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別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著當下時代激流里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在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歷程中，兩國經濟界是重要的推動者，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后，隨著《中日長期貿易協定》等多個文件的簽訂，中日貿易關系也實現了快速發展。過去50年，兩國關系歷經風雨，曲折前行，其間，經濟界也始終發揮著連接兩國的重要橋梁作用。

提起多年來中日兩國間經濟外交的最大成果，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以下簡稱“經團聯”）副會長兼中國委員會委員長、瑞穗金融集團特別顧問佐藤康博認為，在中日關系波動之時，民間企業間仍能繼續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重視自然、誠實的交流，是至關重要的。

如今，距離佐藤康博第一次訪問中國已有約三十年，這期間中國的變化之大，中日經濟交流的發展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象。在他眼中，從日本對華援助到兩國形成對等的經濟關系這一變化是過去50年的一大意義。

展望未來，佐藤對中國的發展滿懷期待，也對今后的中日經濟合作交流抱有信心。他認為，對于中國和日本來說，未來50年將會是構筑兩國發展關系重要的、巨大的契機。

佐藤康博。瑞穗金融集團供圖

中日經濟交流的發展與成果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日本企業經營者，回顧過去50年，您認為中日兩國“經濟外交”中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佐藤康博：簡單來講，當代中日兩國的經濟關系是通過三個階段發展起來的。第一階段是日本從1979年12月開始實施、持續40多年的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編注：2018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不再設立新的對華政府開發援助，今年3月末，日本全部對華援助項目結束）。

第二階段是直接投資，即日本民間企業進入中國建立工廠、開展經濟活動。目前日本在中國開展事業的企業數量已達到近3萬4千家左右，發展勢頭仍然強勁。

第三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企業實力增強后開始對日本進行直接投資，并在這樣的形式下形成了雙向經濟關系。

回顧過去50年的中日關系，盡管在政治方面遇到了部分困難和問題，但這期間日本經濟界一直努力與中國的經濟界進行溝通，在政治不穩定的時期仍維持著越來越緊密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間的經濟外交成為了中日兩國間交流的主心骨，并將一直持續下去。

總結而言，盡管中日關系曾有過波動，但我們民間企業之間仍能繼續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重視自然、誠實的交流，我認為這些正是多年來中日兩國間經濟外交的最大成果。

澎湃新聞：隨著中日兩國關系的不斷變化，日本企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相應影響。您如何看待中日關系變化帶來的風險與挑戰？您認為經濟界應該怎樣應對？

佐藤康博：一個在漫長的歷史中早已深化的理念是：正是中日關系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時，才更應強化民間企業交流、提升民間關系的重要性。當中日關系出現風險與挑戰時，日本經濟界會與中國經濟界溝通，告訴對方他們的想法，同樣，中國經濟界也會就此與我們進行交流。

今后中日關系或許也會發生很多變化，但我認為兩國經濟界的這種關系不會因此減弱。經濟界對于兩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紐帶，這一點在未來也不會改變。

澎湃新聞：當今國際經濟的構圖日益復雜，在中日關系的不斷變化中，美國始終是一直存在的因素。從經濟面來看，您認為中美日三國關系中，日本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佐藤康博：對于日本經濟界來說，這也是一個課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政治和軍事上，日美兩國的關系較為緊密。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幾經起伏，今后可能也會有越來越多必須面對的情況出現。

但對于日本來說，與中國和美國的雙邊關系都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因為美國對中國采取了個別措施，就抱有同樣想法，如果日本以和美國相同的方式與中國加劇摩擦，這從日本的國家利益出發不會是正確的。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日美兩國是“同盟”，但也在許多經濟領域面臨競爭。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一個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世界第三的國家，也需要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增強自己的技術水平，不可能完全聽從美國的意見。

反觀中日關系，多年來，兩國在進行經濟外交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我們也需要以此為基礎繼續發展。其中，日本也有一個重要的作用——若中美之間出現無法順利對話的情況，我們可以認真聽取雙方意見，向中美兩國傳遞對方的想法。

對于日本來說，在出現問題時，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把中國和美國真正的想法傳達給彼此。我覺得現在的日本政府也是這么想的，當然我們日本經濟界也抱有同樣的想法。我們認為這可能會成為下一個時代日本需要承擔的重要責任和角色。

澎湃新聞：從經濟角度而言，您認為三國能在哪些領域相互合作？

佐藤康博：我認為主要是在今后世界將面臨的共同課題上，例如環境問題、貧富差距、少子高齡化等，中日美三國都擁有豐富的技術和經驗，三國完全有可能站在同一個平臺上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三國協同行動，朝著解決這些課題的方向努力合作，我認為對于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們民間人士也需要有積極參與這些課題的覺悟，“經團聯”內部也時常在討論，應如何更加向前邁進一步，推動這些問題的解決。

佐藤康博接受采訪。瑞穗金融集團供圖

疫情催生變化與變革

澎湃新聞：在新冠疫情持續擴散之際，世界經濟仍在持續走向不透明。在您看來，疫情給中日經濟關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佐藤康博：“經團聯”以往會與中國進行經濟交流往來，幾乎都是直接前往北京，或是邀請他們到東京來。但疫情之下，這樣的交流很難成行，雖然仍有線上會議在進行，但雙方如果不見面，也會面臨許多不方便的地方。

但疫情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物理層面，日本面臨的應該還有全球供應鏈方面的問題。舉例而言，中日兩國貿易關系緊密，中國從日本進口了很多半導體原材料，而對于日本來說，尤其是疫情初期，口罩等醫用器材原料幾乎都是從中國進口。

但日本在疫情之中得到很大的教訓，例如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因疫情受到沖擊，導致汽車產量受到了影響，這不只是在日本，也發生在其他國家。當然，其他產業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我們通過疫情清楚認識到全球供應鏈無法順利運轉而產生的重大影響。

當然，并非全部轉變為本國制造模式就能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再次思考什么東西必須在本國生產，什么東西仍必須在全球供應鏈中與其他國家合作。此外，我們也需要防止供應鏈危機的再次出現，并應以此為經驗，重新審視、構建民間制造業的供應鏈，創建以中國為始，到其他世界各國的緊密牢固的供應鏈合作關系。

澎湃新聞：您認為疫情還催生了哪些新變化？

佐藤康博：從我們身邊的例子來說，最大的變化是不用特意到辦公室來工作，只要在家通過網絡就能完成很多工作。我認為工作方式的轉變是很大的變革，這與日本終身雇傭制的大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很有可能會大大改變日本社會。

還有一點，我想中國也是這樣，大都市里聚集了很多人，地方人口越來越稀少。這一現象在日本尤其嚴重，東京人口的高度集中已是日本面臨的一大課題。但是在疫情之下，如果不來公司也沒關系的話，可以選在物價便宜、生活方便的地區居住并線上工作，這同樣將給人類的居住環境帶來巨大的變革。

就當前來看，雖然這只是一個很小的變化，但我認為未來或許會逐漸擴大。改變人類社會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產業界應如何把握這一方向，今后也必須密切關注。

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澎湃新聞：您曾多次到訪中國，在您看來，中國及中國市場的過去和現在有怎樣的變化？

佐藤康博：第一次去中國大約是三十年前，我當時應該是快40歲，作為時任（瑞穗銀行前身銀行）行長的秘書和他一道前往。那時中國的發展程度還遠低于目前的水平，當時，日本經濟界認為還是需要援助中國發展，進行了剛才我所提到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及直接投資等。在我眼里，那時的中國已具備了很大的商機，人口密集、發展速度也非常快。

此后，每當我們放眼中國，除了人口基數大、消費力量強勁等過去的印象之外，技術力量或者人才力量已成為當前中國市場中所需要持續關注的方面。

此外，就中國本身的變化而言，一是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環境變得非常有秩序，我覺得這是很大的變化。其次則是初創企業增加了許多，每年都在大量涌現。我認為這種所謂的“創業精神”、“創新精神”已成為了中國的一大變化，這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之所以會產生這一變化，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與教育有關。此外，在中國這個大社會中，年輕人在不斷接受新的挑戰、不斷成長。

我想，中國正在成為和美國一樣，甚至可以成為超越美國的經濟大國，但超越的基礎不僅僅是因為龐大的人口數量和消費能力，而是中國有這種“創業精神”“挑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即使失敗也沒關系，重要的是挑戰新事物的精神。如果這種精神在一個國家生根發芽，這個國家勢必會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現在我所看到的中國就是這樣，這點和以前的中國完全不同，我認為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充滿希望的要素。

澎湃新聞：針對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經團聯”有怎樣的具體計劃？

佐藤康博：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我們“經團聯”非常重視的一年。對于怎么看待這個重要的日子，我們商議了好幾次，考慮在9月舉辦一場特別的活動。

當然，關于如何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這一概念，“經團聯”內部有很多討論。我們想，不僅僅是就“50周年”這一時間點進行紀念，就像我之前所說的，中日兩國的經濟關系是通過三個階段發展起來的。就此，若要思考過去50年的意義何在，日本對華援助到兩國形成對等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應是一個方面，對這一歷史的回顧是“經團聯”計劃的重點之一。

此外，如何在這一基礎上面向未來，中日兩國未來將構筑怎樣的合作關系也是第二個重點。我們將以這兩個部分為中心，安排活動的內容與具體構成。

澎湃新聞：展望未來50年，您有怎樣的期待？

佐藤康博：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日本目前所面臨的課題就是中國今后或將面臨的課題。

例如，目前日本正面臨少子高齡化問題，65歲以上勞動人口的比率每年都在上升，這是日本的一大課題。但同樣，這一問題在中國也正在加劇，人口減少已經開始，未來消費能力也可能會下降。

就像之前所提到的，包括少子高齡化問題、環境問題、社會保障制度等，不止是中國和日本，未來亞洲其他國家甚至全球都有可能會面臨這些課題。對于全球性的課題，或者是今后各國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和日本一定要站在一起，互相交換意見。其中當然也會存在差異，但若能在差異之中商討解決的方式并切實建立起相關框架，未來50年對日本和中國來說將會是構筑發展關系的重要的、巨大的契機。我個人是這么想的，作為日本經濟界代表的“經團聯”也對此抱有強烈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