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瑯琊榜》火得如日中天，它的續作《瑯琊榜之風起長林》也正在熱播中。通過《瑯琊榜》朝代名“梁”和皇族的姓氏“蕭”，讀者基本可判斷出故事背景在南梁時代；改編后，同名電視劇的故事背景也被設定為“南梁大通年間”。本劇一登場就出現京兆尹、京畿九門等地名或官職。那么，真實歷史上的南梁版圖內，存在過京兆和京畿這類政區名么？

“京兆尹”應為“丹陽尹”

“京兆”作為地名首現在西漢時期。秦代置內史管理京畿地區。漢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右內史部為轄區，治所在長安縣，職同郡太守，參預朝政（可見《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7年9月27日《長安不是西安的古名，可為什么我們總是誤把西安當長安？》一文）。

西漢京兆尹

“京”的本義是“高”，后來又引申為“大”，《說文解字》說：“人所為絕高丘也……京、大也。其引伸之義也。”中國很早之前就把帝王所在的首都稱作“京”，《公羊傳·桓公九年》解釋了原因：“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蔡邕《獨斷》也說：“天子所居曰京師。京，大也。師，眾也。”“兆”則是大數字的意思，《韻會》：“兆者，眾數。言大眾所在也。”而“京”本身也含有大數之意，“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總之，兩字都是美好之意，“京兆”合稱作為首都所在的統縣政區名，體現了漢武帝對美好事物的向往，追求吉利的心態。

京兆因為名字里有個京總是讓人以為是首都的地名；其實不然，古代的“京兆”其實一直是西安的專屬地名。曹魏后，雖改京兆尹為京兆郡，但地名一直未變，直到北周仍舊如此。南梁建立后，首都所在的統縣政區名為丹陽尹，并不叫京兆尹。

南朝丹陽尹

南梁也不存在以京兆為名的僑郡。東晉和劉宋曾設置過京兆僑郡（寄治襄陽）、東京兆郡（寄治滎陽）、西京兆郡（寄治漢中）；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年）正月，武功卓越的太尉劉裕（即后來的宋武帝）占領長安后，也在原京兆郡地內加“北”置北京兆郡，以與寄治襄陽的京兆僑郡區別。但上述諸京兆郡都在南梁以前即陷入北境，可見南梁徹底和“京兆”無緣了。

京兆尹既是地名，也是官名。東漢建立后由于定都雒陽，按原來長安屬京兆尹之例，將河南郡改稱河南尹。尹雖然職同郡太守，但又屬能夠參與朝議的京官，故而在稱呼上以示尊榮。三國分治時期，孫吳的丹陽郡并未改名。西晉太康十年（289年），立皇子司馬晏為吳王，以丹楊、吳興、吳三郡為國，丹楊太守改稱內史。東晉太興元年（318年）三月，司馬睿稱帝，是為晉元帝，建都建康。六月，為提高首都地位，仿兩漢京兆尹、河南尹故事，改丹楊內史為丹楊尹；同時，理所當然地撤銷了司馬晏的封國。顯然，將劇中的“京兆尹”稱為“丹陽尹”才是正確的。

而屬北朝的西安，還是一直被稱作“京兆”郡。隋初，文帝罷天下諸郡，一度改京兆郡為雍州。唐開元元年（713年），升雍州為京兆府。宋金時期，西安雖然不是首都或陪都，但仍叫京兆府。直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京兆府為安西路，西安才失去“京兆”這一地名。不過，從此華夏大地也不存在“京兆”這個地名了。

金京兆府

《瑯琊榜》除了將國都所在的政區名搞錯外，也將都城名搞錯了。南梁的都城叫建康城，而非劇中的金陵城；古代城門上更不會寫上“金陵”這樣的城名，只會書寫城門名。像劇中這樣的情景，現實中絕是不會出現的。

唐宋才出現的京畿

《瑯琊榜》里的蒙摯官職是禁軍大統領、京畿九門。但實際上，南梁既未出現京畿這樣的政區名，更不會出現京畿九門這樣的官職。類似的官職九門提督更是晚到清朝才出現的，因該職務統合北京內城九座城門而得名。

“畿”是指首都附近的地區，《說文解字》說：“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一般而言，“京畿”是指比“京兆”范圍更大的地方。作為正式的政區名“京畿”出現很晚，它的前身和雛形“王畿”則在西周就出現了。周王直接治理的地區稱作王畿，是王朝的中心。《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 西周還發展出了畿服制度，它是與分封制相適應的。王畿以外的地區則按離王都距離和關系遠近劃分為諸服，有五服、六服、九服等說（《國語·周語上》作五服）。

西漢出現了類似京畿的區劃——三輔。漢武帝時期，把長安附近地區的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個地方稱呼為“三輔”。“畿輔”后來合稱，成為稱呼首都附近地區的名詞。

西漢三輔

“京畿”真正作為政區名，首現于唐代。唐玄宗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在貞觀十道的基礎上，將全國進一步分成了十三道及兩直屬區京畿、都畿。京畿、都畿雖是道級監理區，可以算在諸道之內。其實它們正式的通名其實是“畿”，并非是“道”。“京畿道”“都畿道”其實是明以后人的誤會，由此產生了“開元十五道”的說法。京畿治所位于京城，轄京兆府、華州、同州、岐州、邠州、商州，共六府州。757年后，諸道監理功能不斷弱化，各地出現方鎮（藩鎮）割據局面，最終開元十五道都名存實亡。

唐京畿（天寶年間）

在我國古代，“京兆”這一地名沒有搬過，而“京畿”卻是搬過的（京兆僑郡是增加，不是搬遷）。宋初取消唐代產生的方鎮之后，“又節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馬端臨《文獻通考》），路逐漸成為州府以上的行政區劃。皇祐時，賈禺朝以為“漢唐都雍（即雍州京兆府），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京，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下同），五年（1053年）十二月壬戌，遂以“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為京畿（路）”，設京畿轉運使；次年，又置京畿刑獄官。這樣把本在關中的“京畿”地名搬到了河南。至和二年（1054年）京畿路被廢棄。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復置京畿路，最初轄開封府十四縣、穎昌府七縣、鄭州六縣、澶州七縣、拱州六縣，共四十縣。到了宣和二年（1120年），各州府又歸原屬各路，開封府成為京畿路下轄唯一的州府。六年，太康縣復隸開封府，最終京畿路只轄開封府十六縣。金滅北宋后，京畿路被廢，成為了金朝南京路的一部分。

北宋京畿路（宣和六年后）

南宋在紹興八年（1138年）定都臨安府后，雖然將錢塘、仁和兩附郭縣按慣例升為赤縣，臨安、余杭、于潛、昌化、富陽、新城、鹽官等七郊縣升為畿縣；但為顯示收復故土的決心，京號不稱為“京城”，只稱之為“行在”，意思是皇帝行鑾駐蹕的所在。既然南宋首都不叫京城，理所當然不存在京畿路了。順便說一句，前幾年央視熱播劇《大宋提刑官》中，主人公宋慈曾任提點京畿刑獄，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當時，臨安府所屬的路當為兩浙西路，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的治所也不在臨安府，而在平江府（今蘇州）。

“京畿”這一政區名，對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和日本有很大的影響。朝鮮太宗十三年（1413年）劃全國為京畿（朝鮮國王只是明朝的郡王，用此名其實有僭越嫌疑）、江原、慶尚、忠清、全羅、平安、咸鏡與黃海共八道。太宗、世宗時期，以漢城（今首爾）為核心，把廣州、水原、驪州、安城等東南地區劃歸京畿，大體上同現在的京畿道行政區劃一致。

李氏朝鮮京畿道

日本關西地方，又稱為近畿地方，是本州島中西部的一個地理區域，由京都府、大阪府、滋賀縣、兵庫縣、奈良縣、和歌山縣、三重縣等二府五縣構成。“近畿”是指日本古代實施令制國所劃分的“畿內”區域，與“京畿”一詞相通。

日本近畿地方

民初重現的京兆

古代“京兆”之名不用后，曾在近代重現過。清朝時期，北京附近的二十四州縣，由京師順天府（京師為京號，順天府為統縣政區名）管轄。順天府名義上屬于直隸省，實際上是地位與省相當的特別區域，史稱“順直兼轄區域”。它的重要性可從官職上看出來，順天府府尹高達正三品，與各省按察使品秩相當；乾隆帝也說府尹“體統與巡撫相等”（《高宗實錄》），因此諸事可直接上奏朝廷。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決定建都北京，仍稱“京師順天府”。次年1月，北洋政府頒布《劃一現行順天府屬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規定該府轄區及其與直隸省的關系，一切如舊，首長繼續稱府尹。

清順天府

順天府為明清故名，舊時代色彩過于濃厚,北洋政府遂于1914年10月4日，公布《京兆尹官制》，將順天府改為京兆地方，又稱京兆特別區域。京兆地方行政機關稱為京兆尹公署，長官改稱京兆尹，需由內務總長經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任命。京兆尹職權略同普通省級行政長官，由于管轄地域相對較小，故職權略低。這樣，“京兆”“京兆尹”之名便在民初再現了。

民國京兆地方

同時，北洋政府還公布《京兆地方區域表》，正式同意當年5月內務部的呈請，將原順直兼轄區域的二十縣劃歸京兆地方。寧河、文安、新鎮、大城等四縣因離府尹駐地較遠，劃屬直隸省。1915年9月21日，在公布改訂后的《京師地方自治章程》，明確京兆為特別行政區，賦予相當于行省的地位。

1926年京兆地方及直隸省圖

隨著市政管理的近代化，城市型政區“市”也在民國初年出現了，首現地區當然在首都。1913年，內務總長朱啟鈐鑒于首都市政的重要性，提請國務會議要求設立京都市政公所，并親自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條例》。次年4月，劃定市區，于順天府下設京都市政公所統轄城區，置督辦一名。督辦級別甚高，規定由內務總長兼任。

1921年1月，北洋政府定市名為“京都”。7月，政府公布了《市自治制》，將國內的市分為“特別市”與“普通市”兩種。次年6月，確定京都為特別市，京都特別市正式成立，內務總長仍兼任行政首長。大總統令稱：“京都地方業經明令為特別市，所有市政督辦各職應即裁撤。在市自治機關未成立之前，市政事宜由內務總長暫行兼理(教令第十一號)。”

1928年北京結束了作為民國首都的歷史。6月28日，國民政府將“京都”更名為“北平”；同時將省級政區京兆地方裁撤，歷代附郭于京城的宛平、大興二縣亦被遷治于城外，北京城成為獨立政區。國民政府設立北平特別市，范圍為北京內外城和近郊，直隸于國民政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北平市改名北京市。

參考文獻：

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年8月

錢端升等：《民國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張喜慶、何一民：《民國時期特別市制度的創設與演變》,《學習與實踐》,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