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別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著當下時代激流里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在山西大同的黃土高原，萬畝杏林漸染秋色。而三十年前，這里連片荒山、沙塵頻起，一個日本人決心在當地種樹。

1992年的冬天，高見邦雄獨自來到大同市渾源縣，從最初的兩手空空，沒有錢也沒有人，到與當地人攜手種樹1900余萬株，開展綠化合作30年，他經歷了對日抵觸情緒、植樹失敗，也見證了杏林結碩果，小鎮走出大學生。

上世紀90年代，高見邦雄在大同留影。 受訪者 供圖

作為大阪非營利組織“綠色地球網絡”的副代表，高見邦雄帶領一批又一批日本志愿者到中國的黃土地植樹造林，被鄉親們親切地稱為“老高”。

現年74歲的他頭發幾乎花白，平時話不多，但一說起當年在華植樹的經歷就停不下來，尤其是提到一些老熟人時笑聲爽朗。高見邦雄年紀大了，很難再像年輕時那樣一趟趟往返于中日之間，但他帶領的團隊仍然在繼續維護山西大同市的植樹項目，同時還把造林活動轉移到相鄰的河北張家口市蔚縣。

伴隨著樹苗的成長，中日兩國民眾在樸素的情感共鳴中了解彼此。高見邦雄說，“我們與其說去種樹，不如說是去了解中國，或者是通過了解中國來重新認識日本。”

2022年7月，高見邦雄（右）在“綠色地球網絡”辦公室接受采訪。 澎湃新聞 圖

想一舉改變全鄉人的生活水平

澎湃新聞：上世紀90年代，人們的環保意識并不像現在這么強，那時候您為什么想要從事綠化事業？

高見邦雄：記得是1991年夏天，第二年將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第一屆“地球峰會”，當時地球環境處于非常危急的狀況，必須要采取措施。雖然那時人們知道要應對全球變暖，但對于這樣的責任和義務，具體由誰來承擔、如何承擔，各國政府間的對立相當激烈，難以進行有效的協調，所以當時我想能否加深民間的互相理解。

當時，中國就像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我）想著在日中兩國之間做點什么才是最好的，然后就想到了植樹造林，因為這是環境合作方面最快的，普通人也能參與進來。而且，綠化合作給人以揮汗勞動的良好印象。

澎湃新聞：您在中國開展的綠化合作項目并沒有通過日本政府聯系和協助，而是各處登門拜訪來打聽情況，而且事先也不熟悉中國鄉村地區，能否談談一開始決定扎根大同種樹的經歷？

高見邦雄：1991年11月，我一個人前往北京去調研，走訪了林業部、中國綠化基金會等相關部門，當被問到“預算有多少”時，我只能回答“沒有錢也沒有人，但想要從現在開始做起”。

一開始沒有人對我的提議有興趣，后來找到了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提出了我的計劃。1991年底，對方回復說，在山西省大同市有個渾源縣，可以去那里實施綠化工程。我欣然接受，于是在1992年1月去了渾源縣。當時被告知，“大同是個很不錯的地方，對綠化很有熱情，而且在歷史上是盛產美女的地方，還有好酒。”日本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唱的是“天國是個好地方，酒甜人美”，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是去天國一樣的地方。

1992年1月，從大同出發花了大半天時間才到渾源縣，實際上只有60公里，但路況不好。到了那里看到當地情況后很震驚，心想“真的被騙了”。那里位于北緯40度，海拔基本超過1000米，丘陵和山區適合植被的海拔大約為1200米到1500米。1月的冬天，去查看種植地，氣溫低至零下20℃。

30年前，大同是中國的煤炭產地，不論是供暖還是做飯都是燒煤，所以在大同市內和渾源縣的街道上，靠近地表的地方都飄著濃煙，喉嚨和眼睛都被刺痛。那時候，許多人都穿著軍大衣，大街上幾乎沒什么色彩。在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溫度下，我對眼前的景象感到驚訝。但才剛剛起步，不能打退堂鼓，于是決定以10萬元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開始綠化合作項目。回到日本，需要推廣這個計劃，邀請大家一起加入綠化團隊，為此我去了很多地方做宣傳。

當時我去了日中友好協會，他們對我說：“高見先生，為什么一定要從有‘混凝土叢林’之稱的大阪，到綠意盎然的中國去種樹呢？”那個時候，去中國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到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地方，這些地方綠化很好，特別是從北京機場到市內的道路兩旁，緊密排列的白楊樹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中國的綠化覆蓋不斷增加，為什么非要去種樹呢？”大家有這樣的疑問，也有人說“我連梅花和櫻花都分不清，怎么去中國種樹呢？”我雖然對很多人發出了邀請，但沒有多少人想去，當時也沒有什么宣傳手段，所以就低頭懇求認識的人說“去吧”。

最初招募團隊的成員非常困難，先邀請了日本綠化考察團的團長石原忠一去了大同，當時他對我說：“這個活動最少要持續20年才行。”當時我作為這個綠化團隊的秘書長，低著頭想，沒有人也沒有錢，即便是明天散伙也不奇怪，說要持續20年，非常困惑。不過石原先生的話一直刻在我的腦子里，只有長期堅持才有意義，不能敷衍了事。

澎湃新聞：黃土高原的地質和氣候狀況特殊，大規模種植果樹遇到了哪些挑戰？

高見邦雄：大同的地方領導給綠化工程選定了一個名為徐疃鄉的地方，位于渾源縣邊界山體和水庫的中間，因雨水沖刷形成了“侵蝕谷”，適合種植杏樹。當地的黨委書記很熱心，對種植杏樹的項目也非常上心。徐疃鄉是一個人口5000人左右的小鄉鎮，和大同隔著桑干河與冊田水庫。當時我想，如果能在這里成功種植杏樹，就能一舉改變全鄉5000人的生活水平。如果能成功的話，就能成為很好的宣傳素材，從日本來的人們就能親眼目睹種樹的成果和意義。

1994年開始種植杏樹，當地居民在政府的倡導下加入種植隊伍，但大家既沒有經驗，也沒有信心。第二年春天杏樹開花了，但到第三年因為干旱，杏樹的長勢堪憂，我到現場去查看，“這一棵枯了，這也枯了，枯的……”算起來真正存活的不到一成，而且還有把存活的杏樹移植到其他地方，當時站在那里真的很痛苦。

從失敗中也學到了很多，首先是理解了當地農民的想法，即使果樹種植能夠帶來收入，最快也要等四年，四年時間非但沒有任何營收，還要花錢打農藥、修剪枝葉，既費事又費錢，而且還占用了其他農作物的空間，相當于收入減少。此外，對于杏樹枯萎的原因，我們了解到初春的野兔把樹苗的新生層啃了一圈，幼苗就很容易枯萎，到了夏天又出現蚜蟲，杏樹就更加脆弱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最初制定種植計劃的領導因為人事變動調去了其他地方，接手的人對此工程并不十分了解。實際上，從長遠來看，頻繁的人事變動也不利于植樹造林工程。

在總結了諸多經驗之后，我們和當地的工作人員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杏樹種植工程要先在小范圍試驗，積累經驗之后再擴大。我們在徐疃鄉的植樹工程失敗了，不過同步在吳城鄉的杏樹林成功了，第四年就開始收獲杏子，收成不斷增加，目前也有350公頃的種植面積，種有25萬棵杏樹。

1992年渾源縣的中日友好環境林。 受訪者 供圖

鄉親們的喜與怒

澎湃新聞：最初去到渾源縣啟動綠化合作項目時，面對語言障礙、文化差異，您是如何克服困難并與當地人增進關系的？

高見邦雄：1992年剛剛到渾源縣時，我會說的中文只有四句——你好、謝謝、再見、廁所在哪。當地官員對我說，“你要是負責綠化工程的話，不了解當地情況是不行的。”于是我就四處轉轉，有時候也會幫農戶收割玉米等糧食。值得一提的是，和孩子處好關系也很重要，一般孩子帶我去什么地方，大家都不會很警惕，而且孩子會告訴我哪家有狗，哪家不能去之類的。

有一次我在散步，遇到了渾源縣時任林業局局長溫增玉，他很生氣，因為很久沒有聯系他，原因是我們的對接單位實際上是共青團組織。之后，我每天早上去老溫家吃早飯，有時是小米粥，有時是炒土豆。他的家里總有許多客人，都是去找他商量事情的，我就覺得老溫這個人值得信任。我本身并不是學林業和植物的，經常會問老溫，“這棵樹是什么？”他用中文告訴我之后，我回家之后再查日語解釋，由此學習了很多知識。

澎湃新聞：在與中國“鄉親們”的交往過程中是否有過誤解，又是怎樣化解的？

高見邦雄：在去大同之前，我們并不了解戰爭時期的當地歷史，后來有中國研究者告訴我日軍在大同的暴行，我很驚訝，如果事先知道的話應該不會來這里。我們團隊的日本團員很想了解戰爭時期發生了什么，還曾請當地人講述。

當時，關注大同綠化建設的日本攝影師橋本纮二到大同天鎮縣拍攝，脖子上掛了三臺單反相機，當地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日本人。橋本被一位爺爺叫住，問了一些問題，而橋本會說的中文只有“啤酒”，爺爺見他不好好回答就大聲罵他，引得周圍人圍觀。直到一個導游路過幫忙翻譯，才得知這個爺爺因為（侵華）日軍成了孤兒，橋本得知之后坦率地道歉。而爺爺得知許多日本人正在當地支援綠化工程，于是就把自家的瓜子塞進我們的口袋里。自此，只要橋本去天鎮縣就會去問候爺爺，而爺爺一聽說有日本人來，就會問橋本有沒有來。有一次我還借橋本的相機給他們倆拍了合照，也因此和他建立非常好的關系。遺憾的是，他去年去世了。

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有一次我一個人去渾源縣西留村鄉，有老人看見我就說“日本鬼子”，然后得知我們是去種樹的之后，對我說“剛剛說了不好的話”，還邀請我去他家喝酒。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2019年，我時隔15年再度到渾源縣，也很受關注，有一個居民對我說：“高見先生，得知是你來了，村子里的人突然就開心起來了。”

澎湃新聞：開展大規模綠化事業，經費是基礎之一，“綠色地球網絡”是非營利組織，如何解決經濟問題？

高見邦雄：在中國植樹造林的費用基本都是由我們自己負擔的，之后有一些企業的工會給予支持，派遣人員并提供資金，經團聯也參與了進來。不過最開始，資金都由我們自己解決，當時在農村，中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問“這個錢是誰出的”，我們回答“都是自己出的”。

現在，張家口的蔚縣等地有蔚縣志愿者協會，志愿者也參加我們的植樹造林活動，不僅如此，他們為了幫助農村的獨居老人以及貧困的孩子們，籌集捐款，以各種方式照顧他們，這樣的活動越來越多。

果園的力量

澎湃新聞：30年來，您先后帶領數千名志愿者投入到中國的植樹工程，是如何感染并召集這些志愿者加入到植樹造林的行列中來的？

高見邦雄：面向日本人，讓他們參加我們的旅行團，親自到當地轉轉，看到連片荒山就明白綠化工程的必要性。志愿者們一旦加入進來，就會關心自己種的樹怎么樣了，看到茁壯成長的樹苗就會很開心。有日本友人到大同參與植樹勞動多達21次，也有去過14次的人，他現在仍然很健康，每次見到我都說如果有機會還想再去大同市天鎮縣，那里是大同最北的縣區。

盡管天鎮縣比較貧困，地質環境也不好，但是當初日本綠化考察團的團長石原忠一卻說，去那里比較好。當我問理由的時候，他說，“那里的人好，雖然不富裕，但人們的笑顏真的很美，而在縣城，人們的笑容就淡了許多。”

中國這邊也有很多人加入我們，樹苗成長就很高興，枯萎就會不甘心，在這樣的情緒變化中，中日兩國的人們互相交流。

當時，我們提議建設小學附屬果園，讓孩子們也參與到果園工作中來，大家拿著水桶、臉盆、杯子打水，然后給樹苗澆水，非常可愛。然后，他們回去之后又會邀請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去種樹。

1990年代，大同的孩子們為小學附屬果園澆水。 受訪者 供圖

澎湃新聞：在貧困村建設小學附屬果園，果園收入的一部分給到種植和管理的農民，另一部分用于支援教育，您在怎樣的契機下想到建小學附屬果園？

高見邦雄：有一次和大同的一個領導一起去靈丘縣，查看完植樹用地之后，他說想要去另一個地方考察，通過“希望工程”在當地重建一所小學。我問：“可以一起去嗎？”于是第二天就一起去了靈丘縣非常貧困的一個村子，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小學的墻都是石塊和土壘起來的，屋頂就只是一層瓦片，梁木也腐爛了。

零下20℃的天氣，教室的門上還有洞，里面坐著1年級到3年級的學生，只有一位老師，照明也只有一個裸燈泡。用墨涂的灰泥墻就是黑板。有些孩子甚至都不能進入這樣的學堂，和父母下地干活，我問他們“為什么不去上學”,有孩子低頭默默流淚，有孩子說“我想去”，然后就跑走了。

同行的那位領導看了學校的情況之后說，“今天沒有心情喝酒”。我去這樣的地方，如果說“為了地球環境而種樹”這種話，也實在是不現實。既然我們是從事綠化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就想著能不能為孩子們做點什么，于是想到了小學附屬果園。

我向渾源縣共青團提出了果園的想法，他們立即就表示贊同，認為這將為希望小學帶來持續的收入，可以償還之前建學校的費用。不過當地人聽說是日本人提出的方案，一開始很反感，認為不應該接受日本人的施舍，但經過共青團工作人員的解釋，最終居民接受小學附屬果園的提議，把它作為和平時代的象征物。

那里的村民委員會的村長說，“其實，這個村子的人以前小學畢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多虧了杏樹，才出了大學生，明年還會有人讀研。這樣一來，有孩子上大學之后，其他孩子的求學熱情也變了。這多虧了來自日本的你們，不僅支持種植杏樹，還把杏林作為小學的附屬果園，向我們表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這些年與中國的綠化合作成果如何？有什么感悟？

高見邦雄：目前，大同市周邊的中日友好環境林非常多，造林面積超過6千公頃，我們和當地人一起種植了1900萬株樹木。最初經歷了失敗，之后得到了改善，日本專家在這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尤其是在種植技術方面，這一點應該也得到了中方的認可。

在中國做綠化合作工程，有三個要素“自然環境”“社會關系”“人”，就像中國古話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們與其說去種樹，不如說是去了解中國，或者是通過了解中國來重新認識日本。如果在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下發生沖突，對彼此都是損失，相互理解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