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87年的張彥，今年35歲，在成為一名入殮師之前，她做了13年出境旅游領隊。

很大程度上，成為遺體整容師是張彥的一次無奈之選——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她過去幾十年的人生軌跡，幾乎全都被打亂、粉碎。

2019年之后，她開始頻繁接觸“死亡”。

最初她也為此恐懼，可后來也漸漸懂得，相比“逝去”，這份工作更多告訴她的，其實是如何活著。

自2019年之后，張彥的生活便與“死亡”密切關聯。

那一年，32歲的她成為了一名遺體整容師，在家鄉哈爾濱的俗語里，從事這一行的人，也被稱為“白事先生”。

在這之前，張彥做了13年的出境旅游領隊，疫情來襲后，境外旅游一夜從“火爆”跌到“冰點”，她才不得不考慮轉行一事。

張彥形容自己進入殯葬行業是一次“陰差陽錯”。她入行時，正是新冠疫情初次暴發時，突然肆虐的病毒讓很多東西瞬間停擺，只剩“時間”和“死亡”不曾停下。

她服務的第一位逝者，便是在此時離開的。

當時是逝者的家屬先找到了張彥的愛人小亮，希望其能聯系一位遺體整容師為自己已故的母親化妝——在此之前，小亮已進入殯葬行業近10年。

因為疫情，原本合作的遺體美容師被隔離在家、不能外出，小亮就想到了尋求妻子張彥幫忙。

“他就把情況和我說了一下，然后問我怕不怕，”張彥回憶道，“其實我內心非常害怕，但是當時店里就他一個人忙前忙后，我實在看著心疼，就答應了。”

張彥

那是一位不到65歲的阿姨，由于突發疾病，老人在家中猝然離世。實際上，在那個時候類似的情況并不在少數，“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由于心腦血管疾病走的，因為疫情很多醫院突然不接診了，老人如果身體狀況不好，就很容易出問題”。

逝者的女兒告訴張彥，母親生前很愛美，即使到了老年，每天早上也要堅持化妝，所以如果可以，她希望母親能夠美美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張彥先是在網上查詢了許多有關遺體美容的資料，之后又打電話咨詢了一些遺體整容師。過程中她得知，因為這一類疾病離世的人，遺容通常會帶有淡淡的紫色，加之其他種種原因，“遺體到最后都不是特別好看”。

按照常規操作方式，整容師會用粉底混合著人體彩繪所用的油彩，涂到逝者的面部以起到掩蓋“病氣”、校正膚色的作用。張彥也嘗試了這個方法，可最終呈現的效果并不好，整體妝容在模型臉上看起來“特別假，有點瘆人”。

早些年張彥曾學過一年的美妝、美容，以往的經驗給了她靈感，她開始嘗試以凡士林做面部打底，然后用比正常膚色還要暗一個色號的粉底均勻涂抹在逝者臉上，最后再撲一層定妝粉。

對比從前的化妝法，張彥的方法會使妝容更加自然，直到今天，她已經完全不需要使用厚重的油彩，來遮掩逝者面部的缺陷了。

張彥工作日常

盡管技術上做了充足的準備，但在初次與逝者見面時，張彥的內心仍受到了巨大沖擊。

對于“死亡”的恐懼，讓她下意識地產生了退縮的念頭，但最后她還是“硬著頭皮”開始了首次遺體整容工作：擦洗、打底、上妝、定妝……張彥按照步驟仔仔細細地為逝者裝扮，想到老人生前很愛美，她還特意為其扎上了2個小辮子。

遺體整容之后，便是親屬告別環節，女兒望著母親的面容看了很久，而后轉頭對張彥說了聲“謝謝”。

家屬的態度出乎張彥的意料，在她看來，那次的工作完成得并不算理想，因為相對生疏的手法和無法回避的恐懼，都對她的工作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響。

彼時的她尚不能完全理解，這句感謝的背后，其實蘊藏著多重含義。

“很多時候家屬對于我們的要求，并不是‘漂亮’和‘美麗’，而是要還原逝者生前的狀態。”

生命從頭走到尾，那些曾經鮮活過的人，最終也該體面地離開。

疫情期間張彥工作日常

張彥也見過許多面目猙獰的遺容，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因為疾病去世的，其中癌癥被她形容為“最難受的一種”，因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患者仍在忍受著惡性腫瘤急速膨脹生長帶來的疼痛。

她曾為一位因癌癥去世的中年男性整理遺容，在前期與家屬溝通時，逝者的女兒告訴她，父親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爸爸一次“疼”都沒喊過。

可張彥清楚，這位父親一定說謊了，因為“沒有一種癌癥到最后是不痛苦的”，很多時候患者不說，是因為他們一直在咬牙堅持。

現實確實如此。在見到逝者后，張彥看見了其臉上有些扭曲的表情，那是隱忍的痕跡，也是一位父親給予女兒最后的安慰——如果終須一別，只愿日后每次想起，笑容猶在。

那天，張彥先是為逝者按摩了面部，幫助其恢復到平和的狀態，而后又進行了遺容化妝。

待父女二人再次見面時，父親的面容已然安詳，女兒靜靜地看著，許久都沒有說出一句話。

離別，總是無言。

張彥（白色口罩）工作日常

張彥遇見過許多不敢直視親人遺容的家屬，理由大多是出于恐懼，而入殮師的職責，便是在給予逝者體面的同時，也要幫助生者面對：

“我們陪著家屬一起，好好地送親人最后一程，這樣以后才不會后悔，因為離別時，大家都做到了好好告別。”

張彥習慣將化妝箱隨身攜帶，無論去往何處，她都會在車的后備箱里留一個位置，放置自己工作時所需的衣物和工具。

這份職業不會給她太多的準備時間，就像很多離別，也是悄無聲息，猝不及防。

去年夏天，她服務了一位年僅8歲的孩子。

彼時正值暑假，男孩與母親一同在家。到了吃飯的時間，媽媽走入廚房準備午餐，男孩則獨自留在臥室玩手機。

僅僅幾分鐘后，媽媽聽到兒子“啊”地喊了一聲，她趕忙跑回臥室，就發現剛剛還活蹦亂跳和自己說話的兒子，已經沒有了呼吸，而雙手還緊緊攥著正在充電的手機——

因為手機充電器發生了漏電事故，年僅8歲的孩子，再也不會長大了。

張彥始終記得那天在殯儀館外，男孩母親撕心裂肺的哭喊聲。

命運曾讓二人成為最親密的人，可到最后卻連道別的機會都沒有留給他們，母子一場，張彥知道，這位媽媽的余生都會在悔恨中度過了。

孩子的葬禮結束后，張彥便再也沒有見過那位母親。雖然偶爾也會想要得知這一家人后來的故事，可念頭只是一閃而過。

因為職業的特殊性，在完成本職工作后，張彥從未主動聯系過任何一位逝者家屬。“大家見到我們都會想起不好的回憶”，所以有時不打擾，便是最溫柔的“問候”。

結束了一天工作的張彥

或許也是由于這個原因，張彥的職業生涯里，充滿了沒有結尾的故事。

截至目前，她經歷過耗時最久的一臺遺體整容是3個半小時。

那一天，一位女士給張彥打來電話，說自己的丈夫因意外去世了，遺體正停放在醫院的急救中心。

依照家屬提出的要求，張彥只需要到醫院為逝者穿上壽衣，而后進行簡單的遺容清理即可，可到了醫院之后張彥便發現，事情遠比想象中的復雜。

逝者生前遭遇了嚴重車禍，大型推土機直接碾壓過了男子的左半邊身體，造成其左腿與左臂的大面積開放性皮膚撕脫傷，“基本上就是一個骨肉分離的狀態”。

張彥與同事趕到醫院時，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血肉模糊的場景：男子面色慘白地躺在病床上，整個左側肢體的骨骼近乎全部外露、粉碎，“整條褲子上全都是血”。

法醫鑒定結束后，張彥開始為逝者更換壽衣，可因為遺體破損太過嚴重，她嘗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

面對這樣大面積破損的遺體，通常情況下張彥都會建議先縫合、后美容，可對于這個提議，家屬則顯得很猶豫。

在當時，修復一具破損程度不超過周身肌膚20%的遺體，費用預計在2000元左右；可依據那位逝者的情況，創口面積超過50%，僅是基礎縫合費用就需要1萬元——對于家屬來說，這顯然不是一筆小數目。

逝者的妻子告訴張彥，他們夫妻二人都是農民工，家里還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孩子，大女兒剛剛17歲，小女兒還不到8歲。

丈夫是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為了養活一家4口人，丈夫日常攬了不少的活，每天都早出晚歸。他們的家住在郊區，丈夫日日都會騎著摩托車往返城郊之間。

平日里丈夫差不多晚上8點才會到家，可發生事故的夜晚，妻子一直等到10點也沒有見到愛人的身影，最后等來的，是噩耗。

由于事發突然，妻子甚至不清楚丈夫到底經歷了什么，所以在最初找到張彥時，她才僅提出了“穿衣”的要求，所有人都沒想到現實會那么慘烈。

看著眼前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女人，張彥陷入了沉默，她想了想，最終決定無論后續修復遺體具體花費如何，此次遺體整容，她都以最低標準2000元收取費用，因為她知道，到了這個時刻，如果自己不去做點什么，“那這個人最后就只能這樣走了”。

當晚八點，張彥正式開始對遺體進行縫合，在此后幾個小時里，她每隔一段時間便能聽見走廊盡頭傳來逝者妻女踱步的腳步聲和抽泣聲。

一扇鐵門，分隔陰陽兩界，門外是生，門內是死。

成為遺體美容師之后，張彥見過太多相同的場景，她習慣了逝者無言，也學會了平靜地面對生者的眼淚，可在那個深夜，她的心里還是涌起了莫名的情緒。

她想起了酷愛騎摩托車的父親，“第一個就是希望身邊人不要出現相同的事情”；

而后又想起門外的母女，“她們以后的生活要怎么辦呢”，和門里的逝者，“這個人挺可惜的，白瞎了”——他們明明都那樣努力地活過、愛過、期待過。

午夜十一點半，遺體整容工作全部結束，在見到愛人的遺容后，逝者的妻子忽然跪倒在張彥的面前，嚎啕大哭——這是她第一次遇到家屬下跪感謝。

待男子的葬禮結束后，孤苦無依的母女三人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張彥再也沒有見過她們。

作為一名遺體整容師，她可以想盡辦法給予逝者最后的體面，可對于生者，安慰總是有限的。

不是所有的遺憾和悔恨都能借時間釋懷，有些故事沒有結尾，那是因為思念從未結束。

目前張彥正和愛人小亮經營著兩家殯葬用品店。

壽衣的穿法、冥紙祭品的選擇、各類殮葬習俗……如今的張彥已經能熟練地說出店鋪的每一項業務。

旁人也許很難想象，僅是3年前，她還對這一行一無所知。

2019年年底，張彥結束了在國外的全部工作，回到國內生活。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經人介紹認識了愛人小亮，彼時介紹人說男方在民政系統工作，她便下意識地以為對方是在婚姻登記處工作，直到戀情發展到談婚論嫁時她才知道，“民政不光管喜事，白事也管”。

因著小亮的職業，張彥糾結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愛情打敗了偏見，她還是決定嫁給他，不久之后又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張彥在泰國工作期間

結婚生子后，張彥在丈夫的引導下正式進入殯葬行業，那個時候很多人建議她再想想，可她卻沒猶豫太久——疫情之后很多行業都展現出了不穩定性，可殯葬業卻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她想，這也算是一份“穩穩當當的職業”。

因為是“半路出家”，起初的張彥也不知道能堅持到何時，實際上，她也幾次想過放棄，但家屬的求助，卻總能給她堅持的理由。

張彥曾經接到過一通來自北京的電話，來電人是一位女士，對方說，自己的爺爺罹患口腔癌，病情已發展到晚期，目前正在哈爾濱接受治療。

生病之后，爺爺的左臉出現了潰爛，面頰及嘴角旁邊出現了嚴重的缺損，“看著就像兩個窟窿長在臉上”。

如今，爺爺的身體每況愈下，離別的時刻仿佛就在眼前，家屬此次便是想求助張彥，在爺爺去世后為其修復破損的面容。

通過家屬提供的老人近照，張彥發現爺爺面部已經形成了邊緣平滑的陳舊傷，無法通過簡單縫合和填充完成修復。

為此，張彥前后請教了多位整容師，但因為沒有類似經驗，全都一無所獲。考慮再三，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位從事特效化妝的老師，對方告訴她，可以試著用整塑蠟進行面部重建。

（整塑蠟：肉色的整塑蠟可塑造出刀傷、槍傷、擦傷、碰傷、燒傷、斷肢等影視氣氛特效妝容效果，逼真度較高，是戰爭戲、恐怖劇、科幻劇中最為常用的一種影視化妝用品。）

在特效化妝師建議下，張彥開始了自己的嘗試：她買來了大量用以練習的模型，在上面磨出了許多傷口，再用整塑蠟一一修補，如此反復嘗試半個月后，才找到了一些技巧。

此后不久，那位患有口腔癌的爺爺病故，她也以此方法，幫助其恢復了面部的缺損。

這次的工作讓張彥印象深刻，“它本身就是一種突破”。

如今在遺體整容領域內，修補大面積缺損遺體的難度仍然在高山之巔。這種困難一是源于技術、手法，二則是因為殘酷的現實。

張彥曾試圖為一位全身燒傷面積達90%的逝者修復遺容、遺體，但因為其全身大部分皮膚已呈現焦炭狀，她嘗試了各種辦法也未能成功。

這次的“失敗”經歷成了張彥的心結，時至今日，她仍在找尋與探索為燒傷逝者整容的方式。

張彥告訴「最人物」，對待大面積損傷的遺體，運用3D打印技術修復在未來也許會成為一種趨勢。

目前在天津、上海等城市的一小部分殯儀館里，也已經存在以此來幫助部分逝者回歸生前狀態的服務，只是使用3D打印技術進行遺體整容的費用極高，修復一具遺體，差不多要花費五到八萬元。

金錢可以買到技術，可不是人人都有金錢。

對于相對富裕的家庭來說，修復逝者容貌或許只是“技術問題”。可如果拿不出錢呢？草草了事或者干脆放棄嗎？張彥想，若果真如此，入殮師便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死亡，是最不應該分出三六九等的事。這個世界上的人，出生時各不相同，但在生命的終點，毫無差別。

在征得家屬同意后，張彥將為口腔癌爺爺遺體整容的全過程進行了影像錄制，以供日后教學使用。

在她看來，“這能幫助到更多的普通人”，畢竟每一個人都有體面告別人間的權利。

工作中的張彥（左二）

張彥的身上有著極為明顯的東北女人特征，豪爽、仗義、不矯情，性格直率、大大咧咧。

成為遺體美容師之后，她看見過人間疾苦，同時也感知到人性的復雜，每次遇見“實在看不過眼的事兒”，她都會想“路見不平一聲吼”。

有一天除夕的清晨，張彥接到了社區服務中心的電話，社區工作人員稱，有一位獨居老人在家中去世，需要她到現場為逝者整理遺容。

放下電話后，張彥和同事根據街道提供的地址趕到了現場，可一進到逝者居住的房間，她們便察覺到事情并沒有想象中的簡單。

“那不是一個正常的死亡現場”，張彥回憶到，當時女性逝者正趴在地上，口中有白沫，手邊還有一瓶喝過的白酒，“很明顯她不是因為突發疾病去世的”。

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張彥與同事報了警，后經法醫鑒定，老人的真正死因是中毒，并且排除了他殺可能。

此后，警方聯系到了逝者的兒子和張彥一同處理老人的后事，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整個過程中，家屬都顯得格外冷漠和排斥。

通過他人之口，張彥得知老人與兒子的關系并不算好，而母子間的主要矛盾，則是因為母親一直不愿意賣掉自己和老伴唯一的住房，給兒子換一間更大的住宅。

為了給兒子湊錢買房，老人在“熟人”的介紹下參與了網絡投資，不想卻遭遇了詐騙，不僅沒有賺到錢，還賠掉了所有存款。老人氣不過，跑到騙子的家門口放了一把火，隨后就回到家中喝了毒藥。因為滅火及時，行騙者毫發無傷，可這位母親，卻永遠停留在了新年鐘聲敲響前的一天。

待完成遺體整容環節后，張彥像往常一樣請家屬進入停尸間與逝者做最后的告別，但意料之外的是，老人的兒子竟一口回絕了張彥的要求，到最后也不愿意再見母親一面。

家屬的態度讓張彥不解和憤怒，她告訴對方，如果家屬不對遺體進行身份確認，那后續的所有環節都無法進行。

聽到這些，逝者的兒子才有所動搖，走進了告別間。開始時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遠處，背對著母親的遺像，最終還是在張彥的多番勸說下，他才肯轉過身，看望母親最后一眼。

在這之前母子二人已經許久未見，不成想再見面時，已是訣別。

一間房、一筆錢，母親沒了性命，兒子沒了媽媽。

這世間總有比錢珍貴的東西，可在失去那些寶貴東西之前，人們總是最先看到錢。

如今講起這件事，張彥坦言，她之所以要求兒子開棺驗尸，也是因為“心里憋了一口氣”，想讓他見媽媽最后一眼。她承認，將個人情緒帶入工作是一件并不專業的事，可她并不后悔：

“未來當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一定會感覺到母親的不容易，到時候他一定會悔恨，為什么沒能去送媽媽最后一程，我更怕他后悔。”

有時候，死亡不僅僅是消亡，也是和解與原諒。

張彥工作日常

雖然日日都在接觸死亡，可張彥仍極少有恐懼的時刻，相反的，這些年讓她百感交集的瞬間，大多源于生者的舉動。

在成為遺體整容師的3年里，張彥見過家屬用算命決定病危父親“拔管時辰”的奇葩事，也見過為了省下殮葬費，堅持不給逝者進行遺體美容的家屬。

偶爾，她也會接到養老院的電話，而在這里去世的老人，大多是沒有子女“送終”的。

她信奉“未經他人苦，不勸他人善”的原則，所以她從不會為此指責、抱怨什么，只是會在面對孤苦無依的逝者時，悄悄地為其進行一次免費的遺體整理，或者干脆免掉其所有的喪葬費用。

“我們這一行是最不能商業化的一種職業”，張彥堅持認為，“家屬怎么想是別人的事兒，我只是想讓自己心里舒服點”。

張彥的女兒今年3歲，因為年紀尚小，她還無法理解父母所從事的工作具體是何、意義為何。

張彥知道，女兒早晚有一天會知道的，也必將為此承受很多。

所以相比“遺體整容師”這樣直白的名字，她更希望女兒可以明白這份職業背后的意義，“我們也不想讓孩子為難。”

張彥鏡頭下的老公、女兒

一家三口看煙花

因為職業的特殊性，張彥這么多年來時常被人問道：“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嗎？你害怕鬼嗎？”

每當遇見類似問題，她都會哈哈一笑，然后搖頭：“我不信，也不怕，如果我真的害怕，那早就被嚇死了。”

在“生命”這個宏大的課題中，普通個體的理解力，或許，是相當有限的。

張彥自認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可由于職業的特殊性，她看見了太多生死之后，她對很多事情，存而不論。

“做這一行唯一的道德底線，就是自己的良心。不求大富大貴，只求問心無愧。”

原標題：《給尸體化妝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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