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瑟·埃文斯所編的《四位現代人文主義者》（On Four Modern Humanists: 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ntorowicz, Princeton: 1970）中，恩斯特·羅伯特·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和恩斯特·哈特維格·坎托洛維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1895-1963)被視為20世紀兩位最為杰出的中古研究大家。前者專攻羅曼語文學史，后者聚焦政治神學，都以淵博似海的學識和力透紙背的書寫為20世紀學術界貢獻了具有豐碑意義的百科全書式作品。在我今年的閱讀經驗中，除了為學術研究所閱讀的著作和論文之外，讀了這兩位作者問世逾一個甲子的經典之作——《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的中文譯本。在帶來美妙的閱讀體驗的同時，也對我的體力、腦力和見識力提出了巨大挑戰。

撰寫博士論文的歲月里，我時常在疲憊的雨夜隨手翻看這兩部書。我的主導師出身年鑒學派，對于體現濃厚德意志學術傳統的作品不甚感冒，常常在給我的論文評注中提醒我不要過多受到由鄧普夫（Alois Dempf）發展而來的“德意志象征主義”路數的過分影響。可由于我的論文聚焦12世紀上半葉的隱修神學與教會改革，每日沉溺于900年前僧侶碎碎念的繁瑣論證、奇妙而牽強的邏輯聯系和無數意象的解讀與重構中，不知不覺，就陷入到了一種山重水復確實無路的壓抑當中。看這二位如何處理如此眾多線索的技法，也就成為自己私下修習內功的法寶。當然，如果仿效英文文筆，我更推薦英國本土大師理查德·威廉姆·索森（Richard William Southern）的《中世紀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這三部書也是20世紀所有中世紀研究中重印再版次數最多的作品。

1、恩斯特·坎托洛維奇：《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尹景旺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徐震宇譯）。

幾年前，筆者曾為“私家歷史”撰寫了一篇小文章，介紹了坎托洛維奇的傳奇一生及其學術思想。要深入理解坎托洛維奇，不僅要對中世紀的歷史、神學和哲學思想有所把握，還需要注意德國19世紀中期以來的研究傳統。除了為人熟知的蘭克學派外，德國深厚的法學研究傳統也滲透進了歷史研究領域。就19世紀的狀況來說，從英格蘭的梅特蘭到德國的坎托洛維奇，中世紀研究的進路與法學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要理解坎托洛維奇的研究進路，就得從他對注釋法學派的極度關注起步。注釋法學派不僅見證并推動了羅馬法在西歐的復興，更是12世紀以來經院神學將所有知識系統化的產物。他們的書寫和思考方式早在阿伯拉爾、彼得·隆巴德的時代就已經成型。

在坎托洛維奇筆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判例同公元1世紀的基督論爭議聯系在了一起，并從普洛登判例引出了一條綿延千年的線索。為了解釋當時人對“國王的兩個身體”的看法，坎托洛維奇以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為中心，展現了劇場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政治神學，亦即“日常生活中的理論接受”。以11-12世紀為思想中軸，他分別論述了以基督、法律、政體為中心的王權，將政教之爭、羅馬法復興時代的注釋法學派和中古晚期民族國家建構中的神學、法學、哲學、政治學、文學等種種文獻匯入到自己的理論體系當中，呈現出了一幅繁復多面的圖景。

簡言之，“國王的兩個身體”之擬制既來自于基督宗教中的基督二性論，又與羅馬帝國異教時代的皇帝即神概念相關。塞涅卡所說“君王是國家的靈魂，而國家是君王的身體”，同居普良所說的“教會在主教里面，主教也在教會里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而，雙劍論卻與此不同，且中古時期君主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的劃分無疑直接來源于基督二性論。這種從擬制到真實最為清晰的呈現，便是彌撒中祝圣圣體圣血時，摻了些許水的酒和無酵面餅變成了耶穌基督實實在在的血液和身體。我們只有在這個維度上才能理解中世紀的人，他們如何能夠信心滿滿地用精確但不免佶屈聱牙的拉丁文，構建了一個復雜的意義世界。他們需要通過人的理性來理解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并賦予他們秩序，也正是在這種理性活動中，珍視人的價值的人文主義才得以在12世紀誕生。

對繁瑣法條解釋的羅列和解讀體現了坎托洛維奇對思想史潛流涌動的深刻把握。他所繪制的迷宮地圖，對我們讀者而言往往有常讀常新之感。在我看來，雖然在學術底色上坎氏仍帶有格奧爾格圈子的色彩，《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似乎已經消泯了《弗雷德里希二世》里強烈的影射史學色彩。在這部作品中，坎托洛維奇其實表現得更像是劍橋學派的先驅（劉小楓教授認為他與劍橋學派的激進共和主義大相徑庭）。通過文本的窮盡搜羅與細讀，盡可能地呈現中世紀的可能面貌：史料本身一定要通過撰史者才能發言，而撰史者的言辭已經變換了史料的滋味。

因為有幸校對了尹景旺老師的譯本（上海社科院版），近期又閱讀了徐震宇老師（華東師大版）的譯本，一年里花了不少時間和坎托洛維奇在一起。在閱讀中，時常想起英國著名女性中世紀史學家貝瑞爾·斯莫利閱讀這本書的感受：就像是吃了一頓豐盛的花生醬面包大餐，縱然飽腹卻難免有些反胃。這一方面是由于坎托洛維奇本人的語言（尤其是非母語寫作）表達風格，同時這一晦澀的主題似乎也只能以這種堅硬的形式表達出來。文筆清麗的索森曾經暗諷與“坎托洛維奇教授一起漫游中世紀，探尋國王的兩個身體，就像夜幕下沿著未知道路行走在一個陌生的鄉村：光亮斷斷續續，雖有時也照得通明，鄉村輪廓卻仍只是依稀可辨”。不過，索森也承認，這種經歷給人留下的印象要比白日行走的印象更為深刻。

2、恩斯特·庫爾提烏斯：《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林振華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相比較于坎托洛維奇細致、繁瑣乃至有些喋喋不休的考證與闡述，庫爾提烏斯的作品則能給人帶來更為輕松的審美。他難以匹敵的語言能力、淵博的學識和深邃的洞察力，以一種隨筆的形式匯聚成了一部鴻篇巨制。如果說坎托洛維奇的作品是一座茂密森林中的迷宮，那庫氏的作品則更像是折射出萬千世界的巨型萬花筒。在我看來，庫爾提烏斯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并非是從一個學術門派出發，而是試圖繼承一種肇端于12世紀的“人文主義”傳統。比如，在真正作為開篇的《文學與教育》這一章中，他從希臘古典時代的教育一直談到大學建立，并以此賦予了整個西歐文明一個層累式發展的模式。無論是主題學還是隱喻學，又或者詩歌與哲學、神學的關系，庫爾提烏斯總將目光投射到更為晦暗的古典時代，并試圖在千年流轉中捋出一條若隱若現的線索。在他的寫作中，歌德和荷馬、維吉爾之間可以無縫對接，伊西多爾的百科全書也能與莎士比亞建立起親緣關系。因此，庫氏所強調的歐洲思想內在的連續性也成為他撰寫這部巨著的信心來源。

《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中討論的主題各不相同，可字里行間充滿著對中世紀的敬意。“中世紀黑暗說”也許仍在街頭巷語中有些市場，但從19世紀以來的撥亂反正使中世紀的面貌變得越來越清晰。由于這部作品從20世紀30年代末期開始醞釀，庫氏明顯地希望以自己的作品作為對時代精神的回應，試圖重新找回查理曼帝國以來的歐洲遺產，并沿著羅曼中世紀的道路回到羅馬帝國。在他看來，加洛林以來的歐洲遺產雖然也吸收了外來思想，但本質上仍然是西歐文明自身特質的產物。

正如許多學者的批評一樣，庫氏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中世紀的天主教會，瓊斯（Charles W. Jones）甚至驚訝于他居然能在“仿佛不存在中世紀教會”的情況下進行這樣一部作品的寫作。這一現象也讓我感到費解。庫氏雖然出身路德宗家庭，卻有著非常濃厚的天主教情結。在他預備撰寫此書的時候，正是通過與道明會神父讓·德·（Jean de Menasce）的通信才逐漸厘清了其作品中的幾個核心概念。因此，對于中世紀天主教會的理解，也是我們理解中世紀歐洲的根基所在。

不久前，王晨先生對林振華先生的譯本中一些古典語言引文翻譯提出了友善的商榷，此外，還有許多誤譯主要集中在教會制度和與神學相關的部分。比如，書中將“Augustinian canons of St. Victor”譯為了“圣維克托的奧古斯丁經典”。其實“canon”在此處當譯為教士，所謂“Augustinian canons”就是守圣奧古斯丁會規的教士們。與本篤會隱修士們不同，奧古斯丁會士必須是經過祝圣的神父，只有祝圣了才可以做彌撒、聽告解和赦罪。在中世紀的語境中，人們對于隱修士、執事、司鐸之間區別的理解，如同我們現在對于團員、預備黨員、黨員的區別一樣清晰。

這兩位作者之間的關系和思想傾向也頗值玩味。庫爾提烏斯對青年坎托洛維奇持相當嚴肅的批判態度，認為“有些人想方設法地重塑歷史偉人，以期望其符合格奧爾格派的教義”。庫氏則從法德問題、德國精神逐漸轉移到歐洲的統一性上。他的半生學術似乎都是在努力地向讀者們闡述整個歐洲如何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而這一文化就成型于拉丁中世紀時期。這一觀念同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理查德·索森等英語學界的學者不謀而合，在坎托洛維奇的作品中也能夠感受到作為整體的西歐文明從11-15世紀的萌生和成型。相較而言，庫氏的書寫傾注了更多的感情，以至于“德裔羅馬人”的情緒從筆尖噴涌而出之時，一切似乎都應當而且能夠被追溯回羅馬帝國時代。身為猶太人的坎氏，則更愿意在文本細讀中慢慢展開一個觀念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流轉。

在這兩部巨著當中，象征體系占據著至關重要的位置。對于中世紀的任何一門人文研究而言，各種隱喻、象征及其背后所呈現出來的復雜關系和神學、哲學意涵都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而這些對當事人耳熟能詳的東西卻往往讓當下研究者如墜五里霧中。尤其是對當代中國讀者，如果我們能對這些意象有更清晰的理解，將大大增進我們對歐洲中世紀的理解，也能更好地體悟這些博學的作者們所要傳達的微妙信息。

坎托洛維奇和庫爾提烏斯都以但丁作為他們鴻篇巨著的終點，因為正是這位被革命導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最后一位詩人，和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的多情才子，成了西歐中世紀萬千隱喻、意象、象征的最終匯聚點。這些都凝合在他的《神曲》和《帝制論》中，在政治神學思想史和文學史雙重意義上成為繼往開來的不朽之作。

作為一名歐洲中世紀歷史的研究者，我非常樂于見到這些偉大的作品被譯介為中文。正如徐光啟在三百多年前所說，“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宏闊的思想體系建構能更好地承繼和建造保存人類文明的大廈，使人們認出這座大廈中分門別類又或者雜亂無章地擺放著的遺存。那些過往的珍寶，縱然塵封在絕大多數人的記憶之外，卻仍然與世界靈魂（anima mundi）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