童年，披掛上羽毛的城市；這座雖遭饑饉，卻仍大擺闊氣的城市……”，不過當代的媒體，對墨城的首要稱呼則總是“國際大都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

按照通常的想象，“國際大都市”可以是紐約、是倫敦、是巴黎，或是香港甚至上海，但這個詞似乎很難與“墨西哥城”建立聯系——無論如何，墨西哥城確實是座大城市，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整個墨城大區總共擁有1800-2200萬人口，是全世界第六至第八大都會區，即使以中國或印度的標準論，這也足算得上一座巨城。

“國際化”的討論則有些困難——顯然的，一座國際都市應當有足夠數量的國際人士，但很難確知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在墨城生活：墨西哥官方指出墨城現居住著60余萬外國人，但按照美國移民局的數據，大約有160萬美國居民生活在墨西哥(可以相信其中有不少應當都在首都)，這還單只是美國人而已。

墨西哥的入境條件非常寬松，超期居留不管多久，代價也不過是大約30美元的罰款，有巨量的歐美游客持旅游身份在墨城長期居留。例如疫情前，墨城每年要接待1250萬名游客，對比巴黎1910萬人和迪拜的1630萬人，這無疑是驚人的數字，其中相當一部分，來了大概就不走了。

無論是游客的數據或是親身的目測，現實的墨西哥城都給人以強烈的“國際化”觀感：風景秀麗的孔德薩區為美國人占據，歐洲青年人更多選擇南城的科約阿坎——弗里達曾經也居住在那里；中國人則占領了波蘭科區，并將這個區域的房價幾乎炒到墨城最高的程度；墨城還有整個拉美最大的猶太人社區，就在市中心不遠處；更往南一些則是穆斯林呆的地方，他們在那里修建了幾座清真寺……飲食也是“國際化”的注腳之一，你可以輕易在墨城找到大多數國家的正宗名吃，和紐約洛杉磯沒有什么兩樣。

墨西哥城的大教堂。

BBC曾刊載一則描寫墨城的名篇，開卷便稱墨西哥城作：“這是一個將歷史與現代融為一體的動感城市……一座真正的全球都市”，往往成為本地媒體熱衷援引的權威背書——然而，無論是“全球化”或“國際化”，顯然都不等于“外國人”的簡單拼盤：僅僅是有很多外國人“住在一起”，大概是不能被形容為全球都市的。伍爾夫.翰納茲在他的名著《靈魂之鄉》中將“國際與本地居民的跨文化融合”作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融合”作為中心詞的重要顯而易見，但，關于跨文化融合的實踐，在墨西哥城卻有相當復雜的效果。

“你們來到了墨西哥”

外國游客甫到墨城，第一個糟糕印象往往來自墨西哥城國際機場那臭名昭著的wifi——登陸的界面只有滿屏西班牙語（墨西哥的官方語言），其實它倒也不是真的沒有英語連接界面，但想要切換成英語，你至少需要認得“語言”的西語拼法才可以。考慮到貝尼托.胡亞雷斯機場是整個拉美最繁忙的機場沒有之一，即使在疫情期間，每天的起降航班也要超過1200架次，這種“反國際化”式的不友善令人吃驚。

打算來墨城生活的外國人會發現，他們的噩夢才剛剛開始。要申領駕照，唯一的標準并不是會開車（墨城的駕照不需要進行駕駛能力測試），而是要能聽懂和回答一系列西語問題；其他的事務也差相仿佛，墨西哥幾乎所有的政府辦公網站都沒有全程的英文界面，即使是與外國人最相關的移民局網站也不例外。相對于其他新興國家的國際大都市，如迪拜、香港或新加坡，墨西哥城的“國際服務”環境實在是過于不友好。

墨城的確是新興國家的“國際大都市”中，英語環境最差的一個；墨西哥人對母語的執著，同樣在“國際都市”所鮮見；就算是在以“不喜歡講英語”聞名的巴黎，路人的英文程度也遠勝過墨西哥城——倒不是墨西哥人對外國游客不友善，他們是真的不會。即使在市中心的索卡羅歷史城區(zocalo)，或者改革大道這樣的知名景點，操英語也不是那么值得信任，更不要說普通的居民點了，“為什么沒有人會講英文”是很多外國游客的通常抱怨。

墨西哥城的貧民區。

這并不意味著墨西哥人學英文很困難，墨城的寫字樓和商務區，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墨城青年，面試時同樣可以操一口流利而毫無口音的美式英語。事實上就英語和西語而言，任何一位母語使用者想要熟練掌握另一門語言，通常也只需要六個月至一年時間，至少比亞洲人學英語要容易得多。

本地人的英語水平如此之低，“重視程度不夠”是相當關鍵的因素：墨西哥一般的公立學校，英文只是作為一項普通科目學習，除去UNAM、ITM等幾所頂尖大學外，普通的高校錄取對學生的英文水平也不甚看重，筆者甚至親見過墨城排名尚可的公立學校，學生竟連一句英文都講不出的。作為一座非英語母語的“國際大都市”，官方這么輕視英語教育實屬罕見。

或許可以用前述“反美游行”的抱怨來解釋這一奇怪現象，墨城反美群體對美國佬的一大不滿即在于“他們甚至不愿意學習西語，卻要我們跟他們講英語！誰要他們來到這里的？！”某種程度上，這質疑相當準確而合理。確實沒有人“要”外國人來到墨西哥城，是這些外國人自己想來的。

——和絕大多數后發國家的“全球化”口號不同，墨西哥的官方從來沒有提出過“打造國際大都市”這樣的愿景；墨城的“國際都市”很難歸結為政府或民間的主觀追求，倒更像是客觀的被動實現過程。

墨西哥索瑪亞博物館（Soumaya Museum），位于中國人聚居的polanco區。

墨西哥城的國際化運動

盡管墨西哥城從1521年被西班牙人征服的那一年起，就已作為和歐洲連結的主要城市之一，被卷入“全球化”的交流中。但正如UNAM的V.Enrique指出的那樣，1994年的NAFTA（北美自貿條約）才被公認為是墨西哥加速全球化的開端——在這份條約里，按照美國的要求，墨西哥承諾消除貿易壁壘，取消對海外投資的大量限制（甚至到過度的地步），也大大降低了美墨之間貿易的稅率。迅速地，大量外資企業都在墨城開設辦事機構，從金融到航天，從微軟到阿斯利康，各個行業的國際巨頭紛紛在墨城開立分支。盡管墨西哥政府設定了本土化比例高達90%的驚人要求，但受制于本地員工的素質能力，仍有大量的外國人通過外包等方式來到墨城就業，墨西哥城也迎來了一個“國際化”的高潮期。

另一個高峰則從大約十年前開始，與中國有關：隨著中美關系的日益復雜化，一大批希望在美洲發展的中資企業選擇將總部遷出美國，主動搬到離美國很近、政治氣氛寬松得多的墨西哥城，以華為為首的大量企業都在墨城設點投資。2013年時，墨城的中國人只有大約兩萬人，到2021年，這個數量至少已經翻了四五倍，墨城的市中心建起了中國城的大牌坊，北部的波蘭科和南部的比亞杜多分別成為外派企業和本地華商的聚居區，加上早已深耕墨西哥多年的日本僑商，墨西哥城便真正成為薈集歐、亞、北美各國來客的“世界巨城”。

疫情則是另一個契機：COVID-19三年以來，墨西哥從未對外國人出入境設置過任何限制，無論你是否打過疫苗，也不要求任何核酸檢測結果，只要你有合法進入墨西哥的身份，能夠買得起機票，墨西哥就歡迎你。過去兩年內，有大量外國游客（特別是歐洲），包括林林總總的反疫苗人士和對本國防疫政策不滿者來到墨西哥“避難”——由于本國相對嚴厲的政策，他們不得不在墨城扎下根來。按照墨西哥旅游部的統計，在疫情尚算嚴重的2021年，墨西哥竟然總共接待了3589萬人次外國游客（墨西哥城和坎昆承接了其中絕大部分），這是全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正是這二三十年的變化，令墨西哥城的外來人口激增，但無論墨城地方或是墨西哥國家當局，似乎都未將“國際化”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從墨城的國際服務氛圍也可略見一斑，這倒也不是說墨西哥就“懶政”，他們確實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要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此起彼伏的經濟和貨幣危機，單就“文化融合”一點，墨西哥更需要在意和重視的，也不是這些外國人。

融入世界，或融入墨西哥？

與巴西或阿根廷這樣“平地起高樓”的新興國家不同，墨西哥作為美洲三大古文明的發源地，本就擁有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從1521年西班牙登陸美洲，土著文明與歐洲文明的沖突便成為無法回避的主題，一直到1929年，墨西哥才終于結束了長達四百年的動蕩，完成了自己的民族革命，由時任的“革命制度黨”掌握了政權，今天的墨西哥也就成型。

墨西哥城，大神廟。

掌握權力的革命制度黨，首先要承擔墨西哥的國家重建工作。其中的關鍵，在于喚起墨西哥全社會的凝聚與信心——數百年的沖突與混亂，令墨西哥民眾的生氣已經低到不能再低，而重建的基礎，首先在于鼓舞和團結民眾，正如大洋彼岸的中國“團結就是力量”的口號一樣。墨西哥革命制度黨選擇的道路，則是從“重塑社會的身份自我認知”開始。

但是，墨西哥人究竟是什么人？誰才是墨西哥人？——墨西哥是個多民族國家，四百年的殖民統治，令墨西哥的血統復雜到難以想象的程度，根據革命黨192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墨西哥城有22.79%的克里奧爾人(出生在墨西哥的白人)，18.7%的印第安人后裔，另有54.61%的混血人種，后者又可以根據不同的血緣程度細分為三十多類。

20世紀初期，正是世界民族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民族國家”成為整個世界的趨勢，民族主義也是風行一時的國家凝聚力來源，然而，墨西哥的社會民眾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卻是“我是誰”——面對如此復雜的血統來源，墨西哥究竟要如何構建自身的民族認同？這是擺在墨西哥所有執政黨面前的首要問題。“世界如何觀看你，你如何審視自身，又如何看待他人——這些都是人類身份的基本維度”，正如羅伯森所說的那樣，革命制度黨采取了一系列“構建共同身份”的措施，其中便包括語言的工具。

革命制度黨認定：墨西哥是一個以印第安等原住民為基礎的文明，但又應當結合新的西方制度，讓“印第安人應當參與墨西哥現代化的盛宴”，這也就成為墨西哥民族認知的主基調。統一的語言無疑是構建共同身份、“參與現代化盛宴”的重要手段，按照墨國統計，1935年，墨西哥的西語覆蓋率只有六成出頭，大約一半的混血土著的第一語言不是西語。盡管西班牙語同樣是外來者，是殖民的象征物，但對當時的墨西哥社會而言，推廣西語已經成為打造國家認知，提升民族凝聚的最為現實而可靠工具之一。

因此，相比通常想象的“讓墨西哥融入世界”，“令原住民融入墨西哥”才是墨西哥歷任政府更重要的工作——我們很難評價這項工作的最新成果，墨西哥最重要的景點之一，國家藝術宮門前的大街上，至今還不時為大量南部恰帕斯州的原住民抗議群體占據，堵得密不透風，憤怒的人們穿著各自民族的傳統服飾，張貼各種血淋淋的照片，控訴當局對他們的迫害……盡管現代墨西哥建立已經近百年。

“攘外必先安內”，墨西哥當局對“國際化”呼應的冷淡與漠視，也由此變得可以理解。墨城特色的被動“全球化”，事實上以一種非規劃的、本能的狀態存在著——當然，從善意的角度講，墨西哥城坐擁如此數量的外國人，且經濟階層整體更優越于本地居民；政府卻不打這些人的主意，不打算從外國人身上“分一杯羹”，也實在是一種可算淳樸的奇景。

墨西哥城，大神廟。

被出售的與被雪藏的

“城市的一部分被打包售出，另一部分則處于被雪藏或是被拋棄狀態”，博爾哈的名言用在墨城的形容上，可謂恰如其分。

墨城仿佛如一個巨大的拼盤，“外國人”和“墨西哥人”的標簽被分別貼在一個個不同的小塊兒上——盡管這是很多國際化都市的共同特征與問題，但墨城的狀況還是格外特別。

仍以語言為例：對于沒有讀過多少書的普通人，服務業按理應當成為推動語言交流的利器。街頭商販和旅游從業者總可以在日復一日跟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積累并提升自己的外語水平，從巴塞羅那到里約熱內盧，這一規律都普遍成立，唯獨在墨城卻不太奏效——因為在外國人的居住區，大量的服務業人士自己就是外國人。他們同樣受益于墨西哥寬松的入境政策，以游客身份入境然后在本地經商，幾乎是全墨西哥都通行的法子，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很低，通常只是給稅務或商務檢察人員塞個幾百比索而已。

墨西哥城，唐人街。

對于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或城市，允許旅游身份入境的外國人長期從事商業活動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這類奇觀卻在墨西哥城實實在在發生了多年。奇觀的影響當然不僅是語言，還有更重要的現實利益：如此之多的外國人來到墨城，但墨西哥的中小業主并未因此得到多少好處，倒是讓“外國人”形成了一個商業的閉環。如我的朋友阿書，他就以前述游客的身份來到墨西哥，很快便操起了福建老鄉的傳統生意：賣茶。阿書是個聰明的小伙子，深諳價值輸出的道理，憑著嫻熟的語言能力，他開設了幾門茶藝課程，一舉樹起“將中國好茶帶到墨城”大旗，課程主要面向和他一樣的歐美常居游客，最終目的當然還是賣茶。阿書的生意相當不錯，一塊普洱茶餅時常可以賣到200美金（在中國的淘寶上則通常不超過200元人民幣）——墨西哥本地人卻很少能有這樣的機會，他們根本沒辦法與思維視野、教育程度和語言能力都遠強于自己的外國人競爭。

平心而論，墨西哥城完全具備“融合”的基礎，以大城市最重要的方面——交通而論，墨城是全世界公共交通服務水平相當高的城市，早在1969年便開通了第一條地鐵，至今已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地鐵官網之一，更不消說遍布全城林林總總的公交線路。墨城不像美國那些大城市，沒有車的窮人缺乏前往“富人區”的途徑，窮人缺少的只是機會，但沒有人能夠看到，到底如何才能讓“融合”獲得機會——某種程度上，可能還相反，墨城“全球化”的基礎之一，便是廉價的人工成本，基于融合的本地居民收入改善，可能反而會阻礙墨城現有的國際商業城市地位。

作為結果，我們便只能看到孔德薩、羅馬和波蘭科等“外國區”林蔭蔥翠，穿著時尚的異國男女笑語昂揚，身后往往還牽著一條品種犬。而大墨城東邊和北側工業及平民區，卻只有大量灰撲撲的、毫無生氣的自建房，無意誤入時好像滿街都寫著“危險”二字，路過的老人常常沖我揮手，并非嫌棄而是讓我快走。墨城的治安案件，就多數發生在這些地方。文初所述的抗議事件，正是緣于“外國區”的原住民逐漸難以負擔日益提升的生活成本，又不能融入這些區域的經濟商業活動分一杯羹，不得不被逐漸擠入“本地區”，所發出的憤怒呼喊。

平等與認同則是另一個話題，全球化框架下的平權問題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通常而言，國際化程度較高的都市，都會伴隨大量保障不同族裔和群體權利平等的法規條案。如果以立法的角度，墨西哥無疑走在前列：從建國初期，墨西哥便已制定一系列關于種族平等的法律，2003年，聯邦政府更是頒布了相當詳細而現代的《防止和消除歧視法》，規定甚至具體到廣告牌的人物選定。就實踐而言，墨西哥也頗有令人稱道的地方，例如機場海關檢查身份證件的崗位，幾乎總是坐在輪椅上的行動障礙者，更不要說前文提到過的，對外國人寬容到過度的管理方式了。

但是，令人厭倦的“兩方面來說”也沒法回避：每個在墨城長期生活的人都必須承認，墨西哥城事實上還是存在著國籍和種族的偏見。墨西哥自身作為種族多元國家，白人通常會受到更好地照顧與優待，他們的社會階層往往也更高，如果按照俗稱的“白墨”與“黑墨”分類，在美國見到的墨裔勞工，絕大多數都屬“黑墨”，可為一證。聯邦警察的執法也一樣，他們往往對白人過度友善，只針對棕膚色的青年盤問；另有一些“民族自豪感”更強的警員，則專門挑外國人下手，如墨城有公共場合禁止飲酒的規定，筆者曾親見本地人舉著酒瓶揚長而過，后面幾個看上去像是歐洲來的青年則被攔下罰款——看起來好像后者更符合情緒正義，但無論哪一種，都屬過猶不及，跟“平等”二字顯然關系不大。

墨城的文化認同

埃及著名的“全球化”專家埃米爾.阿明認定，理想的全球化應該會“誕生一種全新的文化特征”，很顯然，墨城的全球化實踐，尚未滋生出這樣“全新”的文化體，倒更像是兩種文化的交錯并列放置。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用成功或不成功，來定義墨城的全球化嗎？——成功與失敗，應當用來衡量“客觀結果是否符合主觀目的”的程度，然而，當一個國家并沒有主動地希望全球化，而它也果真沒有真正的全球化，難道我們能夠認為它失敗了嗎？

墨西哥城，神廟與教堂。

1573年，西班牙人來到墨西哥城，他們看到了雄偉的阿茲特克大神廟，但他們更希望修建一座大教堂。于是，西班牙人便拆毀了大神廟，利用神廟的磚塊來建設今日墨城的奇跡之一：墨西哥都主教座堂，不夠的部分，再用歐洲運來的石頭補齊。

今日，墨西哥都主教教堂已成為拉丁美洲最古老，最宏偉，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堂之一，而緊鄰其側的、被拆毀的阿茲特克大神廟遺址，1978年被工人無意中挖出后，也同樣成為世界的文化遺產；雄偉的大教堂同神廟的斷壁殘垣相映成趣，共同構成了最為游客所矚目的墨西哥索卡洛旅游區。

這大概也就構成今日“國際都市”墨西哥城的隱喻：接受或排斥，都是自然的過程，我們看到的，也就是應當發生的。

（作者系旅墨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