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峰遺草》是日本著名學者藤田豐八先生部分遺作的匯編，昭和五年（1930年）九月在日都東京印刷發行。“劍峰”是藤田先生的雅號。這部書是在作者逝世將滿一周年之際，由池內宏教授應承先生遺屬的意愿而編纂印制的。書中沒有題署出版單位，也沒有標示書價，看來只是自行印制，分送友人，應屬于所謂“非賣品”的性質，因而印制數量當十分有限。時代雖近，現在也不是很容易遇到。

日本人出版書籍，像做所有事情一樣，真拿事兒當事兒做，刷印裝幀，每一個細節都很用心。這部書具有紀念性質，印制也就愈加考究。米色的細密布面，配上市村瓚次郎書寫的墨色題簽，看上去莊重雅潔，捧在手里，則感覺溫溫宜人。內文的紙張，淺淡泛黃，這既有歲月流逝留下的些微痕跡，更多地還是印書用紙本來就偏這個色調，和疏朗豎排的文字相搭配，給人有一種古香古色的感覺。做研究用到它時，左邊一部線裝古刻本，右邊展開它來，沒有一點兒違和感。再加上紙面極其細微的凸凹，手感溫潤綿密，愈加使讀者與之貼近，兩相融合。即使是本閑散的讀物，也夠惹人喜愛的了，況且這是那個時代代表性學者的重要著作而又世不多見，能夠備置案頭，自然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藤田豐八先生學養豐富，和那個時代日本東洋史學界的諸多大師級學者一樣，有很豐厚的中國歷史文化底蘊，不是現在那種只明白某一個斷代某一很小方面史事的“專家”，但在學術研究方面最主要的貢獻，是在中西交通史領域。這本遺作集收錄的文章，也都是論述這方面的內容。

我買下這部文集，首先是出于研治中國印刷史的需要，因為書中第一篇文章《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講的就是中國古代印刷術的起源問題，而藤田豐八先生關注這一問題，仍然與歷史時期的中西交通有關，他認為中國印刷術的技術源頭在域外的印度。

研治中國古代文史，既很艱難，又很遺憾。因為好的學者就是要努力解決疑難問題，而探索古代文史研究中的疑難問題，往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易一步到位，走過的路上，一代代學者都難免會有所偏差。

劍峰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位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開拓者，創獲甚巨，同時也有過很嚴重的失誤。譬如論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他就曾誤把《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中的尋常語詞“不得”二字指認為“佛陀”（Buddha）的對音，從而得出了嬴秦時期釋教即已東入華夏的結論（說見藤田氏撰《支那に于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一文）。

今天看起來，其說自然頗顯荒謬，但當時卻曾引起陳寅恪先生的認真關注。寅恪先生在所讀《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標記道：“藤田以‘不得’為佛陀之古謂。”（《陳寅恪讀書札記二集》）這說明放開眼界重新解讀古代典籍，特別是瞪大眼睛聚焦外來文化的影響，是當時盛行的風氣。在這一風潮的影響下，既有很多超越以往的創獲，同時也鬧出了像這種把秦漢人的大白話錯認成佛國梵語的笑話（見拙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陳寅恪先生對中土制度、文化“胡化”事件的認知，也頗有一些類似的謬誤。

在學術研究中，從來沒有過神，將來也不會有神，包括眾師之上的“大師”也都會犯錯誤，甚至會犯很荒唐的錯誤。錯誤的觀點，自然會被后人拋舍，這是學術發展中再正常不過的自然進程（不過當各種看起來很美的新時尚席卷而來的時候，別那么急赤白臉地強擠進去“預流”，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避免一些冷眼旁觀本來就很低級的疏失）。只有不多讀書的呆瓜蠢蛋，才會抱著一個偶然在路邊撿到的牌位膜拜終老。然而詭異的是，正確的結論，有時也會被人遺棄。藤田豐八先生對中國印刷術起源問題的研究，就落入了這種可悲的境地。

1925年5月，藤田先生在日本史學會大會的“東洋史部會”上，以“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為題做了一次重要的講演，《劍峰遺草》中的這篇同名文章，就是這次講演的講稿。在這次講演中，他提出一個著名論斷：即中國印刷術產生的直接淵源是古印度用于捺印佛像的“佛印”；同時，在兩年后又發表《佛徒の印像につきて》一文，還把這種所謂“佛印”的性質，與中國傳統的印章明確區分開來，辨明中國式印章與印刷術的產生，并沒有直接關系。

藤田先生這一研究，道破了印刷術得以產生的具體技術來源，可以說是一項歷史性的創見，極富學術眼光，可是，后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幾乎無人提及。在中國印刷史的研究中，中國很多從事斯役的人一向閉目塞耳，沒人提，主要是由于不知，那“天朝”以外的學者呢？例如美國撰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卡特，日本撰著《東洋印刷史序說》的禿氏佑祥，對藤田氏此說，同樣一概置而不論。

不理不睬也就罷了，想不到五十多年以后，本國同袍神田喜一郎博士，在1976年又發表了一篇題作《中國における印刷術の起源について》的論文（刊《日本學士院紀要》第三十四卷第二號），對藤田氏這一觀點提出了很嚴厲的批評。不過核實而論，神田喜一郎先生的看法，并不正確，劍峰先生的舊說才是正確的結論。關于這一點，我在近日出版的《中國印刷史研究》中有詳細的闡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周振鶴先生在評價清代乾嘉時期的錢大昕、趙翼和王鳴盛這三位著名學者時，曾以“有人開玩笑說”的形式講過這樣一段話（其實我當面聽他本人多次發出過同一感慨）：“做學問只好比別人快半拍。與別人同步，沒人看得上你；比別人快幾拍，沒人看得懂你。”（《點石成金、披沙瀝金與臉上貼金》，收入作者文集《隨無涯之旅》）不幸的是，在印刷術起源研究這一問題上，藤田豐八先生就是那個比別人走得快了好幾拍的人。

周振鶴先生講述上面那段話之后，緊接著，又以戲謔的口吻說：“反正你都沒有名氣。”研究學術問題，是為探明事實真相，自然不是和誰負氣爭名氣，而從本質上說，科學的學術研究，終究是公平的，只是學術上的是非，有時需要經歷很長時間才會等到公允的評判。從藤田豐八先生在《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這篇講演中提出他的見解到現在，已經過去九十多年了，但既然是科學的研究，終究是可以通過認真的檢驗而證明的。從事學術研究，不僅如王國維先生所云，學無新舊中西之別可以妄加軒輊（《觀堂別集》卷四《國學叢刊序》），而且在一定時期內，學術觀點也不一定以新為是，毋須惟新是從。實際上有很多很多問題，在經歷很長一段時間探索之后，會重新認定早前被遺棄、被否定的舊說，有時甚至會返回最初出發的原點，藤田豐八先生對印刷術起源的研究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事例而已。

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藤田豐八先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做出的這一研究，盡管尚且未達一間，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再稍加推進，進一步明確催生印刷術的宗教文化因子，從而清晰推定印刷術的產生時間，但他能夠獨具慧眼，最早、最明確地指出了通往事實真相的正確路徑，貢獻極其卓越，而《支那印刷の起源につきて》，這篇最早載錄其學術見解的文稿，在學術史上的標志性意義，自不言而喻。了解到這一點，大家也就能夠明白，這部《劍峰遺草》實在值得珍之寶之，鄭重藏弆于書室一隅（這只是就愛書的讀書人而言，對那些一門心思劃拉電子本檢索數據的“神圣學術機器人”，當然是說不著的）。

2016年12月4日記

本文摘錄自《書外話》一書，辛德勇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