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悲劇” 與等級重構: 黑格爾耶拿早期“市民等級” 理論起源探析

摘要:

近代世界不斷興起的經濟活動充斥著原有的社會政治秩序。古希臘統一的城邦生活和倫理精神為黑格爾提供了一種拯救近代世界個體性原則盛行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希臘悲劇的“和解”隱喻中變得明朗起來。黑格爾援引俄瑞斯忒斯悲劇，試圖在古代城邦倫理精神與近代政治經濟學體系之間達成和解。這一和解方案體現為，在重構倫理總體優越性的前提之下，承認近代經濟活動自發形成的 “市民等級”的獨立性和合法性，并使之接受倫理國家的監管控制。這是黑格爾最早通過引入政治經濟學，關于“市民社會”起源的理論探索，也是黑格爾首次對 “市民社會”和“國家”做出劃界的理論嘗試。

作者簡介:

朱渝陽，浙江大學哲學學院

論文來源:

《世界哲學》2022年第4期

本文作者：朱渝陽

希臘悲劇在黑格爾哲學理論探索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在早期的神學著作、耶拿時期的法權倫理手稿還是在稍后的 《精神現象學》中，希臘悲劇及其不可抗拒的命運結局，都不同程度地承載了黑格爾哲學思想的表現形態和話語樣式。尤其是在耶拿早期，古希臘的城邦建制不僅是黑格爾心中公共政治生活的典范，而且也促使黑格爾不斷回望審視希臘倫理日暮途窮、盛衰轉換的歷史命運。黑格爾最早對城邦倫理精神的衰退做出反思，試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倫理共同體，集中體現為《自然法論文》 (1802 /03) 中提出的 “倫理悲劇”(die Trag?die im Sittlichen) 。所謂新的歷史條件，就是以個體主觀性原則為基礎的國民經濟學的高度發展創造了一個獨立的、普遍的“社會需求體系”，它在客觀上充斥甚至瓦解了以普遍性為原則的城邦政治生活和古典倫理精神。如何在重振、復興古希臘倫理精神的同時，應對國民經濟活動對近代社會結構產生的變革性影響，成為黑格爾耶拿早期自然法學說最重要的現實關切。

黑格爾解決這一倫理困境的獨特進路在于，從世界歷史的視角，指出希臘城邦倫理難以逃脫的“悲劇性”命運及其與近代世界達成和解 (Vers?hnung) 的必然性。這里所說的“悲劇”指的是埃斯庫羅斯筆下的俄瑞斯忒斯 (Orest) 為父報仇而手刃生母，受到復仇女神血腥報復而被迫逃亡的故事。從這一悲劇性的神話事件中，黑格爾看到了其中所影射的家庭之法與城邦國家之法個體倫理與神靈倫理之間的對立沖突和無法抗拒的兩難抉擇。最終的審判因雅典娜女神的介入而成為可能，對抗性的雙方也達成和解。這一和解體現為: 一方面俄瑞斯忒斯被無罪釋放，其弒母的罪行得到赦免; 另一方面復仇女神的訴求也得到回應，其使命由兇殺報復轉變為福佑城邦。以此悲劇的和解為理論樣式，黑格爾指出，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古典城邦倫理生活消失。被后起的羅馬世界所取代，這同樣是一出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倫理悲劇”。因此，要追問的是，陷于 “倫理悲劇”中的雙方是如何走向和解的? 黑格爾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成為其“市民社會”方案的最早理論探索，也是古希臘悲劇“和解”隱喻的直接運用。黑格爾一方面以古典城邦倫理為共同體典范和國家理論模本，并借用有機體概念 ( Organismusbegriff) 和生命概念(Lebensbegriff) 來刻畫“絕對倫理”動態 發展的有機屬性和總體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基于市民經濟活動中的 “勞動—需求”模式而自發形成的普遍的社會需求體系，這一體系創造了一個獨立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市民經濟領域。黑格爾要在重振絕對倫理精神的理論框架之下，承認并論證 “市民等級”的合理性，首要的工作就是對古典城邦建制進行等級重構。

數據與方法

根據亞里士多德 “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個體”的定義，黑格爾把城邦 ( polis) 或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Volk) ，規定為完全肯定之物 (das Positive) 。民族不僅在邏輯上有先于個體存在的優先性，而且還有高于個體的優越性，個體只能在民族中才能實現自身。作為承載普遍之物的政治共同體，民族體現為一個代表普遍精神的倫理總體。但倫理總體要組織自身，運轉起來，統一的民族整體就必須劃界、分層，并通過這一內部分層機制而使 “絕對倫理”( absolute Sittlichkeit) 對象化、客觀化為具體的形態。等級學說就是一種使社會差別 倫理化的嘗試，它依據不同的倫理特性劃分等級，把倫理實踐放置在相應的等級之上。同時，歸入等級也是個體參與、融入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必然的方式，“每個倫理個體只有作為 一個內在被劃分了的個體才是可設想的”。因此，等級劃分不僅是倫理總體現實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倫理秩序差異化的內在要求。黑格爾把古典城邦世界的等級模式，看作倫理共同體存在的典范，并把整個城邦倫理劃分為 “自由人等級”(Stand der Freien) 和 “非自由人等級”(Stand der nicht Freien) 。“自由人等級”是從事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的等級。他們具有普遍的公共德性，彰顯著絕對的倫理精神，是倫理理念的現實化樣態，因此是完全自由 的。這一等級使命可以看作是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 “πολιτεv ＇ ειν”( 投身政治生活) 的規定。與 “自由人等級”關注倫理總體的等級特性相反，“非自由人等級”處于絕對 之物的對立面，他們從事某些特定的商業勞動和生產事務，專注于占有、積累所有物。對此，黑格爾這樣說到: “這個等級 ( 非自由人等級) 處于需要和勞動的差異之中，以及占有財產的法權和正義之中。這個等級為了個人而勞動，因此自身不包含死亡的危險。”與他們各自的等級事務相對應，他們的等級屬性也具有根本差別。自由人 ( 貴族) 等級的德性 是勇敢，戰時為國慷慨赴死，平時則投入城邦政治生活。他們與城邦總體完全同一，是普遍倫理精神的象征。非自由人 ( 下層) 等級則遠離政治生活，投身經濟生產勞動。這樣的等級屬性決定了他們只能相對地、有限地參與城邦政治。他們自身不具有公共德性，受制于私人事務，因此是不自足、非自由的，屬于 “相對倫理”(relative Sittlichkeit) 的范疇。

既然“自由人等級”和 “非自由人等級”本質上相互區別，那么他們為何能在古典城邦中相互共存? 這一問題將進一步引向對城邦運作機制的追問，即公共政治生活與個體經濟生活之間的邊界問題。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規定，古典經濟學是一項私人事務，它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空間之外，屬于家政學 ( ?konomik) 。為古典經濟活動奠基并促成其存在的，不是別的，正是具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奴隸制度。奴隸是從事生產勞動的非自由民，只有主人才是自 由民，才能在城邦中平等地參與公共政治事務。家政領域的非自由、不平等的存在秩序與城 邦政治生活所要求的平等和自由秩序完全對立，這就徹底阻斷了由家政學進入公共領域的可能性路徑。私人家政學與城邦政治之間不同質的存在結構和統治秩序，決定了 “自由人等級”與 “非自由人等級”之間嚴格且無法跨越的等級界限，古典城邦生活的統一性也就表 現為這種穩定、牢不可破的等級劃分。在古典經濟學向近代政治經濟學轉變的過程中，城邦 等級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在于，經濟活動的影響范圍和效用邊界。在亞 里士多德的古典經濟學中，經濟活動被界定為公共生活之外的家政學，它不涉及倫理整體， 只局限在人身依附關系的奴隸制度之中。黑格爾思考的是，是否具有打破私人家政學與城邦政治之間不同質的區域界限，并進而把經濟活動引向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這一理論上的可能性，通過兩個核心要素，轉變為一種實踐的必然性。具體而言：

其一，黑格爾通過涉獵近代英國政治經濟學，看到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政治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邊界的沖擊和消解。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不是人身依附關系的奴隸制，而是個體性原則。每個個體作為市場主體具有自主性。勞動不再是滿足單個人的家政勞動，而是滿足社會總體需求的普遍勞動。基于這種普遍的 “勞動—需求”模式，近代經濟活動就具有了社會屬性，從而也就有塑造和整合社會共同體的功能。黑格爾這一深刻洞見對于解放家政學的經濟活動，將其引入公共社會領域，具有重大意義，這也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形成機制的一個明顯區別。黑格爾明確指出，以滿足社會普遍需求為指向的經濟活動必然創造出一個獨立的、普遍依賴的社會實踐領域:

這些實在性或情感存在于其純粹內在的無形式性和簡單性之中，它們在實踐領域中從差異中進行自我重構，通過消滅直觀而從揚棄無差異的自我感覺中走出來，它們就是自我重建的情感──物理的需要和享受，這些需要和享受在總體中重新設定自身，在無限交織中服從于一種必然性，并形成物理需要以及為滿足這些需要的勞動和積累的普遍 相互依賴體系，──這一體系作為科學──，即所謂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其二，從世界歷史進程的視角，黑格爾把古典城邦倫理的衰退及其向羅馬帝國的過渡看 作是一部 “沒落的歷史”( Verfallsgeschichte) ，并試圖借助倫理悲劇的隱喻，為這部沒落的 倫理悲劇史做形而上、本體論的論證。黑格爾認為，羅馬時代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走向和發 展趨勢。這種必然性體現為，以主奴關系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漸漸消退，“自由人等級” 和 “非自由人等級”之間固化的界限逐漸模糊起來。

第一個要素使黑格爾具備了新的理論資源。他通過接受近代經濟理論而形成一種嶄新的、不同于亞里士多德模式的等級劃分。M. 里德爾 (M. Ｒiedel) 曾這樣高度評價黑格爾對國民經濟學的研究: “在同時代的德國觀念論哲學中，黑格爾對從詹姆斯·斯圖亞特到亞當·斯密和 ( 在 1821 年《法哲學原理》中) 大衛·李嘉圖這些英國經典作家的最先進的國 民經濟學理論的接受是無人與之媲美的。”第二個要素為黑格爾提供了一個宏大的世界史視角，使他把希臘城邦的隕落置于世界史的進程之中，并將其看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兩種趨勢在黑格爾的視域中交叉融合，共同發揮作用，為黑格爾反思城邦倫理消失和重構現代社會秩序奠定了基礎。這體現在，一方面，黑格爾認為，古典倫理的喪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不可逆轉的事件; 另一方面，黑格爾指出，隨著城邦倫理的喪失，古代等級結構也會被整合、重組，同時國民經濟理論也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形成提供了背景支撐。

二、“絕對倫理”的喪失

如前所述，黑格爾把城邦倫理盛衰轉換的命運納入到世界史進程之中，把古典倫理精神的消亡看作一段沒落史，這樣，黑格爾經歷了一次視角轉換，他把視角轉向了 “歷史起源學的考察”。整個城邦有序組織的基礎是層級分明的等級結構。“自由民等級”的事務是參與政治生活和城邦戰爭; 而 “非自由民等級”則遠離公共領域，投身生產活動和家政學， 以滿足自由民的物質需求。一旦等級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城邦統治也就岌岌可危。黑格爾引證 E. 吉本 ( Edward Gibbon) 的 《羅馬帝國衰亡史》，從社會歷史劇變的大背景出發，把古 希臘城邦生活的消逝描述為 “絕對倫理的喪失”( Verlust der absoluten Sittlichkeit) 。黑格爾認為，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隨著羅馬帝國的興起，一種新的、形式平等的普遍秩序原則也得以確立。在此原則的沖擊之下，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間森嚴的等級界限被打破了，兩個等級混雜起來。自由民喪失了公共德性和倫理精神，他們由高高在上的貴族滑向大眾化的平民，普遍的政治生活被私人生活取代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德性的盛行意味著，代表普遍精神的城邦倫理不復存在。這一倫理衰落史具體表述為:

在羅馬帝國普遍性的經驗現象中，那種奴隸關系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在絕對倫理的喪失中，并且隨著高貴等級的墮落，以前兩個不同的等級成為平等的了，隨著自由的消失，奴隸制也必然消失。普遍性和平等的原則首先必須如此占領整體，以至于兩個等級不是分別開來，而是混合起來。在這種混合中，在形式統一性法則之下，第一等級實際上完全毀滅了，第二等級變成了唯一的大眾。

顯然，黑格爾力圖從歷史起源學的視角來探究希臘城邦是如何走向沒落的。羅馬世界的形式平等原則消解了奴隸制，沖破了原有的等級界限，迫使自由民與非自由民進入到普遍的、形式的平等關系之中。這種形式的平等原則主導了整個政治生活的秩序。至此，古典城邦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羅馬時代的崛起。

羅馬帝國雖然長期處于和平的統治狀態之中，但黑格爾卻把這種表面上的社會穩定看作是 “帝國生命之中的一種緩慢而隱秘的毒素。”像勇敢和為國慷慨赴死的公共美德蕩然無存，相反，以個體利益和經濟活動為目的的市民算計成為主流。整個社會遠離公共生活，轉向私人領域，這在黑格爾看來，無疑就是絕對倫理的毀滅。要拯救社會危機，復興倫理精神，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清除形式的混雜、重構社會等級。為此，黑格爾一方面堅持等級秩序的倫理維系職能和古典精神的統攝意義;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賦予近代經濟活動主體相應的社會角色。新舊等級秩序和新舊社會力量的對峙抗衡使得黑格爾對重建倫理共同體做出新的思考。這一理論的創新之處在于，他把城邦倫理精神與政治經濟學重塑社會秩序的功能結合起來，試圖發展出一個既能容納古典倫理原則，又能承認近代經濟活動獨立地位的社會和解方案。

雖然此時黑格爾并沒有明確使用 “市民社會”這個概念，但他出于拯救城邦倫理沒落， 應對近代新歷史境況的考慮，明確提出將政治經濟學引入倫理共同體的建構之中。他同時也看到了基于普遍社會需求體系而形成的一個獨立的、專門從事經濟活動的階層，這是黑格爾第一次明確提出市民階層理論，并自覺將其與國家區別開來，也是后期《法哲學原理》中 “市民社會”理論的初步表述和思想來源。具體來說: 首先，黑格爾充分承認國民經濟活動對于社會整體結構的沖擊作用和塑造功能，根據這一經濟主體的特性，將其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即 “財產和法的體系”( System von Eigentum und Recht); 其次，黑格爾再有意識地將這個獨立的體系從第一等級中剝離、分割出來，讓其自成一個等級。這就是黑格爾新的社會分層理論:

這個財產和法的體系由于前述個別性的僵化存在，決非絕對和永恒之物，而是完全存在于有限和形式之物中。這個體系實際上脫離并排除在高貴等級之外，它必然自成一 個等級，然后就能不斷擴大自身。

此時，人們就必然有意識地接受這個體系，承認它的權利，而它也就被排除在高貴等級之外，并容許其自成一個體系，作為它的王國。在這個王國之中，它能夠自我確立，…… 同時，這個等級還構建起一個連貫的體系，并且通過將占有的關系接納到形式的統一性之中，每一個個人，因其潛在地能夠占有，便直接作為普遍物或者作為公民 ［在作為市民 ( bourgeois) 的意義上］，同所有人發生關系。由于這個等級成員是私人， 因此他們不再過問政治。

從上述兩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黑格爾把從事經濟事務的個體與第一等級相分離，承認經濟活動領域的獨立性，并將其提升為一個新的等級，即市民等級。市民階層的等級特征歸結為兩點。第一，市民等級占有財產和尊重社會正義，每個市民在形式上相互平等，共同參與到普遍倫理的秩序之中。第二，市民階層投身私人生活和生產事務，對政治生活和公共領域的熱忱全無，不再過問。從事經濟活動的利益驅使和明哲保身的傾向也使他們放棄了勇敢和為國捐軀的公共美德。作為 “市民”(bourgeois) 固有的利己經濟屬性和作為 “公民” ( Bürger) 所要求的公共政治態度之間的基本矛盾，促使黑格爾進一步對 “市民等級”的合法性做出論證。黑格爾在哲學上做出的回應就是“倫理悲劇”的隱喻。

三、“倫理悲劇”的和解隱喻

“市民”與 “公民”雙重身份的對立要求對 “市民等級”的合法性做出論證。這也是黑格爾耶拿早期重構倫理共同體要面對的兩難境地: 一方面他以理想化的城邦生活為典范，賦予古希臘倫理精神高于一切經濟活動的優先性; 另一方面，他接受并承認政治經濟活動對 現代社會秩序的整合塑造功能，即創造了一個獨立的、人與人相互依賴的普遍需求體系。這 一矛盾可具體表述為，在確立倫理總體具有絕對優先權的前提之下，如何安放那個獨立的、 自成等級的市民階層?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黑格爾引入希臘俄瑞斯忒斯悲劇，試圖在希臘城邦倫理與現代市民等級之間達成和解。

在埃斯庫羅斯的筆下，俄瑞斯忒斯是兇殺復仇的悲劇人物。由于其生母的弒夫罪行，觸犯了城邦倫理之法，俄瑞斯忒斯便遵守阿波羅神諭，手刃生母，為父報仇。但他的弒母行為，違背了自然血親之法。他屠殺了給予其生命之人，犯了謀殺血親之罪，遭到古老復仇女神的驅趕追殺。然而，阿波羅代表普遍的倫理精神，他堅持認為，俄瑞斯忒斯是出于維護城邦倫理秩序而做出的正義行為，是無罪的。在復仇女神與阿波羅爭論不休之時，雅典娜被召喚，以化解這場家庭法與城邦法、家族血親群體與政治群體之間的倫理沖突。雅典娜的解決方式就是“和解”: 一方面，阿波羅的訴求得到滿足，俄瑞斯忒斯無罪釋放，城邦倫理得以捍衛; 另一方面，復仇女神的正當性被認可，她們由此轉變為福佑城邦的神靈。

以此悲劇沖突的和解為范例，黑格爾提出了化解 “倫理悲劇”的 “犧牲”( Opfer) 理論，他以“有機體概念”和“生命概念”來比擬“倫理”的統一性、主體性特征。在此基礎上，黑格爾區分了 “倫理”的有機本性 (organische Natur) 與無機本性(unorganische Natur) 。作為有機體的 “倫理”，為了發展自身，保持自身鮮活的生命力，就要把一部分無機物從自身中剝離出來，棄而不用。盡管那一部分無機物從倫理中分割出來，并被獻祭給死亡，但正是通過這種分離、獻祭的方式，犧牲之物的權利被承認，被納入到無差別的統一性之中。因為分割和獻祭并不是別的，恰好就是倫理的自我分離和自我犧牲。“倫理”分化 犧牲的過程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一，“倫理”通過犧牲一部分無機物而得到凈化，并借此保持自身的絕對生命力和有機整體性。第二，“倫理”的犧牲行為既不是完全消滅無機之物，也不是全然接納有機之物。毋寧是，“倫理”通過犧牲無機物的方式，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并與之和解。黑格爾把倫理自我分化和自我犧牲的過程看作是 “倫理悲劇的上演”:

這不過就是悲劇在倫理事物中的上演，也是絕對物自身的永恒游戲。絕對物自己永遠產生為客觀性，在它的這種形態中經受痛苦和死亡，并從它的灰燼中上升為榮耀。

借用 “倫理悲劇”的犧牲和解隱喻，黑格爾意在說明世界歷史進程中市民階層形成的必然性。隨著世界史的發展，“絕對倫理”會進入到一個階段。在此階段，倫理難以與自身保持同一，必然要分化自身。這個自我分化的轉向同時也意味著不可逆轉的悲劇: 公共政治轉向普遍大眾的經濟活動; 城邦美德轉向個體利益和財產占有; 倫理精神轉向私人社會生活。整個古典范式的城邦公共生活淪落為私人化的生產勞動，這標志著理想化的古典城邦走向滅亡，以勞動和普遍需求而相互結合的市民階層統攝整個社會秩序。這樣一幅城邦建制落幕、市民階層升起的圖景被黑格爾稱之為 “倫理的喪失”。但這一悲劇性的歷程卻是 “絕對倫理”在其自身的運動發展中必然要經歷的“命運”( Schicksal) 。倫理關系的悲劇性不僅表現為不可逆轉的 “必然性”和難以逃脫的 “命運”，同時也是一種由 “和解”而達成的自我持存和自我發展。這體現為，一方面，擴大化的私人經濟勞動打破了原有的城邦公共秩序，“絕對倫理”為了保持整體的生命力，要與自身的無機部分(需求和勞動體系)相分離; 另一方面，作為犧牲物的勞動需求體系，通過與絕對物的分離而達成一種和解: 它自成 等級，形成一個獨立的區域，即 “市民等級”。通過這種方式，“倫理”自身得以凈化升華， “市民等級”存在的獨立性被承認，并轉化為“倫理”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環節。

正如希臘悲劇中兩種對立的倫理力量需要化解一樣，“倫理悲劇”中不同的經濟、社會力量也需要和解。在古希臘城邦向羅馬社會轉變的過程中，隨著近代政治經濟學的興起，黑格爾看到了城邦秩序分裂，私人化經濟活動興起所引發的社會劇變。在此劇變中，黑格爾也清楚地意識到，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參與公共政治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熱衷于生產事務和經濟活動。因此，對政治社會生活進行差異化的劃界成為一種必然。近代經濟活動以個體性為原則，以市場為載體，以普遍的社會需求體系為導向，雖然它會塑造出一個獨立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社會實踐領域，也會促成一個新的社會等級的形成，即 “市民等級”，但由于這個實在性領域基于普遍差異化的需求—滿足體系，它最終必然會陷入無限性和對立面之中。因此，在承認經濟生產事務和市民社會階層獨立性的同時，要使之接受倫理總體的統治，接受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監管和調節。國家的任務，不是消除摧毀市民階層及其經濟活動，而是接受、承認這個領域，并通過相應的方式 (比如稅收、戰爭政策) 限制、規范市民等級的發展，使之成為通向倫理國家的一個必要階段。這是黑格爾最早對 “市民社會” 和 “國家”做出劃界的理論嘗試，也是黑格爾最早通過引入近代政治經濟學，對 “市民社 會”起源做出的理論探索。

四、結語

在耶拿早期，黑格爾的政治關切可以歸結如下問題: 如何利用希臘城邦代表的普遍倫理精神拯救近代世界個體性原則的盛行? 個體性原則通過近代經濟活動滲透到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古典城邦秩序不復存在。黑格爾意圖在重構倫理總體優越性的前提之下，承認政治經 濟學體系在社會建制結構中的獨立性作用，以及由此產生的 “市民等級”。為此，黑格爾援引希臘俄瑞斯忒斯悲劇，試圖在古代城邦倫理與近代政治經濟學體系之間達成和解。在這個意義上，希臘悲劇是解讀黑格爾思想的一個進路。正如 O. 珀格勒 (Otto P?ggeler) 所言: “黑格爾……不僅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分析悲劇的各個要素，而且還把握造成悲劇的悲慘之物，然后去追問，在何種程度上，這個悲慘之物向我們指明世界。對于黑格爾而言，這不僅涉及到一種純粹的、歷史的方式理解悲劇及其產生、變化條件，而且還涉及到這個問題，即 悲劇能為我們理解世界貢獻什么。”黑格爾從希臘悲劇的和解隱喻中，首次創造性地提出， 市民階層從倫理總體中分離出來，自成等級的理論，同時他也意識到了國家與市民等級相互劃界的必然性。但由于此時的黑格爾受到 “有機體概念”和 “生命概念”的影響，把代表 倫理總體的國家共同體看作是肯定之物，把市民等級看作是否定之物 ( das Negative) ，把兩者歸于不同的 “質”的存在。所以，他無法解決從市民等級向倫理國家過渡而存在的邏輯 斷裂的理論困境。此外，“倫理悲劇”的論證模式還帶有 “晦澀”或 “神秘”的特征。G. 拉松 ( G. Lasson) 認為，黑格爾提出的 “倫理悲劇”雖極具見解，但仍然一個 “無力的權 宜之計”。盡管如此，但這也不能遮蓋，黑格爾在耶拿早期為 “市民社會”起源做出的富有成果理論探索及其對后期法哲學的重大意義。

編輯｜致遠星

審核｜李三民

終審｜林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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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標題：《頂刊論文 | 朱渝陽：“倫理悲劇” 與等級重構: 黑格爾耶拿早期“市民等級” 理論起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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