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天，黃燎宇得到一個特別的生日蛋糕：猛一看，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的《藝術社會史》！封面一模一樣，尺寸也差不多。當黃燎宇拿出手機給我看生日蛋糕照片的時候，其亂真的程度讓我一度以為是圖書封面的圖片。“可見這本譯著對您非常重要。”“沒有沒有，是家人請一位糕點藝術大師做的，我事先都不知道這件事。”黃燎宇一邊和我說著話，一邊習慣性地用手撓撓剃光的后腦勺，臉上洋溢著笑意。

大部分中文世界的讀者或許會對《藝術社會史》的作者阿諾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的名字比較陌生，但對于相關專業的學者卻并非如此。因為他是眾所周知的藝術史和藝術社會學大家。但是讀過其著作、了解其思想的人少而又少，他的學術地位也鮮為人知。“很少有人知道豪澤爾是盧卡奇和阿多諾的同齡人、同路人，并且基本同屬一個學術重量級，很少有人知道他們三個并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文化社會學家’。如果說盧卡奇和阿多諾的名字在我們的文化圈里已是如雷貫耳，那么豪澤爾就像一個需要被隆重推出的學術‘新人’。”造成這種狀況的首要原因是對豪澤爾著作的翻譯嚴重滯后。他的絕大多數研究成果此前并未被譯成中文，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藝術社會史》。我們也幾乎沒有引進相關的研究文獻。國內學界有關豪澤爾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論述《藝術社會史》一書的文字更是難得一見。

所以，當2006年商務印書館向他發出翻譯這本書的邀請時，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下來了。學生時代，黃燎宇專業主攻德語文學，博士論文寫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托馬斯·曼寫了好多藝術家小說，我希望從各個角度去了解藝術家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藝術社會史，如何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藝術的發展，藝術、藝術家與社會的關系。”在這一背景下，黃燎宇讀到了這本書的德文原版。讀下來，他覺得這本書“寫得非常好”：一是內容信息量很大，是公認的權威學術著作；二是作者文筆好，曾因這本書獲得德國最重要的文學批評獎。黃燎宇自言，閱讀《藝術社會史》于他不僅是一次知識大豐收和一場別致的思維訓練，還是一種語言享受。豪澤爾的語言嚴謹、大氣，而且不乏學術激情和論戰氣勢。如果豪澤爾的語言對他沒有吸引力，他多半不會接受這一翻譯任務。“我是翻譯領域的享樂主義者。但是，豪澤爾的語言翻譯起來并不輕松。翻譯豪澤爾，既要應對句法挑戰，又要應對詞匯挑戰。”因此，豪澤爾書寫的那種層層疊疊的長句子是他的筆譯課的保留節目。

《藝術社會史》最初用德文撰寫而成，但德文版的出版時間晚于英文版。英文版于1951年在倫敦面世，書名為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一開始為兩卷本，后來變為四卷本（已六次再版）。德文版于1953年由慕尼黑的貝克出版社（C. H. Beck）推出，至今已再版十幾次，目前德國各大書店依然在銷售該書。貝克出版社稱該書為該社的“常青樹”。時至今日，《藝術社會史》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幾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大語種。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文藝研究界乃至整個知識界，《藝術社會史》曾掀起一陣思想小旋風。黃燎宇認為，這一方面要歸因于《藝術社會史》的大氣魄、大氣象、大視野。這部著作不僅對從石器時代到20世紀初的歐洲藝術發展史（古代部分也提到了近東）進行了勾勒和闡釋，討論了包括造型藝術、文學、音樂、建筑、戲劇、電影、綜藝演出在內的形形色色的藝術現象，更為重要的是，它系統地將跨學科方法應用于藝術史研究，對各種藝術現象進行跨學科的考察和分析，在哲學、美學、宗教學、經濟學、社會學、思想史、文化史、心理分析、電影理論等十來個領域縱橫捭闔、來回穿梭，為藝術史研究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視野。“可以說，在豪澤爾之前，沒有哪一本藝術史使用過這等學術長焦和學術廣角鏡頭，在豪澤爾之后，這樣的長焦和廣角恐怕更是難得一見，因為我們的學術已逐漸步入后現代，步入后英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社會史》堪稱‘孤本’，甚至有空前絕后的意味。”

套用汽車界的術語，黃燎宇稱豪澤爾是典型的“德系學者”。黃燎宇說，德系學者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嗜好——借用一個藝術史術語——巴洛克式的長句，也就是那種層層疊疊、盤根錯節、綿延不絕的主從復合句。這種巴洛克式長句通常由一個主句和若干從句組成，從句又是立體結構，分一二三四級，主句和從句由關系連詞連接，主句和各級從句還可能帶有各式各樣的插入語。如此蔚為壯觀的句子，常常游走半頁紙甚至一頁紙才肯停頓，停頓的標志是句號。打造這樣的語言，需要縝密的邏輯，因為復雜的結構總是邏輯思維的體現，同時需要良好的身體素質，因為沒有足夠的肺活量，恐怕很難一口氣把句號出現以前的詞句讀溜、讀完。

“會德語的外國人也可以對此表示羨慕。可是，這種語言很難進入其他語言，進入中文尤其困難。從句法看，中文和德文是截然對立的兩個語言世界。中文不喜歡長句、復合句，中文青睞短句和排比；中文的句號對肺活量沒什么影響，也管不了那么寬；中文不習慣關系連詞，看不慣通篇的‘因為……所以’‘雖然……但是’‘如果……那么’。這不是因為中文不講邏輯，而是因為中文欣賞隱形邏輯或者說無形邏輯，傾向于讓讀者自己去尋找或者體會潛伏在字里行間的邏輯關系。”鑒于中德語言之間的這種反差，黃燎宇得出的結論是：學術德譯漢的第一誡是“拆”，也就是說，翻譯的時候必須逐一拆除德語中的巴洛克式語言建筑，拆得越多越好，拆得越碎越好，拆得越短越好。他戲稱自己是帶著拆建意識投身于《藝術社會史》的翻譯工作，而該書的翻譯也由此變為一項浩大的拆建工程。

傳統德系學者的另一顯著特征是博學。相比一般德系學者，豪澤爾身上的這一特點更為突出。黃燎宇稱其為“學術縱橫家”。“他在《藝術社會史》中游走于十幾個知識領域，穿梭在歐洲幾大文化之間，旁征博引時還常常直接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語、拉丁語。翻譯這樣一位跨學科、跨文化、跨語種的大學者的著作，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和智慧。”在此前一本小說的譯序中，黃燎宇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譯者就是一家公司。一個譯者，不管他多么勤奮、多么自信、多么有水平、家里收藏有多少本辭書和字典，都有必要求助各路神仙（活字典），請來的神仙人數還應接近一個公司的規模。可以是二三十人的小公司，也可以是二三百人的大公司，這得視翻譯作品的難度和厚度而定。請教活字典，既是因為隔行如隔山，也是因為不太信任辭書。查閱辭書，常常是你不知道的，它也不知道，它所知道的往往又不太可靠，逼著我們從因果關系去理解魯迅說的“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所以，只好打擾各路神仙，只能請教活字典。

《藝術社會史》兼有難度和厚度（60萬字），翻譯過程中，黃燎宇可謂動用了百人團隊。這個團隊里面有中國人有德國人，有學者有藝術家，有同行有學生，有朋友有家人。“可以說，豪澤爾跨越了幾個語種，我就請教了幾個語種的活詞典，豪澤爾穿越了幾個知識領域，我就驚擾了幾個知識領域的神仙。”他慶幸自己身處近水樓臺，北大外國語學院這個工作平臺，讓他能夠得到來自多個語種多個專業的援助。另外，他擔任主任的北大德國研究中心亦為他提供了很多幫助。這里有各路專家學者。“我還有一些社會上的朋友做高參和知識供應商，其中包括學者、藝術家、音樂評論家。需要補充的是，由于神仙也是人，碰到高端專業詞匯的時候，我常常需要跟神仙們描述和解釋半天才能得到我需要的一個概念、一個說法。”

為了書中的行話和專業詞匯，黃燎宇曾多次召開“神仙會”。但即便如此，很多概念的翻譯仍然需要自己費心斟酌，最后作出決斷。比如：遇到Urproduzent這個經濟學術語的時候，如果僅僅是望文生義，按照構詞法進行推論，他會將其譯成“原始生產者”（黃燎宇說那將是鬼話）。后來，一位知名的經濟學家告訴他，這是“初級產品生產者”。涉及廣為人知的歷史人物即文學和學術著作的名稱的時候，黃燎宇主張約定俗成，舊譯即便不完美也不用改動。不過，如果遇到缺乏現實對應物而產生的詞匯空缺，朋友圈也會失靈。當豪澤爾評論作為Dandy的王爾德的時候，黃燎宇請教過專攻19世紀后期英國文學的專家，對方曾撰文論述這一現象，但是巧妙地避開了翻譯。黃燎宇說，換到今天，他會毫不遲疑地把Dandy譯成“精致男”。“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社會發展了，現在社會上經常可以遇到講吃講穿講談吐的男人，‘精致男’已成為非常通順的通用詞匯。”讓他非常高興的是——“當初我把幾乎每一個翻譯難點和疑點都進行了標注（在括弧里注上原文），以接受讀者和同行的監督。回頭看來，昔日的難點和疑點好些還變成了翻譯亮點，其中包括一些‘一名之立、旬月躑躅’的結果。”

2020年，《藝術社會史》被商務印書館收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系列。實際上，自中譯本出版以來，該書即被眾多高校用作教材。回首往事，黃燎宇一個強烈的感受是隔行如隔山。書中很多學術概念和專業術語的背后，都有著一段長長的故事。采訪過程中，他屢次表達自己討厭譯著中的那些食洋不化的“鬼話”的立場。無論再高深再專業的詞匯，黃燎宇在翻譯中秉持的原則是通順、自然。而豪澤爾的這本書，他“可以告慰自己”的即在于此。

（中華讀書報記者陳菁霞采訪整理）

原標題：《黃燎宇：翻譯《藝術社會史》是一項浩大的“拆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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