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下午，周嘉寧《浪的景觀》新書分享會于思南文學之家舉行，作家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梁永安、金理兩位老師就作品內外進行了交流對談，澎湃新聞經主辦方授權發布部分對談內容，以饗讀者。

三位嘉賓在現場分享

周嘉寧：這本書里的三個中篇，從2018年開始寫，到2021年寫完，所以其實三年的時間我也就只寫了三個中篇而已，差不多每個中篇三萬多字。但是我自己覺得還是一個比較勤奮的作者，只是不知道為什么寫作的速度會越來越緩慢。剛開始的時候自己也會有焦慮，但是三年過去，到了現在已經非常習慣用這種極其緩慢的速度去塑造一個世界，然后也以一個極其緩慢的速度陪伴我的主人公，在我所塑造出來的世界里成長。

《浪的景觀》開始寫沒有多長時間，2020年就開始了，之后外部的世界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前幾天碰到復旦新聞系教授陸曄老師，她說看了寫作時間，意識到原來第一個故事是在2019年時就完成了，她說當時感覺里面所體現出來的人對世界的期待是不一樣的。她說這個話之前我沒有意識到，她說完以后我想了想有可能確實是如此，經過這個時間點的轉折后，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會有一些屬于自己的變化，或者這些變化還沒有顯現出結果，但是在過程中世界跟我們的關系也是在發生變化。也不僅僅是個人，所有的變化到最后都會匯聚成更大的力量，進而影響社會、影響世界，進入更大的作用和反作用力磁場中。

這本書的背景差不多就是這樣。

梁永安：首先祝賀嘉寧，幾年下來不容易，文學的人生不是一個客觀，是自己生命的冷暖，跟世界的變化。我們以前總是有一種邏輯、一個框架，但是必然發生的這些變化是我們每一個創作者自己內在看世界的眼光和感受，我們心中有非常大的變化，變化過程中，對創作是很大的難度。

我對客觀生活是有一些零星的體會的。比如有一次去會場因為堵車，就從車上下來打了一個黑摩的，但是沒有想到那個人跟我講他的故事，妻子生病、孩子上高中要考大學，就開了黑摩的，講了他的奮斗。我昨天看嘉寧書的時候有這個體會，就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種種行為，作為書生的立場、單純的看立場可能覺得很不好，里面充滿了混亂，就像看《美國往事》一樣，但是這是真實的生存。對學校出身的作家，受過科班教育，了解這些體會，是很大的跨度。確實一個作家的成長，相當不容易。

一個人的成長在文學領域里走著走著就拐彎了，其實對生活、生存有了很大的承受力、有很大的內在體會。不通過虛構，這里面的故事不是通過復雜、跳動、張力十足、充滿大起大浮來塑造的，而是有狀態感。同時不是那種跟現實對應的，現實的剛性碎片式的作品，就像馬賽克做的拼圖一樣的，也不是這樣。里面有自己想把握的生命，在現代社會青年的社會愿望、坎坷，想完成什么，但又屢屢受挫，傷痛和內心非常難以放棄的一些東西，在她的作品里面，也表達得非常有力。

金理：現在對三部作品依次展開。比如第一篇作品，我想跟兩位交流兩個問題，第一，這個作品當中應該有一些嘉寧的行跡和心跡在里面，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做這方面的研究，中國作家海外的經歷，比如當年參加文學營、工作坊等對他們的影響。在很多作家的追憶當中，那個經歷是決定性的時刻，比如說王安憶老師在愛德華遇到陳映真，他說沒有遇到陳映真以后的寫作就不是那樣的，所以對嘉寧來說有沒有決定性的意味，那段生活和經歷。第二個問題梁老師談到寫作的難度，前天我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和學生討論嘉寧的小說集，在三部作品當中，我們的討論意見、矛盾比較集中的就是第一篇，《再見日食》，比如說主人公天才少女，這個人物太特殊，給我的感覺像一把特別鋒利的刀，這把刀放在口袋里一定會把袋子戳破，這個人物背后所關聯的歷史風暴和人的關系非常近，這樣一種緊張感、迫境，會給作家的輾轉騰挪造成很大的問題，這個是太過尖銳的人物，整個作品當中第一個作品和后兩篇有一點游離感，后兩部作品可以作為同一個序列，第一部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有一點差異，想聽聽嘉寧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

周嘉寧

周嘉寧：《再見日食》這個小說，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很矛盾，2018年還是2019年寫完我不記得了，寫完以后就放著，也沒有看過。寫完以后得到雜志上編輯意見的反饋各有不同。我自己也沒有能夠完全去消化所有的意見。但是到2021年年底書要出版時，不得不把這個小說重新拿出來，最開始只是想要做一點校對，但是在校對的過程中，不行，原來那個故事從整體上沒有辦法立得住腳，就像金理所說，里面女主人公的形象無論再用怎么樣文學的方式去處理她，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回避不了。在這樣的心情下，差不多把這篇小說大改了一遍，從頭到尾全部改了一遍，又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一開始想要寫這個故事的出發點是這樣：2016年11月從愛德華的國際寫作項目回來，從紐約坐飛機回上海，那天正好是2016年美國的大選之夜，在飛機上的時候氣氛非常難忘，因為飛機上有2/3是美國人，每一個人都在使用網絡、都在用平板電腦跟蹤選舉投票進程，十幾個小時的飛機，等到我下飛機的時候，我一打開手機鋪天蓋地的消息，選舉結果產生了。因為在美國認識了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學校里面大學的老師或者是研究生，所以他們全部都在表達一種極其失望的情緒。而我自己從一個類似于烏托邦的世界，因為是在一個很封閉的小地方待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從那樣的世界回到上海，下機場的時候突然之間所有的現實問題又再次擺在面前，打開手機時又一次好像從這一刻開始，接下來的世界會發生一些變化。

但是到底是什么樣的變化？我自己不清楚，即便是到現在6年的時間過去，這個問題也沒有想清楚。因為離開時我同時又有另外一種感受，借主人公的話放在第一篇小說的末尾，大致的意思就是說，發生的事情太美好，所以不愿意對任何人講，這個話至今是我的心聲。我覺得之前三個月的經歷太美好，所以之后幾乎沒有在任何地方敘述過到底發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我的小說里也沒有敘述過到底發生了什么，具體的事情都沒有寫，但是把具體記憶中的世界做了一個影射，影射了一個虛構的世界。而這個虛構的世界里是一個投影。我可能用這樣一種方式在那個時刻稍稍逃避了一些最嚴重的問題。但是這種逃避不是一種有意的逃避，可能至今都沒有談論這個問題，而且只是覺得越來越困難。

梁永安：當下的年輕人寫海外的時候，有一個很艱巨的任務，到底是表達我們對世界什么樣的一種觀察、表達什么樣的判斷、在藝術里勾勒出一種什么樣的生活，在很大意義上沒有辦法有一個傳承、有一個好的前面的東西，有一個讓人寫的時候具有一種文明連續性和含量的寫法，這是一個困難。

矛盾在什么地方？每一個社會內部都特別不均衡，文學人很容易把不均衡抹掉，用一種藝術的情緒或者藝術的色澤，寫出一個社會的機制、溫度等等，會虛構出一個整體性。

我為什么喜歡嘉寧寫的這個狀態，非常有原生態，這個原生態是文學里面體現出來的原生態，里面很難去構造出一個人自身的自洽、邏輯性，人和人之間漂流之中、短暫、浮草化、真正具有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和人心相遇，不再是一個整體、民族、階級、國家、政治性的，這里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每個人都有自己后面擺脫不了的東西，每個人都有前面很多的未知。所以這時人的狀態、活力，有一些很簡單的人，在一個不確定里面，人內心里把生命聯系起來的東西，寫得非常可愛。

這第一部里面很喜歡一個男人，馬里亞諾，特別生動，搞文學藝術的人永遠像個孩子，在生活里充滿了天真氣。但是上天給他很多坎坷、傷痛，最后給他一點溫暖，給一點生命的依托。這個人的細節寫得非常不錯，看到這里時突然覺得嘉寧很適合寫這種海外、國際。一方面有自己的質感、在國外的經驗。另外呢，作家四個能力最基本：1、感受力，她在國外的生活把所見所體會到的東西，關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微表情、微形態，都在這里面有一個特別好的傳導。2、想象力，有很多人有很好的感受力但是缺乏想象力，一個東西只有一個可能，沒有想象力的人看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邏輯，這個壞人、好人最后怎么樣。文學的虛構性是高度真實，真實都是平常人們釋放出來的東西，那個真實更本質。我們在生活里面都是被后面的，不是自己本心的東西所掌握的。3、凝固力很好，細節都很原生，這就克服了白話文學歷史以來的大問題，歷史上，李白、杜甫寫作跟遭遇、體會、發生的事情，寫作時間順序很緊密，李白看廬山瀑布，估計當場寫出來的，文學氣質和心情和當下的視覺有一種活現的張力。但是今天的人都是回去坐在桌前沉淀下來再寫，看上去很有趣，這個其實有很大的距離，這個凝固力對體會、細微的東西，是瞬間即逝，但是都可以傳達。4、傳達力，你的語言在現在白話文里面也不太好寫，有很多多音詞，古代是單音詞多，《詩經》里面每詞一句，所以這里面讀出來的韻味非常好，但是白話就麻煩，兩個字就把一個意思講清楚，很直白，所以這時候讀很難有一種像文言里面的光韻。所以，能夠把這個復雜、人在漂流中的滄桑、細微、冷暖、光澤，都非常好地傳達出來就很了不起。

如果看第二、第三篇小說，對嘉寧未來寫成什么樣子也沒有數，但是第一個小說看下來心里就很定，職業作家的特點，有具體的四個方面的充分體現，后面肯定會再繼續，就像牽牛花一樣在尾巴上可以很好地延伸，這是對第一篇特別強的質感。

金理：剛才梁老師反復談到“原生態”對作家特別寶貴，也是很難做到。嘉寧在最近的訪談當中都借用到一個詞：“考古”，這個“考古”可以和“原生態”作一個比附，考古好像是一種事后的研究，從地底下挖了一個碗出來，把這個碗當做文物，放到博物館里面去供奉，這是后人研究的一個起點。但是當你把它作為一個寶物、一個藝術品供奉起來的時候，同時也可能是破壞了這個碗在當時歷史線上的生態。這時需要研究者或者一個作家，有一種想象力要把碗重新放回地底下，感受到這個碗在歷史線上是如何使用的器物，可以組織起一個日常生活的世界，這是歷史線上的一種感受。這跟跑到博物館里，帶著那種很仰望的眼光去看碗，把它當做藝術品，是完全兩樣的。

把這個感受落實到第一部作品當中，我喜歡這個細節，講那群日本的棒球少年，他們去美國初次闖蕩世界的時候，那段寫得很抒情，就是“月光照在大地上面”。那個世界，經受著月光照亮的世界展現在棒球少年的面前肯定是有善意、帶有希望的。對于那群初次出門闖蕩世界的棒球少年來說，他們看到一個很美好的世界，但是也許未來面對他們的是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嘉寧反過來又要告訴我們，那個瞬間是非常美好的，比如感覺到這群年輕人太淺薄、太天真，不知道未來的發展，但是不能折損這批青年人初次闖蕩世界的少年的心智、氣象。我真的感覺到新天新地新人，都是那么美好。哪怕以一個成年人、過來人的姿態去感覺到未來走向的可能不是那么光明、美好，但是在那個歷史的現場、那個當口，他們就是那么歡樂，而且我覺得第一部小說跟其他幾篇相比，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第一篇是追憶、回憶的視角展開，盡管嘉寧在說寫的是最快樂的時光，但是最快樂的時光是通過回憶來展現，寓意很傷感，知道好日子已經過去，回望中寫得非常讓人傷感，但是作品中除了那些故事前排的中年人之外，還有一群在營地，更年輕的一伙人，活得興高采烈、懵懵懂懂，那群人就是初次闖蕩世界的棒球少年。你在感傷、在懷舊的時候有一群年輕人就在把握著他們最好的時代、把握著他們最好的舞臺。所以這兩面結合起來，是這個作品帶給我的感受。

我要抓緊時間談第二篇，第二篇是我特別喜歡的，這兩個主人公的形象在嘉寧的作品當中很少見，嘉寧作品當中比較高頻率出現的是文藝青年，這兩個并不是，其中有一段是這兩個人的對話，說他們很浪漫，像堂吉訶德一樣的浪漫。文藝青年是不會談堂吉訶德的，文藝青年要跟你談肯定是波拉尼奧。下面還有一層意思是說，我們要比那個更加浪漫，因為我們是開手動擋的，開手動擋的進貨的車。這跟其他的青年作家的主人公形象，跟嘉寧以往的人物形象不太一樣，這幾個人行動力特別強，他們開著老爺車闖蕩，去進貨、去冒險、打架等等，這個特殊的人物形象以及這個形象所帶出的個人和周圍世界的關系，這在我看來是今天的青年作家筆下不怎么看到的。

周嘉寧：這個小說也是很多年以前偶然聽到一個播客的節目，里面講到在北京的外貿市場，因為那個播客講的是我同齡人，無非他們生活在北京，我生活在上海，但是我立刻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共鳴，因為我自己整個大學時代是在外貿市場度過的，那個時候非常愛打扮。現在回想起來也是有原因的，我們高中的時候正好是西方流行文化開始大量涌入的時期，那個時候從音樂、從小說里面看到很多物質層面的東西，那些東西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是沒有的。

比如我問朋友，匡威是什么時候進入上海的，我朋友說最早只有市百一店的體育柜臺有賣，375塊錢一雙，跟現在的價格也沒有差很多，但是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而且不是一直有，會偶爾出現一雙。在高中的時候聽流行音樂、看到電視里面的那些人穿著那個，在現實生活當中完全沒有，后來第一次看到，就在外貿市場，襄陽路，華亭路，很破爛的雨棚下面，需要去討價還價。走進那個世界，會發現在文學作品、電視里面、歌詞里面的東西，突然變成了眼前的東西，可以觸摸到。所以當時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這個人群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因為我自己那時候也會在買衣服的過程中跟攤主聊很多東西，那個時候的服裝文化跟整個流行文化息息相關。流行文化又具備極其強烈的時代性。那種時代性如何在本土生根和發展，那些西方的流行文化是濃縮，當我們接觸這些東西的時候不是分年代慢慢進來，是一下子從50年代到90年代，那些文化濃縮成一團，突然間扔到你跟前，你也分辨不出這當中時間的前后順序，甚至分辨不清楚這個東西是英國還是美國的。只知道是外國的，然后就這么撲面而來，這些東西完完全全可以體現在衣服這件事情上。

所以我當時聽了播客以后很有興趣，所有的記憶都開始復蘇，也因此查了一些資料，做了一些采訪，試圖把那段時間在上海的外貿服飾小小的變遷史，可以稍稍呈現在小說里面，同時也是因為那時覺察到世界的某一些變化，突然之間我的人物也好、自己也好，不能夠坐以待斃，不能夠再坐著、再在一個停滯的狀態里，自己要行動起來，我的人物也要行動起來。他們也要走出去，要開上他們的車，得要在地圖上能夠開始他們的旅程。我自己的旅程是在我的人物開始了以后才展開的。從某種程度上一旦我有了這個決心，好像是先讓我的人物行動起來了，而我自己本身的行動反而比我的人物更滯緩一步，等他們開始行動、上路了以后，我慢慢覺得自己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我也找到了我跟社會、跟世界新的溝通和交流方式。這是寫作過程中慢慢產生的一個意外收獲。

梁永安

梁永安：這并不是完全現實主義的，因為可以看到青春、青年在路上開著破車，看上去好像是很艱難，里面很多辛苦，有很多非常讓人驚心動魄的時刻，但是其實整體來看，是寫出了一種價值、寫出了值得一過的生活。所以這里可以感覺到一種精神的共鳴，在故事之上有一種精神，能夠投入進去的東西。剛開始看這個書，我滿懷期待，還以為是講一個女性的故事，女性怎么亂，大悲大喜等等。當代人想象力大大縮減了，原始生命不行。但是一看是男主人公的故事，這里的愛情、包含破車，在西方小說里，不管《在路上》還是其他的，都是青年人和破車才相配，一旦配一部好車人就顯得衰老，就被格式化。 一般來說西方青年人第一次買車，買二手破車，500美元就開出去了。青春就是這樣，冒著煙往前走。

這個人做生意、做服裝，然后開著車往山東等等去跑，這里讀到的不是錢的問題，表層的是錢，但是實際上是一種內在澎湃的激情，有激情才有浪，表面的浪再大，心里面沒有浪，也配不上。整個社會在標準化里也獲得了自己看上去很光鮮的生活，但是心里沒浪，看上去表面和時代很相配，過著很優越的生活，但是沒有質量，是大流水線上的一個單元。這個青年溢出了，自己去找生活。我們說“人生就是這樣”，當下過得很平衡，下面很難說過得怎么樣。但是當下過得非常艱難，下來一步跟今天就會不一樣，就會有一種動力、一種非常大的內心的面向今后時空的欲窮，自我推動。這不是寫普通的個體戶。

我記得80年代的時候，那次我們騎車出去，有很多人騎著摩托車，車上架著水，個體戶都非常賣力氣，他們在菜場賣最新鮮的一批鮮魚，價格比別人高很多，但是人和人的區別就是目的，他們往往沒有什么實力，形形色色、生活中各種各樣的無奈，干這個活，掙一些錢，而且掙得不錯，萬元戶還不少。但是他的落點限定在這里。

所以我看嘉寧小說的時候想，他們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實逐漸讓人感覺到溫馨的東西，他們跟老謝借錢，老謝也不是富人，拿出一個袋子遠遠超過了他們需要的錢，“遠遠超過”這個地方我看了也很感動，其實真正的人生是遠遠超過金錢的尺度。所以他們追求的也經得起風浪，風浪也是我們人生的一種經歷，也是青春對應的，如果中年就經不起了。越是積累的東西多越經受不起打擊，越難把它放下。只有青春的時候不怕。這個特別適合拍電影，很有電影的感覺。這個小說里我覺得可以讀出詩意來，故事本身是一個敘事的方式，但是要說的東西遠遠超過了里面現實的東西。這是一種真正的青年文學所具有的內在力量。

金理：接下來談談最后一篇小說。嘉寧的作品當中都有雙主體的結構，兩個人，又從兩個人往外擴，朋友、集體生活，最后一篇很明顯，從兩個做電臺的女孩子，然后再往外擴，還有指揮部的朋友，再往外擴，他們做電臺時收到很多聽眾給他們寫信的，也是代表著一個人群。還包括電臺自建的網店上面有很多留言，這也是一個群體。再往外擴比如說聽羅大佑演唱會的朋友，參加明日派對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從雙主體一圈一圈，像漣漪一樣往外擴，寫一個集體生活，這是我很好奇的。在現實生活當中文藝青年不知道怎么會走到一起，大家因為共同的興趣，比如星座、血緣好像就見面了，他們能夠維持這樣一種積極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從文學上來講，我之前看嘉寧的對話，早年青春時代，對這一代人的標簽，他們只會寫個人、只會寫私人、很狹窄的生活。但是從今天來看，到現在這個階段，并不是這樣。這個請嘉寧聊聊。

周嘉寧：你剛剛說星座、血緣，我們周圍有水瓶座的人，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飯時有一半人都是水瓶座，魔咒可能是這樣。我確實想到我所寫的這個世紀初的社會形態，文藝青年的生活形態會是什么樣子，我在想還是一個BBS的時代，所有的發言在一個較為公眾的空間上所呈現的。跟現在微信、有了朋友圈、有了公號，變成一個自媒體時代，就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發言平臺，自己的平臺會是一個系統和相對完整的，現在可以進行公共討論的場所，變得越來越少。最早的時候沒有自媒體，但凡要去進行一個事件的討論，不管是社會事件還是一個書、一個電影，討論在一個論壇上，論壇的作用可以匯集各種形態的人，網絡世界90年代末、21世紀初向我們敞開大門的時候所帶來的沖擊，可能就是以不同形態的人找到一個平臺，在那個平臺上面可以相對自由、并且很重要的是相對平等進行一個發言。

我通過BBS交到很多朋友，我作為一個性格極其內向的人，當時生活經歷比現在更少，更加內向，在網絡上可以看到那個時候整個文化的場景也是很融合的，會覺得現在寫小說的人通常朋友會是寫小說的人和一部分評論家。但是比如寫小說的人和畫畫的人、攝影的人、做音樂的人，各個行業之間的隔閡變得越來越清晰，但是這一方面是由于各個行業的專業性變得越來越專業，20年前當大家剛剛開始涉足這些事情時，彼此之間沒有那么分界，也沒有那么強調所謂的專業性。現在這個時代對專業性的強調變得越來越嚴格，標準變得越來越高。當時確實是一個很復雜的狀態，在論壇里面就一個事件的討論，各種行業的年輕人都會加入其中。并沒有那么明確的目的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這種人可能通常在現代社會當中很難獲得成功，或者很難以自己非常盲目的標準很好地生存下去，但是之前當標準規則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就是會讓一些人在意外的情況下獲得這些好運。但是這些好運并不會伴隨他們終身，也會有用盡的一天。對每一代年輕人都是這樣，我們這代年輕人有我們這代年輕人的好運氣，現在這一代年輕人有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好運氣，但是這只是一個好的運氣而已。

梁永安：我很懷念上世紀80年代末期“日出文藝之星”，看小說時經常會勾起往事的感覺，一開始寫羅大佑的鏡頭，當時都經歷過。比如過元旦，不是喝杯酒吃一頓，那一年和幾個人念了一夜的詩歌，天一亮我們幾個人倒著走，從學校里走到五角場，那是時代的一種氛圍。但是青年文化的底部非常脆弱。整個社會的發育、發展，還是在一個非常緊促、局促的發展狀態。觀念的一路形成，青年展開一種向往，這個向往相當于如何去把它建設，如何轉化為一個現實的歷史中的一種力量。所以凱魯亞克《在路上》的結局，他們自己離開，后來的結局也是很傷感，嬉皮士那一代人很多人跑到一起去，在珠穆朗瑪峰下面逐漸老去。

為什么感嘆這一點，那些人跟我聊起來好像都有點自我嘲笑，有點后悔的樣子，“哎呀，當年我還是文藝青年，現在不是了”。這里面有一種焦慮性，這一篇里面這句話特別多，非常不好寫。寫作要有動力，作家有什么動力寫作是作家之間很大的區別。比如說愛倫·坡寫懸疑小說、偵探小說的時候，有懸疑的壓力，雨果寫《悲慘世界》時就是一種強大的問題壓迫。這個小說讀的時候在想她的動力在哪里。可能是嘉寧自身的一個青春成長，然后自己的一個生命已有的，有一種自身非常強的不是自我實現的欲望，而是渴望現實，這里面有很多空白、很多悵惘，因為時間變了。里面寫了很多對話，而且其實里面描述蕭瀟，他說“很遠的地方過來，喝了很多酒，不知道為了什么事情特別高興，脫了衣服在雪地里跑了一大圈”，等等這些。然后底下是短句，感覺像海明威作品的敘事，對話很多，短句很多，這就是青年說話的特點。很多東西是感發，而不是把一個事情講出來。大部分的情況下一方面是詢問或者回答，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種相互之間無形的、默默交匯，跟成年人不可能這樣說話。

這個地方是某些逐漸消失的東西，看了覺得很珍貴。看羅大佑的演唱會，就有點寂寞了，年輕一代跟他之間有一定的代差。這部分嘉寧作為一個作家來說，如果是一般通俗性，或者傳統的作家，可能故事、情節都會起很大的作用，對話是推進情節。但是這個對話的主要功能不在這里，主要功能是內部的相互交織傾聽、相互的發泄、相互的相識，而在這個碎片化的社會里面，這是很難聽到的東西。所以這是作品里真正屬于青年在經過歷史長河之后有一種非常悠遠的心情在里面，有一種愿望。這是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動的。一般的作家寫不下去，他沒有一個大情節，沒有前后劇烈的人物轉折變化，他覺得推不下去，沒有辦法滲透。嘉寧在這方面可以內化，可以給定一個東西，故事本身和上面釋放出來的，那樣一種無形之中的時代感，以及打開內部的語言，這是嘉寧特別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