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與真：陶淵明考論》，劉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391頁，98.00元

陶淵明作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恐怕已不必再多做介紹。即使是一個只受過最基礎的語文教育的中國人，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名句，以及“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大多也都能信手拈來。而附著在陶淵明身上的“田園詩人”“隱逸詩人”“平淡自然”等標簽，更是在絕大多數人心中牢不可破。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一個經典化的作家自然不可避免地會被后人大量地、全方位地研究，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陶淵明亦是如此。關于陶淵明的討論，前人之述可謂備矣：或是考其生平各端，包括名字、生卒、門第、經歷、詩文系年、交游情況等；或是辨其思想底色，諸如道家說、儒家說、釋氏說、調和說云云；至于闡釋其文學風貌的論述，更是不可勝數。由上述三大領域再進行細分，則愈加繁復，比如關于陶淵明的名、字問題就有至少十五種說法。由于先唐文獻存世的數量有限，加上千余年來詩家的不停論說，陶淵明研究的格局似乎已大致整體定型，想要有所突破創新，并非易事。

近些年來，海外漢學的興起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陶淵明研究引入了新的視角。一些漢學家認為，由于文本生成和流傳的不穩定性，陶詩經典化的過程是被人為控制的，而陶淵明廣受后人景仰的高尚人格也是值得懷疑的。這一頗為震撼的論點，使得大陸學者進一步思考：陶淵明及其他經典作家是不是被“發明”的？而文學文本所展現的作者形象，又是否能與自我人格高度統一？

劉奕的新書《誠與真：陶淵明考論》通過對陶淵明的全方位研究，深入探討了上述關鍵問題。本書書名借用自美國批評家萊昂內爾·特里林的《誠與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970年，時任哈佛大學諾頓詩歌教授的特里林圍繞“誠與真”的主題做了六次演講，討論“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的感情之間的一致性”的問題。盡管陶淵明的時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但“誠與真”的問題仍然將今天的我們與陶淵明連接起來。

《誠與真：陶淵明考論》一書共分三編，每編各二章：上編為“歷史世界”，考證陶淵明之生平與陶集之文本；中編為“精神天地”，辨析陶淵明的人生行思，論定其真誠與否；下編為“文學風貌”，細讀陶詩文本，從主題、風格、修辭等方面探討偉大作家的風格成因。姚鼐曾言，義理、考證、文章為學問之三端，本書三編合為一，或許也有此深意。

首章“生平六考”，對陶淵明生平的六個爭議問題進行了考證。所考皆為文獻足征者，既有對舊說的推進與補充，也有通過勾連史料得到的新發現。鄧廣銘先生說，職官、地理、年代學、目錄學是歷史研究的四把鑰匙。將有限的中古史材料勾連起來，發現新的證據，這幾把鑰匙正是關鍵的樞紐。譬如“門第考”“初仕考”兩節中，作者首先是通過考察中古時期興盛的譜牒之學，明確了《宋書》中關于陶淵明家世記載的史源問題及其記載的可靠性，進而梳理晉宋之際的職官制度，推定陶淵明并非如過去學者認為的那樣出身寒素，在九品中正制下，他仍屬于地方高門子弟，因此他的初仕也是江州祭酒從事史這樣不低的官職（大約為六品），并且，如果一切正常的話，陶淵明的官只會越做越高。這個看似細枝末節的考證，實際上澄清了一些研究者所說的陶淵明因為當不上大官而被迫隱居的誤會?！稗o官考”一節，同樣是借助職官制度，并配合“初仕考”一節，還原了陶淵明從出仕到最后辭官的歷史語境。而在“鎮軍參軍考”一節中，作者首先指出陶淵明出仕劉裕的說法與其詩文相矛盾，隨后又將這一說法對比現存史料，發現了諸多齟齬不合之處。與此同時，作者根據詩題中“曲阿”這一明確的地點線索，參考可能的時間線索，將陶淵明任鎮軍參軍一職所在地點的可能性指向了會稽。作者還發現，晉宋之際，會稽內史加鎮軍參軍號是一個慣例。追隨這條線索，再結合《法苑珠林》的記載，陶淵明曾為之效命的“鎮軍參軍”人選便浮出水面，即史書無傳的謝輶。因此，陶淵明生平的出仕情況變得明朗起來，而學術界爭議頗多的陶、劉關系問題也成了一個偽問題。

在文史研究中，考證是不可或缺的。一件小事之考證，往往能夠從根本上推動大問題的論定。不僅是首章《生平六考》，次章《作品六考》同樣如此，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節《“見南山”與“望南山”考論》。陶淵明的名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見”字一作“望”。田曉菲在《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一書中指出，在蘇軾提出“見南山”是陶詩原文之前，包括最早的《文選》抄本和初唐類書《藝文類聚》在內，沒有哪種陶集版本是作“見南山”的。據此，田曉菲認為，以蘇軾為代表的宋代文人集團在意識形態的驅使下，選擇了“見南山”，從而“發明”了更為“自然”的陶淵明。此外，范子燁也舉證唐人模擬“望南山”的詩句，來證明“望”字在唐代的影響力（范子燁《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

這一“解構主義”觀點在學術界不啻驚雷，許多人心目中那個堅固的陶淵明形象似乎受到了動搖。然而作者在此節中指出，這種來源于異文梳理的巧妙論斷，卻在文獻學層面上有著不小的漏洞。通過更為細致、具體、全面的版本梳理與文本?？?，作者發現，“見南山”的版本其實古已有之，且在唐代還有不小的影響力，不少唐人都有對“見南山”的化用，若真說“發明權”，其實輪不到蘇軾。事實表明，在陶詩此句的版本形成與流傳過程中，“見”字和“望”字的確長期、不斷地競爭著，而“見”字最終勝出是多種合力的結果，這與“見”字是否為后人發明完全是兩碼事。若基于此去判定“陶淵明”是宋人意識形態的產物，顯然還需斟酌。在這里，作者不僅反駁了田曉菲的“發明說”，更重要的是以一個相對公正的眼光，還原了“悠然見南山”一句文本歷史的復雜面目。由此可見，一字之論定，竟關乎偉大詩人之真偽。

在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外在面目去偽存真之后，中編轉入對陶淵明思想、品行的辨析。在第三章中，作者梳理了自先秦至魏晉之間的思想史脈絡，對陶淵明的思想來源進行追溯，認為陶淵明對“自然”與“真”的追求主要從郭象處來。但是陶淵明通過“誠之”的方式，超越了郭象理論上的“求真”之理想，達到文學與人格上的致真之境界。所謂“誠”，即《中庸》所言“天之道也”，是道德天性的完全實現，而“誠之”即是為此所下的功夫。所以，當我們再回頭看本書的書名，就會發現，“誠與真”其實并不只是單純對特里林的詞匯借用，“誠之以求真”，這一對陶淵明人生行思之道的精準提煉，才是書名背后的意義所在。

第四章則是對陶淵明是否“真誠”這一問題的直接探討。作者首先借用了心理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陶淵明擁有明確的、清晰的自我認知，他的自我展示貫穿一生，自我表達真實不虛。隨后通過反駁漢學家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傳詩》一文，討論了理論運用適度性的問題，并且最終論定陶淵明之真誠是真實可靠的。

陶淵明研究從來都不是“純”文學研究，它與歷史、思想等諸多研究領域密不可分。有了文本與生平的堅實考證，也有了詩人思想與自我的正本清源，再來對作品的文學性進行闡釋，可能就會更加接近陶淵明的真實內心。本書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來進行這樣的“準備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五章討論了陶詩的主題與風格。作者以“邊境”一詞概括陶詩的主題。邊境不同于邊界，相較于后者的清晰界限，前者的模糊性更包含著獨立性與疏離感，這與陶淵明“疏世之隱”的隱逸方式相當吻合。作者又從鐘嶸論陶詩語“左思風力”出發，拈出陶淵明其人其詩“介”與“拙”的特質，同時結合陶詩的字法、句法、章法，著重闡發了陶詩中常被人忽略的力量感。此外，作者也認為陶淵明的田園書寫是足夠真切的。關于陶詩中涉及的農耕勞作之事，作者不僅參考了《齊民要術》《四時纂要》《雜五行書》（《藝文類聚》所引）等古代農書中記載的種植方法，還結合了史書中自然氣象災害的記錄，甚至還有現代生活中農事經驗的輔證。多種證據都表明，陶淵明并不是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不諳農事，或是懶于耕種，相反，他非常熟悉農耕，對每種作物的種作方法都很清楚。后世學陶者不少，卻罕有企及，其中關鍵或許就是“親力”二字。

陶淵明，王仲玉《陶淵明像》軸（明，紙本，墨筆）

第六章專論陶詩的修辭。許多人對陶詩有一種天然的誤解，認為陶詩是無修辭或是弱修辭的。作者對此并不認同，反而認為陶淵明是一位修辭大師。作者指出，這種誤解其實是把“修辭”等同于“修辭格”所造成的。“修辭格”，即修辭手法，只是“修辭”的一部分，而“修辭”的范圍則要大得多。比如，“形容的尺度”一節談陶詩的用字之法，“句篇節奏”一節談篇章修辭手段，“主題風格”一節則是從修辭手段的角度談陶詩獨特風格的形成，這些都是關乎陶詩的修辭研究。正是藉由此章的深度剖析，陶詩獨特的修辭特性得以呈現。

全書以探討陶詩與《論語》之關系為結語。將陶詩與《論語》聯系起來，可追溯到清人劉熙載。他在《藝概·詩概》（《藝概箋釋》，中華書局2019年版）中說“陶淵明則大要出于《論語》”。后來學者亦有論及，大多從典故與精神的層次發掘陶詩與《論語》的聯系。作者此處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著重從文學的層次，包括主題、言說方式、創作手法、風格等方面關注二者之間的深層聯系，以此作為全書的收束。

本書雖然是對于陶淵明的個體研究，但是我們能發現，作者經常借陶淵明這一課題來討論一些關乎治學方法的重要問題。譬如第四章的第二節，就是以論定陶淵明之真偽為例，探討古典研究中的理論適用性問題。

新世紀以來，借鑒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視角在國內學術界蔚然成風。但如何做到借鑒而非搬用，一直是對研究者的挑戰。漢學家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整映像——自傳詩》（載《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中認為，陶淵明的詩歌是一種“自傳詩”，是作為他者來書寫自己，這不可避免地導致“雙重自我”的出現，這種帶有偽飾特征的“自傳”，最終呈現出了陶淵明“高度建構的自我形象”，這與陶淵明的真實自我頗有距離。宇文所安的觀點頗具顛覆性，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以至于被《劍橋中國文學史》所采納。

而本書作者則以為，宇文所安教授的觀點建立在一個理論前提上，即所有的自傳作品必然導致“雙重自我”，這個理論前提在二十世紀具有普遍性，但是還原到中國古典詩文創作的語境中去，卻不可一概而論，需要有針對性地細致考察。陶淵明的詩歌的確可以稱為自傳詩歌，然其表達的即時性明顯更類似于書信、日記。這種“個體詩史”的寫作其實唐宋之后形成了一種極為成熟的寫作范式，這顯然與通過記憶篩選和重組來建構自我歷史的自傳不能簡單等同。在此基礎上，作者辨識出，宇文所安的觀點也是有其來處，即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和新批評派的詩歌理論。作者深入到上述兩個理論的內部語境與運用邊界，“錙銖必較”地比對了兩個理論是否能夠適用于陶淵明研究。事實表明，理論邊界與研究對象所處的語境仍存在本質性的差異。與此同時，書中也征引了特里林、埃德蒙·威爾遜等批評家對“真誠”問題的探討，這些探討恰是對二十世紀文學中“真誠”問題的反思，而宇文所安卻并未提及。此外，作者還就宇文所安對陶詩的誤讀進行了辨正，最終證得陶淵明的“真誠”是人文合一的。由此，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作者在謹慎地辨別理論適用性時所采用的方法：先是拈出理論前提，再是追溯理論源頭，最后是就理論之批評看其局限。

對研究文學的人來說，“什么是好詩？”永遠是一個終極問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標準。如果單單就這個標準展開論述，則很容易變得大而無當，泛泛而談。本書則是在末二章中，藉由對陶詩詩法的分析，真正深入古典詩歌的內部，將古人的評論與現代的細讀手段相結合，“暗度陳倉”地建立起一套具體可循的批評法式。換言之，說清楚陶詩為什么偉大，即是說清楚偉大的詩歌具備哪些標準。

譬如第五章中“陶詩的力量”一節，在闡發陶詩之力量中，寓以高明詩法的論述，尤為精彩。向稱“平淡自然”的陶詩，為何被鐘嶸評價有“左思風力”？前輩學者如游國恩、王叔岷等從題材相似、語言激烈等方面，也曾有過陶詩出于左思的觀點。作者以此入手，認為陶詩對左思的借鑒并非僅僅是外在形狀上，而是在《詠史》詩的寫作方式上：左詩中的英雄氣韻，陶詩亦有之。陶淵明人格上的兀傲骨鯁與作品風格上的峻拔高潔都是構成“左思風力”的關鍵因素。由此，作者深入到對陶淵明人格與文本之關系的論述。作者特別拈出了“介”與“拙”二字，認為此二字在陶淵明其人、其詩中具有本質意義。于其人，處世不諧是為介，順自然、從本性是為拙；于其詩，詩意、情緒的跌宕起躍是為介，用字、用句的平實厚重是為拙。

作者分析陶詩的力量，尤其著力于詩法方面。比如以“在”字為例，分析陶淵明用字之法?！霸凇弊志涫菨h語最基本、最口語的句式，以“在”入詩，詩家向來避之。然而經作者統計發現，陶淵明流傳下來的詩文不過百余篇，用“在”字的卻有約五十處。如此笨拙的寫作方式，古往今來大概只有陶淵明。但是如此拙樸的用字，卻蘊含了豐富、深沉的力量。作者分別舉了“夷叔在西山”和“青松在東園”兩句為例，既從訓詁的角度，也從詩歌表達效果的角度，分析了陶淵明是如何在看似白話的詩句中包蘊多層次詩意的。作者同樣發現，對“在”字的使用，為三百多年后的杜甫所繼承，如“云在意俱遲”“落日在簾鉤”等句，大巧若拙，真不愧“思如陶謝手”。陶詩中其他諸如“交”“懷”“良”“奇”等字，何其普通，在陶淵明筆下卻都拙中見奇，蘊藏大力。另外，作者也指出，陶詩句法、章法的高明營造同樣不可忽略，正是章法的奇縱，使得樸拙的用字造句生動無比。人格激發出風格，風格又彰顯出人格，同時“介”與“拙”也相互生發、融通，陶淵明人文合一的高度統一性正是陶詩的力量來源。而陶淵明營造詩意的高明之法，也正是陶詩能成為經典作品的結構性因素。

第六章更是從修辭學角度切入陶詩，更為系統性地闡發陶詩的詩法。如第二節“形容的尺度”中，作者提出，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其形容的關鍵在于準確性與適當性。此為的論?？柧S諾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中提出“輕”的概念。他說：“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結構的重量和語言的重量。”卡爾維諾的“輕盈”并不意味著寫作上的模糊與隨意，而是“與精確和堅定為伍”，并“對生存之重作出反應”。陶詩也是如此。作者舉了許多例子，如“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草盛豆苗稀”，以及《移居》（其一）、《擬古》（其五）等句篇，證明陶詩用語準確而適當，一字不可移易。前述“陶詩的力量”中的用字之法，同樣論說的是詩歌形容的準確性與適當性。

隨后的第三節“句篇節奏”中，作者發現，陶詩的情感節奏并不如表面上呈現的那樣平和淡泊，相反，其中情緒舒促交織，充滿轉折、延宕與跳躍。鐘嶸言陶詩“協左思風力”，并非妄語。而這樣的句篇節奏，同樣被杜甫所繼承，后人追慕千載“沉郁頓挫”的杜詩，實與陶詩同氣連枝。對陶、杜兩位偉大詩人的多次勾連，也足見作者的詩學眼光。

最終我們看到作者所提煉出“好詩”的幾個關鍵要素：人格與文本的統一，用字上的適當性、準確性，節奏上的舒促交織，充滿轉折、延宕與跳躍。這些標準既是偉大詩歌的外在形態，同時也是詩人寫下詩句時內心“誠與真”的必然結果。由此可見，偉大的詩人一定是經得起檢驗的，經典作品與真誠人格的統一也是能夠被證明的。

在現有的陶淵明研究領域內，這本書可以稱得上是最前沿之作。其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治學態度的嚴謹性、學術視野的廣闊性，使得這本專著具備了很高的學術價值與閱讀價值。本書雖是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但通讀全書后，我卻發現作者的題外之義。

第四章第二節中，作者追溯出宇文所安的理論來源是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和新批評派，隨后引用了萊昂內爾·特里林和埃德蒙·威爾遜對兩種理論的批評。二十世紀中期新批評派興起，以人、文割裂的方式來解讀文學文本。繼而，隨著歐陸自六七十年代逐漸興起的解構主義思潮傳入美國，進一步催生出了美國學術中反叛經典、解構經典的研究路徑。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漢學研究也表現出同樣的特征。不可否認，新批評派與解構主義對文學文本的解讀固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本書卻揭示出，陶淵明其人與其詩是無法割裂的，其中的誠與真更無法被輕易地瓦解。更進一步思考的話，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陶淵明能夠抵御得住千余年后批評家的解構呢？特里林在《誠與真》中說道：“因為真實，所以真誠?！彼€引用康拉德筆下馬洛的話說：“工作是堅韌、有尊嚴地去面對生活的偉大手段……是使一個人自身強壯健全、值得他自己去尊敬、忠于他的自我的可靠方法?！边@里的“工作”，對陶淵明來說，正是勞作。陶淵明在內心中誠之以求真，故其親力勞作為真，詩寫農事為真，遣詞表意為真，一個真實的人格，一種真實的書寫，一個充滿力量的生命，又怎會被輕而易舉地瓦解呢？

馬克斯·韋伯曾有過“世界的祛魅”的著名論題。進入現代以后，世界被理智化了，雖然人類變得越來越科學、理性，但是在現代性“清晨”的“夢醒時分”，人類在精神上卻陷入危機，古典時代的真善美的統一性被瓦解了。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一些評論家是如此的多疑，為什么他們不相信古典詩人的真誠內心。我們其實不必苛責這些充滿懷疑的評論家，他們只能行走在“荒原”上，做著“沒有潮汐的夢”。而陶淵明的意義就在于，告訴“荒原”上的現代人：真誠是存在的。就像作者書中評論特里林的觀點時所說：“一個人從小被教育不存在真誠，那他這一生都很難再信任任何人。”《詠貧士》其二云：“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碧諟Y明如是，今人亦不妨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