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陳春花的學歷風波鬧得沸沸揚揚。

如果你未曾了解事情全貌，可能會困惑兩個問題。

陳春花怎么就被稱為“華為的女軍師”？

這個在愛爾蘭歐洲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教授，究竟有無真才實學？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2017年年初，陳春花通過社交平臺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記述她和其他教授一起拜訪任正非并開展交流的經歷。

她在文章中提到了一句話：“坐在任先生親自駕駛的汽車上，更深地敬佩任先生。”

一句不經意的描述，被自媒體解讀為“任正非甘愿為陳春花做司機”，成全了一場長達六年的流量狂歡。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

目前大家都已知道，所謂愛爾蘭歐洲大學，名頭很響亮，實則是一個連校址都沒有的“家里蹲”機構。

就在陳春花博士學歷遭到質疑后，她所任職的院校在第一時間刪除了她的教育經歷，新加坡國立大學更是直接對她作停職處理。

對于仍留在網頁上的長長一串成就清單，我們并非專業人士，難以進行評判。

但翻開刪減前的履歷，可發現陳春花是1986年畢業于華南理工大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高考錄取率為2.4%，考上一所日后的985大學，說是萬里挑一毫不為過。

2000年，陳春花獲得碩士學位，其就讀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今年QS亞洲排名第一，同在榜單上的清華大學排名第5.

單憑這兩段經歷，不能證明陳春花的學術能力，但至少說明她也曾是千軍萬馬中，走過獨木橋的那一個。

而這也引出我們今天真正想討論的問題：

為何這種處于學術金字塔頂端的人，也要去國外糊弄一個沒有任何含金量的博士學位？

正如一位網友評論的那樣：

“查出陳春花一人不是問題，問題是由此查出一堆問題。”

回顧眼下這場鬧劇，陳春花的出圈，不過是在這流量至上的時代，又一個人被成為神壇上的匆匆過客；

而陳春花的翻車，折射的卻是根植于國內高校體制幾十年來的刻板和盲目。

在不健全的高校發展和考核體系下，陳春花其人其事，不過是冰山一角。

#01

國內高校的“崇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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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高校的發展道阻且長。

建國前各院校飽經戰火，雖有許多知名學者涌現，奈何科研條件實在有限。

英國學者李約瑟曾目睹童第周，利用雪天時的光線在顯微鏡下做胚胎試驗，詫異地問：“你那些論文里的實驗，都是用這種設備做的？”

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李約瑟深感不可思議。而這種不可思議，只是那個時代國內院校的縮影。

建國之后，百廢待興，卻又由于某些歷史原因，走了許多彎路。

先是1958年，部分大學取消教授評級制度，將普通講師、助教、副教授、教授統一稱為教員。再到1966年，大學畢業考核制度被認為是資本國家的糟粕。

其結果就是，國內大學生畢業不用搞畢業設計，不用寫畢業論文。

直到1977年高考恢復，高校發展重新步入正軌。一群高等教育的未來掌舵人，一邊感慨 “而今邁步從頭越”，一邊迫切希望中國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

為此，他們為高校發展設立了許多指標，其中很重要的兩個方面就包括教師的資歷背景，和學校的國際化程度。

這種指標自然不能說是錯的，可一旦用力過猛，就很容易劍走偏鋒。

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曾指出：“國內大部分高校的人才引入都是假的，有的所謂全職教授，應當來3個月，結果實際只來了一兩個星期，干了一些二流的研究工作，卻拿走不少于100萬元的一流年薪。”

而近幾年，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的學生紛紛抗議，原因是學校對于海外留學生的超國民對待。

這些海外留學生在本國連普通大學也上不了，卻只要經過簡單的語言考試，就能來上中國的一流大學，并且獲得遠超國內物價水平的助學金。

頗為諷刺的是，國內高校拼命招收低質量的海外留學生，但根據去年《美國科學基金會》的數據，我們自己的高水平博士中，卻有79.4%留在了海外。

高校管理者的盲目崇洋，沒有帶來西方先進的辦學理念，只是用各種看似高端的字眼，裝裱起脆弱的空中紙樓。

而其中重要的一環，也包括花錢從國外買學位。

回到陳春花教授榮獲愛爾蘭歐洲大學博士學位的2001年，值得注意的是，那也是她榮升華南理工大學副院長的時候。

作為985高校的副院長，博士學位必不可少，但問題是前一年她才剛剛碩士畢業。按照博士從入學到畢業的標準流程，陳春花最早也只能在2004年競選副院長一職。

而海外留學和博士學位，這兩個原本用來衡量教授乃至高校實力的指標，就這樣成為陳春花個人晉升的鋪路石。

聘請欺世盜名的洋教授裝點門庭，招收不學無術的洋學生彰顯國際化，購買毫無價值的洋學位平步青云。

崇洋不是錯，承認差距才能有所進步，但寄希望于通過崇洋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那只會讓所謂的“推動國內高校國際化”和“培養高學歷教研團隊”，淪為各取所需的一筆筆生意。

而在這滿地狼藉中，如果人們眼中的一流高校也未能獨善其身，又何以指望更多苦苦掙扎的院校出淤泥而不染？

#02

“水博士”背后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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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9年國內高校擴招以后，全國本科錄取率由5%，一路飆升至今天的80%，但這背后是高校資源分配的不斷失衡。

今年公布的高校經費排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頂級高校的經費預算，全部超過100億。

相比之下，2021年中央給到其他2000所地方高校的財政經費，總數也才100億。

預算有限，建設投入就有限，從而更難吸引生源，大部分院校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想要在夾縫中求發展，就只能設法提升學校檔次，爭取更多資源。

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院校升格”，就比如“某某學院”升格為“某某大學”。

前段時間因批量錄用菲律賓海歸博士而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邵陽學院，早在2012年就開始籌備改名“邵陽大學”。

改名第一步，是先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單位”。

為此，邵陽學院在一年內開設了食品工程和機械與能源兩個專業學位碩士授權點。

這樣還不夠，高校申碩還得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博士學歷教師占比超過25%。

邵陽學院一度在全國范圍內，積極聘請博士畢業生，但囿于有限的招聘預算和偏僻的地理位置，搶人大戰往往鎩羽而歸。

兩年前，邵陽學院校長彭希林召開動員大會，將更名大學當作軍令狀。但其實，博士學歷教師的占比問題，仍沒得到有效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邵陽學院還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將現有教職工培養到博士畢業。

此時距離邵陽學院開設碩士點，已過去8年，如果10年內學院還未申請稱為碩士學位授權單位，那么已有的碩士點會被取消。

不能招收碩士，學校從“學院”升格為“大學”，更是無從談起。

因此，邵陽學院不可能送走一批教職工，然后等上三、五年，直到他們獲得博士學位。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彭希林等學院高管會將目光由國內轉向國外，最后鎖定QS亞洲排名601（共650所大學）的菲律賓亞當森大學。

今年7月7日，邵陽學院公示了一則人才引進名單，其中23位“海外人才”均為菲律賓亞當森大學畢業的博士，聘請費用總額超過1900萬。

這份公示在網上曝光后，引起一片嘩然，但這并非是邵陽學院獨辟蹊徑。

幾乎同一時間，邢臺學院也被曝出在去年連續招聘13位女博士，這些博士的畢業院校均來自韓國，且院校排名極為靠后。

一位剛本科畢業的網友，在這條新聞下留言：”能公示名單的，算是不錯的了。”

不用學習外語，不用專業考核，連畢業論文都能花錢請中介代勞，在這種環境下速成的海外人才，能如何給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可想而知。

在我們看來，將本該用來提升教學質量的錢，用來水學歷、改校名，無疑是對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可事實上類似的質疑，早在30多年前就由華師的校長章開沅發出過。

彼時華師還只是華中師范學院，章開沅堅持認為：“不會執著改名，叫學院未必代表水平低！”

在章校長發表這段振聾發聵的講話兩年后，也就是1985年，華中師范學院順利更名華中師范大學。

由于保留學院的名號，華師在教育部編制的高校名錄上，被許多不入流的大學甩在身后，最終教育局親自下達指令，催促章校長改名。

清醒如章校長，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更不要說強求地方院校爭做務實派。何況一個學校的博士比例，在當今高校的考核體系中，遠不止關系到改名。

邵陽學院的一位老師在采訪時說：“一份國家課題申請下來，經費從20萬到200萬不等，可如果實驗團隊里沒有幾個博士坐鎮，連初篩都過不了。”

邵陽學院“水博士”事件后，校長彭希林遭到免職處分，網友拍手叫好。

但問題不是免職一個校長就能解決的。只要形式主義之風繼續身盛行，而高校仍要生存，就會有更多邵陽學院涌現出來。

#03

“紙面名校”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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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印度經歷一場大規模蛇災，遍地流躥的毒蛇，給人們生活帶來極大威脅。

印度政府為整治蛇災，設定了一個指標，規定各縣市定期捉到符合指標數量的蛇，超出有獎勵，沒到要懲罰。

以正常邏輯來考量，這樣的政策沒有任何問題，事實上法令推出的前兩個月，也確實讓當地蛇災得到很好的控制。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蛇群數量很快出現反彈，等到法令頒布一周年時，印度各地蛇群總數甚至已是此前的2.4倍。

為何出現這種情況？

原來當地居民發現，捕捉野生蛇費時費力，還十分危險，于是他們想到自己養蛇，再拿家養的蛇去交差，如此就能簡單迅速地達成指標。

提起這個案例，是因為這和國內高校的考核指標如出一轍，盡管出發點是積極正向的，結果卻是大相徑庭。

說到底，世上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案，解決一個問題，總會引發新的問題。而一個較為完備的發展體系，必然需要長年累月的積淀與試錯。

就像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有著兩百多年的辦學歷史，培養出1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4位菲爾茨獎獲得者。正是憑借這份底蘊，“學院”二字從來無損于其在學術圈的地位。

反觀國內，近十年由學院升格為大學的院校超過300所，博士人數增長近百萬，被收錄的論文數量累計339.7萬篇，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單從學術指標而言，中國高等教育完全是用短短十年，趕超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年里中國高校進入全球前100名的，只增加8所；而對于最能體現論文質量的引用率，則被曝出通過國內學術圈相互引用來刷高數據。

北大生命科研學院院長饒毅教授曾說：“數據不代表實力，數量只為質量服務才有意義。”

大學者非謂有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如果各大高校的主要精力，被用來打造紙面上的名校，而不是培養大師，那么即使再如何強調走向世界，設立各種嚴苛的考核指標，結果也只會和初衷背道而馳。

身為普通人，我們中大多數仍要通過高校走向社會，想要的無非是一個求學求道的大學。

可當我們還在為畢業論文熬夜時，有人用錢買來一紙文憑成為堂堂院長，有人拿教學經費培養“水博”來完成指標，這不僅是對高等教育的扭曲，也是對默默努力的平凡人的踐踏。

要逐漸改變這樣的現實，需要的不只是更有力的監管，而是一個讓國內高校不必對崇洋汲汲以求，不必對校名耿耿于懷的發展環境。

建設這樣的環境，是一條漫長的路，卻也是唯一值得走的路。

* 部分參考資料：

[1] 岳南，《南渡北歸》；

[2] 光明日報，《中國高校正走出“洋教授”崇拜》;

[3] 解放日報，《饒毅：中國論文數量充足而質量不足》；

[4] 湖南省教育廳，《關于邵陽學院引進博士有關情況的通報》。

原標題：《水博士泛濫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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