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源賴朝：武家政治的開創者》，是京都大學教授元木泰雄于2019年在中央公論新社出版的《源頼朝：武家政治の創始者》一書的中文版。該書在日本出版的背景，是日本各大出版社為配合NHK大河劇《鐮倉殿的13人》的開播預熱，同時期還有川合康《源賴朝》（密涅瓦書房，2021）、吳座勇一《賴朝與義時》（講談社，2021）、上杉和彥《源賴朝與鐮倉幕府》（吉川弘文館，2022）、關幸彥《鐮倉殿誕生：源賴朝》（山川出版社，2022）、近藤成一《執權北條義時》（三笠書房，2022）、巖田慎平《北條義時》（中央公論新社，2021）、岡田清一《北條義時》（密涅瓦書房，2021）等多部同題材著作出版。本書的寫作時間與中譯時間比較接近，是代表日本學術界當前關于源賴朝研究前沿水平的佳作。鑒于國內關于鐮倉幕府政治史的著作仍比較缺乏，此前引進的僅有講談社日本史系列的山本幸司《源賴朝與幕府初創》（文匯出版社，2021）一部，本書的引進可以說仍具有一定開創意義。

《鐮倉殿的13人》的劇照

元木泰雄是治日本中世政治史的知名學者，在《源賴朝》之前，曾出版《院政期政治史研究》《武士的成立》《源滿仲·賴光》《從日記解讀日本中世史》（編著）、《保元·平治之亂與平氏的榮華》（編著）等多部著作，是院政期政治史、初期武士社會史、鐮倉幕府初期政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書所涉及的源賴朝生平及治承·壽永之亂（1180-1185）的過程，可以說是元木泰雄長期以來深耕的研究領域。《源賴朝》采取的是偏傳記式的寫作方式，通過對源賴朝生平的敘述，以樸實的語言將治承·壽永之亂前后復雜的政治過程展現出來。并且，本書中也提及和引用了川合康、高橋昌明等該領域其他代表學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書對初涉該領域并試圖進一步探索的讀者來說的確是一部極好的入門書。

院政至鐮倉初期政治史是日本歷史學的傳統領域，具有極其豐富的學術積累。特別是在二戰后的日本學術傳統當中，該領域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社會形態論的主要探討對象之一。戰后左翼史學的旗幟性人物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1946）將古代到中世的過渡階段視作新興的、先進的在地領主階級打倒腐朽的貴族政權和莊園制的過程，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把鐮倉幕府視作由古代到中世過渡的新興政權。石母田正及其領主制論奠定了戰后史學長期的基調，也使得鐮倉幕府與源賴朝成為戰后中世史學長期以來敘述和探討的中心，成為代表日本向武家政權、武士社會過渡的先驅。

在石母田正以后，中世政治史研究出現了兩種代表性的理論。其一是佐藤進一的東國國家論，該理論將中世國家視作王朝國家（公家貴族政權）與東國國家（武家政權）并存的形態，強調鐮倉幕府作為關東政權的割據性，把鐮倉幕府與公家政權的關系看成是國與國的外交關系；第二種理論是黑田俊雄于1963年提出的權門體制論（權門即“有權勢的門閥勢家”）。這一理論將中世國家看成一元王權之下公家、武家、寺社勢力相互協作、相互補充的復合形態，把鐮倉幕府看成是組成中世國家政權的一部分，承擔軍事、警察職權的軍事權門。此后，上橫手雅敬又提出鐮倉幕府具有“超權門”的特性。在權門體制論的框架下，鐮倉幕府將軍源賴朝是“朝廷的侍大將”（川合康《源賴朝》一書即以《玉葉》所記載的源賴朝自稱“朝之大將軍”為副標題），公家政權與武家政權對立、克服的敘述模式被公武協調、互補的視角取代，中世政治史研究由此被根本改寫。元木泰雄的研究即承接權門體制論的譜系，是對黑田理論發展深化之后的產物。

元木泰雄在其代表作《院政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及其問題意識之一就是認為當時的研究對武士的評價過高而對貴族社會缺乏關注，因而從攝關家、院權力開始對中世政治史的探討。元木在書中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點，其一是“復合權門”，其二是“京武者”。關于前者，元木將攝關家和院權力看成是內部包含了武裝力量、宗教勢力的復合權門，譬如院權力是掌控諸多近臣、御愿寺、北面武士的復合權門，攝關家也與此類似。在保元·平治之亂中，攝關家作為復合權門的性質瓦解，此后平氏政權又逐漸崛起成為一個新的復合權門。作為復合權門的平氏政權與其他各權門及武士團的矛盾激化，導致了治承·壽永之亂的爆發。“京武者”論則是在其復合權門說的基礎上生發出的關于武士社會和武士形成史的學說，認為中世初期武士社會的核心是以畿內小領地為基礎，在京都活動的源平兩氏軍事貴族，他們缺乏廣泛的武士團聯合，因而依存于上級莊園領主（攝關家、院權力等），一方面以武力侍奉莊園領主，是莊園領主家產機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則依托貴族莊園領主的庇護擴張其勢力，吸收從屬勢力。與攝關家結合的河內源氏，及與白河、鳥羽院結合的伊勢平氏就是這樣的京武者的代表。“京武者”論與高橋昌明的職能武士論（即將武士的本質視作家傳武藝的世襲軍事力量，否定武士與在地領主階級的直接聯系）實際上都將武士形成的舞臺從鐮倉幕府創立之處的關東轉移到貴族社會的核心區域京都，使得武士及武家權力的形成過程更多地在與公家貴族社會的聯系之中考察，這可以說是武士社會研究的“京都轉向”。可以看到，元木泰雄在《源賴朝》一書中實際上也采用了這樣的研究視角。

《源賴朝》一書延續了《院政期政治史研究》及《武士的成立》的研究視角，他在本書后記中指出，“在武士政權成立史方面，絕大多數學者支持舊觀點，強調貴族和武士的對立”，認為這樣的認識是“扭曲現象”。元木一反傳統歷史敘述強調源賴朝之父源義朝在坂東的活動對賴朝起兵的重要性，強調源義朝在坂東的活動“受到了攝關家的支援”，及在被廢除嫡子之位后“向鳥羽院靠近”。至于后來成為初代幕府執權的北條時政，元木泰雄則強調其與伊豆知行國主、“京武者”源賴政的關系。三浦氏一族出身，成為所謂“鐮倉殿的13人”之一的三浦義澄，在本書出場時，元木著重介紹他作為后白河院知行國在廳官人，且曾上京參與京都大番役的身份。在源賴朝的成功方面，本書也強調了他童年、少年時的京都經歷起到的作用，在還未上京之前，源賴朝已經展開了與后白河院的交涉，在鐮倉軍入京后則派出京都的下級官人中原親能、在京都有活動經驗的土肥實平展開和朝廷的交涉。元木還指出，源賴朝是利用了后白河的權威才在內亂中取勝，得以構筑權力。可以說，源賴朝以叛軍起家，逐步攫取了唯一“官軍”的身份，在與朝廷的關系中扮演了“朝大將軍”的角色。這是元木泰雄所極力強調的觀點，也是當前日本史學界比較普遍的認知。

但另一方面，源賴朝又是“京武者”舊秩序的顛覆者。在11世紀傳統的“京武者”社會中，以包括美濃源氏、近江源氏、越后平氏在內的“源平兩氏”為首的武士集團共同成為中世國家及諸權門的武裝力量，即便在治承三年（1179）政變后平氏權力如日中天的時期，平清盛及其郎從也并非唯一“官軍”。但正如本書所示，在源義經與源賴朝走向決定性破裂的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正是源義經與后白河院聯合，成為朝廷指揮下單獨官軍的行為。源賴朝此后更是通過奧州合戰這一政治意味遠大于軍事意義的戰役，確定了其為支持后白河的唯一官軍的地位。元木在第九章中指出，成為唯一官軍的鐮倉幕府使得“院、攝關家、平氏等諸權門各自擁兵相互斗爭的內亂迎來了結束”。但實際上，“京武者”共同侍奉院權力等中央權門勢家的秩序并不會輕易地因源賴朝的努力而結束，承久之亂（1221）時大量武士投效到后鳥羽院麾下，被院權力組織起來與鐮倉幕府對抗，事實上就是院政時期以來“京武者”侍奉院權力狀況的延續。“京武者”的秩序真正瓦解，“御家人”的秩序成為主導，還要等到鐮倉幕府推倒后鳥羽政權，在京都設立六波羅探題為派出機構以后。鐮倉幕府成為唯一官軍的過程是逐步實現的，而不是源賴朝時期一蹴而就的。

本書作為一部代表當前鐮倉幕府初期政治史前沿研究水平的小書，雖然其中涉及的個別史實、觀點對于日本讀者已經不陌生，但對于中國讀者來說仍然是一個接觸較少的領域。好在元木泰雄以其耐心和細致的筆觸，事無巨細地勾勒出治承·壽永之亂前后紛繁復雜的政治局勢的各個面相。然而遺憾的是，由于翻譯上的原因，本書的諸多精彩之處沒能很好地呈現出來。本書的翻譯出現了較多的錯誤，有些錯誤看起來是十分幼稚的，譬如“比企尼讓自己的養子能員跟隨賴朝，她的女兒與賴朝生下了二代將軍賴家”“比企尼成為賴朝心腹安達盛長的妻子”，但實際上比企尼是源賴朝的乳母，生下源賴家的是北條政子，安達盛長的妻子是比企尼的長女。這樣的翻譯著實令讀者感到尷尬。較多的翻譯錯誤令這部譯作的價值有所損傷，起到了減分的作用，這實在是令人十分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