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歷史上，有不少了不起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將英國領上霸權之路。維多利亞締造了一個日不落帝國。剛剛去世的伊麗莎白二世，不但管理了英國的衰落，還管理了王權的衰落。

王權，哪怕只是虛權，也已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

優(yōu)雅、冷峻、緘默的伊麗莎白二世，以超然的政治姿態(tài)、高度的責任感，留住了國民對君主的熱情。但這，未能阻止媒體在其尸骨未寒之時質疑王室的未來。

君主，還能存在多久？ 

英國與君主立憲制

黑格爾說：“每一個民族都有適合它本身而屬于它的國家制度”。一說共和國，大家就想到法國；一說君主立憲，肯定想到英國。 

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寫道：“英格蘭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反抗國王，從而給國王權力設限的國民，是唯一通過一系列斗爭而最終建立了一種英明政府的國民。在這種政府下，國君擁有做好事的一切權力，同時卻被限制了做壞事的一切權力；在這種政府下，貴族偉大而不傲慢，雖然他們手下并無封臣；在這種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參政議政。”

一般認為，英國的王權發(fā)端于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現(xiàn)在統(tǒng)治大不列顛的王朝叫溫莎王朝。這一千年間，英國的王權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貴族首領變成專制君主，再變成立憲君主，再變成地道的“虛君”。英國史學家指出：“所有這些變化恰恰是王權得以保留的秘訣所在，如果它不是適時地演變，追逐時代的潮流，那么英國王權也就和其他國家的君主制一樣，早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了。”

英國創(chuàng)建的君主立憲制有什么新穎之處？

一是國王要聽法律的。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的約翰王被迫接受了貴族們提出的《大憲章》。這相當于人民與統(tǒng)治者之間簽訂了一項契約，國王和其他人一樣受制于同一種法律。現(xiàn)代法律和過去法律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規(guī)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這一點正是在英格蘭被確定下來的。

二是國王的權力受限于議會。沒有議會同意，國王收不了稅、立不了法。后來又出了“內閣”和“首相”，等于把國王的行政權給拿去了。“分權”的實踐，也可以說始于英格蘭。

對英國君主立憲制的評價主要取決于對英國現(xiàn)代化道路的評價。法國通常是拿來比較的對象。與法國相比，英國的現(xiàn)代化道路更溫和、更漸進。英國人喜歡這種方式。他們自己說：“跟法國人學革命，跟英國人學民主”。

黑格爾的君主與現(xiàn)代國家

君主能與現(xiàn)代國家相容，除了因為英國的特殊國情，背后還有一些深刻的哲學道理。

在現(xiàn)代以前，國家是君主的延伸，臣民沒有自主意識，國家也沒有自主意識。但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伴隨著本體論上“個體主義”的處處覺醒。牛頓力學研究的是一個一個不同物體的相互作用。微觀物理學認為世界由一個一個的原子組成。每一個人也開始覺醒，都覺得自己自成一體，自己做主，無限尊貴。國家也開始覺醒，開始內部整合認同，外部劃出完整的、明確的線性邊界。

如同黑格爾所說，“現(xiàn)代世界是以主觀性的自由為其原則的”。那么，現(xiàn)代國家還需不需要君主呢？

黑格爾認為，需要。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君主的“主觀性”。

依黑格爾之見，因為現(xiàn)代國家建立在主觀性、自我規(guī)定性的基礎上，所以在客觀的國家制度中，就必須要有這種主觀性的表達：“主觀性只是作為主體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作為人才存在……因此，整體的這一絕對決定性的環(huán)節(jié)就不是一般的個體性，而是一個個人，即君主……它作為至上者揚棄了簡單自我的一切特殊性，制止了各執(zhí)己見相持不下的爭論，而以‘我要這樣’來做結束，使一切行動和現(xiàn)實都從此開始。”

但君主本人是沒有實際權力的。君主的用處就是成為主觀性與自我規(guī)定的現(xiàn)代政治觀念的象征。理論上，每一個都能當國王。“在一個有良好組織的君主制國家中，唯有法律才是客觀的東西，而君主只是把主觀的東西‘我要這樣’加到法律上去。”“當國家制度是鞏固的時候，他（君主）除了簽署之外，更沒有別的事可做。可是這個簽署是重要的，這是不可逾越的頂峰……”

君主的權力只是已經(jīng)分化了的國家權力的其中一種。孟德斯鳩對國家權力的經(jīng)典劃分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但黑格爾的劃分是立法權、行政權和王權，即把司法權替換為王權。在黑格爾看來，立法權體現(xiàn)普遍性——它是“規(guī)定和確立普遍物的權力”，王權體現(xiàn)主觀性——它是“作為意志最后決斷的主觀性的權力”，而行政權的作用則是統(tǒng)攝特殊性為普遍性——它是“使各個特殊領域和個別事物從屬于普遍物的權力”。

但是，這三種權力是相互穿插、相互包含的，每一種權力都能反映出整體，這樣才能保證國家是一個整體。“王權本身包含著整體的所有三個環(huán)節(jié)：國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為特殊對普遍關系的咨詢，作為自我規(guī)定的最后決斷的環(huán)節(jié)。”君主應當超脫于各種社會沖突之上，使自己體現(xiàn)普遍性，避免“降入特殊性的任性、目的、觀點的領域”。

黑格爾把君主立憲制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典范。在他看來，君主立憲制把特殊性與普遍性辯證有機地融合進了國家這個理性精神的最高化身中。

以上，便說明了為何君主能與現(xiàn)代國家相容。

值得補充指出的是，君主制之所以可取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立憲”。黑格爾反對君主專制，也反對民主暴政，認為無論是君主還是民主都要有法律的約束：“專制就是無法無天，在這里，特殊的意志（不論是君主的意志還是人民的意志）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或者更確切些說，它本身就代替了法律；相反的，主權卻正是在立憲的情況下，即在法制的情況下，構成特殊的領域和職能的理想性環(huán)節(jié)。”

政治空心與話語重構

黑格爾的分析并沒能完全跟上時代的步伐。

君主立憲制只在個別國家得到采用。在大部分國家，君主都已消亡。當然，許多國家保留了一個國家首腦的職位（如“總統(tǒng)”），以讓這個職位完成黑格爾賦予君主的功能。

在歐洲，總統(tǒng)有的掌握實權，有的幾乎沒有什么實際權力。但他們與君主有一個根本性的區(qū)別——他們是民選的，而且受到任期限制。

對此我們習以為常。但是，請讓我們停下來想一下！

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xiàn)象——權力的核心是空的！當然，權力的核心在制度設計中仍然得到保留，但它被故意設計成空的。

這是顛覆性的。

它意味著一個國家的認同、認識、訴求，失去了穩(wěn)定性，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在“制度化的政治沖突”中被重新評估，被重新整合。它意味著確定性的消失，意味著自我認同不再建立在固定的基座上。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為什么大家對這樣不尋常的事情習以為常？

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西方政治氣候以及民眾的普遍心理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一人一票的普選迅速成為現(xiàn)代國家的標配。技術的高速發(fā)展與物質的極大豐富鼓舞著每一個人去探索自我的新疆域。每個人都在表達自己。西方終于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民主”時代。

上文提到，現(xiàn)代世界把一個個的人解放了出來。但這不是終點。這一個個解放了的人，不斷地反思自己，不斷地調整自己，不斷地去探尋自己的新一輪的解放。這個過程并沒有終點。這從現(xiàn)代世界一波又一波的思潮，一波又一波的革命，一波又一波的解放中，便可見一斑。

就西方整體而言，“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戰(zhàn)后保持了穩(wěn)定；但對個人來說，自我不斷否定、不斷探索、不斷提出新訴求的進程在加快。于是，政治的疆域被不斷打開，步伐也被不斷打亂。1970年代的“新社會運動”之后，西方既有政治框架已越來越難以包容和整合多元、嘈雜、不斷變化的訴求。

這不單單是西方政治的改變，這是時代精神的改變。“個體主義”的本體論已經(jīng)被動搖——牛頓力學讓位于量子力學；一個人的認同是不斷變化和構建的；國家的邊界因移民和商品的全球流動從而變得模糊，電子通信技術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時性”終于成為人類的日常。這是一個聯(lián)系、流動、不確定、測不準的時代，“相對性”和“情境性”成為新的時代精神。

在歐洲，政治上的空心設計，既是這個時代的產(chǎn)物，同時也試圖為這個時代提供治療方案。

核心是空的，所以它能參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xiàn)的政治共識的重新構建。空的核心，沒有預設的立場和內容，它只是一個象征。它能夠參與到新的話語整合鏈條中去，根據(jù)情況需要貢獻出這個新的鏈條中所缺失的最關鍵的東西。

比如說，當出現(xiàn)危機的時候，民眾提出種種紛亂的主張，以至于既有政治話語無法應對，政壇陷入空前的破碎。那么，這時候就需要重新將民眾的話語進行整合，提出一個說法，使盡可能多的民眾能夠同意這個說法，當然，每個人為了同意這個說法，也都需要對自己的訴求作一定的妥協(xié)或模糊處理。而拒絕同意這個說法的人，則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

這個過程當然是一個調整政策的過程，但它首先表現(xiàn)為重新構建話語的過程，而它的本質則是重新定義“人民”的過程。空的核心更容易化解各方提防，提出創(chuàng)新性的話語要素，從而參與甚至主導這個過程。否則，體制外的新興“民粹主義領袖”將在競爭中完成這個任務。

空的核心能運作好，便是“民主”。空的核心運作不好，便是“民粹”。在歐洲，這是民主和民粹的一體兩面。

左翼政治學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對此已經(jīng)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

可見，在今天的歐洲，君主如果還想繼續(xù)存在，便要讓自己盡可能地“空”。這還不夠，他還需要時刻警惕在新的話語整合過程中被一不留神 “剔”了出去。畢竟，任何對“人民”的重新定義，都需要剔除一部分人。對此，與他的母親一樣，查爾斯三世也沒有豁免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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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