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別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著當下時代激流里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一支筆與一把剪刀”，是程永華對日外交生涯的起點。1973年，程永華作為新中國首批公派留學生來到日本，累計在日本學習、工作30年，遍訪日本47個都道府縣，見證了中日關系發展和日本社會變遷。

9年3個月，是程永華創下的中國駐日大使最長任期的紀錄。在這期間，中日關系一度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嚴峻局面，最終峰回路轉。程永華則用16字來回顧這段難忘的一線工作經歷——波瀾起伏、迂回曲折、爬坡過坎、重回正軌。

程永華   視覺中國 圖

2019年5月卸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為程永華40余年的外交工作畫上句點。退休后，程永華踏上了促進中日民間和平、友好的新征程。作為中日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他將延續兩國民間交流的傳統，帶著對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系經驗與智慧的總結，為增進中日民眾的相互理解與友好感情做出新貢獻。

三十載見證中日關系變遷

澎湃新聞：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您作為新中國首批公派赴日的留學生算起，您在日本學習和工作超過30年，見證了中日關系的變遷。在這一歷程中，您對日本的印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您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對日外交的道路？

程永華：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想起來，這對于我的人生恰恰也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1972年，我很幸運地經過選考成為外交部出國學員。在當時特殊的年代能夠成為一名外交部的出國學員，這是很難得的經歷。

從在日本留學的經歷算起，我在日本的時間前前后后正好是30年，在這一期間我也見證、經歷了日本發展的整個過程，以及中日關系這50年來的風風雨雨。

就對日本的印象而言，1973年的日本已經是發達國家了：高樓林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新干線）……呈現出一派很發達的景象，剛到日本時很有感觸。

但從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來講，我也經歷了日本高速增長之后的“硬著陸”階段。這主要是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尼克松沖擊”（編注：指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1985年《廣場協議》的簽訂、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日本經濟受到了沖擊。

和日本相比，我們國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在一些領域的發展速度快、質量高，已經超越日本。不過，日本經濟也有其特點，它的基礎扎實、科技力量較為雄厚，在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等方面做得很有特色。

至于從事對日外交工作的契機，留學日本之后，1977年，我就留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當時的情況下，沒有人教（怎么開展工作），就是跟著老同志學，眼睛看著，手底下跟著學。比如，最簡單的就是，“一支筆、一把剪刀，開始工作”。現在都是電腦處理工作了，但那時候的工作只有一支筆，在報紙上搜尋各種各樣的信息，再把需要的內容用剪刀裁下來留存。我對日本開展調研、了解日本的情況就從這里開始。

除此之外，我們也跟著老同志出去，與日本政界、經濟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在這個過程中，和老同志學習怎樣開展對外交流。1978年鄧小平同志訪日是一個重要的機遇，那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日本進行訪問。我當時有幸作為鄧小平同志身邊的一名聯絡員，從事籌備日程、禮賓等方面的工作。

之后，中日之間的高層交往等多種類型的交往越來越多，我也跟著去領會、學習領導人的戰略思維、對日政策的思考，逐漸充實自己，就這樣一步步地在對日外交的道路上走到現在。

澎湃新聞：您自2010年2月擔任駐日大使以來，任職超過9年，成為任期時間最長的駐日全權大使。在這期間，中日關系歷經起伏，甚至一度面臨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嚴峻局面”。如今，來到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節點，您會如何概括擔任駐日大使的這9年3個月的經歷？

程永華：對于我任駐日本大使9年3個月這段經歷，我曾經用幾個詞來概括：波瀾起伏、迂回曲折、爬坡過坎、重回正軌。

從我2010年2月任中國駐日大使，一直到2019年5月卸任，我自己在一線工作的體會是，前三分之二的時間大概是屬于“嚴峻、困難”的時期，到后面三分之一的時間兩國關系開始轉向改善。

特別是對2012年前后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我們將之定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嚴峻局面”“最困難時期”。那種嚴峻的氣氛沒有在現場經歷的人很難想象的。但是經過中央的決策、前后各方的努力，最后使得中日關系重回正軌，日漸改善。

這一期間，中日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涉及歷史、領土主權、對中國發展如何認知和定位等。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是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以后，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政策發生了整體性變化，也可以說日本沒有能夠及時調整到位。

圍繞中日之間發生的沖突，2014年11月7日，經過多輪密集的磋商，雙方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其核心是通過管控分歧，對話解決歷史、領土主權等問題。之后，2016年9月，習主席和當時的日本首相安倍在杭州會晤，經過雙方領導人的決策，兩國關系開始一步步地走向改善。這個期間的經驗教訓值得汲取，最后所取得的成果也值得珍惜。

作為中國駐日本的大使，我在一線經歷了兩國關系的變化，我有幾點感受：要堅定地維護國家權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同時，要著眼外交全局，著眼中日關系大局；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同時思考如何克服困難，解決當前的問題。

新征程續寫民間外交傳統

澎湃新聞：您從一名致力于中日關系的外交官，到如今擔任中日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推進兩國民間外交。您如何看待這一身份轉變？在您看來，相較于官方外交途徑，開展民間外交有哪些特點？

程永華：在我擔任外交官的大多數時間里，都是從政府層面從事對日本的工作。2019年5月份離任回國，結束了我的外交官的生涯。2020年開始擔任中國日本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這是一個身份的轉變，同時對我來說也是新的使命和征程。我愿意在新的崗位上繼續發揮自己的作用，為中日關系、兩國的民間外交事業做出一份貢獻。

中日友好協會是一個歷史悠久、基礎深厚，有著優良傳統的團體。該協會是1963年經過周恩來總理的關心和指導成立起來的一個對日從事民間交流的團體，首任會長是廖承志先生，從事對日外交方面工作的人都親切地稱他為“廖公”。

實際上，對日的民間外交有聲有色，很有傳統，在中日友協成立之前便開始了。50年代初，日本就有國會議員訪華；1954年，當時的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女士帶隊訪問日本，這也是中國第一個訪日代表團。在中日兩國官方沒有直接往來的情況下，兩國民間交流已經較為活躍。

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甚至在中日關系的困難時期，兩國的民間外交始終沒有中斷，一直在持續。對于我來說，中日友協的崗位是新崗位，但我對這個工作并不陌生。我在中國駐日本使館開展外交工作期間，也從事了很多民間交流的工作，我也愿意運用這些經驗推動中日之間的友好往來。

澎湃新聞：多年來，我們對中日兩國民眾友好的力量深有感受。例如，新冠疫情暴發之后，日本最先運送醫療物資到中國，兩國相互支持；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發生后，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第一時間趕赴災區，協助當地救災。而您本人更是先后“五進”災區援助。您認為，這些友好的經歷在兩國關系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左）在使館歡迎第一批赴災區救援歸來的館員。 人民網 圖

程永華：中日民眾之間的交流與友好感情，已經深植于兩國民眾心中，其基礎是深厚且牢固的。

在發生地震、疫情等緊急情況時，中日兩國作為鄰里互幫互助。比如，新冠疫情發生之后，日本的醫療物資最先抵達中國。我記得當時100萬只口罩在2020年正月初一當天就已抵達成都，隨后轉運至武漢。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各個團體、企業，特別是友好城市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醫療物資。一個多月之后，日本的疫情開始暴發，中方友好團體也在加倍地支援日本。

日本“3·11”大地震也是讓我終生難忘的一個重大事件。當時發生了9.0級地震并引發特大海嘯，又導致了核泄漏事故。面對“三災并發”的重大災情，我們駐日本大使館與臨近的總領館，一起堅守崗位，一方面了解災情進展，救助我們的僑胞；另一方面，協助日方抗擊災情。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救援隊最先抵達重災區，最后撤離，獲得諸多好評。地震重災區大船渡市市長多次表達對中國救援隊的感謝。2012年初，當時的明仁天皇也對中國政府和人民協助日本抗擊災情表達了感謝。

當然，兩國民眾之間的幫助是相互的。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后，日本救援隊也是最先進入災區支援，給中國帶來了大批救援物資。

盡管兩國的政治關系會出現一些負面因素或者波動，但民眾之間的交流是持續不斷的，這種好的傳統應該繼續發揚下去。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在東京奧運會期間，女子游泳比賽結束后，中國選手張雨霏與戰勝白血病的日本選手池江璃花子擁抱，并送上了祝福。

澎湃新聞：不過，也有民調顯示，中日兩國民眾整體的友好程度在近年處于低點。您如何看待此類民調？數據背后是哪些深層次原因所致？在緩解兩國民眾對彼此的負面情緒方面，您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

程永華：民調結果我們要重視，同時也要注意分析。盡管民調能從側面反映民眾之間的好感度或是民意趨向，但卻不能完整地反映民意。民調的問題設置、發布時間的選擇，都會影響民調結果。近一兩年，中日民眾對對方的好感度明顯下降，這也反映了中日關系當前的氣氛。

我在一線擔任中國駐日本大使期間，也在思考應該如何看待此類民調。觀察發現，調查對象的年齡段對民調結果有所影響。如果將參與調查的群體按照年齡層劃分，就會發現60歲左右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最低，而20歲左右的年輕人對華好感度相對高一些。

這一現狀背后有一定背景因素，通過我在一線和日本人的接觸和交往，發現70歲至80歲左右的日本人較為了解日本軍國主義過去侵略中國的歷史，他們對中國有一種歷史負罪感；相較之下，60歲左右的人恰恰是在日本高速增長階段成長起來的一批人。1968年，日本GDP超越當時的聯邦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在當時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對外界的感受和思維可能會影響其一生。

而與60歲左右的日本人相比，日本20歲左右的年輕人（思維上）沒有“包袱”。他們接受信息的渠道更為廣泛，例如有人在和中國留學生接觸過程中，會發現中國年輕人很開放，思維很活躍，知識面也很寬，他們也看到了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更愿意了解中國。

除了不同年齡層對民調結果的影響，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影響著民調結果。“北京-東京論壇”發布的民調也顯示，日本的受眾接受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主流媒體，這一比例高于中國的受眾。也就是說，（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知主要來自日本電視、報紙的報道。

據我了解，日本的一些家庭主婦，每天早上處理完家事后一般會打開電視。而早上9點到10點前后的電視新聞，很多內容都是無端炒作，因此也影響了一批人。在我離任前的那幾年，隨著中日關系的改善，日本媒體的輿論環境也開始變好。但這一兩年，隨著政府政策的變化，日本媒體的負面炒作也開始增多。所以，日本媒體的負面報道，加上一些政治家的政策主張，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形成了一個負面的循環。

針對上述民調情況，我們要研究如何應對。首先，要多交流。讓日本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多了解中國的一手情況。我去日本各地訪問的時候，基本都要安排一場演講，有時面對大學生，有時是到當地議會、經濟界、媒體界，向他們介紹中國的國情和政策主張。

此外，我們還要鼓勵更多日本人到中國訪問。在2012年左右，由于中日關系面臨嚴峻局面，兩國政府之間官方、固定的大學生交流中斷。從中國駐日大使館的角度來說，此類交流的中斷對中日關系長遠發展來說是不利的。所以，中國駐日大使館從2014年開始嘗試組織中日大學生之間的交流活動，并逐漸擴大交流規模。

2017年、2018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與北京大學合作，組織了中日大學生千人交流大會。活動期間，兩國學生可以自由交流、練習書法、參觀實驗室、在學生食堂吃飯，最后呈現的效果很好。這就說明只要交流，就能增進理解，增進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也有利于中日友好合作發展。

9月24日，程永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間紀念活動上發言。中國公共外交協會 圖

澎湃新聞：從長遠來看，發展中日友好新生力量，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對此，中日友協是否有一些具體的想法和計劃？對于那些致力于促進中日關系的年輕一代，您有什么寄語與期待？

程永華：中日友協作為兩國開展民間交流的主要渠道，是中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的重要成員單位，也參與了中日青少年修學旅行等機制。但遺憾的是，疫情發生以后，兩國民眾面對面的交流基本中斷，中日友協與日方對口單位、友好團體只能通過開展線上會議進行交流。在疫情結束之后，中日友協希望盡快恢復兩國青年之間的面對面交流。

年輕一代對外界的感受能力最強，接受新信息的能力也最強。希望兩國年輕人的交往，能夠讓他們更加認清中日關系以及鄰國友好合作的重要性。同時，期待兩國青年人能通過多種渠道交流，了解第一手信息，增進對彼此國家的友好感情與相互理解，這樣有助于今后兩國的交流、合作，也有利于中日友好的長遠發展。

維護中日合作的大方向對兩國有利

澎湃新聞：您之前提到，在您擔任大使的最后幾年，中日關系一直處于改善過程中。立足當下，您認為目前的中日關系相較于您駐日后期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看待近期日本國內的一系列變動？

程永華：確實，我離任以后的這三年，特別是最近兩年，中日關系又發生了一些從我個人層面來說不愿看到的趨向。

我離任的時候，中日關系處于改善向好的勢頭，雙方當時已經商定我們的最高領導人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后來，隨著疫情的發展，高層交流中斷，兩國關系當中的一些負面聲音，特別是日本方面針對中國的一些負面聲音在上升。最近，不利于中日關系發展的一些負面因素也在增多，這是令人遺憾的。

舉例來說，近年來，在日本幾乎聽不到“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是機遇”這樣的話；也沒有人提及中日之間第四個政治文件中《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所包含的“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等內容。

這實際上也反映了日本對華認知的一個錯誤方面。從表象上看，這里面既涉及到歷史問題，也涉及到一些現實的分歧、糾葛。此外，這可能也滿足了日本國內政策的需求，通過對外找個借口，炒作“中國威脅論”等，推進其所謂“修憲”、擴軍等目標。

同時，日本也更貼靠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涉臺、涉港、涉疆等問題上的立場，跟風炒作。特別是在佩洛西竄訪臺灣，大陸方面采取反制措施之后，日本政府跟隨美國西方等發表聲明，這屬于一種主動“選邊站”的做法。不利于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

日本需要思考的是：一個怎樣的中國對日本有利？一個混亂、動蕩、落后的中國對日本有利，還是一個穩定、發展、繁榮的中國對日本有利？日本作為一個亞洲國家，要冷靜、客觀認清大的形勢，處理好與中國以及其他亞洲鄰國的關系，不要做火中取栗的事情。

程永華接受采訪。澎湃新聞 圖

澎湃新聞：8月初，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臺灣之后，中日雙方在臺灣問題、臺海局勢上存在一些爭論。您如何看待臺灣問題在兩國關系中的位置？

程永華：妥善處理涉臺的問題，是中日關系中的一個敏感問題，也是維護中日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實際上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以及此后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都有明確規定的。

日本政府當時鄭重表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充分理解和尊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同時，日本政府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編注：第八條明確規定，必須履行《開羅宣言》各項規定，即日本必須返還非法侵占的他國領土，同時，本條還明確規定了日本合法領土范圍）。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日本逐漸歪曲、錯誤地解釋與臺灣所謂的非官方關系。我們對此要保持警惕，特別是考慮到日本對臺灣曾有過50年的殖民統治，我們更要注意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言論和行動。

這一兩年，日本方面有一些政客在臺灣問題上作過出格的表態，甚至聲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違反了中日關系中的規定和原則。包括在佩洛西竄臺之后，針對中國大陸方面采取的反制措施，日本還跟風美國等西方國家，發表七國集團外長涉臺聲明等。這是令人遺憾和氣憤的。作為一名對日外交工作者，我奉勸日方不要火中取栗，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澎湃新聞：您經常提到，中日互為“搬不走的重要鄰居”。基于您開展對日外交的經驗和智慧，面向中日交往的下一個50年，您認為兩國應該如何應對雙邊關系中的挑戰，擴大共同利益？

程永華：我經常說中日是搬不走的鄰居，這是一個基本客觀存在。同時，中日關系對于中日兩國都很重要，這也是一個客觀存在。我曾在離任招待會上說過，無論你喜歡與否，中日關系的重要性都不會改變。

回過頭來看，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來的歷程并非平坦、順暢，但成果豐碩、顯著，值得珍惜。展望今后的50年，中日關系可能也會出現波折，關鍵是怎樣應對。中日之間有一句話叫作“和則兩利，斗則俱傷”。所以，我也希望日本各界充分地認識到，和中方相向而行，維護好中日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對中日兩國有利、對兩國人民有利，對亞洲乃至世界的繁榮都是有利的。

【人物簡介】

程永華，生于1954年，吉林人，現任中日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1973年，程永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赴日留學生到日本求學，總共在日本學習和工作了30年，見證了中日關系的發展和日本社會的變遷。40余載外交生涯，程永華曾長期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也曾擔任過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中國駐韓國大使。2010年，程永華出任中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2019年卸任，是任職時間最長的中國駐日本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