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冬日的陽光斜斜地灑進北京市西城區，環保部那座淡綠色的大樓里。

早晨8點半，在9層的一間辦公室里，半頭銀絲的田為勇背對著陽光，正坐在電腦前瀏覽全國的空氣質量信息。

田為勇是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這天他的心情不錯：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剛剛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超額完成任務，被認為不可能實現的 “京60”目標也圓滿達成。

“‘大氣十條’實施以來，方向是正確的，藥方是對的，”1月5日，田為勇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去年環保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堅持不懈地讓京津冀28個城市385個區縣，全部把‘藥’灌進去了，大家吃了一段時間，效果就顯現了。”

此時，動員了5600人的強化督查仍在進行，第21輪參與人員已奔赴京津冀周邊“2+26”城市與第20輪的有關人員壓茬式交接開展督查。坐鎮指揮的田為勇表示，到2018年3月底，25輪的強化督查將告一段落，他正在琢磨大氣污染防治行動下一階段該怎么干。

“前幾天部里研究，這么大規模的強化督查今年還是要繼續干下去，但什么時候啟動現在還沒定。我們希望這種行動能夠帶動地方，逐步把監督的責任往省、市傳遞，有個兩三年，在京津冀地區就會形成一種自覺，企業守法、政府履責成為常態。”

“只靠地方的人檢查還是不行”

田為勇清楚地記得，2017年3月環保部督查組在的時候，京津冀地區的空氣質量挺好，人一走空氣質量就出問題了，“看來只靠地方的人檢查還是不行。”

基于這種狀況，3月底的一個周末，時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打來電話，要求他設計一個督查方案，由環保部直接組織，一整年不間斷，采取“壓茬式”的輪換方式。

2017年是“大氣十條”第一階段收官之年，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第一季度的空氣質量嚴重反彈。

“2016年的數據本身就不太好，北京PM2.5年平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2017年第一季度不降反升，漲了22%，怎么弄？當時的心情不僅是失望，更多的是絕望。”

田為勇回憶說，當時許多質疑指向環保部，認為環保部的“藥方”開錯了，“大家各種懷疑，霧霾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到底治理路線對不對？方向對不對？”

接到陳吉寧的電話后，田為勇用一個多星期時間設計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環保督查行動：從全國抽調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對京津冀及周邊傳輸通道“2+26”城市開展為期一年共25輪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

原定的啟動日期是4月1日，但那天是愚人節，于是時間順延了幾天。4月4日、5日第一批448人的培訓開始，4月6日督查人員到位，次日正式開始全面督查。

前幾個月的督查，環保部每日公布發現問題清單。田為勇說，一開始，28個督查組每天檢查企業3、4百家，其中發現存在各種環境問題的企業數每天就有200多家，問題比例高達60%到70%。

2017年8月，秋冬季前夕，目標和措施再次升級加碼。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第十次會議通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這個方案設定的目標是，在六個月時間里，“2+26”城市的PM2.5平均濃度和重污染天數同比雙降15%以上。

相比以往原則性、框架性的目標，此次行動方案把具體任務細化到了市、縣、鎮、鄉，且對“2+26”城市進行了“個性定制”，每個城市的重點工作、主要任務、完成時限、工程措施都單獨明確。

隨后，環保部部長李干杰主持環保部黨組會議通過“行動方案”的6個配套方案。

其中的“量化問責”方案，把“散亂污”企業整治不力，電代煤和氣代煤工作不實、燃煤小鍋爐“清零”不到位、重點行業錯峰生產不落實等四方面問題作為量化問責的重點對象。

為保證方案落實到位，從9月份開始，環保部從各直屬單位抽調了1458人，也即整個環保部系統三分之一的力量，在5600人強化督查的基礎上進行巡查。

這場從2017年4月份一直持續到年底的強化督查和巡查，在中國環保史上是空前的，期間，環保部部長、副部長還多次入企、入村、入戶調研和檢查，引人矚目。

“藥方是對的，關鍵在落實”

在田為勇看來，去年4月份啟動的強化督查以及9月份以后“升級”的巡查與量化問責，為“大氣十條”第一階段圓滿收官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個作用就是壓實地方黨委、政府的責任，把大氣治理的各項措施真正落實到位。

巡查組一直想抓幾個量化問責的典型，但至今未果。

“這說明主體責任真正壓到了市、縣政府的頭上了”，田為勇笑著說，量化問責目的不是為了追責，而是讓大家真正動起來。現在來看，大家確實動起來了，“我們到地方檢查發現，他們很關心萬一做不到位被問責了怎么辦。”

數據顯示，強化督查啟動以后的9個月里，北京市的空氣質量月均值沒再超過60微克每立方米；除9月份，其他各月份均達到2013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年底前，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1436個國家環境空氣自動監測事權完成上收。這意味著，在監測數據“擰干了水分”的前提下，2017年取得的成績更是不易。

田為勇形容自己這一年的心情，猶如“過山車”一般，從年初的絕望，到逐步看到希望，再到最后有了喜悅。

憶起“大氣十條”實施以來的這五年，田為勇頗有感慨，“大氣污染就像人生病了一樣，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需要中藥調理，見效需要一個過程，但有的人藥都沒抓，有的人抓了藥沒吃；有的人藥有時候吃，有時候不吃，沒吃藥的看到吃藥的沒效果，也就不再吃了，甚至對藥方子是否對癥產生了懷疑，造成一些地方在治霾路上迷失方向。”

田為勇覺得，“去年終于把路子蹚出來了，成功的關鍵在于落實責任和措施。”

“‘大氣十條’實施以來，方向是正確的，藥方是對的，”田為勇說，“去年環保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堅持不懈的讓京津冀28個城市385個區縣，全部把“藥”灌進去了，大家吃了一段時間，效果就顯現了。”

田為勇說，回頭再看這場強化督查和巡查行動，的確為藍天保衛戰首戰大捷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陳吉寧部長當時提出這個想法，其實是通過了（2015、2016年）兩年的分析觀察……他總結出來的，看來就是要有人，而且不能單靠地方的人，還必須要有上面的壓力。”

而李干杰回環保部履新部長后，對督查工作做了一些重大調整，首先把督查人員發現的問題形成交辦件直接交給市、縣政府，然后派出巡查組對整改情況進行檢查，發現整改不到位的啟動量化問責。

“兩任部長帶著極高的專業素養在做這個事，沒有這種敏銳的分析判斷和一抓到底的決心，2017年根本達不到這么好的效果。”

全年抓“散亂污”，秋冬季抓散煤

5600人強化督查的重點內容之一，即“散亂污”問題。

經過多年治理，大企業多數能基本實現達標排放，即使仍然存在一些不達標的問題，經過多輪的督查整改，“水份”已經很少了。

而“散亂污”企業數量龐大、分布面廣，對大氣污染的貢獻占比也很高，在2017年以前一直不是整治的重點。

“這也像吃中藥一樣，吃中藥也是要對藥方進行調整的，不可能一味藥一直吃下去，這個調整就是哪一味藥多加一點，哪一味藥少減一點。”田為勇說，2017年做了一個重大調整：全年抓“散亂污”，秋冬季抓散煤。

環保部“兩微”還開辟“曝光臺”欄目，對督查組發現的問題每日進行通報。

起初，質疑聲很多，“環保影響經濟”，“環保影響民生”，許多質疑的矛頭指向環保部。

田為勇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這些‘散亂污’企業大部分是不納稅的，如果說影響經濟，影響的是這些小老板的個人利益，但他們掙了錢卻破壞了公共利益。”

他認為，許多“散亂污”企業經營手續不齊全，工藝落后，不少產品屬于假冒偽劣產品，甚至危及人民群眾生產安全和食品安全。因此，“散亂污”企業整治對社會的貢獻是綜合性的，不僅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還推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為市場的良性發展營造了空間。

在散煤治理方面，京津冀地區也下足了功夫。僅用了一年時間，與北京接壤的河北18個縣（市、區）實現了全域散煤清零。

2016年10月20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第七次會議上提出要在京津冀核心區劃“禁煤區”。

隨后出臺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進一步明確：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禁煤區”建設任務和小燃煤鍋爐“清零”任務。

“整個北京周邊是改造最徹底的，”田為勇說，“過去冬天農村一家一戶的小煙囪，直排到大氣里污染環境，所以不解決散煤污染的問題，也很難解決冬季霧霾。”

田為勇表示，2017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全年重點抓“散亂污”，秋冬季重點抓散煤，今年將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機動車的治理上。

“按目前的各項措施繼續推進，北京的PM2.5年平均濃度降到55微克每立方米使使勁兒應該是可能的，但若想再繼續降，那就必須對能源結構、產業結構、運輸結構進行重大調整，這將是更復雜的過程。”

天幫忙，人努力，北京的空氣質量已不再完全靠天吃飯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霧霾高發一直是這五年來大氣治理的棘手問題。秋冬季的重污染天氣會使空氣污染指數迅速抬升，抵消全年的努力。

2015年冬季，北京首次啟動重污染紅色預警，此后，每逢重污染天氣預警時，環保部便派出督查組進行現場檢查。那時候地方政府在制定應急預案時，納入的企業少，即便是納入到名單中的企業，在應急啟動時也以各種理由，未落實到位。

2017年，環保部針對秋冬季重污染天氣實施“兩提”，一是提前兩天預警；二是直接提高一個應急級別響應。

田為勇分享了一組數據：在2017年之前，“2+26”城市納入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中的企業共九千多家，應急預案的執行率大概僅50%；2017年，納入企業的數量增加到五萬多家，經過持續檢查，企業在重污染天氣應及時啟動的限產、停產執行率從96%、97%逐步升到99%。

2017年11月4日至11月8日，京津冀地區出現了一次區域性重污染天氣過程，環保部下發統一預警指令，建議“2+26”城市于11月4日零時同步啟動橙色預警，區域聯動應急，共同應對。

這是2017年入冬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首次啟動聯合預警，環保部隨即發布督查、巡查令。

田為勇說，那次的重污染天氣過程實際上很嚴重，按正常情況下北京的PM2.5奔著300-400去了，“為什么公眾沒有感覺到污染那么嚴重呢？‘兩提’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他介紹，2017年11月4日，環保部派出28個督查組、102個巡查組在“2+26”城市中地毯式地檢查了企業應急預案的執行情況，重污染天氣時，峰值降下來了。

田為勇表示，過去，北京冬天刮北風污染小，刮南風空氣質量就會變差。今冬空氣質量不錯，很多人說是因為北京的風多，田為勇說“不是北京的風多，是因為刮什么風都沒有大問題了，刮北風更好，刮南風刮一段（時間）是沒有問題的，過去只要刮南風就不行。”

他認為，北京市2017年PM2.5平均濃度下降幅度如此之大，能達到58微克每立方米，仍然有不小的“天幫忙”的因素，但空氣質量的好壞，已不再完全靠天吃飯了，因為整個區域的污染排放總量降下來了。這說明各個地方的減排措施都落實了，重污染天氣的時候各地應急舉措也都起到作用了。

“綜合施策、嚴懲重罰”

談及“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的圓滿收官，田為勇強調，以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為轉折點，環境執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過去，環境執法的手段非常有限，僅靠罰款難以起到有效的監管作用。2015年1月1日，“史上最嚴”《環保法》實施后，運用法律武器瞄準違法企業，企業違法成本大大提高。田為勇說，就是要通過綜合運用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手段，對嚴重違法企業綜合施策、嚴懲重罰。

《環保法》不僅讓環保執法長了“牙齒”，對違法企業來說更像是長了“獠牙”。

在違法情形嚴重的情況下，環保執法人員可以使用“按日計罰”，讓違法企業難以承擔高額的罰款而面臨破產；具備資質的民間組織同時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向企業提起高額的索賠；甚者，多地環保、公安已經形成聯動，重大案件移交公安，直致訴至法院追究刑責。

“包括數據造假都將面臨刑罰，我們對監測數據是非常嚴格的，絕對不允許有任何欺瞞老百姓的行為存在。”田為勇補充說。

“這些突破都是歷史性的，過去都沒有的。”作為“老環保”，田為勇深感近幾年，法律武器不斷“升級”帶來的變化：《環保法》修訂實施后，2016年新版《大氣法》、《環境影響評價法》開始實施，2018年1月1日起《水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也開始正式實施，“這就為環境執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數據可以看出其中的變化，據田為勇介紹，2014年全國環保系統的處罰額度為31億元，2015年是42億元，2016年66億元，2017年的數據還正在統計中，據不完全統計已經達到了115億元。“案件數每年都在翻倍，2017年已經將近23萬件了。”

從各省的情況看，隨著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執法力度的加大，河北環境執法處罰額度首次進入前三甲，2017年各省環境執法處罰額度排名顯示，山東第一，河北第二，廣東第三，改變了過去江蘇、浙江穩居前列的局面。

藍天保衛戰首戰告捷為我國污染攻堅戰開了個好頭，田為勇說，未來環保部門還將針對“洋垃圾”、垃圾焚燒發電廠達標排放、全國的飲用水源地違法違規問題清理等問題進行重點攻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