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在閱讀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浙江興業銀行檔案時，偶然發現了一組銀行行長與大學校長的往來書信，對民國時期的校園招聘有了不少直觀的認識。

1936年5月14日，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專門致函國內四所著名大學的校長， “屢荷臺端選派來行，莫名欣感”，對各校以往的支持表示感謝。他同時提出：“今年暑假將屆，想貴校畢業考試不日當可竣事，請分神于畢業諸君中，就其所習學科于銀行有關，擇其尤為優異者數人，開明姓名、年歲、籍貫，并四年來選習各學程科目及其詳細分數見示，俾便設法試用為荷。”

徐新六（1890-1938），祖籍浙江余杭，出生于浙江杭州。1902年入南洋公學，1908年赴英國留學，獲伯明翰大學理學學士和維多利亞大學商學學士。曾任財政部秘書、中國銀行金庫監事、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總會計、中國銀行北平分行協理等，1925年起擔任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1938年8月24日，徐新六所乘飛機被日機擊落，不幸遇難。

徐新六寫信這一刻，距離學生畢業實際還有一段時間。函中非常明顯地表達了對人才的渴求之情，所稱“所習學科于銀行有關”，強調的是專業性；“尤為優異者”，則突出了銀行的特別要求。

這四位校長，包括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上海商學院院長裴復恒、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楊端六等。

徐新六寫給四位大學校長的信

梅貽琦的回應

首先來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回應。

5月19日，梅貽琦復函徐新六，全文如下——

新六先生大鑒：

別教多時，正深懷仰，頃奉惠書，至慰渴念。承囑介紹敝校本屆經濟系畢業生前來貴行服務，隆情厚誼，忻感無既。謹當于下月月杪本期功課告一結束之際，如囑函介，藉報雅命。知關錦注，謹此先行布臆。即叩近安。

弟梅貽琦謹啟 五月十九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即是他的名言。他還提出了著名的“從游論”：“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梅貽琦5月19日的這封復信，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更多的是表示一種禮貌。

6月28日，梅貽琦致函徐新六，全文如下——

新六先生大鑒：

逕啟者，前奉五月十四日惠函，承囑介紹敝校經濟系本屆優秀畢業生，藉效奔走，比于十九日復上一函，計達左右。茲者本期功課業已結束，查有彭士元、張驥祥、羅仲和、楊勝惠、朱元、曹覲虞六君，及去年畢業生張承恩君，學行俱佳，人亦干練，敢代介紹，成績一項，容即隨后奉上，倘荷錄用，曷勝感荷之至。再者彭君等如須經過考試，不知必須赴滬應考，抑可在平舉行，并希便示為幸。專此，即頌暑安不一。

弟梅貽琦謹啟 六月廿八

這次，梅貽琦正式推薦了六名該校應屆優秀畢業生，以及一名上一屆畢業生張承恩，共計七人，并稱這些畢業生“學行俱佳、人亦干練”。值得一提的是，他專門詢問，這些學生如須經過考試，是否可在北平應試，足見為學生考慮之周全。

7月3日，徐新六致函梅貽琦，明確告知：“查敝行對于各大學保送應甄試用員之學生，并不舉行正式考試，僅須到行面試，并于中英文字略加測驗。”并提出：“茲以貴校距滬路途遙遠，請即轉囑彭士元君等七人，于本月八日上午八時逕至北平敝分行，由敝平行經理竹垚生先生辦理甄選手續可也。”該信函稿上還特別注明“航空”。

同日，徐新六致函浙江興業銀行北平分行經理竹垚生，告知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保送彭士元等七名學生參加試用員甄選之事，并具體指示：“現以該校距滬路途遙遠，來滬應試相當不便，擬請臺端于本月八日上午八時代為舉行面談。”又明確交待，此次甄選“以視察各該生態度是否誠懇、舉動如何及語言有無條序，面談后請再對于中英文兩科加以測驗”；至于具體測驗辦法，則為“囑各該生自出題目、發表意見，兩種各寫三百字左右”。同時他也要求：“試畢即請評定名次，開具清單，連同試卷一并寄下為荷。”

7月6日，梅貽琦致函徐新六，并附寄了彭士元等六位學生的成績單，“即祈察收并予玉成為感。”看得出，原先共計七位學生中，已經有一位退出了。

7月8日，在梅貽琦先生推薦的六位學生中，共有兩位即張承恩與張驥祥，在規定時間赴浙江興業銀行北平分行參加甄選面談。該分行經理竹垚生事后專門向徐新六先生報告了面試結果：

張承恩，原籍廣西，生于北平，前年清華畢業后即回廣西任省府科員，月薪六十元，今年因事回平，因請假逾期停職。頭腦尚清楚，人亦老誠。

張驥祥，鎮江人，久在北平，小（學）、中（學）均在北平。人頗浮滑，且不能吃苦，并希望在平津任職。

從對張驥祥的評語看，此人本身性格有問題，又不能吃苦，而且還對任職地點有特別要求，最終落選也就不奇怪了。7月11日，徐新六致函梅貽琦，告知甄選情況及結果：“茲據平行報告，張承恩君面談合格，用特函達，請即轉囑該生將擬邀保人詳細履歷開送審核，俟認許后再行填具保證書，攜帶來滬試用可也。”

楊端六的回應

再來看看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楊端六先生的回應。

在此前提到的徐新六5月14日致四位大學校長的信函中，對楊端六的稱呼是“吾兄”，其余則稱“先生”，可見徐、楊兩人關系還是相當不錯的。

1936年5月19日，楊端六復函徐新六，首先告知：“敝校畢業生考試，約須在六月中旬舉行，不久即可揭曉，屆時當遵照來示辦理。”同時，針對學生入行后的待遇問題，楊端六詢問道：“惟茲有奉詢之事，即貴行待遇是否略有變更？詳細情形望兄見示，以便接洽。”更進一步提出：“弟深知銀行業務與普通商業機關不同，初入行之人員，當然非常受屈，一到年資深造，則待遇可望照幾何比例增進，不過初出茅廬之人，總不能預料數年以后之優待，而多汲汲于目下之生活問題。此點還祈先生諒解為幸。”

楊端六（1885-1966），原名楊勉，后易名楊超，原籍江蘇蘇州，祖輩落籍湖南長沙。1903年畢業于湖南師范學堂，1906年赴日本留學，1908年考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崗山第六高等學校。回國后曾擔任海軍陸戰隊秘書長、《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等。后又再次出國留學，至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學專業，回國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會計主任，被稱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1926年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國立武漢大學，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等。全面抗戰爆發后，他還曾兼任國民政府參政員、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回復此信時，楊端六先生為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嚴格地說還不算大學校長，不過他的實際影響力則早已超過了不少大學校長。或許正因為與徐新六先生的關系非同一般，他在信函中毫無忌諱地提出了學生入行后的待遇問題。這既表明了他對于學生的關切，也顯示了一個性情中人坦率的一面。

5月22日，徐新六致函楊端六，明確表示：“現行待遇辦法難饜學生之望，誠如尊示。惟遽爾變更無以處，從前進行各生亦殊覺為難，將來惟有對于來行試用各生中之服務成績確屬優異者，予以破例擢用，以資補救耳。”他的話，說得很誠懇、很實在，也很得體。

希望楊端六先生保送學生一事，到此本該告一段落。不過，8月12日，楊端六先生再次致函徐新六先生，用的信箋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審計廳用箋”。該函全文如下：

新六吾兄惠鑒：

前得手示，囑為介紹武大經濟學系畢業生，以人事之日更，久未得當以報命。查本屆該系畢業生共二十一名，其中男生十九名，女生二名。弟在武昌時，曾屢次宣布貴行征求練習員之盛意，惟以該生等多家出寒貧，畢業后均感養家贍眷等之困難，對于待遇較薄之事業，均不愿擔任。茲有女生王文柔，湖北人，即系本屆兩女生中之一。平時學校功課，臻于中上之域，為人尤謹慎小心，以之充任銀行業務，弟相信其必能勝任愉快。其所作畢業論文為“上海票據清算制度之研究”。彼因京、滬、漢三處均有親眷，故各處均可就職，不感覺何種困難。如蒙允許，請即示知，以便轉告。專此，敬啟臺安。

弟楊端六手上 廿五年八月十二日

楊端六先生在此封信函中，可能將浙江興業銀行招聘的“試用員”誤寫為“練習員”，但傳遞的信息則很明確，即：武漢大學經濟系當年的二十二名畢業生，只有一名女生愿意參加面試。從楊端六先生推薦的文字看，這位名為王文柔的女生，相關條件還不錯，學習成績在中上水平，畢業論文題目與銀行密切相關，而且還不挑選地方。此時，楊端六先生應當已經兼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審計廳廳長，看來他并未忘記徐新六先生的囑托。

不過，徐新六的回復結果，可能令楊端六有所失望。8月13日，徐新六致函楊端六，稱：“惟敝行于女生需用較少，暫不延攬，不勝歉仄，尚祈鑒諒為幸。”在這封寄往南京太平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審計廳的信函稿上，徐新六先生還特地簽注了“掛號”兩字。

黎照寰的回應

再來看看上海交通大學黎照寰校長的回應。

黎照寰（1898-1968），字曜生，廣東南海人，早年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科、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科碩士學位。回國后曾任香港工商銀行、華商銀行經理，廣九鐵路管理局局長，交通大學校長，滬江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授，國民政府財政部參事、鐵道部次長等。

6月15日，黎照寰致徐新六函，告知該校“管理學院畢業班學院黃士騠愿往服務”，并抄具了該生歷屆成績證明書一份。

6月26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除希望明確黃士騠何時可以來行面試外，再次希望交通大學保送更多與銀行專業有關的優秀畢業生。看來，徐新六先生對自己的母校還是充滿了期待。

7月2日，黎照寰致函徐新六，另外推薦了該校管理學院財務管理科兩名應屆畢業生，即章寧一與王樹德。

7月6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對其表示感謝，并告知：“茲王君已來面談，章君據謂有病須稍緩再來，用特函達，請即將王、章二君在貴校之全部學業成績單寄下為荷。”看來，保送歸保送，對應試者在校期間的學習成績，銀行方面還是相當重視的。

7月7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告知：“貴校畢業生王樹德君業經面談合格，請即囑將擬邀保證人履歷詳細開送，俾便審定后填具保證書，再行來行試用。”合格的保證書同樣是銀行方面用人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每每受到重視。

7月8日，黎照寰致函徐新六，再次保送了該校管理學院兩名畢業生蘇文熙、沈履冰，并附送了相應的成績證明書。

7月9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告知：“茲定于本月十三日上午九時舉行面談，請即轉囑該兩生準時來行為荷。”同時，請求補送王樹德、章寧一的成績證明書。

7月14日，黎照寰致函徐新六，補寄了王樹德的成績單，并告知章寧一“因突患肺炎，只得放棄。”同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告知蘇文熙已經面談合格，辦妥保證書即可來行試用。

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致函

令人遺憾的是，在上海市檔案館現存浙江興業銀行檔案中，尚未發現上海商學院院長裴復恒有關此事的復函，相關情況暫時也就無從知曉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徐新六先生向四位著名大學校長致函后不久，1936年6月15日，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致函徐新六，全文如下——

新六先生鈞鑒：

謹啟者，敝校考核畢業生學業成績，訂有特優畢業生成績考核辦法，選拔成績優良、品行純正、體格健全、絕無不良習氣、深堪造就之青年，代為介紹職業，以供各界需求。查本屆商學院畢業生中計有八人，審核結果符合上項辦法，為本屆敝校商學院特優畢業生。素仰貴行組織完備，規模宏大，獎掖后進尤具熱忱，特予專函介紹，并附奉各該生履歷及成績，尚希參酌錄用，無任感荷。如須經過相當考試手續，亦請示知，俾轉知各生遵命辦理。專此布達，順請公安。

弟張壽鏞謹啟 六月十五日

張壽鏞

張壽鏞（1875-1945），字伯頌，號詠霓，別號約園，浙江鄞縣人。1903年舉人，清末曾任淞滬捐厘總局提調、寧波政法學堂監督、杭州關監督、蘇州知府等；辛亥革命后歷任浙江、江蘇、湖北、山東財政廳廳長，后任民國財政部次長、政務次長等職。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參與創辦當時由中國人自辦的兩所私立大學之一的上海光華大學，并被選任為校長，以收納脫離美國教會學校圣約翰學校之五百余師生。他也是著名的藏書家、文獻學家。

張壽鏞先生的這封信函，還同時附了一份該校《特優畢業生保送辦法摘要》——

一、資格

本校畢業生學業成績優異，品行純正，體格健全，對于課外作業，能熱心參加，絕無不良習氣，深堪造就者，經各特院優異畢業生審核委員會之最后審定，認為各該院特優畢業生，得由各該院請求校長向各機關具函保送，代為介紹職業。

二、甄選

特優畢業生之審核，應依下列程序：（甲）于每學期開始時，由各院長以過去三年成績為標準，采取各方意見，于該年度四年級生中，選出若干名，為候選特優生（暫不公布），注意其此后之成績及品行。（乙）于每年度下學期五月間，各院正式組織特優畢業生審核委員會。凡四年級生經委員會初次審核入選者，須經過一次國文、英文及其他基本學程之試驗。其試驗日期于五月間，任何一星期行之，時間臨時公布。

三、名額

此項特優畢業生名額，至多不得超過本院該屆全體畢業生名額十分之二。

很顯然，光華大學起初并未被列入浙江興業銀行要求保送學生的大學名單之列。不過，對張壽鏞先生的這封信函，徐新六先生還是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在一位名為楊樹邦的學生成績表空白處，徐新六先生親筆批示：“顏、袁、王、王四君成績表由志云匯交金先生。”批示中的志云與金先生，應該是該行相關工作人員。

6月25日，徐新六致函張壽鏞，稱：“敝行現在本不添用人員，重以尊囑，擬請先囑顏煥奎、王錦、袁業泮及王經源四君先來敝行面談，如合需要，再行延攬可也。”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徐新六先生對張壽鏞先生的尊重，不過張壽鏞先生保送的八人之中，只有四人列入了面談名單。

從現存檔案中，筆者只發現了未列入面談名單的四位學生成績表，即楊樹邦、唐文慧、楊林榮、朱榮昌。其中唐文慧還是一位女生。觀察這些成績單，可以窺見民國時期大學商科教育之一斑。以光華大學商學院所開設的課程為例，所開設的專業科目，包括了經濟地理、中外金融市場、國際貿易管理、會計制度、統計學、審計學、公司理財、國外匯兌、世界經濟史、歐美社會思想史等，還有不少選修科目也很有特色，如軍事教育、植物學、史學研究、普通生物、中國外交關系、史記漢書、社會主義等。從登記在表的本科畢業論文看，如楊樹邦的《造紙業成本會計概要》（兩萬五千字），唐文慧的《近代中國幣制改革計劃之研究》（四萬字），楊林榮的《無錫紡織廠工人管理研究》（六萬五千字），僅從論文題目和字數，也讓人唏噓不已。

6月27日，張壽鏞致函徐新六，正式介紹顏煥奎、袁業泮、王經源、王錦君前來面試。

6月30日，徐新六致函張壽鏞，告知面試結果：“顏君等已于本月廿九日來行面談，除王錦、袁業泮二君成績優異、準予錄用，已由敝行逕函二君，囑其來行試用外，其余顏煥奎、王經源二君成績亦屬優良，祗以此次取額有限，未能延攬，尚祈諒鑒是幸。”也就是說，四人之中，錄取了兩人。

7月20日，張壽鏞致徐新六函，再次保送了一名該校商科畢業生孫炤烜，“成績在七十分以上，系崇明人，二十四歲”。

7月23日，徐新六致函張壽鏞，告知：“孫君已于前日來行面談，業經認為合格。”

至此，共計錄取了光華大學的三名學生。

一家大銀行的行長與幾位著名大學的校長費了如此多的“筆墨”，僅僅是為了幾位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如今看來似乎很不可思議，而在當年則很可能為常態。而且，盡管有了嚴格而實用的甄選，銀行方面仍然堅持必須履行保證等手續。縱觀整個招聘過程，程序相對簡單卻又不失嚴謹，從而確保了對生源質量的把控。今天的銀行校園招聘，不知是否能從中有所借鑒呢？

（作者系廣發銀行上海分行紀委書記，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