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時針已指到晚上九點半，孫澤奪十分鐘前就已經把車開到樓下，卻遲遲倒不進車庫。

今年是孫澤奪離開北京到杭州工作的第四年，是離開老家河南新鄉的第十二年。他五六年前就在北京拿了駕照，去年才買了人生第一部車，里程數只跑了200公里。

孫澤奪在開會討論架構設計的問題

妻子小景收到消息說他已經到家樓下，4歲的大兒子蟲蟲早早地跑到了樓道里守望。22個月的小女兒豆豆被奶奶郭鳳琴抱到門口，取下門鈴電話大喊了幾聲爸爸后得不到回應，一直在扯著線，像是檢查線路。郭鳳琴不放心地把孫女放下，隔著雨夜看了許久，還是忍不住敲開了鄰居的門，拜托隔壁的男主人把他早就停好的車挪一下。

鄰居換了身衣服就下樓挪車，孫澤奪的車也跟著停放到位。

為了幫著照顧孫子和孫女，已60出頭的郭鳳琴老兩口從老家先北漂后杭漂，是城市里的“老漂”一族。一家六口真正穩定下來是2017年，他們搬入了新買的學區房。

站在異地打拼的子女身后，全中國約有774萬像孫澤奪父母一樣來城市照顧晚輩的“老漂”。

孫澤奪把“老漂”現象歸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2006年他走出中原小城，他將來或許會跟著孩子走出去，“不是我父母這一代付出的話，就是我這一代付出了。”

“爸媽找到了組織”

孫澤奪買下這套學區房多少帶點機緣巧合。他一眼相中的這套100平米的房子格局跟老家的屋子很像，前任戶主方秀云就是老漂聊天室的發起人。2012年，方秀云在杭州有名的“鮑大媽聊天室”當志愿者時，便萌生了在社區里建立一個專門針對“老漂一族”的聊天室。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2016年6月，“幸福家園工作室”在小區會館開始活動。

孫澤奪有天下班回來驚奇地發現，樓上的叔叔阿姨來家里找母親聊天。郭鳳琴回憶，“我印象特別深，那天兒子說，‘喲，不錯啊，還有人主動找你談心呢，開始我和小景還擔心你來這里孤單無聊呢。’”

換做過去，郭鳳琴一定不敢晚上跑去跟人開口求助。

之前租房子，她不會同陌生人打招呼或聊天。不像老家的單元房里住的都是老同事，相互之間親切熟悉。

搬來杭州后的工作日生活是緊張的。媳婦上班早，一般不吃早飯就出門。郭鳳琴七點多起床都是洗洗手，刷刷牙，可能洗臉的時間都沒有就得趕緊做飯。八點喂孫子蟲蟲吃飯，吃罷爺爺陪他走去幼兒園，一般8點45分出門，9點前必須要到。孫子走了以后她就叫兒子起來吃飯，每次她都是等兒子去上班才吃飯，這時候已接近十點，飯菜早涼了。

下午4點15分老伴去接孫子，五分鐘的路，出了小區北門一拐就到。郭鳳琴早先有風濕，腿腳不便，而且她已經抱不動孫子上樓。孫澤奪念大學的四年，她試過各種治風濕的方法，甚至用到了蜂療的民間療法——讓蜜蜂蟄自己，所謂以毒攻毒，都沒見效。最后一位老中醫的偏方讓她好轉了一些，至少她晚上不再睡不著覺，也不再能預知次日的晴雨。

晚上7點左右兒媳到家，郭鳳琴會準備好粥、饅頭，炒幾個蔬菜，有時會下些現搟的面條，或提前做上河南地道的鹵面。她從老家帶來了面粉、搟面杖和高粱桿做的餃子簾，這讓她能在南方從容做出孩子們對胃的北方食物。

“在杭州這邊很難找到像這種味道嘛，家庭的這種面食的味道，杭州這邊在外頭吃，和在家吃感覺不一樣的。”孫澤奪說。

剛來時礙于家中兩個孩子都在，郭鳳琴脫不了身。直到2017年9月，大孫子上幼兒園了，她才開始參加幸福家園工作室的活動。她很快發現，樓上樓下的鄰居不少也是老漂，從湖南、山東來到杭州。

郭鳳琴就知道，孤單的不是她一個人，城市規則的變化也能輕易讓“老漂”慌張起來。有老人剛來杭城時，無聊就踩個自行車，從杭城的這頭到那頭。憑市民卡騎公共自行車一小時內免費，他就快到一小時還車，換一輛車繼續騎。

也有老人在附近的超市逛一圈又一圈，他問人特價區在哪里，別人說著他聽不懂的方言。結賬時營業員讓老人手機掃碼領紅包，他把捏著的現金放一邊口袋，戰戰兢兢摸出那個配在皮帶上的老爺機。

聊天室的活動時段本是賴大伯最忙的時候，退休前，他是老家一所小學的老師。兩年前來杭后，他每天的任務就是接送孫子上小學。老伴比他早來十年，已經有了熟悉的圈子，每天早上會雷打不動去跳廣場舞。

郭鳳琴去年學會使用了那個叫做微信的綠色圖標，這是她聯絡兒子和兒媳的方式，“他們上班忙，也不太方便給他們打電話。”她前一陣剛學會發語音，之前拼音打起來慢，好久都沒問別人有無其他輸入方式。

現在遠方的朋友偶爾給她發篇微信上的文章，她覺得有意思就會問，“你說他們發來的消息都是從哪找來的？還會放音樂呢。誒，我怎么給別人看呢？”

活動室每周三下午兩點到三點半活動，正是“老漂”的空當時間，吃完了午飯，家里的孩子還沒放學。老漂的活動時間遵循幼兒園或小學的作息與節假安排，孩子開學了就活動，孩子放假了就暫停。整個2017年，他們活動了42次。

能陪伴家人的日子，算也算得出

2014年，郭鳳琴就計劃過完年到杭州照顧孫子。但令她糾結的是，家中老母臥病在床，姊妹六個輪流伺候母親，“各家都有各家的事，誰能一直替你，他們有的在工作，還有自己家的事情。”

直到2015年的2月1日母親病重入院，五天后突然去世。當年3月，郭鳳琴跟老伴一起去杭州照顧孩子，她偶爾會想，“當時是不是媽故意給我讓步，讓我去孩子身邊。”

讓父母成為“杭漂”，孫澤奪有自己的考慮。

“之前在北京工作時，有次同學對我說，‘澤奪，我們現在在外頭工作，一年可能回家七八天，我現在20多歲的在工作，我工作30多年，可能30年，我父母就已經老了，或者是已經不在了，我能在家跟他聚的時候，算都算得出來。’”

“當我們沒有一個量化的時候，覺得我們在外工作二三十歲的時候，我父母才五六十，我可能還能陪伴他們二三十年，其實這種陪伴不是真正的陪伴。”孫澤奪覺得無法在北京買得起房，給父母和妻子、孩子一種家的感覺，所以才破釜沉舟，輾轉至杭城重新開始。

孫澤奪是獨生子，所以當2015下半年妻子小景告訴他懷了第二胎的時候，他想的是“肯定得生下來”，“蟲蟲比較內向，我們也希望能再有個孩子陪伴著他一起成長，不會孤單。”

聽聞這個消息，郭鳳琴當時一下子沒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有點著急地生了氣。“要第一個孫子的時候，就跟我媳婦說了，咱們就要一個孩子，我媳婦當時也沒有反對……”

郭阿姨最后妥協了，“當老人不能太固執，也不能管得太多。只要他們高興，自己累點不算啥。”

孫澤奪承認，互聯網公司的工作壓力很大，他忙時經常加班到深夜。他甚至無暇考慮多要一個孩子可能讓父母增加多少辛勞。

到他自己第一次單獨帶娃，才嘗到了其中的苦頭。

孫澤奪公司的親子活動可以帶上蟲蟲去上海迪士尼樂園，父子倆去了，計劃是從早上九點玩到晚上九點。孩子玩四個小時后體力就跟不上了，孫澤奪中間喂他吃飯，照顧他喝水，擔心他跑丟、哭鬧或者上廁所。回來之后他就跟母親抱怨說帶孩子太累了，說著說著哭了，“也沒人幫幫我，抱著可累。”郭鳳琴心疼兒子，卻只能寬慰說人家也要帶自己的孩子，都累的。

他那時才意識到，“我僅僅是一次嘛，就帶了一個，而對于我的父母可能是每天的一個常態。”

聊天室活動時，老人們會不由自主地聊起與子女相處和兩代人觀念上的差異。

賴大伯提到，“他們（子女）商店里不去，都是網購，連吃個飯都是外賣進來了。尤其是像我們在農村里待慣的老一輩比較節約一點的哦，他們好像覺得無所謂。比如女兒女婿覺得晚飯不好吃，一下叫個外賣進來，用掉一百多塊錢，我愛人會想，超市里買個菜做做不是便宜嘛。”

郭鳳琴也收到了兒子的一份禮物——掃地機器人，兒子希望她可以輕松一點，機器人干活的時間母親就能歇一歇。但郭鳳琴覺得機器效果不好，還費錢費電，不如自己彎著腰掃地拖地來得好。

對于年輕人來說，在工作中習慣了提高效率和最大程度地解放勞動力，就會不由自主把觀念挪到八小時以后的生活里。

“他們對時間成本考慮的跟我們這代人還不太一樣。比如說我幫她買了掃地機器人，她不用，這就是一種無言的抵觸。我非得強制地要求她全部配合，她的抵觸情緒會更大。”孫澤奪說。

老人會不約而同地說起與兒女的作息時間不合拍，“他們晚睡，我們也睡不著。”

對此，孫澤奪也有體會。“有時候你說讓他們早點睡，他們可能也會操你的心，他們可能就是被動的，作息時間由原來的九、十點延遲到十一點甚至更晚。”

有時候他知道要加班，提前通知父母讓他們早點休息，但父母即便進屋睡覺，也會給他留一盞燈。他常會被這種溫暖的守候感動。

有次回家快一點半了，他本想輕手輕腳進門直接睡覺，沒想到母親走出房門說擔心他餓，一定讓他吃點東西填填肚子。“我就一直說不用那么麻煩了，我隨便整點餅干什么東西吃一下就行了，他們還要給我做一個面，讓我吃一下。結果吃完收拾好兩點多，他們才進屋睡覺。”

郭鳳琴每每看到加班晚歸的兒子總忍不住嘮叨幾句，還是身體最重要，盡量少加班，有限度地加班。心里也是心疼孩子為這個家付出的努力。

過客與常客

孫澤奪印象很深的是，去年年末，母親特別沉重地對他說，身體前年是一個樣，去年是一個樣，今年又是一個樣。

早先孩子不管怎么鬧，母親還能撐得住，去年樓爬得太高她已經說吃力了。

有次周末兒子和兒媳都出門了，郭鳳琴跟老伴心急火燎地帶發燒的孩子去看病，卻發現伸手打不到車，盡管遠望出租車頂燈還是綠色，到了近處司機會跟她擺擺手示意拒載。一公里的路雖不遠，她和老伴輪流抱孩子，步行幾十分鐘才到醫院。到了醫院，她放下孩子直喘氣。

“老漂”們和他們的孩子都抗拒去想象疾病的出現。

賴大伯談到“老漂”關心的問題，總繞不過異地醫保。通常情況下，在“漂”的城市里就醫，“老漂”們需要回老家才能報銷醫藥費。

郭鳳琴有次腰疼，如同忍著不問兒子手機如何使用一樣，她慣性地忍了一段時間疼痛才告訴兒子。她的老伴也是一樣，牙疼得不行，到最后忍不住了才跟孩子說，希望他幫忙捎些止痛片。二位老人都有過隱瞞病情的前科，孫澤奪堅持帶父親去看牙醫，父親執意不去，“說吃止疼片兩三天就好”，兩人為此還吵了一架，最終以老人自己去買了幾盒止疼片收場。

孫澤奪覺得自己挺不孝順的，“有時候我想堅持的一些東西，在我父母認為比較麻煩的時候就會堅持不下去，這種堅持的事又不好拿捏，因為你不知道堅持帶來的傷害大（指吵架），還是這事情本身帶來的傷害大（指買藥，不就醫）。”

他不敢去想父母如果身體垮了，會給家庭帶來怎樣的災難。

2010年的時候，他父親患過一場病。他獨自坐在病房外哭了一回，那種感受好像就在眼前，“自己都將近快30的人了，那個時候就真的感覺到父母是老了。因為在我的印象里，我父親一直是身體很健康的那種從小在我的心目中，忽然有一天發現他需要住院了。”

他無法接受這種角色的切換，他覺得一直都是父母陪著他去看病，忽然有一天，父母需要他陪著看病，像個大人一樣辦理各種住院手續，簽字，付錢。

當父親重新恢復健康選擇做“老漂”，他珍惜能真正陪伴父母的日子。

老家，現在成為郭鳳琴和老伴每年要回去一兩次的地方。老伴是新鄉市里鋼鐵廠的退休工人，必須年年回去按指紋，“看老年人在不在了，才能領工資。”

今年春節郭鳳琴也會回去，為母親去世三周年做紀念。她覺得這輩子只要腿腳尚健，最終會回到老家。去年春節回老家，親戚朋友吐露過艷羨的話，“你老了老了還漂到大城市享福去了。”

孫澤奪知道父母為自己作出的犧牲，也明白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或缺也不可逆轉的一部分。他曾經想過打拼幾年就回去，父母給最多的支持是“不行就回老家吧”，但漸漸地他發現工作和理想只能在大城市實現，他就回不去了，“從過客變成了常客”。

“當我的下一代，當他需要在大城市立足了，他的理想可以站穩的時候，我也面臨著跟他一塊去了，不是我父母這一代付出的話，就是我這一代付出了。”

郭鳳琴送了孫子蟲蟲一副象棋。蟲蟲白天就喜歡拿出來擺擺棋陣，他知道兩個士能走的步有限，但一定會保護將帥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