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輿論場比較熱鬧。先是接連發生的“攔高鐵”“堵高鐵門”事件，引發整個輿論場對于規則的討論；后在成都，一條狗的死亡，招致巨量圍觀。而事件中，都有一個涉及當事人的標簽被提煉出來：教師（后者當事人實際上已被辟謠非教師）。同樣也是在這兩天，上海一位2年前毆打醫生的女教師，要參評高級職稱的消息，再次在網上引發爭吵。

不能否認，確實總有一些職業，比如以“育人”為職責的教師，所受到的社會道德期待之于一般職業相對更高。人們希望某些職業群體比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承擔相對更高的道德責任，也并非完全的苛責。但是，很多事件中的當事人對規則和道德的突破，其實更多觸碰的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底線，他們也并非是以職業身份介入事件。那么，將公共道德與職業道德混為一談，并且指向對整個群體的定論，其實有失公允。

就以最近的例子為例，無論是“攔高鐵”，還是“摔狗”，本與當事人的教師身份無直接關聯。甚至可以說，他們在事件中所表現出的公共道德與規則意識也不必然是其職業道德、職業表現的投射。在事件的圍觀和傳播中，過于突出當事人的職業，甚至由此發出感嘆：教師到底怎么了？顯然容易造成一種誤傷，由此可能帶來的對教師職業的污名化，不可不察。更關鍵的是，任何職業被污名化的后果，都需要整個社會來承擔，而不僅僅是某個職業群體。

一些受污名化之累的領域，其實已經在顯現某種無法被忽視的連鎖反應。比如，就在最近，在全國范圍都較普遍的流感，讓兒科醫生短缺問題再次受到關注。而在剖析其原因時，兒科醫生的風險高、受尊重程度不足，成為答案之一。其他類似的不少職業，因與社會之間的“互信”程度降低，也都顯現了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將這些現象都歸咎為職業的污名化當然不合理，然而，不當的形象聯想或粗暴的職業標簽，令部分職業承受了不必要的形象傷害，應是事實。

包括突出當事人職業身份在內的“標簽先行”現象，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網絡傳播的內在規律使然。但一些標簽格外受到“青睞”，能夠一次次擊中輿論的“痛點”，背后或許還有著某種社會集體焦慮在發揮作用。

這些年在輿論場中相對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職業，教師、警察（城管）、醫生，他們背后所對應的教育、法治、醫療問題，也恰恰契合了當前社會和時代主要的焦慮抑或是困惑。一方面，這類職業在公共事件的傳播中更易被提煉出標簽，或確實是因為當事人在相關事件中的職業表現，與人們的普遍期待形成了落差；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未嘗不是在“恨屋及烏”的公共情緒驅動下，社會的某些權利焦慮，在突發性事件中被放大，從而轉嫁到具體的當事人并由此上升到對整個職業的“負面”聯想。而這種污名化形成路徑的根除，就不能僅僅依賴于輿論的自省。

沒有哪個人能夠為整個行業代言，將個人的不當表現，動輒上升到對職業群體的“定性”，卻很可能形成對整個行業的污名。并且在這種標簽思維下，職業角色與公民角色形成了錯位，作為公民的道德要求在職業標簽的掩蓋下隱身了，不僅容易構成對群體的誤傷，也不利于社會公民意識的激活，事件的普遍性教訓和公共意義反被稀釋和壓縮。因此，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在公共事件圍觀中，多一點就事論事，少一點標簽先行，殊為必要。區分公民身份與職業身份，明晰個人與群體的界限，既是正確圍觀公共事件的“美德”，也是一種必要的能力。

（原題為《圍觀公共事件，少一點職業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