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石窟的記憶和想象

我對石窟知之甚少。雖然每一個洛陽孩子都曾在命題作文中熱情謳歌過龍門石窟，記憶中我和我的同學們曾不止一次應付地寫下“盧舍那大佛的微笑如五月初盛開的牡丹花”這樣艷俗的比喻句，如今回憶起來仍然滿懷羞愧。盧舍那大佛是龍門石窟最大的石刻，它的微笑遍布洛陽各個角落——從中州路上的路燈到火車站小廣告。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總是熱愛體量大的東西，當然我們也并不只是那么淺薄。盧舍那所在的奉先寺石窟開鑿于公元六百七十幾年，武后臨朝，僅憑這個開鑿時代，它就值得被附會上一切奇異的野談——這就是我們小學作業和征文的主要內容，也是我最早關于龍門石窟的“知識”。因此被標記為武則天時代的盧舍那，當然一定是世界上最雍容華美、最大氣磅礴、最包容開放、最積極向上的盧舍那。雖然坦白說，一座石刻能有啥包容開放，但是正如唐朝樂隊歌中唱的：

憶昔開元全盛日

天下朋友結交情

眼界無窮世界寬

安得廣廈千萬間

我們永遠都不會停止對唐朝的想象，因為想象唐朝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此我至今對龍門石窟依舊知之甚少，不過，知道它美就夠了。

叫做“石窟寺”的石窟寺

龍門石窟當然不止有盧舍那大佛，天下也當然不止有龍門石窟，我從小就知道有云岡、莫高和麥積山，它們和龍門被并稱為“四大石窟”，這是我們小學綜合考試就出過的考題。我國群眾特別熱愛給人物或風景排座次，諸如四大名著、五虎上將、六大門派，不過排座次的旅行往往會忽略掉不少風景。鞏義地近洛陽，鞏義石窟寺所在的鎮子干脆就叫做“河洛鎮”，但是鞏義石窟寺在坊間聲明不著，甚至連一些當地人都不知道。石窟寺其實算是佛廟的一種，有石窟，有寺院，就像龍門奉先寺也曾是盛極一時的國家級寺廟一樣，石窟寺可以籠統地代稱佛教石窟，本來并不是鞏義這處石窟的專有名字。鞏義石窟寺被認為是北方地區北朝石窟的代表之一，是一處很值得去的名勝。

伊洛河——鞏義的地理和其他名勝

鞏義也稱鞏縣，石窟寺門前的國保碑上寫的就是“鞏縣石窟寺”，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圖錄也叫做《鞏縣石窟寺》。

雖然鞏義今屬鄭州，但是西據漢魏洛陽故城只有44公里，從洛陽坐火車去只要半個小時。可惜大多是高鐵，高鐵站又離市區很遠，所以早上從洛陽出發只好坐大巴去。汽車交通從洛陽到鞏義不上高速，搖搖晃晃不堵車就至少兩個半小時。不過恰好路過漢魏洛陽故城遺址，車窗之外能看到永寧寺塔基，一路也有好多古墓，反而更有趣。而且鞏義汽車站附近有直達石窟寺的旅游專線，從火車站轉車倒要多花40多分鐘。旅游專線會路過宋永昭陵公園和鞏義博物館。鞏義的宋陵一共有八座，永昭陵近市區，是最方便去的，不過荒野之間的宋陵石刻當然別有“彼黍離離”的味道。

博物館藏有黃治三彩窯址出的三彩器，我在洛陽和西安看到的唐三彩精品不少，但是大多為盛唐墓葬出土，黃治窯晚些時候還燒造三彩玩具和外銷器，特別有趣。

《讀史方輿紀要》說，鞏義之鞏取鞏固河山之義，伊河和洛河匯聚成的伊洛河流過，鞏義和偃師隔河相望。晉辟雍碑就在伊洛河邊的偃師大郊村，河邊的村子過去多經營航運業務，村民們視這些石碑為鎮河之寶，所以博物館沒能拉走陳列，不過據說當地保護得很好。鞏縣的伊洛河背后是邙山的黃土陡崖，這風景讓我想起蘭州黃河一側的山，看起來易守難攻，很適合建城堡的樣子。這里確實有座城堡，依山而建，名之“康百萬莊園”，康百萬當然不是主人真名，而是一個很誠懇的綽號。

杜甫的陵園和故居也在伊洛河沿岸，持石窟寺門票去杜甫故里還能打折。老杜出身京兆杜氏，他自稱杜陵野老，可他出生在這里，也寫過“洛城一別四千里”這樣的句子，從伊洛河畔向西的偃師到洛陽之間，是他再熟悉不過的地方，那么杜甫的名句“月是故鄉明”到底說的是哪個故鄉呢？總之我想，杜甫是不太會愿意說自己是鄭州人的。

鞏縣石窟寺

從鞏義汽車站到石窟寺的專線有四十多分鐘，穿過伊洛河，車票兩塊錢，要留好票根，過橋檢票。石窟寺本有一座依石窟而建的寺廟，原物不存，復原出了一間小小的佛殿，院子中間有一棵盛開的臘梅，老樹花開無丑枝，和整個景區非常協調，也很安靜。

后邊的大力山就是石窟所在了。一共有五座石窟，皆開鑿于北朝，但石壁上也有不少唐人雕刻的造像題記。第一窟開鑿最早，其次第四窟，大約在6世紀初，宣武帝景明年間（宣武帝元恪的景陵在洛陽北郊，現在是洛陽市古代藝術博物館），這也是唯一開放可以進去的兩座石窟。宿白先生對鞏縣石窟寺的年代做了很詳細的類型學考察，比如第一窟座下的獅子是不舉爪的，而北朝晚期流行舉爪的獅子。

石窟寺開鑿的時代大約與龍門皇甫公洞和魏字洞相近，有不少相似題材的石刻造像。但是鞏縣石窟寺多為龍門所沒有的塔廟窟，這一點上倒更像云岡石窟。依照宿白先生在《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跡》的定義，塔廟窟是石窟寺的一種，“僧人打坐修行時要思念佛像，必然要在打坐前禮拜佛像，觀看佛像，所以在禪窟附近要開鑿佛廟，早期的佛廟就是塔，所以佛經中叫入塔觀像，這樣的石窟叫塔廟窟”（第7頁）。龍門石窟則多為方形佛殿窟，洞窟中有寬敞的空間。鞏義密邇洛陽，開鑿于北魏遷都之后，但舊都平城的影響尤在。在我這個看熱鬧的外行人眼中，龍門唐代的石刻造像太讓人印象深刻了，遮蔽了北朝石窟的風頭，反而鞏縣石窟寺讓我覺得更“北朝”。

直觀上感覺，北朝更加奇偉瑰怪一點，也許是因為那更遙遠吧。其實遷都雖然至孝文帝始，但是直到宣武帝景明二年，洛陽城方才基本建成，逯耀東先生在《從平城到洛陽》中依靠史料得出這樣的結論：“孝文帝為了實現他的文化理想而遷都洛陽，但因匆匆規劃洛陽的新都，許多平城建筑色彩，被涂抹在了洛陽的設計之中。”（《從平城到洛陽》第158頁）而在石窟寺里，恰好可以最直觀地印證這個觀點。平城時代的想象力野蠻生長，一直延續到洛陽以東的地方去。

鞏縣石窟寺最為著名的是第一窟西壁上的帝后禮佛圖。第一窟內有“上儀同昌國侯鄭叡贈開府陳州刺史 息乾智侍佛時”及“叡妻成郡君侍佛時”的題記，據宿白先生考證，鄭叡為北周高官，又出身滎陽鄭氏這樣的高門，在北朝那樣重視門第身份的時代，這樣的人似乎不太可能將自己的銘記冒刻于廢朝皇室所開鑿的石窟中。因此鞏縣石窟第一窟最初的主人是誰，尚難定論。（《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63～164頁）

即使是最為精美的第一窟，實際上也是未能完成的作品，第二窟僅僅開鑿出了窟形，第四窟石壁上有些地方雕刻草率，不難猜測這和北魏孝昌之后的諸多變局有關。石窟開鑿之初，正是洛陽伽藍大盛之時，京城仕女閑來就去寺廟里吃吃瓜看看戲，仿佛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洛陽伽藍記》所謂的“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的盛景，轉眼間成丘墟，一個時代這樣快就結束了。而我們如今竟然還能看到這里的滿壁繁華，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