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各界公認創新就是多樣性知識技術組合的過程，但就技術的相關多樣性（RV）和非相關多樣性(UV)的實際區域創新驅動發展效應存在認識分歧。英國研究與創新署（UKRI）發布的《2022–2027戰略：一起改變明天》已明確將思想、人才、活動、技能、機構等的多樣性、在國家和全球范圍內建立連接并打破研究和創新體系孤島的連通性作為四個變革的原則之二。我們認為，技術相關多樣性、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對地區經濟增長一般會分別產生正向與負向影響。長三角經濟和創新發展水平高、技術門類多，而內部又存在一定差異性，有利于將其作為全國的縮影進行研究，同時又能夠為全國提供一個較高水平的參考樣本。

不斷演化的長三角地區技術多樣性時空

采用熵指數方法可以精確測度城市的技術相關多樣性與技術非相關多樣性[d1] 。技術相關多樣性，可理解為技術門類多，系統性強；技術非相關多樣性[d2] ，可理解為技術門類雜，內部關聯性弱。

對長三角4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每年的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水平進行平均，可以刻畫出兩種多樣性水平的總體變化趨勢（圖1）。長三角總體技術多樣性水平均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其中，技術相關多樣性水平處于0.181-1.045之間，由2004年的0.196增長至2018年的1.050；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總體處于1.597-3.802之間，由2004年的1.597波動上升至2018年的3.802。

圖1  2004-2018年技術相關多樣性和非相關多樣性變化趨勢

分別以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為橫縱坐標，以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的中位數為分界線，可以繪制出每個城市兩個指數的組合分布散點圖（圖2）。長三角地區的城市主要位于第一（RV高—UV高）、第三象限（RV低—UV低），說明兩類相關多樣性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但也存在差異性。

位于第一象限的城市以直轄市、省會城市和長三角核心城市為主。其中，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在測量測試、計算推算或計數等領域均有大量多樣技術的分布，上海的基本電器元件、杭州和南京的電通訊技術以及合肥的制冷或冷卻技術是各自多樣化技術集中于前列的領域。

位于第二象限（RV高—UV低）的是金華、連云港和泰州。金華和泰州的主要技術集中于基本電器元件、機床和醫學領域，而連云港則在醫學、有機化學和測量測試領域有大量相關技術分布。

位于第三象限（RV低—UV低）的城市以亳州、池州、宿州、阜陽等經濟和創新能力均相對落后的城市為主，兩種技術多樣性水平均較低。

位于第四象限（RV低—UV高）的是衢州、馬鞍山和鹽城，其技術分布的領域較為分散、但各個細分領域內的技術多樣化程度不高。

圖2 長三角城市技術相關多樣性和非相關多樣性分布情況

在空間分布方面，以2004年、2010年和2018年為代表年份，使用自然斷點法可以將長三角41個城市的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分為4個層次，顏色越深則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的數值越高。

長三角技術相關多樣性的空間分布格局較穩定，主要集中于長三角的東部地區，呈現多點集聚的特點（圖3）。2018年的高值區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及其周邊城市。低值區域主要集中在淮北、宿遷、六安、池州和黃山。在時間維度上，技術相關多樣性數值范圍較為穩定，在2004年、2010年和2018年均落在0-1.394的數值區間范圍中。2004-2010年，技術相關多樣性從以上海、杭州為中心兩點集聚演變為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為中心4點集聚，南京和合肥兩市技術相關多樣性水平的高值崛起帶動了安徽東部地區城市脫離了技術相關多樣性低集聚區。2010-2018年，技術相關多樣性的低值集聚區繼續萎縮，高值集聚區依舊保持多點集聚的特征，但其重心逐漸向南移動，且長三角大部分城市是屬于高值和低值集聚區的過渡地帶。

圖3  2004年、2010年和2018年長三角地區技術相關多樣性分布

長三角技術非相關多樣性時空分布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總體表現為先集聚后擴散的分布態勢（圖4）。2004-2018年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呈現先向上海及其周邊核心城市集聚，后向蘇北、安徽和浙南地區分散的趨勢。技術非相關多樣性水平在此期間不斷上升，城市間差距不斷縮小，其數值范圍從2004年0-3.72的上升至2018年的3.28-4.08。2004-2010年，長三角的技術非相關多樣性不斷集聚，最終形成Z型空間分布格局。Z型格局在2010-2018年間被打破，高值集聚區擴散至浙江的南部和江蘇的東北部，之前的高值集聚區大部分成為了高值與低值集聚區之間的過渡地帶。這是由于原先上海、蘇州、南京等高值集聚區的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發展已經處于成熟穩定的階段，并開始向具有相對技術優勢的相關領域發展所致。

圖4  2004年、2010年和2018年長三角地區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分布

從z型向3型演化的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格局

將長三角每個城市2004-2018年平均后的實際GDP值從小到大排列，將實際GDP的小于等于平均后的實際GDP第14個數值（625.5億元）的樣本劃定為“低值”、大于平均后的實際GDP第27個數值（1923.5億元）的樣本劃定為“高值”，在二者之間的劃定為“中值”（圖5）。總體來說，長三角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集中于上海、省會城市、蘇南和浙江東北部。2004年，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州和寧波就已經進入經濟增長的“高值”區域，而安徽全部處于“低值”區域。2010年，經濟增長的“中值”和“高值”區域不斷向西延伸擴張。江蘇全部城市均已進入“中值”和“高值”區域，合肥由2004年的“低值”區域一躍進入到2010年的“高值”區域。2018年，長三角絕大多數城市已經進入到“高值”區域，僅有安徽的淮北、池州和黃山三市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

圖5 2004年、2010年和2018年長三角城市經濟增長分布

技術的相關多樣性促進經濟增長，而非相關多樣性則具有負向影響

以GDP為被解釋變量，以技術相關多樣性（RV）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UV）為核心解釋變量，以創新能力（百萬人專利授權量）為中介變量，以人口規模（城市常住人口數量）、投資規模（新增固定資產投資額）、政府規模（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開放度（FDI）、產業結構（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比）等為控制變量，分別度量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對控制變量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外商直接投資三個與價格有關的變量同樣進行以2004年為基期進行平減處理，對所有的控制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協整性分析、多重共線性檢驗，保證了對于以上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的可信性和可靠性。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技術多樣性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估計以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未加入其他變量時的回歸結果顯示，技術相關多樣性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技術相關多樣性對于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會顯著抑制經濟增長。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結果的符號和顯著性并無變化，體現這一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加入全部控制變量后，技術相關多樣性的系數值最終為548.2，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的系數值最終為-195.7。在控制變量中，人口規模、投資規模、政府規模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人口數量、資本增量和政府投入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對外依存度和產業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

進一步的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檢驗均證實了長三角地區的技術相關多樣性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則會顯著地抑制地區的經濟增長。基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異質性分析表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中，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對于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較小。

創新能力在技術相關多樣性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影響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都起到了顯著的中介效應，且均為部分中介效應。創新能力對技術相關多樣性正面作用的傳導更強，而對技術非相關多樣性負面效應的傳導能力更弱。

充分發揮技術相關多樣性優勢，實現長三角更高質量創新驅動發展

（1）依托優勢技術領域，支持相關多樣新技術的產生。

由于相關多樣性的技術能夠帶來具有較近認知距離異質化知識，更好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政府應該積極引導不同技術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促進不同知識的融合和經驗遷移。一是依托地方優勢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加強技術前后向關聯性。二是打造更加開放、共享的公共研發服務體系，進一步改善技術的研發、交易、孵化等環節，增強技術關聯。三是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來說，還應該通過與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更強的城市建立聯系、積極引進外部技術、增加本地知識種類的豐富程度，努力吸收外部知識，避免知識結構過于狹窄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該合理控制技術多樣性的水平，避免地區技術非相關多樣性水平過高帶來的經濟抑制效應。

（2）促進知識要素流動，增加技術知識結合的可能性。

技術相關多樣性帶來的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正向外溢效應主要是相關多樣知識更容易組合進而產生持續性創新驅動增長，而技術非相關多樣性的經濟增長負面效應主要是由于認知距離過遠知識不易相互結合造成的。因此，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提升不同知識相互結合的可能性，彌補認知距離過遠帶來的不易相互結合的不利影響。政府一方面要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構建更加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知識要素充分的流動和技術的正向溢出，為知識更高效率地結合打造更加有利的環境；另一方面要促進產學研一體化，打通知識在不同領域、不同主體之間的流動，增加知識結合的可能性。

（3）增強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提升地區創新能力。

一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積極培育科技型企業，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高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的供給質量，打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式發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制度，加大執法力度、提升違法成本，切實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激發創新活力。

（作者滕堂偉系華東師范大學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基地教授，國土開發與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史佳寧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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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