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教授在清華政治經濟學高端論壇上作題為《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的主旨報告，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負責人蔡繼明教授主持和點評。

田國強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最大的客觀現實，是憲法確立的，也是最大公約數。進而，他給出了一個具有相當包容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以“三個有利于”（是否有利于黨的領導和執政、是否有利于綜合國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善）為標準，將凡從中國國情現實出發，采用規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進行嚴謹內在邏輯的推理論證來研究上層建筑（國家、體制、制度及其改革）與經濟發展關系等方面問題的，都納入該學科學術體系。

田國強認為，在他的定義下眾多研究中國改革發展及其體制轉型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納入進來，這樣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學理共識，增強政治經濟學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和體制轉型問題，而不是將其排斥在政治經濟學范疇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跟現代西方經濟學有一個共同來源，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田國強教授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提出是一個契機，可以將這兩大原本同源的理論學說體系重新熔于一爐，并從基準理論和相對實用理論兩個方面齊頭并進，從而實現經濟學在中國新的更大的發展和創新。

以下按序刊出主持語（節選）、主旨報告（實錄，略有刪節），以饗讀者!

主持人蔡繼明教授：

……

我們這次論壇是在改革開放近40周年（昨天是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9周年，到明年就是40周年了；我們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到明年也正好是10周年）的背景下召開的。2016年我領導的一個課題組承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這個課題的立項過程是這樣的：大家都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兩年連續三次提政治經濟學，第一次是講各級黨委政府都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第二次是組織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第三次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三次講話沒多久，學術界就相繼有4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世，似乎都是作為一門系統的理論或科學出版的。其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一切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的廣義政治經濟學，正如恩格斯當年所斷言的尚未出現。那么從一個狹義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可能一下子就過渡到另一個狹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中間必須經過的很多環節目前還都在探索中。所以我當時建議國家社科基金設立一個項目，叫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請各位注意，是“探索”而不是什么什么“學”。

田國強教授主題演講：

對如何看待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我覺得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從解決實際問題還是包容性、規范性、科學性、嚴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還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我是受繼明教授邀請來參加這個會，使得我有這么一個機會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為這次發言，我專門跟他通了次電話，我說你的論壇主題到底是什么，他說要為他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研究做準備。既然這樣，我就圍繞論壇的主題，講一講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和看法，應該怎么去發展，怎么讓它更具有科學性、嚴謹性、規范性、前瞻性、時代性、思想性和現實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事實上，即使在海外許多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只要是研究制度、體制及其改革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按照國外的學科的劃分，就是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從這種意義上說，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20多年，包括合作撰寫的專著《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也是屬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疇。諸如錢穎一教授、許成鋼教授，他們研究轉型問題，我想也是屬于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今天上午錢教授有事不能到場，但在午餐時見到他，我會和他探討這個看法。剛才繼明也談到了我領導的兩個院，之所以主持經濟學院和高等研究院，是我在上海財大搞改革有一個辦學方針，就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國家急需、服務社會。說到中國特色，因為經濟學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須在約束條件下做事，不管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這些約束條件。研究中國問題要充分考慮的其中一個約束條件就是中國特色或國情，就是我們在研究任何一項改革和提出應對或解決方案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稟賦等等，包括國情。

總結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我感覺許多支持改革的理論、舉措和實踐及改革的成果沒有被納入進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甚至將其對立起來，被認為是西方的東西。動不動被認為是西化或給你上綱上線，讓學者、從事政策研究者和領導談改革、提建議、給舉措時難以思想解放，而是戰戰兢兢，縮手縮腳。如果這也是西方的東西，那也是西化，許多改革建議和舉措，回頭來看，盡管有許多不足，但為什么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起到這么大的推動作用呢？這是說不通的。剛才繼明也談到了，習主席幾次對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科談了他的許多看法。的確如此，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經濟學科，不僅政治經濟學，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都不高，學術的原創性還不強，無論是在學術性、嚴謹性、科學性、現實性、前瞻性和實效性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離這六性還有很大差距。既然今天是內部學術報告，是學術探討，要說就談出我自己的真實看法，觀點有點鮮明。對待任何一個學科，必須要有憂患意識、不足意識、危機意識才可能進一步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有時代性，要有利于改革開放，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

我想正式討論之前，先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本質內涵給出我的結論和看法，后面會詳細論述。我想在此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概念，這是一個具有相當學術包容性的概念。在我看來，凡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我后面會談到，比如說最基本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一大優勢，也是必須承認的客觀事實），采用規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進行內在邏輯的推理和論證（不見得是數學，比如說科斯定理就沒有任何數學符號，但是你不能說沒有邏輯性），實事求是地來研究上層建筑（國家、體制、制度及其改革）與經濟發展關系等方面的問題，都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當然，盡管屬于同一范疇，可能會有非常不同的理論和結論。這不奇怪，即使現代經濟學也有許多針鋒相對的理論，比如有贊成凱恩斯理論，也有否定凱恩斯理論的理論，有贊成中國改革的，也有不贊成（或不支持）的。

因此，對學術討論和研究，不能動不動就上綱上線，攻擊別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就像剛才繼明介紹的，還沒有開始研究，就有人說蔡繼明老師是反馬克思的，一個大帽子就把你壓死了，那還談什么學術研究，這不利于學科發展，也不利于改革創新，這樣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樣，你對我錯，然后大家都選用不同的毛主席語錄或著作中不同場景下的某段話來攻擊對方。但不管怎么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脫離現實和中國國情，要有時代性，要有利于改革開放，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學科既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就必須從中國現有的國情出發，包括黨的領導，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這就是國情和中國特色，來研究上層建筑包括國家體制、制度這些改革與經濟的關系，經濟發展關系問題，也就是國家制度，改革、體制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都應屬于這個范疇，從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形成一種學術的凝聚力和改革的共識。比如說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凡是在國內外關于中國體制改革及發展方面的研究，我認為基本上都屬于這個范疇，這樣我們就既堅持了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同時又把中國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戰略問題研究包括進來了。

接下來，從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演變及其與現代經濟學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類和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和創新這四個方面展開我的論述。我再次申明我這些想法還不非常成熟，是為了完成繼明教授交給我的這么一個任務，談談我的所思所想，以期和大家形成一種共識。

1.政治經濟學的流變及其與現代經濟學關系

先談第一點，也就是談政治經濟學的流變及其與現代經濟學關系的問題。“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出現于17世紀初，源于希臘文中的“poniz”（原意為城邦、國家以及經濟）與“經濟學”組成的復合詞。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使用該詞，目的是說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超出自然經濟的范疇。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涌現了像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布阿吉爾貝爾等一系列彪炳經濟學說史的政治經濟學大家。古典政治經濟學既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源泉，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等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源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考慮和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不同

通俗地說，經濟學最早是研究如何管理家庭財富的，然后擴展到如何管理國家財富，最后從管理財富到創造財富，這就牽涉到制度和經濟的關系問題。政治經濟學自此就慢慢衍生了，所以，它主要是談制度、國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既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源泉，同時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等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源頭，它們都是現代經濟學，也都要研究制度問題，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們對立起來呢？我認為它們在許多方面是兼容和相容的，只是考慮和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不同。當代的現代經濟學可不是像不少人所理解的那種，把現代經濟學等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因為大多數學經濟學的人只學到新古典為止），然后將新古典經濟學等同于新自由主義，這就很有些上綱上線了，然后將新自由主義等同于華盛頓共識，再將華盛頓共識等同于休克療法，這樣一來，給你上綱上線到了一個極大的高度。我所了解和認識的經濟學家中好像沒有這樣的人，我認為即使張維迎教授也沒有持這樣的觀點，否則他跟華生還有必要爭什么價格雙軌制理論的所有權呢？

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動態宏觀長遠地考慮問題。我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所有的學生，包括新進的博士生都要上馬克思《資本論》，并且政治經濟學博士生要上3個學期，西方經濟學上至少一個學期《資本論》。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毫無疑問會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國策和市場起決定作用的理念在現代經濟學中的許多基本原理和理論中也得到了體現，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物質按照本身固有的對立統一的規律運行發展，存在決定意識，歷史唯物主義同樣強調社會歷史發展具有固有的客觀規律。我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就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礎。

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學術一定不能走極端

存在決定意識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當前人們思想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怎么才能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我認為，首先要實事求是地充分考慮到個體自利性和信息不對稱是兩大客觀現實，都是客觀普遍存在的，否則的話中國不要搞改革開放了，它們都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如果每一個人都是雷鋒，什么樣的制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還是什么其他經濟制度都能做好，都有自覺性，從而就不需要什么黨紀國法這樣的約束。現實是如此嗎？其實，個體自利性在任何層面上都是成立的，比如我們在研究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時，作為中國人，就不能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如果考慮清華和上財的關系，我肯定是在上財的立場上，而不是清華的立場上，這個很簡單。如果你是這個企業的員工，你敢把企業的機密泄露出去嗎？我不知道為什么還有一些人反對這個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事實上，這不只是假設，更是最大客觀現實，所以這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再一個最大客觀現實就是信息不對稱，比如你說了一番話，我怎么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否則怎么會有這么多說一套做一套的人。我現在有一個觀察，凡是想搞改革的領導，由于改革會得罪部分人，因而改革者都需要潔身自好，否則肯定很快就會完蛋，就被舉報了。如果蔡繼明老師稍微有一點不潔身自好，他們就不光指責你反馬克思主義了！那些自身操守不好的又不想去做事的，多半是假大空的，唱高調的，顯得自己特別左，特別緊跟形勢的，從不少下臺的貪官可看出這點。如果我們不考慮這兩個最基本的約束條件，思想不解放，一味地假大空，還有什么改革開放呢？

我們現在怎么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與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這個主要矛盾？我們的新政治經濟學，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某些理論，不是全部，能不能在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方面給出一定的指導？學術一定不能走極端，這就是為什么凡是走極端的觀點我都會與之辯論，近些年為此和不少知名學者發生了爭論或論戰。我就是不喜歡走極端，因為我是做理論的，知道任何一個理論或制度安排都有邊界條件和適應范圍；同時我也是做實際工作的，要想將一件事情辦成，比如讓我主持的經濟學院和高等研究院得到顯著發展，更不能走極端，必須實事求是地對人處事，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及治理“五位一體”的互動互補的動態辯證關系。

激勵機制設計就是典型的辯證法

現代經濟學的激勵機制設計理論及其激勵相容思想就是典型的辯證法，強調的是辯證對立統一，為了我本身好，我必須讓你先好，這就是激勵相容的基本思想。激勵機制就是一種辯證法，欲得之先予之，也是老子的思想。怎么激勵對方說真話？現在假大空，放空話，空對空，文件空轉。鄧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根本性原因，就是構建各種激勵機制，以此搞活經濟。本來你想要得到好處，但你必須先讓對方得到好處。當然如果信息對稱的話，就不見得要激勵機制了，甚至靠命令就可解決問題，必須聽命，否則給你一個很大懲罰，比如你不做就把你斃掉。在經濟行為主體自利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舉動。適當的制度可以把具有不同利益的個人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為什么許多學生不太愿意學？為此，我作了許多思考，在上財經濟學院也采取了很多辦法，包括給傾斜政策，同時上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學生上現代經濟學，學西方經濟學的學生也要上政治經濟學，包括初級、中級、高級。

如果政治經濟學不能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和體制轉型問題，就沒有生命力

批判性思維很重要，一個學科需要有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我們當前的政治經濟學滿不滿足這幾條？如果政治經濟學不能解決中國改革、發展和體制轉型問題，甚至將其對立起來，那就說明這個學科還很不成熟，就沒有生命力。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離這些標準還很遠。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說也是如此。盡管其經濟思想很有洞見，有人批評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許多假設既沒有理論證明也沒有通過實驗得到驗證，并且沒有一個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夠闡明他的批判，這不是我說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說的。

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超越了僅靠經濟學直覺來產生思想的階段，從經濟學直覺到數理模型方法的嚴謹化、科學化提升，再到嚴格理論的通俗化、一般化，在后一階段同樣可以產生深刻思想。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應該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上海財經大學政治經濟學科近些年來在程恩富、馬艷等教授的帶領下，在數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嘗試。同時，中國特色的新政治經濟學還需要在體系化、標準化方面著力，否則就不能有大作用，不是說沒有作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起反作用。比如，你一談改革開放，他就說你搞什么休克療法。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標準

現談第二點，我所理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標準。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標準，我覺得應該有個最大公約數，以此更加包容，這樣才更加有利于改革開放，更加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但如果加上太多東西，馬上引起爭議。我這里給出一個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覺得這是一個能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認可的命題，中國沒有共產黨肯定不行，馬上亂，我不是說永遠，至少在相當一段時期之內應該是如此。不管怎樣，這是一個事實，你可以不喜歡，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在這個前提下，以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也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首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他說，沒有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就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鄧小平理論給出了一個底線。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王岐山在2016年的《人民日報》上也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最本質的特征就是黨的領導，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有很多人把國企就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馬上就會引起很大的爭論。比如說，對這種說法，許多人肯定不贊成，我的基本觀點不是不要國有企業，但是太大了，太多了不好。

如果提倡政府要把什么事情都管起來，當然就要對具體管的事情負直接責任，從而就沒有了隔離帶和防火墻，這非常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為這樣一來，凡是出了事情，就會認為是你政府造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搞市場經濟，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按照我給的定義，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以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政治經濟學，這里我加了兩條，一個是黨的領導，一個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當然不見得所有人都會同意我這個定義。不管怎樣，黨的領導是最大的客觀現實，也是憲法確立的，是最大公約數。如果反對這一點，就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定義的包容性是很大的，我希望中國的政治經濟學這個子學科能大發展，并且是和經濟學中的其它子學科共同發展，包容性的發展。

是否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的三個有利于判斷標準

我們就可以把是否有利于黨的領導和執政、是否有利于綜合國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善，作為判斷一個經濟學理論是否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判斷標準。從我上面給出的定義和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出發，凡是那些考慮中國國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稟賦、黨的領導等）運用規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問題，起到促進民富國強、增強黨的執政基礎作用的經濟學，都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子集。按照這個標準，我們蔡繼明老師的這個重大課題當然就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怎么可能會是反馬克思呢？按照實事求是原則，只有這樣的話才能不互相攻擊，學術研究才能夠寬容，才能包容，才能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否則的話一定都搞死掉了。我們要有歷史責任感，學科的發展不是一個人的事，一定要有個最大公約數，要有范式。我之所以在其中加了一個“新”字，主要是強調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規范方法論。我也不是強迫所有的人都要用規范化方法論，你也可以不用這一套，你承認那兩條就行了。所謂新政治經濟學就是要有規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國內外許多學者用現代經濟學嚴謹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以及制度轉型問題，都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比如說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寫了一本有關財政的書，他就有一套規范的分析框架，一套語言和關鍵詞，比如信息、激勵、外部性，來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的劃分。包括我們在座的學者我覺得都在用一些實證的量化分析方法，內在邏輯的分析方法，或是歷史視野的比較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國問題。

好的政治經濟學應具有科學性、嚴謹性、前瞻性、現實性、時代性和思想性

當然，任何一個學科、任何一篇文章都有好和差的區別。衡量什么是好的政治經濟學和差的政治經濟學也應該有標準，這很重要，因為經濟學有很大的正負外部性，你的政策建議一旦用到國家層面，那就有可能使整個社會受到損害，比如說計劃經濟。為什么我要談科學性、嚴謹性、前瞻性、現實性、時代性和思想性這六性要求呢？原因就是我覺得政治經濟學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和學科，就必須在這六性方面下大功夫，在問題導向和學術知識方面取得良好的平衡。我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就出于這方面的考慮。現在不少問題導向的研究，事實上真的缺乏學術性、專業性、思想性，甚至沒有內在邏輯性。沒有邏輯，領導也不會聽。寫中共十九大報告的人很棒，是以改革的必要性作為參照點的，它的基調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前些天上海市委有關部門為什么邀請我和周其仁、張軍以及王戰、王新奎、周振華等去做輔導報告？因為上海市委市政府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的，你光是一味地口對口、空對空地，甚至是上綱上線，大多領導是不愿意聽你講這些的，更需要的是講改革發展中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類和作用

現談第三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類和作用。和現代經濟學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也需提供基準理論。誰都知道理想狀態是不存在的，但不能否定其導向、取向及給出基準的極其重要作用。孔子和孫子都說了，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必敗。我們研究和解決問題的目標首先要解決做什么，應不應該做的問題，然后才去解決如何做的問題。比如說，到底是讓市場還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要解決做什么，應不應該做的問題，就需要有基準點或理論來指明方向。任何一個人在做決策的時候，必須要有基準點或參照系的。當然，基準點和參照系是多樣的，價值觀念不同，目標不同，基準點或有參照系會有很大不同。比如，經常有學生將六十分作為基準點，喊出了六十分萬歲口號，但我往往告訴我的學生們，想六十分萬歲，其結果往往是不萬歲，因為我出什么題目是你們學生來說是不了解的，它是一個隨機變量，如你只是想追求六十分，其結果往往是不及格。如果理想目標是追求滿分，盡管不太可能或現實，但由于追求滿分這個基準點，得高分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高，比如得個90分就是A了，相當不錯了。通過基準點或參照系，我們可以逼近再逼近，盡管沒有最好。這就是所謂的，向最好的學和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就是基準理論導向、取向及建立基準點的核心思想和具體運用。

不能把改革開放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中國國情對立起來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我們選擇經濟體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會還是相反，是讓市場還是讓由政府決定資源配置。這個問題還搞不清，那如何能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所以，絕對不能把改革開放中的許多舉措動不動地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中國國情對立起來，否則無法解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從政治上也沒有跟黨中央保持一致。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克服了教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和實際相結合，取得了偉大勝利，在建設時期中，也需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實踐和實際相結合，而不是將其對立起來。現在中共十九大報告的提法是把國有資本做大做強做優，并且還首次在黨代會的報告中寫入了民營企業。我在某個群里就碰到某個教授給我上綱上線，我一說市場化、非國有經濟或民營經濟，他就說我要搞私有化。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得到中央文件和憲法的確認。正是因為有了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中國的經濟才有這么大的發展。很多人不懂這個基準理論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沒有物理學中的那些基準理論，如自由落體運動，勻速運動，怎么知道摩擦力的大小，從而怎么可能把一個房子建得穩，建得正，怎么能知道要克服有多大的現實摩擦力，然后解決飛機、衛星騰空和回落的問題呢？沒有基準理論是不可能發展出解決現實問題的物理學的。經濟學所遵循的是和物理學完全一樣的邏輯。所以，做任何事都有方向感，格局，目標，根本性的一些東西。

當代一般均衡理論就是現代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它嚴格證明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論斷，在個體逐利和信息完備前提下競爭自由市場制度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最優性（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普適性（福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經濟核極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性（經濟核定理）。我們能不能推出類似的政治經濟學定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有參考價值？我們從來沒有認為脫離中國國情去研究中國改革問題，更不認為改革是能一步到位的。

改革就是為了建立和維護一個好的市場體系和秩序，依法治國就是起維護、服務作用的

當然，學術討論就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的，因而既要有指導性意義，同時要考慮到風險，說到這里，爭論馬上就出來了，到底是有限政府，還是有為政府？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近年來爭論的焦點問題。有為政府和有為的政府是有很大差別的，前者從字面上給人的印象就是政府要事事有為，而有為的政府在需要政府有為的地方不能無為。這就像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毛澤東的思想是他個人的，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提的是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而你一談有限政府，他們就以為你談的是哈耶克的守夜人角色。其實即使美國也沒達到這個守夜人角色，只是往那方面逼近。比如，改革就是為了建立和維護有一個好的市場體系和秩序，依法治國就是起維護、服務和促進作用的。所以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個有限政府的定義要比哈耶克規定的大得多。我今天下午在北大國發院的一個內部討論會跟林毅夫教授會談這個問題。國企還是民企，市場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堅持，都會涉及到方向和是非問題。當然了，目標的實現都要有一個過程，不能直接套用到現實當中去，所以就有了一系列過渡性制度安排，包括張維迎教授和華生教授提出的雙軌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提供大量基準理論和相對實用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方面需要發展源于中國的基準理論，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各種基本假設的放松，提出相對實用的第二類經濟理論，因為你必須要解釋現實問題。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提供大量的這兩類理論，基準理論和相對實用理論。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會是一個相當包容和開放的，是動態發展的學科。我前面已經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因為堅持黨的領導、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再加上規范的現代經濟學方法，就已經有相當大的包容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學既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也可以視作為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學科領域，從而才可能搶占國際話語權，包括學術話語權。你如果用一套別人都不懂的語言去講解中國故事，能讓中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嗎？中國從大國到強國必然要經過資源的競爭、制度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和話語權的競爭，包括學術話語權，千萬不能關起門來說自己體系是一套獨樹一幟的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其洞察力、解釋力、邏輯推斷和預測力應該越來越強大。現代經濟學包括了奧地利學派、行為經濟學、計算經濟學等，在海外討論的時候很少發生基本的方式和方法的爭論，爭論的都是具體的問題，因為科學性、嚴謹性、規范性在這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馬克思理論也在發展當中，其基本的原理和立場我們要堅守，但是現實是發展的，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

按照我的理解，在現代化、國際化導向下，你可以從體系結構、核心價值、研究范圍、研究方法、實踐功能等維度推動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方面創新和繼承。繼明教授的東西我都看了，挺欣賞的。你可以大張旗鼓地把你的新的產權理論，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融入進去，你這學科才能發展。馬克思理論也在發展當中，其基本的原理和立場我們要堅守，但是現實是發展的，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我們不少搞政治經濟學的人就是意識決定存在，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

去年我們學院申報中宣部的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我覺得是很有希望的，可是還是最終沒有拿到。盡管這十多年我們上財經濟學院在我的主持下，政治經濟學得到了長足發展，做了許多特別有利于政治經濟學科發展的事情，比如是中國高校經濟學院十多年唯一堅持給所有博士生上《資本論》的學院，七八年前就專門成立了政治經濟學系，在錄取學生和政治經濟學系的學術活動方面給予傾斜政策，但沒有得到批準，甚至某些評委認為上財經濟學院和我盡管實際做得好，但認為我是學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從而被認為思想上是有問題的。這就是典型的意識決定存在，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的表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有通過規范化、嚴謹化，善于用國際同行的語言和學術規范來研究和講述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故事，才能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認可。

我們不能像清朝那樣閉關鎖國，而是要進一步開放，在世界上搶占話語權，變成世界的領導者，而不是被領導者，成為制度話語權方面的規則的制定者。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用一套國際通用的學術規范語言和外界溝通交流，講好中國故事。最近正在由“南京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創辦的英文刊物China Political Economy（《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有利于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創新和國際化，我也收到了當編委的邀請，南京大學有這樣的一個嘗試，我認為和前任書記洪銀興教授在學術方面的包容性分不開的。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和創新

最后，我要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和創新，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貢獻和創新，就是要將中國改革和轉型發展的實踐，提升為具有理論創新價值的研究成果，在經濟學中賦予中國元素。

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是內在邏輯性，就是科學性、嚴謹性和規范性，在一定約束條件下解決現實經濟問題，提出可操作的方案。為此，無論是對中國改革的研究和具體舉措建議，還是在打造學院的工作過程中，我主張的改革方式是改革、發展、穩定、創新、治理。在解決問題時，我們首先需要考慮到風險、風控、穩定，作為約束條件，才有可能給出可行的、可操作的方案。

如果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脫離現實，就一定不利于改革開放、不利于思想解放，那它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國的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世界性問題。美國的經濟學雜志，越來越多在發中國問題研究方面的文章。頭一天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我和我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時的老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同臺發言，他講到中國的股市和房市，他實際上想告訴我們，中國的廉價房不應弄得太多，認為這不利于城市發展或全國經濟發展，及人口的流動，他實際上是主張政府少管。當然，我沒有說他一定就是對的，因為這是一個解決貧富差距的公共政策問題，但是從經濟效益來講，即使有這方面的考慮，也要適度，不要做得太多，社會福利搞太多也麻煩，歐洲社會主義現在已經快搞不下去了。美國的社會保障也玩不了多少年，現在民主黨拼命地給老百姓好處，共和黨則拼命減輕富人稅賦，結果讓美國政府赤字不斷快速上升。

二是通過原創性理論和方法論的研究推動經濟學科本身的發展。現在許多中國問題的研究包括制度轉型的研究都是短期的應對。

西方現代經濟學在上個世紀就成為了主流，我看中國的經濟學按照現在的搞法無法變成主流。很少人能在國際刊物上發文章，不管怎樣你要讓外界了解，你就得在這上面去弄一弄，否則你怎么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走向世界，國際化和共性化呢？那些基礎性的原創性的具有共性的經濟學理論和共性的研究和創新是沒有國界的，具有一般性，比如說消費者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廠商理論等等，包括一些方法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機制設計理論，委托理論，拍賣理論，匹配理論等等，各個國家都可以用，因為它首先考慮的就是那兩個基本約束的條件，你要追求你的利益，還希望最大化，同時規則制定者或委托人又不了解你經濟活動的私人信息，那怎么去誘導這個信息？說真話的制度才可能是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好的制度。

三是通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現代闡述，為世界經濟思想發展史補充中國篇章。

我在上海財經大學就是強調經濟學家研究現實問題應有的三個維度：歷史、量化和理論，后來我才知道熊彼特也持這種觀點，稱之為科學的經濟學家，一定要有內在邏輯的理論分析和量化分析，還要有歷史視野，要有古今中外縱橫向的比較。美國現在的經濟系犯了一個大錯誤，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方面的課基本上不上，你美國經濟系不做的事我田國強就在中國做，我們上財經濟學院就設了專門的經濟史學系，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都是必修課。現在國內談國外經濟思想史基本上只到凱恩斯，凱恩斯之后現代經濟學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沒有人去梳理。我現在讓我的一個博士作了這方面的工作，專門研究機制設計理論之父赫維茨的經濟思想，我希望更多人來做。我覺得中國的國學智慧很多思想跟現代經濟學非常接近，既然我們要講中國的傳承，中國的文化，那么我們中國政治經濟學能不能在這個方面做些發展呢？這是我想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最后補充兩點作為結束語：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成為一個包容性的學科和學術體系，不能按照現在的搞法。

我反正把這話甩在這里，不管得罪多少人我還是這么說，必須在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前瞻性、現實性和思想性上方面要大大提升，要解決中國改革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夠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代經濟學都要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融合，取長補短，相互依存。中國國學智慧就是明道的，要明道，取勢，優術，抓時，這個時機也是很重要，有些問題現在才改革已經很難改了，原因就是你錯過了改革時機，如房產稅、遺產稅20前就制定法規就容易多了。我覺得要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長治久安，實現民族復興夢，不能盲目制造不同學科之間的對立。在抗戰的時候還建立過統一戰線，按現在一些人的搞法是不行的，動不動上綱上線，認為自己才是政治正確，別人不是。

第二，任何成熟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提煉和升華，都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經濟理論要具備指導意義，就必須要經過反復不斷的檢驗，才能成為可以具有解釋力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或理論。中國的經濟學科的發展和強大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們也有一種緊迫感。中國在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還是要有這樣的理論雄心，以理論求真、實踐務實的態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創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