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陳春花事件，除了對陳春花個人的人生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也給到其他眾多中大學教授一個警醒，就是一定要深刻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名大學教授的“本分”到底是什么？自己是否恪守了這種“本分”，還是只是將大學教授作為謀取個人私利的背書與工具？

華生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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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于網紅管理學專家陳春花被華為官方撇清關系，進而又被公眾質疑博士學歷造假，最終被迫請辭北京大學教授的討論已經很多。

在這里我們不再想去探討“陳春花到底與華為有沒有關系，是不是存在過度自我包裝與營銷，專業能力究竟如何，博士學歷是否造假，北大是否存在違規聘用”等一系列問題，而是希望借這次事件去探討一個更大的，也更具價值的社會話題，即“大學教授”的本分到底應該是什么？

《礪石商業評論》長期從事企業管理研究與實踐，在此過程中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管理學界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學界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例如，在美國出現了德魯克、邁克爾波特、特勞特、加里哈默、湯姆彼得斯、吉姆柯林斯與羅伯特卡普蘭等眾多思想歷久彌新的大師級管理學專家，而中國目前尚未有一位真正讓人信服的管理學專家出現。要不就是一知半解，生搬硬套西方管理學理論，要不就是把中國古代典籍中的一些傳統思想觀念解讀為東方式管理，缺乏科學的實證精神。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由于中國沒有優秀的企業出現，所以很多人會將中國管理學界的水平低下，歸因于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界的落后。但現在這已經不再是借口，因為近些年，中國已經涌現類似阿里、騰訊、華為、京東、美團、中國平安、萬科、萬達、比亞迪、美的、海爾、OPPO、vivo與小米等大量優秀的企業案例，但中國管理學界依然沒有基于這些實踐案例創造出高質量的理論研究成果。

在這種情況下，眾多的大學管理學教授難辭其咎。畢竟在所有的職業中，唯有大學教授的核心職責是進行專業的理論研究與教書育人，并且大學為他們提供了所有職業中最好的研究環境與條件。

但是，當前中國很多大學教授在專業上的碌碌無為，源于其正在走向一個誤區，就是把太多的時間與精力用在謀取個人的商業利益上，而非高質量的專業研究與教書育人上。在眾多專業領域，又以管理學科為甚，在眾多管理學教授中，又以陳春花為最。

百度百科信息顯示，陳春花一度身兼北大國發院教授、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兼博士生導師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等三個學校的教席職位，同時還在新華都商學院理事會擔任理事長，以及擔任多家營利性公司的創始人，并經營著一個名叫“春暖花開”的個人公眾號，傾注大量時間游走在各個企業之間以賺取高昂的出場費與講課費。

有人會解釋說管理是一門實踐學科，管理學教授不能閉門造車，需要深度參與到大量的企業實踐。對于這個觀點，筆者并不完全認同，因為必要的對企業的近距離觀察是可以的，但相比近距離觀察，大學教授們更應該做的是透過表面現象的深度思考。

當走進企業，大學教授能收獲到的多是一些企業官方陳述的很表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往往會對大學教授造成嚴重誤導。對于企業真正的洞察，更重要的是來源于對企業產品服務在外部市場中的真實表現，來源于大量的資料搜集、案頭研究與深度客觀的思考，而不只是企業的一面之詞。

而以陳春花為代表的大學教授顯然忽視了自己的本分，其不是將深度專業研究與教書育人作為本分，而是將教授的身份“藝人化”，四處走穴，通過為企業站臺賺取高昂出場費，這是其很難有充裕的時間產生高價值研究成果的根源。

之前，筆者曾多次對陳春花基于對樂視、瑞幸、摩拜與ofo等一些靠資本催生的畸形增長企業的觀察，而大力倡導的“非連續型與指數增長”進行過批評。而最近兩年當這個觀點明顯不合時宜時，陳春花又創造出了一個名為“協同共生論”的概念。陳春花在一個演講中是如此解釋的：

“協同共生是指共生單元通過不斷主動尋求協同增效實現邊界內組織成長、跨邊界組織成長、系統自進化，進而達到整體價值最優的動態過程。而所謂協同共生論，就是指實現協同概念，即在實現整體價值最優的動態過程中，達到協同共生效應、架構、管理模型及價值重構關鍵要素的管理方法”。

陳春花的這段論述，筆者看了多遍，還是不得其要領。管理學作為一門大眾科學，即使筆者是一位完全沒有任何商學經驗的普通人，如果看不懂這段話在講什么，那么也不應是受眾的問題，而一定是表達者的問題。例如德魯克、邁克爾波特與加里哈默等國外的管理大師，即使其管理思想在經過翻譯后會增加一些理解難度，但整體對于中國人來說都算通俗易懂。而陳春花教授作為一個中國人用中文寫出來的文字，卻晦澀得讓人難以讀懂，這讓人費解。

而真大師與虛大師的最大區別往往是，真大師總是能夠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明白一個深刻的道理，而偽大師則是故弄玄虛，把一個沒有什么洞見與價值的思想卻弄得晦澀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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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管理學之外，也較多從事社會學研究。在筆者的思維中篤信社會良性運轉的兩個最關鍵要素，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均衡”。

民眾追求幸福的力量是無窮的，只要給予他們一塊自由的土壤，便會創造出想象不到的農業、工業與商業奇跡。擁有了自由，但這種自由如何持續，不被強權隨意破壞，便需要創造一種均衡來保障每一個個體的自由，這種均衡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媒體、企業、大學、第三組織與民眾等各種力量之間的均衡，多元力量的均衡是保障自由不被破壞的基礎。

所以，如果社會應該有什么基本信念的話，那么“自由與均衡”便應該是最基本的兩個信念。當任何組織，任何人做任何事的原則，都能思考是否有違這兩個基本信念時，很多看似復雜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不過在實現均衡的過程中，除了需要我們前面提到的立法、司法、行政、媒體、企業、大學、第三組織與民眾等多元化的社會角色，還很重要的是需要各個社會角色做好自己的本分。如果某個重要的社會角色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那么這種均衡就會被破壞，一旦均衡被破壞，便會衍生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例如，政府官員掌握公共權力，享受穩定的工作與良好的社會地位，那么他的本分就應該是以公共服務為主，而不能將賺大錢作為自己的核心追求。

企業家不掌握公共權力，承擔較大的工作壓力與失敗風險，所以我們就不會去苛責企業家提供太多的公共服務，而是將企業盈利與創造就業作為自己最大的本分。

大學教授，享受穩定的工作、優越的工作環境、充裕的假期、良好的社會地位以及社會平均水平以上的待遇，進行專業研究、教書育人與專業知識的公共普及是其最大的本分，而非將賺錢、出名與權力作為核心追求。

如果政府官員與大學教授們想賺錢也可以，那么就需要辭去公職與教職去做一個純粹的商人，而不是享受著公職與教職的好處，不去做好自己職業應有的本分，只是將所在的組織作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

我們也會經常聽到一些類似這樣的觀點，“大學教授就應該受窮嗎”，這個觀點很站不住腳。因為任何一所大學，任何學科的任何一名大學教授，都擁有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收入，并且其個人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大學的投入，而大學投入背后是社會公眾貢獻的稅收。如果大學教授認為這種收入與能力不匹配時，那么更應該的是辭掉教職，而非利用教職的便利條件來為自己謀取私利。

例如，我們近些年看到很多企業高管辭掉高薪工作，回到高校任職；也看到很多政府官員辭掉公職去創業或者去到企業就職，來獲得更高的收入，這些人的做法都是較為可取的。如果作為企業核心高管，不去努力為企業創造效益，而是醉心學術研究；如果作為政府官員，不是一心為公，而是以公謀私，都是有違自己本分的做法。

而無論什么職業，當不能做好自己的本分時，那么自然不會有好的結果。從陳春花事件來看，其并沒有恪守一位大學教授應有的本分，而是過度將大學教授當作謀求個人名利的工具。這是為什么有如此多的管理學教授，而只有她最終淪為世人皆知的負面典型的根源。

在陳春花事件中被逐漸揭露的其博士導師蘇東水亦是如此，作為復旦大學管理學科的創建人，擁有一定的學術聲譽。但其生前卻通過愛爾蘭歐洲大學這樣一個國外的“冒牌，在國內招收了一批像陳春花這樣的博士生斂財，即使在去世后也最終被牽扯出，根源也是沒有踐行好自己的本分，而是被欲望驅使做了有違大學教授本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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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大學教授，陳春花事件產生的社會影響已經足夠大了。

這次事件，除了對陳春花個人的人生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也應該給到其他眾多的大學教授一個警醒，就是一定要深刻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名大學教授的“本分”到底是什么？自己是否恪守了這種“本分”，還是只是將大學教授作為自己謀取個人名利的背書與工具？大學教授本是一個受人尊重的職業，但如果不能踐行其該有的本分，那么不僅會影響自己的名譽，還會波及到自己所在大學的聲譽，同時也會波及到整個大學教授群體的聲譽。

對于這種現象，一方面大學作為教授身后的組織，需要對教授們增加一些必要的紀律與道德約束，另外更重要的是，大學教授們要做到自尊自重，努力提升自身的職業精神與道德自律，而非持續消耗該職業為其帶來的謀取個人私利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