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近現代以來，歐洲土地上發生了無數的戰爭。緊隨戰爭而來的，有邊界的移動，有各國勢力對比的調整，有時還有統治之法、空間之法的巨大變化。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后，法國這座火山噴發出的滾燙巖漿，很快便蔓延到了歐洲。蔓延的方式之一，是1803—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

面對拿破侖，歐洲撕裂了，德意志撕裂了。

分散的、封建的、落后的德意志，應該如何去理解拿破侖？黑格爾贊美拿破侖，歌德贊美拿破侖——拿破侖是自由和進步的化身。費希特反對拿破侖，克勞塞維茨反對拿破侖——拿破侖是對德意志民族的侮辱。皇權、民族、自由、革命，到底什么才是“歷史正確的一邊”？

國內秩序與國際秩序、空間與法、歷史的上升與錯亂，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片迷霧。

這樣的迷霧，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在這樣的迷霧中，歐洲尋求它的安全空間。

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歐洲，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和平之地。巴爾干雖在冷戰結束后燃過戰火，但已不復“火藥桶”模樣。一層和平的氤氳之氣，猶如一層玻璃罩子，將歐洲與地球上的其他地方隔離開來，也與歐洲過去幾百年的延綿戰火隔離開來。

歐洲的和平建立在各種或明或潛的規則之上。幾乎與所有的規則一樣，這些規則是各方算計博弈的結果，但無不凝結著人類智慧。它們是歐洲或主動、或被動在歷史長河中層層淘洗出來的。我們姑且稱之為歐洲安全的密碼。下面介紹四組這樣的密碼。

（一）大國協調。

現代的“民族國家”和“國際法”都起源于歐洲。

在19世紀末以前，所謂的國際法其實就是歐洲的國際法。這套國際法的主體是“國家”。也就是說，國家，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個人、皇室、地方、政黨、階級，是國際法的主體，是外交和戰爭的合法主角。納粹“桂冠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指出：“新國際法的出現要歸功于一個新的具體空間秩序的形成……歐洲大陸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封閉的區域國家，他們擁有單一的中央政府和管理機構，以及固定的領土邊界，與之相適應，誕生了新的萬民法。”

這個國際法不能保證歐洲國家間的和平，約束戰爭的主要辦法靠國家之間的“力量均衡”，或說“均勢”。英國外交的最大目的就是避免出現歐陸雄主，故被稱為“離岸平衡手”。奧地利的“梅特涅體系”和德意志俾斯麥的“五球不落之戲”，也是均勢外交的經典。

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歐洲的國際法也延伸到了非歐洲的土地。非歐洲空間沒有主人，是待殖民的區域，是供歐洲列強瓜分的“外部空間”。在歐土之外，約束戰爭的主要辦法則靠對占取“無主之地”的相互承認——因此產生一個“勢力范圍”的概念。這等于是均勢外交的延伸。

均勢外交的集體性、制度化安排，被稱為“大國協調”——這濫觴于拿破侖戰爭后英法俄普奧五強打造的均勢體系，歐洲19世紀大部分的和平據說歸功于這個均勢體系。

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冷戰結束后，人們越來越少聽到“均勢” “勢力范圍”“大國協調”這樣的說法，因為這些詞已經染上了眾人厭惡的權力政治色彩。

但其實，大國不會輕易丟掉自己學到的東西。二戰后聯合國設立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即是美國吸取了一戰國聯的失敗經驗，要將大國協調引入到聯合國的決策中。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也算大國協調的與時俱進版本。

戰后的歐洲安全與幾個大國關系最為密切——歐陸的法蘭西與德意志、西島英倫、東緣俄羅斯、大西洋彼岸美利堅。

歐洲一體化是法德和解的直接產物。法德從不說歐共體、歐盟是自己“勢力范圍”，但眾人皆知此二國是歐洲一體化的“火車頭”。法國是二戰戰勝國，德國是戰敗國，為了平衡法國影響，德國一直比法國更歡迎英國加入歐洲大家庭。法德注重的一體化滲透方向也有區別。德國更重視東歐、巴爾干，法國更重視南歐、地中海。

德國和法國的戰略精英都曾提議建立由本國主導的歐洲空間。在二戰以前，施米特曾提議建立一個中東歐大空間：“（德意志）帝國有能力將它尊重的一切民族的偉大政治理念作為一種為種屬和淵源、血統與土地所確定的生活現實，擴散到中部和東部歐洲的空間，并擊退外空間的和非民族性的大國的干涉。”二戰剛結束，法國哲學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向法國政府遞交了一份《法國國是綱要》，建議法國利用自己在南歐拉丁國家的領導地位，以羅馬天主教為精神資源，建立堪與美蘇抗衡的“拉丁帝國”。

但是，歐洲最后的一體化實踐，采用的是“歐洲之父”讓·莫內（Jean Monnet）的版本。讓·莫內是法國酒商之子，與美英關系密切。讓·莫內的歐洲一體化設想，不只考慮法國，而且還考慮德國，此外也不排斥美英。而法國戰略家經常把英國視為美國安插在歐洲的“特洛伊木馬”。

美國勢力介入歐洲安全更主要的是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北約的第一任秘書長、英國人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有一句名言，說北約就是要“趕走俄國人，請進美國人，摁住德國人”。

冷戰結束對歐洲的安全環境有很大的影響。各大國首先想到的是“摁住德國”。法國的應對辦法是創建歐元區，讓德國放棄馬克。蘇聯要求德國統一后保持中立、退出北約，但美國做蘇聯工作，稱如果德國“單干”對歐洲就是個潛在威脅。

冷戰期間，歐共體和北約都是以俄羅斯為假想敵發展起來的——某種意義上，歐洲在冷戰期間的和平正是拜美蘇核恐怖平衡所賜。冷戰結束后，各大國也要重新思考與俄羅斯的關系。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安會）變身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這個組織的功能其實就是要打造一個包含俄羅斯在內的歐洲安全空間。

此外，蘇東解體產生了大量地緣政治“碎片”。這些碎片墜入到一片權力真空中，心向西方。如果不是北約和歐盟吞噬掉這些碎片，巴爾干將重新成為地區動蕩的根源。但這也使得東西前沿從柏林東移到了波羅的海，自顧不暇的俄羅斯失去了一大片“勢力范圍”。

（二）普世均質。

科耶夫于上世紀30年代在巴黎講授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時，首次提出來“普世均質國家”這一概念，后來又在1943年成書的《法權現象學綱要》中充實了這一概念。

什么叫普世均質國家呢？譬如說，地球上甲乙兩國對調，而不覺有異；一個人走到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覺得和自己國家一樣。除了上述空間意義的均質化，還有時間意義的均質化。也就是說，歷史的進步已經完成，過去和未來一個樣，“太陽底下無新事”。時間均質化更廣為人知的版本是冷戰結束后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

因此，“普世均質”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各國國內制度是相類的（因為這是人類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二層是各國彼此之間不再需要戰爭（因為戰爭已成為無意義的循環）。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流行于世的“民主和平論”身上都可以看到普世均質國家的身影。

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國家”被戴上了兩個緊箍咒。一個是不能隨意發動戰爭。《聯合國憲章》只認可兩種戰爭——正當自衛的戰爭以及聯合國授權的戰爭。第二個緊箍咒則是內政的標準。《聯合國憲章》“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冷戰結束后進一步發展，以普世人權為由干預他國內政。

如果說全球哪個大洲最接近于“普世均質”，那肯定是歐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為何歐洲盛行“和平主義思潮”，才能理解為何連那些不在歐盟之內、不在北約之內的歐洲小國（如瑞士、圣馬力諾），也絲毫不擔心戰爭的威脅。

（三）集體安全。

“集體安全”思想在《聯合國憲章》中有所體現，但它最完美的“代言人”是北約。北約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為了彌補聯合國的不足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第5條”被稱為“集體安全條款”，茲錄如下：

“各締約國同意對于歐洲或北美之一個或數個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之攻擊。因此，締約國同意如此種武裝攻擊發生，每一締約國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承認之單獨或集體自衛權利之行使，應單獨并會同其他締約國采取視為必要之行動，包括武力之使用，協助被攻擊之一國或數國以恢復并維持北大西洋區域之安全。此等武裝攻擊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應立即呈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安全理事會采取恢復并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時，此項措施應即終止。”

簡言之，這個條款的意思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在冷戰期間，北約普遍被認為是一個對抗蘇聯軍事聯盟。但是，蘇聯及其領導的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后，北約并沒有如新現實主義者所預言的那樣也隨之解體。這說明北約不是簡單的軍事聯盟。

誠然，北約內的各國名義上平等，但實際上唯美國馬首是瞻。這導致在其他大國看來北約就像美國的“勢力范圍”。北約之外的俄羅斯對此十分不滿，北約之內的法國也有些介懷。但歐洲小國對此不以為然，更看重“第5條”給自己帶來的安全感。

（四）主權讓渡。

和“國家”一樣，“主權讓渡”也是歐洲的原創，是歐洲在二戰之后對自己的超越。“主權讓渡”和“國家”出現之初一樣，僅局限于歐洲地區，以歐盟為其主要體現，是當前歐洲最具自身特色的制度安排。

前文提到，過去歐洲國家維護和平主要靠“均勢”“大國協調”，但兩次世界大戰讓歐洲國家深刻理解到這是遠遠不夠的。

歐洲國家作出了石破天驚的決定，要把一部分主權讓渡出去。1950年5月9日，法國時任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根據讓·莫內的建議，發表了一份震驚世界的宣言，提議法德將煤鋼交給一個歐洲機構去運營，由于煤和鋼都是重要的戰爭物資，因此“法國和德國間的任何戰爭不但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質上也不再可能”。后來歐盟把5月9日定為“歐洲日”。法德煤鋼聯營被視為歐洲一體化的開端。

歐洲國家首先讓渡某個具體產業的主權，然后逐漸讓渡貿易的主權、司法的主權、防御的主權等等。大家管這叫歐洲一體化的“深化”。“新功能主義”主要就是解釋這種層層外溢的一體化深化現象。

在地域上，歐洲一體化則是層層外擴，先是法德意荷比盧6個創始成員國，然后擴到南歐、北歐、東歐。一體化的外緣是不清晰的，歐盟成員國之外有入盟候選國（當前有阿爾巴尼亞、黑山、北馬其頓、塞爾維亞、土耳其、烏克蘭、摩爾多瓦），入盟候選國之外有已申請入盟的國家，此外有簽署聯系國協定的國家、加入“東部鄰居政策”的國家等等。

與“不干涉內政”的“國家”原則不同，“讓渡主權”必然意味著相互干涉內政，因此歐洲一體化對國家的“同質性”有更高的要求。歐洲一體化進程，是一些相類的國家集合起來，再不斷改變周邊國家的過程。

凡是加入歐盟的國家，都需達到一定的經濟、政治、價值觀標準（即所謂的“哥本哈根標準”）。短期內無法入盟的國家，歐盟便與其簽訂“聯系國協議”、施以“鄰居政策”，實則是建立緩沖地帶。而再遠一些的國家，沒有加入歐盟的前景，但歐盟也同樣會發揮“軟實力”，推廣自己的標準和價值觀。

層層外擴，改變周圍國家的行為，使別人成為自己，從而實現和平——這就是歐盟的邏輯。

與集體安全相比，歐洲一體化是消除內部沖突的更好工具。層層環擴的安全結構導致歐盟比北約有更強的事先干預性質（如對候選國的嚴格“培養”，對周邊安全的輻射）。而多層級的治理結構則讓歐洲一體化成為消化分離主義、民族沖突的好工具。因為許多歐洲國家和地方認為，失去了的利益，可以通過加入歐洲一體化而彌補回來。如捷克斯洛伐克分家、科索沃從塞爾維亞獨立、北馬其頓和鄰國的糾紛，如果沒有歐洲一體化，肯定會更加不可收拾。

以上便是歐洲安全的四大密碼——大國協調、普世均質、集體安全、主權讓渡。

四條密碼中，歐洲的安全被認為主要靠后三條，特別是主權讓渡這個創舉。如果單靠大國協調，那么冷戰結束后，英法德意俄可能就打起來了，就像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1990年在“回到未來”一文中所預測的那樣。

這幾個密碼有相互補充的地方，比如“主權讓渡”明顯讓歐洲國家更加“普世均質”。但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其最大的矛盾之處在于，一個普世均質的國家，通常更傾向于集體安全和主權讓渡，而更少關心大國間的力量均衡。

歐洲安全的薄弱環節是俄羅斯。冷戰結束后，西方一度希望把俄羅斯變成“普世均質國家”，但對結果感到失望。而俄羅斯希望在不利的環境下維護大國間的力量均衡，對北約和歐盟的擴張耿耿于懷。俄羅斯無法像其他前蘇東國家那樣加入已經成熟的歐洲安全框架，但又未能與其他大國一起建立新的更廣泛的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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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