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很忙。老大和老二今年都在畢業班，學習很忙…… 每天忙完老大，還得忙老二，反正就是忙個不停。老公的工作強度也不小，有時候忙起來連家都回不了，對于小孩的教育輔導基本上都沒有時間參與。每天忙里忙外的，都是圍著小孩轉。之前，除了生孩子的產假以外，我都一直工作，直到公司裁員，也只能先裁掉我們這批了。裁員到現在都已經有 16 個月以上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長期這樣，只會跟社會更加脫節，那跟文盲有什么分別呀？自己的年齡也擺在那兒了，用人單位一般都傾向招 38歲以下的，就算我覺得我精力旺盛，別人也并不這么認為……

S女士（求職媽媽），43歲，3孩，大專學歷，5口之家

以上內容來自筆者近期深度訪談的一位三娃媽媽的口述。近期，課題組針對（廣東省范圍）女性生育對（再）就業影響進行了微調研，完成了518份問卷調查和 25 個深度訪談。調研的初步結論是生育與教育成本、家庭后勤安排與保障，傳統觀念對于女性的社會角色與分工定位、女性（再）就業，以及平衡家庭需求與工作責任造成相當大的難度。

生育，是個熱話題，在廣東地區還是一個說不完、道不清的話題，這其中揭露了傳統和現代思潮的相互平衡和沖擊。

相比國內其他地區，華南地區的人口出生率是最高的。而廣東省的人口出生率又是華南地區中最高的。在“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陸續出臺發揮的部分作用下，廣東省的出生率經歷了先降后升，直到疫情前的2019年都一直徘徊在12 ‰ 上下的水平。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廣東省仍為人口大省，也是最年輕、最有活力的省份 —— 少兒人口（0-14歲）占比為17.95%，較2010年上升1.35個百分點。但是，到了2021年，廣東省的出生率僅為9.35‰。雖然仍然比全國平均出生率（7.52‰）高，但是總體仍在下滑。

近年來大量遷往廣東省就業創業的年輕經濟移民人口中有不少是育齡人口，為廣東省的生育率做出了可觀的貢獻。盡管如此，從近年廣東省城鎮的新增就業人口人數來看，人數已從2015年的約155萬下降到2020年的133萬左右。其中珠三角也從2015年的98萬下降到2020年的90萬左右（深圳是個例外）。可見，就業人口的生育貢獻未必能長久持續下去。

第一階段調研的初步掃描發現，因生育中斷就業的求職媽媽普遍面臨“求職難、就業難”的問題。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求職媽媽已經失去“年齡優勢”（通常以35歲為臨界點），第二，因兼顧家庭責任而在工作積極性上大打折扣。

同時，受訪者認為求職媽媽在工作穩定性和忠誠度的優勢并沒有得到用人單位的正視。在與求職媽媽、在職媽媽以及部分用人單位的人力資源部門代表進一步了解后，我發現求職媽媽所面臨“求職難、就業難”的問題，其實反映了更大的系統性保障問題。

一

生育成本在“生”更在“育”。在每個家庭每個月的固定支出事項中，除了日常伙食開銷（97.68%）和水電燃氣費（95.95%）以外，小孩的教育輔導屬于家中固定支出的第三大事項（84.84%），略超房貸的73.75% 以及父母贍養費的 67.73%。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自制

但是，通過比較家庭孩子人數對于教育成本的影響關系后發現，從一孩家庭升級到二孩家庭，教育的支出會隨著孩子人數的增加而增加，從家中固定支出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然而，從二孩家庭升級到三孩家庭的時候，教育的支出則有所回落，到第三位。

經過訪談了解到，這樣的成本變化的成因與家庭經濟資源分配有關。對于經濟有限的家庭而言，孩子人數的增多，一來影響優質資源的分配，也會影響照看者（通常是母親）精力的分配。同時，家中資源的共享程度也會影響教育成本的起落。

在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評分上，受訪者給“經濟狀況”的影響程度評分是最高的 —— 4.2/5分。在經濟資源有限這個問題的考慮上會出現一個抑制生育的考慮因素，那就是在生育決策上面，注重“質”的培養，而非“量”的追求。

現在自己都36了，只要超過35歲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樣，年齡上已經沒有優勢了，也不夠那些更年輕的人拼。我之前所在的行業還是會要求年輕和工作態度隨意的人。對于用人單位來說，請個年輕的起碼不會介意加班出差。而我不行，我畢竟還是有家庭的人，工作上情愿少拿一點工資，也不想加班出差。

L 女士（求職媽媽），36歲，1孩，本科學歷，3口之家

二

生育后的事業規劃離不開兼顧家庭責任的考慮，工作和家庭雖然都重要，但平衡當中往往會向家庭需求傾斜。在已經成功重返職場的受訪女性當中，超過七成的受訪者屬于基層（含兼職）員工，不到三成處于單位的中層（如部門經理），僅 1% 屬于高層管理人員。她們的薪資水平主要都在每月12,000元人民幣以下。

她們在工作條件方面的考慮上，受訪者比較堅持于工作時間的彈性和有規律性的休息（如雙休、不加班），以及工作條件（如離家不遠、無需出差），而選擇在薪資方面做出適當的妥協。但是，求職媽媽對于薪資的條件也與應屆畢業生的薪資要求有所重合。后者在畢業以后，通常要求的每月薪資也是處于12,000元人民幣以下。部分受訪者意識到，從用人單位的角度看，她們在工作投入度和積極度方面，較應屆畢業生，就處于劣勢。

根據智聯招聘、壹心理以及LEAN IN聯合宣發的《當代寶媽就業現狀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除了近6成的女性在生育后重返職場，靈活就業成為寶媽的另外一個選擇。其原因在于靈活就業可以讓生育后的女性可以兼顧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需求。近期在廣東中山試水的“媽媽崗”也是為了嘗試解決女性在生育后的后顧之憂。但是，盡管有別的選擇，那些已經歷了6個月以上事業空窗期的受訪女性（求職媽媽）也仍然感到迷茫和無所適從。

這也說明，在生育后重返職場的問題上仍然需要更精準的人物畫像來完善再就業/創業培訓服務，解決什么人、想做什么、需要什么技能、如何獲得或者加強技能等問題。

雖然數據中的受訪者多數出于兼顧家庭責任的考慮，而選擇降低薪資的要求以及職位級別，但是這并不全盤意味著在職媽媽在工作和事業發展上完全沒有追求。

深度訪談中，受訪的在職媽媽表示在事業出現晉升機會時，也會因為考慮家庭原因不得不放棄，或者是考慮到自身競爭力的不足，甚至是被勸退放棄機會，把機會讓給其他沒有家庭責任的職場競爭者。對于用人單位而言，在了解在職媽媽的家庭情況后，也會根據該員工的家庭狀況進行相應的低強度的工作分配，而最終導致在職媽媽在職場可以發揮的空間越來越小。

當然，不是所有在職媽媽都會處于同樣的困境。在經濟條件充裕以及家人給予足夠支持的情況下，在職媽媽是可以相對放心地去追求事業的發展。因為充足的經濟條件和家庭支持讓在職媽媽沒有后顧之憂。若這些后顧之憂沒有緩解或解決，基于工作和家庭的考量會導致部分女性在婚育規劃上推遲時間，或導致晚婚晚育，限制生育頻率，甚至是選擇不結婚生育。

因此，解決家庭（包括幼兒照看）的后勤保障和安排困境是幫助生育后女性重返職場的關鍵。目前調查了解到現有針對生育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和支持措施，還未能發揮作用，尚未有效緩解生育責任所帶來的經濟與精神壓力，也為女性在生育后重返職場造成相當的阻力。

調查了解到超過五成的受訪者聽說或者使用過的配套措施和服務主要圍繞著生育經濟補貼與母嬰服務類型。除了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聽說或者使用過婦女生育后就業保障服務以外，其余與生育后相關的培訓服務（41.5%）、培訓補貼（30.8%）、托兒配套服務（30.5%）就相對少。而針對生育后重返職場的需求上，受訪者則希望政府優先加強的項目主要屬于經濟補償，如就業保障（73.36%）、生育津貼（67.37%），以及再就業培訓補貼（57.92%）。

在訪談過程中，課題組了解到在現有保障型公共服務里，特別是生育后相關的再就業培訓服務缺乏針對性，不夠多元，對于希望重返職場的女性而言作用不大。部分了解過培訓服務的受訪女性指出，培訓課程主要是以花藝、烘焙等居家類型為主流。對于需要返回職場的媽媽，她們希望看到更多元，且反映市場需求的培訓課程、指引,或者補貼。因此，生育后的后勤保障服務不僅要考慮是否落實到位的問題，也要考慮需求匹配度和針對性的問題。

但是，在考慮生育后期階段的后勤保障和安排的承擔者問題上，則存在不少爭議。這個問題引發出一個由政府、個體、社會，以及企業之間所組成的利益關系。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不只有政府單方面負責，另外一個重要的承擔者是企業。然而，這個利益相關方關系網絡中存在著各自的利益沖突，從而導致問責體系陷入困境。在下一個調研階段的工作坊中課題組會針對這個問題與參與者共同探討。

我是一個求上進的人。如果我沒有生小孩，我很容易為了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而跳槽，力求晉升，一級一級地往上跳。但是現在有了孩子就不一樣了，不能隨便跳槽。這不光是考慮到孩子，家人也不會支持我跳槽的。就算我工作，他們也是覺得我的重心應該放在家庭。在他們眼中，工作一來是為了幫補家用，二來是為了打發時間。他們跟我對工作的看法還是不一樣。所以，為了孩子，為了家庭，在工作決策上不能只靠著自己的發展喜好來決定。

X 女性（在職媽媽），34歲，1孩，大專學歷，3口之家

三

另外一個生育后勤問題則關系到家庭成員在家庭與育兒責任工作的分擔，而這個問題也往往關系到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的看法（目前生育政策與配套措施旨在強調的社會關系會直接影響女性在平衡工作與家庭上的側重點）。調查發現受訪女性普遍認為配偶應當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以及提高育兒的參與度。

其中 62.74% 的受訪女性認為近年發布針對孩子未滿3歲家庭的支持政策，如“夫妻每人每年可享有 10 天的育兒假”仍是不夠的，而更多的女性（74.32%）認為即使配偶有 15 天的陪產假也還不夠。盡管如此，部分受訪女性依然認為爸爸/丈夫是承擔家庭經濟責任的主角，應該以事業為重。

在工作福利方面，男女之間的區別仍然突出男性以經濟為主的福利，而女性則是以假期為主的福利。生育后的女性希望爭取到更多的假期和彈性的工作時間，除了基本社保（76.6%）和年終獎金（57.7%）以外，最重要的福利是更多的休假時間，方便兼顧家庭需求的滿足。

結語

最近，跟一些人提起正在做一個關于（廣東省）女性生育對（再）就業影響的微調研。有人說到，對于不想生孩子，甚至是不想結婚的女性來說，這樣的調研沒什么意義；還有人說，憑什么拿生育政策作為理由來“鼓勵”女性生育。在面對這些問題的那一刻，我愣住了，除了點頭說“對，是的”以外，也不知道如何回應。過后，回想起這些反饋意見，確實給了我一個梳理調研目的和重審調研動機的機會。

首先，調研的目的不是迎合國家政策的走向，變相把“生育”扭曲為一種“全民運動”來討論，而是針對有生育意愿的育齡女性不想或者不敢（再）生的問題，進而了解背后成因，其中包括生育前后全過程的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生育后女性就業難問題等因素。

以上所分享的是第一階段調研的重要發現和討論。（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有提到住房困難以及戶籍限制的問題，但由于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撐，這些問題就沒有在本文詳細討論。）調研仍在進行中。第一階段調研所得到的發現其實反映出更多的問題需要在第二階段的調研中找到一些答案或者啟發。

綜上所述，當優生優育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形成仍處于早期階段時，整個生育保障體系需要考慮到階段性需求會隨著個體在人生經歷中做出的不同選擇而變化。而隨著生育階段的需求變化則需要具備靈活性的配套措施組合，從而根據個體的實際情況進行匹配。

8月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在《求是》發表了《譜寫新的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半個月后，8月16日，國家 17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出20項具體生育支持措施，鼓勵各地各個有關部門加快完善，支持人口工作的重要進程。就目前的《指導意見》提出的政策措施來看，側重點在生育友好與家庭友好社會和福利制度的營造。而鼓勵女性友好與男女平權平責福利制度的營造，則需要更長時間的考量和醞釀。

為此，在《指導意見》發布之際，第二階段的調研除了從國際政策案例中獲取具有本土化參考意義的啟發以外，也借此機會，以發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為根據，結合多個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商討，通過“歷程”和“系統”思維來探索女性生育歷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并針對相應的措施分析利弊與問責機制。調研將通過多方參與共同完成一個歷程圖鑒，系統性地從需求方的角度呈現生育過程中的需求點和改善保障機會點。

（欲了解更多有關本調研的信息，或者有任何意見反饋，歡迎電郵聯系：women_studie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