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來，上博的國際交流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從建館初期顯得有點“被動”地交流，到1950年代編譯《國際文物博物館工作動態參考資料》、《文物譯叢》；從1970年代文物第一次邁出國門參加海外展覽到1980年代成立文化交流辦公室，再到近二十年來文物國際交流的盛事不斷……上海博物館已成為最具海外影響力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與參與國際交流最多的國內博物館之一。

7月，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楊志剛曾接受《澎湃新聞·古代藝術》專訪，暢所欲言，回望和總結七十年來上博走過的國際交流歷程。他認為，博物館之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博物館也是一個重要的人文外交平臺，特殊時期發揮著凝聚人心的作用。

6月中旬，在上海博物館周轉庫房，一場特殊的文物復進境驗關點交正在進行。此次入關點交的文物是今年2月初，上博赴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一批中國竹刻精品。5月8日，展覽閉幕后，由于上海正處于疫情封控期，這批竹刻文物經線上點交收入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的庫房暫存了一個多月后，終于在6月中旬順利返滬。

文物復進境驗關點交

“開箱、點驗、留檔、簽收……”在上博工藝部、保管部的專家，國家文物進出境審核上海管理處工作人員的參與和監督下，點驗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我們很少將這項幕后工作展示在臺前，一般觀眾想象不到它有多細致和繁瑣。”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說。

開啟文物包裝箱，將文物從箱內逐層取出，移交給工藝部的專家確認文物現狀、與歷史資料做比對，移交給保管部的專家登記藏品卡信息、留檔……不管文物體量大小，每一件文物入庫都要重復這一整套流程。

按照國際合作展的常規流程，上博要派一個撤展組赴海外，參與撤展并押運文物同步返回，而入境查驗原則上也需要外方專家在場，由外方專家和中方專家一起完成文物現狀確認等工作。由于疫情造成人員往來的阻隔，館方只能通過文物運輸無人押運、線上點交布撤展等折中的方式，將國際合作交流展繼續舉辦下去。

今年4月份，上博剛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完成了對一批結束海外展覽，從韓國首爾回到上海的館藏漆器的點交工作。類似的線上點交方式已逐步成為上博的新常態，可看作是疫情下上博艱難辦展的一個縮影。

自2020年初至今，受疫情影響，當各個領域的國際交流陷入停滯，上海博物館的國際合作展覽卻從未中斷。與過往相比，不論數量和質量都基本保持著一貫水準。據統計，2021年，上海博物館送出去的出境展有4項，占全國文博機構出境展總數的三分之一；2022年，上博送出去的出境展主要包括赴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主辦“上博藏竹刻藝術展”；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參展“漆，髹飾亞洲”特展等。

上博赴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一批中國竹刻精品

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

上博何以如此重視國際文化交流？這既顯示了其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在特殊時期的文化作為，同時更凸顯上博建館七十年來一貫的傳統。“上博國際交流的地位和形象體現在這些實實在在的數據上面。”楊志剛對澎湃新聞記者說。

七十年來，上博的國際交流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從建館初期“被動”地交流，到1950年代編譯《國際文物博物館工作動態參考資料》、《文物譯叢》；從1970年代文物第一次邁出國門參加海外展覽到1980年代成立文化交流辦公室……

楊志剛表示，上海博物館是以上海建設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的目標為參照。對于上海博物館而言，不是單純地引進展覽，一定要增強自主策劃和文化走出去的能力。他希望通過博物館的展覽，“去推動建立一種平等的、包容的、美美與共的這樣一種世界觀，并以這樣的世界觀為指導，向全球觀眾講述可信、可親、可敬的中國。”

對話｜楊志剛

澎湃新聞：上海博物館建館七十年來，其國際交流活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楊志剛（上海博物館原館長）：因為今年上海博物館迎來70周年館慶，這一年多我花了一些時間來看館史資料，從個人的理解看，我把上博的國際交流歷程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52年上博建館到“文革”結束，時間跨度比較長，我把它稱之為“肇始階段”。我查閱了一些資料，重點是看我們幾位老館長的資料，諸如楊寬，他是上博第一任主持工作的副館長，出版有《楊寬自傳》；王一平，他是上海博物館第一位正式任命的館長，雖然在任時間很短；還有徐森玉、沈之瑜等。我查閱到的資料都只有一些零星的記錄，有的交流還顯得比較“被動”。比如1950年代，英國的生物化學和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到上海來，李約瑟是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他看了楊寬館長寫的講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書，覺得這個研究非常重要，就在錦江飯店約見楊館長，希望楊館長到倫敦，加入他的團隊一起搞合作研究。楊寬館長當然沒有去，但是在他的自傳里記錄了這件事情，說明我們那個時候確實已經有一些國際交流活動，我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外同行的高度重視和肯定。我在沈之瑜年譜里面讀到，他于1963年隨同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去日本，參加國家文物局在日本舉辦的“永樂壁畫”展，雖然他是作為隨行人員，卻也有助于打開國際間的交往。

《文物譯叢》

這一階段的上海博物館在國際交流方面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從1950年代就開始編譯一本很重要的資料，叫《國際文物博物館工作動態參考資料》，從1958年開始，中間因“文革”一度暫停，持續到1991年，共編譯國際文博參考資料130多期。另外還編有《文物譯叢》、《博物館譯叢》等內部學習資料。也就是說，在我們的人員還很少有機會走出國門交流的時候，上博已經開始關注國際博物館界的動態了，這是非常領先的。

在籌辦展覽方面，我現在看到具備完整信息的是1976年3月，沈之瑜館長隨團去日本東京、京都參加我們國家在日本舉辦的中國青銅器展，上海博物館作為參展單位之一，這是有清晰記錄保留的上博文物第一次邁出國門參加海外展覽，對上博日后的發展產生影響。

“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展覽的相關報道

第二階段是從“文革”結束到1993年，上博開始建造人民廣場館舍，我把它稱之為“突破期”。這個階段里面有幾件重要的事情：1978年還在河南路老館舍的時候舉辦了伊朗繪畫展覽，現在回憶這段往事，我們也都是蠻吃驚的，上海博物館第一次引進國外的展覽不是日韓的，也不是歐美的，竟是伊朗的；同年，沈之瑜館長作為中國博物館館長代表團成員一行5人，赴聯邦德國考察，我覺得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意味著中國博物館的館長作為一個群體形象在國際亮相；1980年，上海在友好城市日本橫濱舉辦了一場“中國工藝品展覽會”，雖不屬于博物館的展覽，但在這場工藝品展覽會里面附設的一個專場叫“上海博物館珍藏文物展”。雖然是附設的專場，但文物展的雛形畢竟已經出來了，可視為上海博物館第一個獨立的海外文物展，所以它的意義非同尋常。

1980年6月，馬承源（左一）參加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召開的“中國青銅時代學術討論會”，與張政烺（左二）、張光直（右一）、夏鼐（右二）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前合影

1980年2月，時任隨展組組長的馬承源陪同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松參觀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展覽

1980年，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大展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對公眾開放，上海博物館是重要的參展單位之一，上博的青銅專家馬承源先生擔任了隨展工作組組長。這個展覽非常轟動，應該說是改革開放后文化交流領域的一件盛事。

接下來的1983年也是一個重要年份，1月份，上海博物館在香港藝術館舉辦“上海博物館珍藏中國青銅器展”，5月份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上海博物館珍藏——六千年的中國藝術展”，首站在舊金山開幕以后，繼續在芝加哥、紐約、休斯敦巡展，為期一年半，所到之處廣受歡迎。

“上海博物館珍藏——六千年的中國藝術展覽”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出

“上海博物館珍藏——六千年的中國藝術展覽”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出的相關報道

從1984年到1992年，我們的出境展覽有22項，有的是我們主辦的，有的是我們參與的，應當說這一階段我們在對外交流方面實現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上博的國際交流走到了中國博物館界的前沿。另一方面，從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來講，1985年，成立了文化交流辦公室，這是專門負責國際文化交流工作的部門，這也是走在全國前面的，而且對國際上的一些大館也產生過影響。幾年前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館長錢谷真美來訪上海博物館，我們聊天時聽他說起，1980年代上博設立文化交流辦公室的這一做法，給東京國立博物館以啟發，他們借鑒了上博的這一做法，設立了一個類似的部門。

1984年，“上海博物館所藏歷代陶瓷展”在日本展出

“上海博物館所藏歷代陶瓷展”展廳照片

“上海博物館所藏歷代陶瓷展”，觀眾觀展

從這個階段開始，上海博物館逐漸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傳統，就是到海外廣交朋友，開展各種交流活動，包括人員互訪，業務培訓，科研合作、文物捐贈等，1987年，我們還舉辦了第一個國際研討會——“清初四畫僧繪畫藝術”，所以這是實現一系列突破的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是從1993年到2009年，我把它稱之為“拓展階段”，這就要談到上海博物館人民廣場館舍的建設。應該說人民廣場新館的建設是非常艱難的，那時改革開放正火熱推進中，很多做法都沒有現成經驗，所以這條路子是闖出來的。

1992年4月至12月，中國文化交流中心應美國納爾遜博物館之邀，組織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赴美參展“董其昌世紀展”。此圖為展品移交

1992年，美國“董其昌世紀展”布展現場

1992年10月22日，展覽開幕，時任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副主任何慕文致開幕詞

以人民廣場館舍建設為契機，不僅加快了上海博物館的全面建設，而且推進了中國博物館現代化的發展。現在講到中國的博物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上博人民廣場館舍是必須要講的個案，它的建成跟我們今天講的博物館國際交流也是分不開的。

第一，當時上海博物館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對標國際。館里一直流傳著這么一個故事，當年馬承源館長到美國，站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臺階上面說，“致敬大都會博物館”，這表達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中國要建設現代化的博物館，是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標桿的。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秉承這樣的理念，充分學習和借鑒國際上頂級博物館的成功運作經驗，然后把上海博物館建設成為世界頂級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所以我們有足夠的動力來推動國際交流。

第二，在擴大國際交往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一批國際友人的幫助。應該說在人民廣場新館建設之初，我們對世界其實還并不是那么了解，他們不僅出錢、出力還給我們出點子。這個館的建設離不開國際友人的支持，他們對上博新館建設慷慨相助，給了很多助力。

第三，當時出現了一個非常有利于國際交流的大環境。特別是上海浦東開發開放；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迎來改革開放新一輪的熱潮；2001年中國加入WTO，贏得了一個很好的國際環境來推動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開展了頻繁的交流，包括館際間的合作辦展。我統計了，在這16年里，上博的出境展覽共舉辦了超過70項。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成果，當時在美國的一批友人成立了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基金會，我到現在也沒有聽說中國的博物館在海外有第二家以博物館名字冠名的基金會，這很能說明上博在國際交流過程中取得的成績。

1998年，在法國，上博與巴黎池努奇博物館文物雙向交流慶祝儀式

第四階段主要是從2010年至今，我稱之為“深化階段”。為什么以2010年為節點？因為這一年無論對上海博物館還是對上海而言都非常重要。

2010年，國際博協大會和世博會在上海舉辦，上海博物館在其中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國際博物館協會第22屆大會落戶上海，上海博物館作為全程參與者，從前期的積極申辦，到中期的認真籌辦，再到后期的切實落實各項會務工作，為大會的圓滿成功付出了不懈努力，陳燮君館長率領的上博人充分體現了追求卓越的堅定信念和開拓創新的進取意識，也展現出嶄新的國際形象。世博會期間上海博物館承接了城市足跡館和世博會博物館的展示設計項目，贏得榮譽。這都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事情，也跟上海城市地位的提升密切相關。

從2010年到現在，上博乃至中國博物館界的國際交流呈現以下三方面新的特點，第一、博物館領域的全球化進程更加顯著，中國的博物館和國際博物館界有了深度接軌。第二、國家領導人倡議建設“一帶一路”，我們在博物館的工作中也貫徹了這一思路，加緊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博物館的交流與合作。第三，加強博物館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這些年上博一直在做這項工作，我們也非常強調辦展覽的自主策劃能力或是共同策展能力，應該說10來年上博在這方面有了顯著的提高。

董其昌 《燕吳八景》 上海博物館藏

比如2012年，我們舉辦了“幽藍神彩——元代青花瓷器大展”，展出九十件重量級元青花瓷器珍品，涉及全球三十余家參展單位，可謂博物館配置全球資源能力形象的一次光彩亮相。

2018年舉辦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也是其中一例，它匯聚了國內外15家重要藝術機構的重要館藏，其中有9家是海外的藝術機構，堪稱是一次“全球總動員”式的董其昌書畫藝術展。還有疫情期間舉辦的“東西匯融”，匯聚了全球十余家博物館的合作力量。

澎湃新聞：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展覽中，出境展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而且即便疫情以來的2年多，上海博物館也沒有停止過對外交流辦展，這非常不容易。能否介紹下上博這些年來舉辦過哪些出境展？你們是秉承什么樣的思路和理念籌劃這類國際交流展的？

楊志剛：太早的我就不具體展開說，我介紹一下“十三五”以來的一些出境展，我們認識到光請進來是不夠的，一定還要走出去，這才能彰顯上博的實力和責任擔當。

我統計了一下，從2016年迄今，上博赴境外展出的展覽是22個，其中7個是參展，其余15個是主辦或者聯合主辦。

上海博物館在2021年共舉辦了四項出境展，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牛年中韓生肖展”、“中國古代青銅文明”展、“漆，髹飾亞洲”展，以及在阿布扎比盧浮宮博物館的“龍與鳳——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千百年藝術交融”展，其中“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特展獲得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推介活動中的“國際及港澳臺合作獎”。

一些媒體和機構會以這樣的數據來說明上博國際交流的地位和形象。我則更強調不論是做研究還是做實務工作，心中都要有一個世界圖景，在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同時，要更加放眼世界，胸懷世界。如果心中有世界圖景，走出去就會比較有動力和方向，不管是處于順境或逆境。通過博物館的展覽，去推動建立一種平等的、包容的、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來講就是“美美與共”的這樣一種世界觀，以這樣的世界觀為指導，向全球觀眾講述可信、可親、可敬的中國。在這個方面我覺得博物館可以做大量的工作，也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們去開拓。

博物館的收藏既是民族的遺產，也是全人類共同的遺產，應該要跟世界去分享。通過分享文物來凝聚和傳播真善美這些人類的共同價值。

子仲姜盤上博（赴希臘展品）

清 吳宏 清江行旅圖卷（局部，赴希臘展品）

關于策展理念和思路我總結一下有以下幾個特點，我們的定位是打造世界頂級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體現在策展思路上的第一個特點是注重對藝術和藝術史的研究和呈現。比如2018年，我們和法國塞努奇博物館共同策辦的“中國芳香: 中國古代香文化”展在塞努奇博物館展出。我們把中國古老的香文化和法國的香文化做了對比展出，體現兩種文化的差異與相似。香文化其實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領域，過去很少有這樣呈現過。這個展覽在巴黎廣受歡迎，法國費加羅報為該展刊登了一篇報道，談及中國香文化的起源比法國更早。2021年，上海博物館在阿布扎比盧浮宮展出“龍與鳳——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千百年藝術交融”，通過一些典型器物探索中國與伊斯蘭在文化藝術方面的交流與融合。2021年，我們館內舉辦了“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講述早期全球化中的中歐貿易與文化交流。應該說，原先在很多領域我們的研究沒有那么深入，隨著國家倡議“一帶一路”建設，順著這個思路深化，也為我們打開了很多新視角，我們把這些研究成果也融會到“東西匯融”這一展覽里面。

戰國絡紋熏 上海博物館藏 （赴法國巴黎池努奇博物館展出）

中國駐法大使兼駐摩納哥大使、 巴黎第一副市長參觀“中國芳香: 中國古代香文化”展

第二個特點是對中國文明歷史的研究和展示。近些年高層非常重視對中國文明歷史的研究，包括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7月底，我們的“何以中國”考古大展系列的開篇“宅茲中國——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已經正式與觀眾見面，“何以中國”系列就是展現中華文明探源的成果，推動中國文明歷史的研究。而這一思路其實很早就貫徹在我們的出境展覽中，我們也注重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鑒。上海博物館在今年7月同時推出“塔拉薩：海洋文明與希臘藝術”和 “宅茲中國：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兩大特展，意欲搭建這樣一個大的平臺，從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的角度進行文明互鑒比照。

“何以中國”展覽現場的“鸮尊”

2021年，上海博物館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舉辦了“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特展，這也是一個聚焦中國文明歷史的展覽，這個展覽本來是想辦成上博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青銅器出境展，結果由于去年疫情反復，展期臨近我們的專家卻出不去，不能押運文物，不能去現場布撤展，所以只能把展品規格降低。雖然規模縮小了，但是我們覺得越是特殊時期，博物館館際間的交流就越不能停，哪怕做一些妥協，也要堅持把展覽辦下去。

2021年，上海博物館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舉辦了“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特展展覽現場

第三個特點，我們注重與世界對話能力的提升以及掌握更大的話語權。我們自主策劃或者共同策展的比例相當高，其中有些展覽是我們整體輸出，從藏品到展覽策劃都是我們占主導。比如今年上半年，由上海博物館策劃的“取材幽篁體——中國竹刻藝術展”在列支敦士敦國博開幕，這是上博藏竹刻藝術品首次赴歐展出；2016年，“上海博物館藏中國古代瓷器珍品展”在羅馬威尼斯宮開幕；2018年，上海博物館和上海科技館等合作去烏茲別克斯坦舉辦“青出于藍——青花瓷的起源、發展與交流”，這是中方機構合作自主策劃的展覽；2019年，上博在匈牙利舉辦“錢幣的旅程展”，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促進沿線各國文化交流……

“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展覽現場

還有一些展覽是雙方團隊反復商討敲定的。比如“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籌辦，那是2015年，我們到訪法國吉美博物館，吉美博物館的館長給我們推薦了一個他們現成的展覽，后來通過我們館內專家的反復討論，認為把我們自己的策展思路放進去會辦得更好，所以最后展覽呈現跟原先的關系已經不大了，基本是一個全新的展覽。2020年我們舉辦的“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在新加坡也是一個現成的成熟的展陳，但是我們在談展覽合作時就提出要自己重新策劃，增加了國內多家博物館館藏相關器物與“黑石號”出水文物對比展出，比如借展了何家村窖藏的八棱金杯，吐爾基山遼墓八棱金杯，與“黑石號”出水伎樂紋八棱金杯三件金杯在展廳實現了“世紀會晤”，這些都是上博團隊的“金點子”。

舉了這么些例子，我想說明的一點就是，對于上海博物館而言，我們要做的不是單純地引進展覽，一定要增強自主策劃和文化走出去的能力。

2019年10月在紐約，與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基金會部分董事會成員會面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博物館國際交流的重要意義？上博是如何通過文物外借、展覽輸出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樹立自己在國際文博界的形象地位以及傳播中國文化、中國形象？

楊志剛：重要意義可以有很多角度，包括我剛才已經講到的那些角度，我作為博物館館長，尤其看重的是，我們作為一家機構，要提升、提高，要找高手來過招，這是對我們有挑戰的事，也會給我們帶來專業上的進步。

2019年，上博舉辦“美術的誕生：從太陽王到拿破侖——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珍藏展”布展現場

記得當年我們和大英博物館合作舉辦“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史”，和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合作舉辦“浮槎于海: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這其中都有很多故事，令我感觸很深。其實歐洲人在文化上骨子里很有一種優越感，尤其在博物館領域，他們的這種優越感會超過美國，體現在展覽布撤展的時候，非常堅持自己既定的一套程序和要求，但是經過那次“大英博物館百物展”的合作，我們展示出了很強的專業能力，從一件文物的提取、擺放，精準的手勢、角度到細微的燈光、布展現場我們配合的默契程度……開幕式結束后，大英博物館的一位專家就跟我說，“上海博物館你們亞洲第一”。后來蘇州博物館西館與大英博物館合作展覽時，大英博物館還特邀上博派專家在現場提供支持。

“大英博物館百物展”展覽海報

另外博物館也是開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場所。今年7月剛開幕的“塔拉薩：海洋文明與希臘藝術”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展覽規模不大，但是作為疫情封控后開放的上海首個展覽，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關注。最初，希臘駐上海總領事館很想辦一個有規模的展覽開幕式，總領事孔尼舸先生（剛剛離任）還特地推遲了回國的時間，但是因為防疫政策的限制，我們只能把人數控制在一定范圍。在開幕活動現場，來賓十分欽佩上博能夠在恢復開放后不久，就舉辦國際展覽。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博物館之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博物館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文外交平臺，疫情期間博物館的民間外交就更加重要。

博物館不單單是孩子的第二課堂，它還代表了我們文明的高度、我們國家的形象，體現這個城市和國家是不是有足夠的吸引力。

我在任職上海博物館館長期間，曾接待過兩位比較特殊的世界知名學者，一位是法國的漢學家汪德邁先生（已于2021年去世），他是我比較敬重的一位學者，我在自己的著作里引用過他的觀點。2020年元旦，年屆九旬的汪德邁先生利用這個假期，把他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子孫四代人集中到上海，他跟我聯系說一定要來上海博物館參觀，四代人匯聚在上博的展廳度過了整整一下午；還有一位是已故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在他2018年去世的前一年，曾帶太太來上海博物館參觀。這位復旦校友跟我說，大家現在都強調科技的作用，但是文化的作用同樣重要。他很喜歡參觀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通過這兩個事例，可以透見一個城市它的吸引力來自何處。文化具有更深層的力量，博物館則代表了一種持之以恒的力量，通過博物館可以洞見這個城市和國家的底蘊。

汪德邁先生偕全家到訪上海博物館

澎湃新聞：您此前也談到東館作為“窗口”的重要作用，它是我們看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通過這個窗口來看上海。隨著東館的建成開放，它會否助力上博的國際文化交流邁上新臺階？未來上博在國際交流和合作方面會面臨哪些新挑戰？

楊志剛：東館在硬件設施方面優勢比較明顯。人民廣場本館由于建造年代久，受限于展廳高度、面積等，東館在這方面會有改善。東館一樓展廳層高近8米，一些大體量的文物就可以進入到我們展廳，以后選擇展品受局限會比較少。另外我們的能力也要相應地提高，作為一家古代藝術博物館，怎么更好地發揮作用，向世界展現我們優秀的文明成果。

此外，今后如何面對疫情新常態或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很難說疫情什么時候能結束，所以要做一個長期的準備。我們面臨很多不確定性，怎樣增強我們自身的確定性來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的。

“塔拉薩：海洋文明與希臘藝術”展覽現場

揚尼斯·蓋蒂斯，《塞壬—奧德修斯》，1980年，布面油畫，150x195.5厘米，國家美術館-亞歷山德羅斯·蘇索斯博物館藏

就像籌備此次“希臘藝術展”和“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我的同事就提醒我說，以前我們一直說要抓住“窗口期”，一兩年前在做規劃的時候就要研判下一個“窗口期”在哪里，然后要抓住機遇在窗口期把展覽辦出來，比如“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我們都搶在這樣的窗口期，最后展覽辦得比較成功。但是現在“窗口”已變為“門縫”，我們要搶抓“門縫期”。“門縫期”更短，面對“門縫”我們要主動出手，不能老站在門外觀看，必須要把門縫往里推，往里擠。擠進去就有機會，否則將一直在門縫外面一事無成。

現在辦展覽，我們強調的是內循環和外循環結合的方案。如果辦不成國際合作展，就退一步，利用上海博物館自身的館藏辦展覽。現在的形勢辦合作展，只要對方的文物沒到博物館，我們就不敢說要開展，連海報都不敢掛出去，只有文物運進館，展覽才算真正落實。所以要以自身的確定性來戰勝當前形勢的不確定性。這將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另外現在國際環境也有很大變化，尤其是俄烏戰爭帶來的影響。現在我已得到一些反饋，談了多年的合作，對方說要取消，這是上博要去直面的一個問題，所以在合作伙伴的選擇要更加慎重。

我們還是要走全球化、國際化道路，有這個合作的“鏈”在，心中就不怕，“鏈”一旦斷了再去重新修復，沒有一個過程是很難實現的。

澎湃新聞：上海博物館的國際交流歷程是否也順應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步調，它對于上海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發揮怎樣的作用？

楊志剛：這個關系太大了。上海博物館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后能夠突破、拓展、深化發展，其實都是和上海這座城市密切相關的，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改革開放、浦東開發開放，鄧小平南巡講話等帶來的變化……上海有一個發展定位是“全球卓越城市”，上博一定要跟這個目標去匹配，一是“全球”，一是“卓越”。上海博物館的發展就是以上海這座城市它要去奮斗的目標為參照，向這個目標看齊。我們的定位是“世界頂級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就是和“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標去對標的。像張首晟、汪德邁這些學者為什么到上海要參觀上海博物館，這都是跟城市的形象、城市魅力聯系在一起的，我們是不能離開上海談上海博物館的。所以今年70周年館慶，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角度，就是“一座館與一座城”，這兩者是互動的。

改革開放以后，上海博物館在行業內一直是排頭兵，現在我們迎來建館70周年，如何從過往中汲取力量繼續當好排頭兵？加強國際交往，增強配置全球資源是當好排頭兵的一項很重要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夠跟上海這座城市相匹配。

上博東館外立面的設計中，曲線象征海洋，平整象征陸地，體現“海陸交匯”的概念

上博東館的四個面具有不同的開放性與公共空間設計

上海這座城市有它獨特的地理特點和文化性格。上博東館的建筑外觀體現了“海陸交匯”的特點，其實海洋和陸地在當代中國都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我們國家從戰略高度提出“陸海統籌”，既注重陸地發展，又要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海洋和陸地統籌發展，尤其像上海這樣的沿海城市，必須要做好“陸海統籌”這篇文章，我們只有把視野看向海洋，看向外面，才可能擁抱未來，擁抱現代文明。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把“陸海統籌”的思路貫徹到博物館展覽的一些選題上，比如7月開幕的“塔拉薩：海洋文明與希臘藝術”就突出海洋文明。2019年跟凱布朗利合作的“浮槎于海: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講到了一個更加神秘的海域，這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個較為完整地呈現大洋洲藝術的展覽，通過展覽展示海洋具有無限被探索的可能。

2019年跟凱布朗利合作的“浮槎于海: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太平洋藝術珍品展”展覽海報

馬拉甘儀式雕塑  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新愛爾蘭島北部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Inv. 71.1912.1.6  羅伯特·肖威洛特捐贈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鄧小平曾對我們上海的同志講，他說中國現在有幾大特區，珠海面對的是澳門，深圳面對的是香港，廈門面對的是臺灣，而上海面對的是太平洋。所以上海人一定要有開闊深遠的海洋意識。

我們說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海洋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理念在海洋問題上的具體體現，我們現在要去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的“東西匯融”、“黑石號”等展覽其實都跟海洋有關系，也是體現“海陸統籌”這一我們未來要去關注的思路，這是上海這座城市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

澎湃新聞：6月22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地，香港故宮定位在中西文博交流中“扮演聯系人的角色”，“發揮連接外國博物館”的作用。作為同樣以展示古代藝術為主的博物館，上博如何界定與香港故宮的關系，且在博物館“國際化”之路上走得更遠？

楊志剛：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卻因為疫情過不去，所以它的藏品基礎，包括未來有無收藏計劃等都不如身臨其境了解得那么深入。從目前來看，它更多的是想通過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合作，分期分批地把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一些重要文物運到香港去展出。我覺得這也不失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和思路，可以讓香港的觀眾也能夠看到我們內地的文物。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從國際交流來講，如果他們沒有自己的藏品，下一步它怎么發展，還有待觀察。但是我是覺得上海博物館和香港故宮博物館，可以很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一起去做很多工作，包括做一些互補性的工作。上海博物館有自身藏品優勢，也有策展優勢、人才隊伍優勢，我覺得跟香港還是很貼近的。

這幾年上博跟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簽過合作協議，去年跟香港故宮博物館也簽了合作協議，所以未來是會慢慢地兌現現在簽署的協議。上博此前跟香港的合作也非常多，經常到香港去舉辦展覽，比如去年本來計劃到香港中文大學藝術館舉辦一個“晚明藝術展”，因為疫情延期了，所以上博跟香港的合作基礎很好，人脈也非常充沛。接下來就期待疫情緩解后大家能坐在一起，落實一些具體的實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