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李懷印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444頁，89.00元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國的近現代史……是中國朝向一個現代主權國家轉型的歷史”，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懷印看來，要確立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歷史正當性”及其在“國際政治話語中的合法性”，就必須重新認識領土、人口、政府和主權這四個構成民族國家的基本因素，就無法回避對一系列問題的分析與回答：“今天的中國究竟從何而來？其疆域構成、族群組合和政權形態是否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現代民族國家，抑或一個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認同方面依然面臨重重危機的非常態國家？”

在李懷印看來，從以西方歷史為準繩認為古老中國在一次次“沖擊-反應”下被迫走向現代化的歐洲中心論，到強調研究中國歷史應從中國內部實際情況出發的中國中心觀，從啟蒙史觀到革命史觀，從“失敗敘事”到“成功敘事”，都存在宏大歷史敘事的窠臼或者“碎片化”的泥潭。

在新著《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中，李懷印將中國的國家轉型視為近世以來全球范圍的國家形成過程的一部分，打破了世界史與中國史之間的國別壁壘、通史與專門史之間的約束界限以及古代、近代與現代之間的分期樊籬，試圖走出一條“宏觀歷史”或曰“大歷史”的研究路徑。可以說，這恰恰反映了他試圖接續在前著《重構現代中國》中的努力，即：強調從事件正在發生的彼時彼刻觀察問題的“在時性”（within-time），以及避免革命史觀和現代化敘事中所包含的目的論的“開放性”（open-ended）。

關鍵變量和“三重均衡陷阱”：地緣、財政與認同

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曾說：“中國的治理史乃是皇權試圖將其統轄勢力不斷擴展到域外地區的歷史。”李懷印在書中的分析，也恰恰聚焦于地緣、財政與認同等三個因素國家轉型過程中的關鍵變量：國家在身處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根據國內外各種競爭勢力的消長，來制定相應的戰略優先目標、決定對各種資源的需求程度；財政-軍事構造取決于國家經濟規模的大小、國家汲取經濟資源的效率和強度，以及國家通過稅收、借貸、征用、動員或其他手段將資源轉化成真正的財政收入和軍事實力的能力；政治認同則強調不同權力集團之間的互動，決定了國家對所掌握的資源進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李懷印指出，三種變量的穩定和均衡態勢既有利于支撐國家治理與維持社會穩定，又有可能阻礙國家競爭能力的提升和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潛能。換言之，三重均衡態從形成、消失、重建到最終失衡的反復交替與動態演進，“均衡”與“陷阱”的對立統一，背后恰恰反映了國家轉型的動力、機制和路徑。

例如，十八世紀時清朝完成了對邊疆地區的整合，田賦構成國家主要收入、堅持剛性收支原則且常年保持收略大于支的“緊平衡”狀態，滿漢關系、中央-地方關系也得到調整與緩和；但從消極的方面看，“以中國為中心、周邊缺少抗衡勢力的國際秩序”使軍事建制和軍備水平鮮有提升，財政結構的汲取能力與擴張能力難有突破，體制慣性、路徑依賴和統治集團的高度自信也阻礙了內部創新和制度變革。伴隨著人口壓力加大、兩次鴉片戰爭帶來的外部沖擊和太平天國動蕩，三重均衡態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遭到挑戰，地緣格局和財政狀況明顯失衡，而權力重心從中央向地方督撫轉移，從滿洲貴族向漢人官僚轉移，原來政治生態中的權力均勢也不復存在。

類似地，三重均衡態在同光年間得以重建：清廷最終決定海防與塞防并重、以塞防為急務、穩固邊疆、提升軍備，國家歲入倚賴關稅、厘金等間接稅并開始采用短期借款等近代融資手段，使稅收來源多樣化、財政收入規模穩步增長且有可觀的收支盈余，滿漢關系與央地關系再度緩和，“晚清國家之所以顯示出異乎尋常的韌性，關鍵即在有條件的忠誠之下的地方化”。

不過，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等內憂外患再次徹底破壞地緣格局，賠償外債和清末新政所需的巨額開銷導致“量入計出”變為“量出計入”、財政赤字急劇增加，新政措施試圖在財政、軍事等領域推進集中化改革，“權力中心的排擠和不信任”損害了地方政治精英的認同、漢人疆吏的認同與各省督撫的核心利益，使其“有條件的忠誠”不斷弱化，“清朝國家的集中主義基礎，最終……在體制外革命黨人的反叛和體制內漢人精英的壓力面前，變得不堪一擊”。

規模之“大”、結構之“強”：歷史傳統、演化路徑與博弈結果

李懷印教授在書中寫道：“既‘大’且‘強’，亦即超大規模的領土和人口，與一個高度強勢的政府體制之間獨一無二的結合，乃是今日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最大特征。”

可以說，現代中國之所以呈現出超大規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構成，至少可以歸因于“原初中國”的稟賦與基礎、清朝前期邊陲用兵對國家有效治理范圍的進一步拓展、清朝對內地和邊疆施行的一系列復雜卻又精準有效的治理方式，以及晚清和民國政權在向近代主權國家轉型過程中，大體上有能力捍衛領土的完整性和連續性，讓“中國”“華夏”的定義不斷拓寬、邊界日趨清晰、疆域得以穩定。

特別地，十九世紀后半期中國財政軍事體制上形成的“地方化集中主義”（localized centralism）機制可以在短期內動員和抽取足夠的財源來滿足中央和地方急劇擴張的收支需求，清廷對邊疆的有效治理以及由此所帶來的邊疆長期穩定和鞏固使得各族群（尤其是他們之中的精英階層）對朝廷產生效忠和認同并轉化為共同的民族主義理念。而“中國疆域之幅員遼闊，內地人口之高度同質，政府體制之高度整合”，又反過來使得任何列強在競爭均勢的背景下“無法在華施展其在其他亞非殖民地屢試不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最終讓中國能夠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幸存于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侵略危機之中”。

在規模“大”以外，現代中國還有權力高度集中、組織凝聚力出色等結構“強”的鮮明特征。而李懷印認為，在秦漢以后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分權、代議制政治，從來不是皇權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存在有自治市鎮、貴族和教會組成代議機構對“君主所代表的權力中心”起制約作用。于是，“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傳統有一種示范效應”：舊秩序崩潰后試圖建立新秩序的競爭者所追求的，“往往是建立另一個高度集權的統治，而不是心甘情愿地與他人分享權力，或者愿意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有力的制衡”。

二十世紀中國的“強國家”（strong state）形態，追根溯源可至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鼎盛時期所形成的地緣格局和財政結構的“均衡陷阱”。而導致近代中國民主政治反復中斷、踐行代議制民主機會曇花一現的最根本原因，是始于晚清、盛于民國的“制度化了的權力下移，致使各省或各區域的自主力量與中央政權爭奪對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的控制”。李懷印由此判斷，“在消除地方離心勢力、結束國內政治不穩定之前，民主政治在中國不具備最基本的實現條件”。

國家轉型的最本質邏輯：更統一、更高效、更集中

李懷印認為，1600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史由四個階段、三個環節銜接相續，嬗遞而成：由明朝以漢族為主體的原初型的族群國家，擴展為清朝的多族群疆域國家；將居于周邊國家之上的疆域國家，重構為與周邊平等的近代主權國家；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把中國逐步改造為高度統一集權的現代國家。無論從邏輯層面還是歷史層面，這三個環節都緊密聯系、不可或缺。

根據李懷印的分析，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結構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最終形成，正是中央與地方勢力之間反復博弈的辯證過程與客觀結果。而對此間“集中主義”的勾連、演進與發展的分析，構成了李懷印在書中分析與論斷的重要內容之一，可以說關涉到他識別出的現實生活秩序與重大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歷史譜系、歷史軌跡與歷史敘事。

太平天國運動以后出現的“地方化集中主義”，使清廷有可能平定大規模內亂、加強邊防、致力洋務和全面建設新政。而民國肇建后，地方勢力紛紛統一集權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這種“集中化地方主義”（centralized localism）既加劇了軍閥派系之間的政治分裂和武力競爭，又為全國范圍的政治統一和集權國家的建立打下基礎。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李懷印才認為，“晚清中國歷史固然充滿了挫折和屈辱，但放眼整個非西方世界，它更是一部國家轉型非常成功的歷史”。

中國國民黨打造了更為統一集中的財政軍事組織，故而在與各地方勢力的激烈競爭中勝出，但南京國民政府未能成功整編地方勢力、未能建立集權高效的全國性行政管理體系、未能有效地將國家權力推進到城鄉社會底層，只能被稱為“半集中主義”（semi-centralism）。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在權力架構、組織結構、意識形態、政治認同和財政軍事體制等各方面取得了“全方位集中主義”（total centralism）的優勢，而其在1949年后建立的國家政權，更是“徹底扭轉了晚清以來權力下移、頭輕腳重的政治格局”，“就政治統一和權力集中程度而言，超過了此前任何一個政權，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清朝鼎盛時期的地緣優勢和財政低度均衡，到后期的軍備松弛、軍事財政權力地方化，從二十世紀區域性財政軍事政權的興起，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次第建政，國家政權在國家轉型過程中一步步克服非集中化并趨于集中化。“只有建造一個比對手或者現存政權更為統一集中的財政軍事機器，并且在其內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認同，新的挑戰者才會最終勝出”，李懷印認為，這正是中國國家轉型的最本質的邏輯，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強國家”得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任重道遠：塑造新型國民關系

在李懷印教授看來，雖然清朝時期的中國并不是一個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權國家所構成的近代世界體系的一員，但無疑與早期近代歐洲的主權國家更為接近。而作為唯一一個建立在昔日帝國基礎之上并且成功進行現代化轉型的非西方國家，中國在二十世紀從區域到全國的國家重建路徑，是“由挑戰中央的地方勢力，自下而上地完成國家權力的再集中和領土的整合”。

“正是這樣一個以克服非集中化和追求政治統一為中心內容的過程及其歷史遺產，造就了延續至今的現代中國國家的權力結構。”而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形成、構建和轉型的歷史，不能用“帝國-民族國家”的二元對立思維和線性演進模式來簡要概括，更不能用種族決定論、制度決定論、文明決定論等種種名目包裝下的歐洲中心主義等西方分析邏輯來輕率解釋。

國家轉型是一個連貫的、接續的、兼容的、環環相扣的歷史過程。因此現代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也包含著在文化、疆域、族群、國家形態等方面的聯系性、層次性和歷時性。中國的國家轉型與現代中國的形成，并沒有經歷多族群帝國的崩潰、分裂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系列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也并沒有建立一個體現主權在民原則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因此“最好被視作不同的歷史遺產疊層累加、共同作用的結果”，政治和治理、疆域和主權、族群和歷史、傳統和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層次，“每增添一層，中國的國家形態即會有新的變化，并被賦予新的涵義”。

“中國的體量太大，歷史慣性太強，使那些移植自國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終不得不讓位于植根于中國自身傳統和資源的內在動力和邏輯”，讓位于“由中國的不斷變化的地緣格局和自身的各種財政、軍事和政治資源的相互作用所構成的原動力”；中國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權國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國家”為起點，依靠所積累的行政、財政和文化資源，“緩慢、艱難但是穩步地朝著近代主權國家的方向演進，并且最終在二十世紀中葉達到主權完整、政治統一、高度集權的階段性目標”。簡而言之，李懷印認為，這事實上體現了歷史經驗、歷史選擇、歷史結論的高度統一，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的高度統一。

李懷印提醒讀者，“中國的國家轉型仍面臨諸多挑戰……只有在今后數十年內成功解決這些問題之后，歷時數世紀的國家轉型過程才得以完成”。只是，原本承諾在最后一章展開的分析與討論卻最終語焉不詳、略去不表。但李懷印對未來中國現代性的獨特性、有效性、正當性的闡述，可以從他發表于2017年的論文《中國是怎樣成為現代國家的？——國家轉型的宏觀歷史解讀》中一窺端倪。

李懷印認為，如果要讓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受世人景仰的現代國家和一個擁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全球性大國”，必須在內地與邊疆、國家與人民、中國與他國等三方面，重新構造原先的一個中心的“國家歷史書寫”，重新塑造建國時代和國家工業化時期“以集中化權力結構為手段、以民族主權和國家安全為最高目標”的國家-人民關系，重新反思革命時代民族主義歷史書寫所塑就的“過分嚴重的受害者心態”。

具體地說，李懷印建議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遺產和特性的基礎上“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以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福祉為立法和決策的優先考量”，“積極參與或主動建構區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機制”，同時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識創造力、政治活力和對全人類福祉的承諾來打造現代中國的軟實力。在筆者看來，若能如此，則在為現代中國國家轉型畫上完美句號的同時，也有望在深研史料、深究史跡、論探史源中構建出“活的”歷史、“過程性”的歷史、“譜系化的”歷史、“作為關系的”歷史、承載著“意會型知識”和價值信仰體系的歷史，更能從內在理路與外在語境等方面，為中西現代性的對話、交流和相互理解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