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停擺風波

當地時間1月19日，美國政府因為兩黨分歧，導致短期預算案未能通過，再度停擺。不過三天之后，參議院兩黨就預算案達成臨時協議，經由總統特朗普簽署，宣告此次停擺結束。雖然自1977年以來，美國政府經歷過相當多次停擺狀態，距離上次停擺也僅僅過去四年，而且停擺時間“只有”三天，但趕在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之際，此番停擺也引發了不小風波。

新共和的Alex Shephard分析了這次停擺狀態得以解決的原因。在他看來，停擺的結束意味著民主、共和兩黨達成某種交易。對于民主黨來說，此前移民法案“追夢人計劃”（DACA）被特朗普和共和黨人打壓，在這回停擺僵局中，向共和黨人施壓，要求繼續支持DACA無疑是一個有力的籌碼。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也多次在媒體面前向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納爾（Mitch McConnell）喊話，要求對方信守承諾，支持追夢人計劃，同時延續兒童健康保險（CHIP），“別耍小心思，出爾反爾”，甚至聲稱，如果麥康納爾違背承諾，那不僅會激怒民主黨人，甚至會讓自己黨派的參議員也感到失望。

民主黨人希望這次終結停擺的臨時協議能夠達成雙贏。不過另一方面，民主黨也向共和黨人做出讓步，麥康納爾給出的條件是“以票換票”，想要我給DACA投贊成票，那么民主黨人就得給共和黨的稅改法案也投贊成票。而在白宮方面已經強硬表態不會支持DACA的情況下，民主黨人此舉無疑是給最近焦頭爛額的特朗普提出了新難題。

《華盛頓郵報》就把目光對準了這位麻煩總統，認為這場“72小時危機”里，總統的角色似乎發生了某種變化，認為這是這場停擺的一個“策略”轉型。《華盛頓郵報》從一張新聞圖片著手，指出特朗普向“啞巴總統”的轉變。在這張照片里，特朗普“坐在成堆的文件之后，頭戴寫著‘讓美國更偉大’的帽子，正在打電話”，他在這場停擺風波中是一個可以被公眾“看見”的總統，但卻不能被“聽見”。而在停擺結束之后，公眾聽到總統“發聲”，也是經由白宮新聞發言人桑德斯向媒體傳達的簡短發言。

根據白宮方面透露出的消息，特朗普極其不愿意看到停擺出現，因為他清楚地記得，2013年那回停擺，奧巴馬曾經遭受過什么樣的指責，所以他不想因為停擺而變成媒體口誅筆伐的對象。另外，特朗普坐不住的一個理由是舒默提出的條件，也就是要求共和黨人支持相應的移民法案，但隨后就被白宮幕僚長約翰·凱利制止住了。在這場停擺風波中，強勢介入的凱利，不僅讓特朗普作壁上觀，還讓一些人開始擔心“隱形總統”的出現。

停擺之后，舒默曾經說，和這一屆總統班子談判簡直比登天還難，因為兩黨的交易條件，尤其是民主黨提出的延長移民法案的條件，根本無法讓特朗普點頭。白宮方面參與談判并達成協議的難度之大，不僅讓民主黨人頭疼，就連麥康納爾和保羅·瑞恩等共和黨人也覺得相當棘手。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立場讓他不愿意看到共和黨人在移民問題上向民主黨做出讓步，但反過來，他又巴不得停擺早點結束。由于缺乏和兩黨討論的基礎，特朗普方面的意見都經由白宮幕僚長凱利，以及特朗普的高級政策顧問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傳達。外界對米勒風評不佳，《時代》雜志認為他是特朗普反移民立場的“意識形態設計師”，《華盛頓郵報》則認為米勒是在利用特朗普演傀儡戲，因為這位總統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種種文件、政策的細節，這就給了這位“高級顧問”耍手段的空間。

但《新共和》轉而提醒，米勒再怎么有野心，也只是一個顧問，真正危險的人，至少在移民問題上，是幕僚長凱利。《華爾街日報》就曾指出，隨著班農的失勢，在這場停擺風波中，凱利開始不再像過去一樣安居幕后，而是有意拋頭露臉，填補班農離去后的角色空白。本來，在凱利接過特朗普政府幕僚長一職之后，外界期望他能夠給這一屆政府帶來些許的穩定，至少能按部就班地開展共走。然而，停擺風波卻多少擊碎了這一希望，因為凱利在移民問題上異常保守的立場，讓人擔心他才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立場的主導者，而在停擺鬧劇中，白宮、國會兩黨三方在移民問題上爭持不下，也讓外界不免擔心，強勢的凱利并不能帶來他們事先期望的那種“穩定”，反倒只能是在混亂中火上澆油。

更讓人擔心的是，凱利的勢力到底有多大？之前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夸贊凱利是個“強硬但理智的人”，分析認為，格雷厄姆這是在討好凱利，也從側面說明，凱利的權勢或許比不少人想的要大得多。

伊恩·布魯馬談日本為何鮮見民粹抬頭

歐洲、亞洲、美國，瑪琳·勒龐、莫迪、杜特爾特、特朗普，在世界各地民粹主義紛紛抬頭，利用民粹思潮大展拳腳的政客紛紛出現之際，為什么日本能夠免于民粹思潮的侵襲？《紐約書評》主編伊恩·布魯馬（Ian Bruma）就此問題，在日本時報上撰文進行分析。

布魯馬并不否認當今日本政壇上也存在著右翼思潮和政治人物。在他看來，前大阪府知事橋下徹就是一個典型的利用右翼民粹思潮上位的政客，他先是在電視上大量出鏡打響知名度，擔任大阪府知事期間又多次在慰安婦問題上激怒亞洲各國，同時極為厭惡自由派的媒體。不過橋下徹的仕途也難以再進一步，如今他只能在安保條例問題上給安倍晉三首相提供建議。布魯馬認為，安倍本人就是日本當前政治體制的一個縮影，作為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孫，前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的兒子及秘書，安倍晉三還是堅守著日本政客的精英立場。這讓他幾乎不可能徹底倒向右翼民粹思潮。只不過在當前，安倍晉三需要表現得“像一個右翼民粹分子”，因為他需要應對、打壓左翼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和媒體。

安倍晉三企圖恢復日本戰前“榮光”，修正戰后日本政壇與戰時日本軍國主義切割的知識精英傳統，他努力推動《和平憲法》的修改，打壓中間偏左立場的《朝日新聞》，這使得特朗普的前任幕僚長班農把他“稱贊”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尤其在與特朗普會面時，安倍晉三還曾對美國總統表示，自己好好修理了一番《朝日新聞》，希望對方也能夠在整頓《紐約時報》一事上稱心如意。在布魯馬看來，這簡直是丟人至極的言論。

在一些人看來，當前日本政府奉行的就是包裹在精英外衣之下的民粹主義，但布魯馬不這么認為，因為如果民粹思潮真的已經在日本政界扎根了，那“日本勒龐”、“日本莫迪”大概早就出現了。布魯馬認為當前日本的社會文化氛圍，決定了這個國家不會走向民粹道路。

他拿今天的日本社會和戰前昭和時期的日本，以及當下的歐美與印度進行對比。在二戰前，昭和時期的日本曾經爆發過“二二六”軍事政變，一些出身貧苦的下層軍人，因為社會不公和自身遭遇，把矛頭對準了那些經歷維新之后形成的利益集團，包括財閥、政客等等。政變雖然被鎮壓，但是當時大多數百姓是站在政變軍人一方的，可見彼時日本社會不公問題和階層矛盾有多么尖銳。

但今天的日本已經不再像昭和前期，也不像美國或者印度那樣充斥著各種社會不公問題，嚴苛的稅制讓富裕階層不能夠安心靠著祖蔭混日子，同時受到社會風氣影響，日本的中產和富裕階層也不會沉迷于炫富。在一個極為強調個人價值的國家里，一旦個人價值被周遭掩蓋，或者自我認同得不到實現，很容易引發極端事件的出現，例如選擇刺殺名人政客來讓自己登上新聞頭條，獲取曝光度。這也是一些政客利用民粹主義粉墨登場的契機，他們利用的正是普通人那種“被精英欺騙了”的心態。

與此相反，日本國內并沒有這樣一種對個人價值的吹捧，盡管他們也有一定影響的“精英文化”，但卻不會引發太多的“精英-平民”對立，這得益于在精英文化之外日本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氛圍。日本人在職場中保持著穩定（雖然多少顯得僵固）的等級文化，也維持著謙遜、多慮的工作和服務態度，這種文化根深蒂固，讓普通的日本人很難從這種穩定的社會氛圍中脫離出來，尋求某種針對精英人士和集體文化的叛逆，也讓民粹份子難以尋覓到可趁之機。

除此之外，日本的國民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依然維持著自我保護，以及較低程度的全球化，這種國民經濟的封閉性也抑制了里根-撒切爾時代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對這個國家的影響。日本人得以在保證工作運轉效率的同時，維持著他們的集體主義共同體狀態，這保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平，也避免了那些“失意人士”會把選票投給特朗普式的政客。布魯馬認為，日本的經驗或許可以為當前深受民粹思潮之苦的其他國家提供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