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翟永明創辦于1998年的白夜酒吧，是成都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間。今年7月，受到疫情影響，白夜寬窄巷子店關閉，全部活動轉至芳華街的新白夜。

白夜承載了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寄托，也讓詩人翟永明擁有了一個現實身份——酒吧老板。如今，翟永明選擇遠離紛擾，很少介入酒吧的經營，大部分時間用于寫作。白夜寬窄巷子閉店，對她來說是個解脫。更年輕的人主理著白夜，并試圖與年輕一代對話。但在網紅經濟和流量大潮下，那個屬于詩歌的時代已經遠去了。成都的“左岸”

2022年7月，成都市高新區芳華街28號，一個嶄新的、白盒子一般的二層建筑端坐落在兩幢住宅樓之間，這是白夜的一家分店，于2021年開業。

白天這里是咖啡館，透過正面的玻璃墻，能看到里面純白的墻壁和空曠的走廊。晚上，打開桌上和吧臺的底燈，這里是一間酒吧，人的講話聲和音樂聲在空間里流淌。等門口那塊散著白光、寫著“白夜”的招牌滅了，它便全然融進黑夜里了。

作為成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間，創立自1998年的白夜凝聚起了一批八十年代開始創作的藝術家、詩人，見證并推動了詩歌在中國的傳播。藝術家在白夜聚會，詩人在這里留下詩篇，白夜早已成為一張浪漫的文化名片，理想的精神寄托。

人們稱這里為成都的“左岸”。

今年年初，受到疫情影響，加之房租上漲，白夜最終決定關閉位于寬窄巷子的老店，由芳華街的新白夜接續老店的活動。

新白夜周邊都是居民樓，從商區搬到社區，白夜面臨全新的考驗。投訴紛至沓來，兩側樓里的老年人抱怨，泛白光的招牌侵擾了他們晚上九點上床睡覺的安寧。為了融入社區，新白夜取消了音樂演奏、獨立電影的放映，改放《奇跡.笨小孩》《鋼的琴》等影片。

芳華街的新白夜

7月的晚上，98年的調酒師站在新白夜的環形吧臺里面，調制了一杯“里爾克”。橙紅色的酒精上漂浮著一塊干檸檬，“里爾克”濃度不高，入口一股淺淺的、清爽的酸味。

“里爾克有首詩叫《秋日》，這就是根據那個調的。”調酒師解釋，里爾克是奧地利人，但一直用德語寫作，他就用產自德國的金酒做基酒。

把對詩的感受轉化成味覺，再借酒精表達出來。“你是在用酒寫詩吶”，我說。

“我一直覺得調酒是一種創作。”他舉一杯調制的新酒遞給坐在吧臺的熟客，叫他嘗嘗。

白夜玉林西路店，這里是白夜的起點 攝影：張潔瓊

白夜的老板是翟永明，她是一個詩人，她還辦過攝影展，為年輕的藝術家做策展，為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當編劇。她年輕時酒量好極了，什么酒都能喝。現在只喝低度數的雞尾酒。她在《以白夜為坐標》一書中記錄了2000年初老白夜的酒單。每一款酒都有一個故事。她的女性朋友們，遭遇情感問題時便喝“血腥玫瑰”，更糟糕的情感問題時就喝“B52轟炸機”，烈酒是發泄情緒的良藥。

如今，酒客已經不再來白夜發泄情緒了。血腥玫瑰只有少許懂酒的內行人士才會選擇，轟炸機成了“夜店酒”，從白夜的酒單上剔除。酒吧里最戲劇性的事情不過是一個人在洗手間吐得滿地都是。酒吧總是最先被警惕的那個。去年以來，成都疫情反復，第一波暫停營業的便是酒吧。

不久前，翟永明來新白夜參加活動。她很少來白夜了，只有在店里舉辦講座或重要活動時才會出現，而且通常是提前半小時或者十分鐘到達。那天，她在吧臺管調酒師點了杯“里爾克”，正等待著，她突然問：“聽說你也喜歡文學，那你寫詩嗎？”

調酒師回：“幾乎不。”

翟永明笑了笑，她習以為常。年輕員工們來了又走，總是做不長久。她一直希望員工能對白夜建立起認同感。接著，兩人再次陷入沉默。

新白夜的主理人譚靜，今年33歲，畢業后進入白夜，已經在這里工作了十年。最初她只是做一些出納相關的雜事，在寬窄巷子，她組織活動，接待詩人，寫公眾號推文，最終負責一個新店。新白夜最初是一塊坑地，看著這里從無到有，她找到了滿足感。她用十年與翟永明達成了共識：審美很重要，但需要平衡；生意和內容一定要分開。

最后一夜

7月3日是白夜在成都寬窄巷子的最后一天，他們只是提前在網上發了條推送。推送里寫：“七月已至，即將劃下句點，但不與朋友說再見。”

大家都趕著在晚上來送別，一波又一波，前后差不多一百五十多人，院子里坐得很滿，店里的藤椅、折疊椅、木椅都不夠用了。送別就是喝酒、寒暄、不要傷感，“像周年慶一樣”。有朋友叫翟永明上去跟大家講兩句。她回：“說啥啊，有啥可說的，此時無聲勝有聲。”

白夜寬窄巷子，閉店后十天，這里正在清退。攝影：張潔瓊

關店之后，有待清理的招牌和雜物。 攝影：張潔瓊

2007年秋天，翟永明租下這間三百多平米的院落，左有一小小亭閣，右有一道老墻，院中還有兩顆枇杷樹。當時，政府改造老街區，寬窄巷子剛被規劃為特色商業街。街道邀請了不少藝術家入駐。除翟永明以外，還有設計師、作家入駐。白夜從玉林西路搬到這兒，開始擁抱商業和市場。

2015年，香港國際詩歌節，北島來到白夜，和來自中國臺灣、以色列、日本、美國的四位詩人一起朗誦詩歌。臺下的座位不夠，人貼著墻站，門外也是想進來的人，隔著玻璃墻眼巴巴看著屋內。一個女孩爬上墻，試圖翻進來。白夜的員工跟她說，你要能翻過來，就讓你進來。她真的翻進來了。

這道玻璃墻安裝于2008年，它將白夜與熱鬧嘈雜的商區隔開，屏蔽了街上的拉客聲和川劇的敲鑼打鼓聲。2019年，店租上漲，店長胥明亮提議把墻拆了，不然外界不知道他們在里面做什么，“白夜”是什么。翟永明花了很久的時間下定決心拆掉墻，那意味著更直接地將白夜暴露，用寧靜換取客流量。

2016年，寬窄巷子成為網紅景點以后，客流量大漲。流量為白夜帶來了營收上的增長，那是白夜酒吧賺得最好的幾年。游客總是擠滿整條巷子，舉步不前。有一天翟永明來參加活動，死活擠不進去，她有幽閉恐懼癥，身處人群中令她感到不安，她反應過來，怎么寬窄巷子變成了這樣？在感受外部環境的變化上，她有時很遲鈍。

那時候起，白夜便不會在“五一”、“國慶”假期安排文化活動了。老朋友們日常也幾乎不來白夜喝酒了，人群阻扼了他們來此的欲望。譚靜一直在店里辦公。游客多了，不停有人進店詢問打探，她白天根本做不了文字工作，只能做那些不用動腦的機械型工作。

白夜一直想做爵士樂演奏會，員工們買來音響、調音臺，低價收了一個架子鼓，擺在小舞臺上。可景區的游客，沒有人聽爵士樂，他們青睞的是《成都》。架子鼓放在舞臺上，沒人敲過它。

“我不太會做生意，我現在都懂了，但是讓我做我還是不行，在最高點的時候，就得要離開。”翟永明說。

寬窄巷子店，寬窄巷子32號 攝影：張潔瓊

白夜最后一晚，朋友們拉著翟永明合影。她努力配合，把自己當“人肉背景板”。她一直對鏡頭對準自己有所恐懼。攝影師周嘉賓在白夜拍了兩年的照片，他一直想拍出白夜的藝術家們滿面笑容的單人照。他用鏡頭觀察他們：何多苓總笑，表情最自然；建筑師劉家琨，雖然嚴肅，有時候瞪眼，但也生動。而面對翟永明，想拍到滿意的單人照太難了。當翟永明發現鏡頭對準她一個人時，她會相當地敏感警惕。

“翟老師以前那些照片，肯定都是她的朋友拍的，她在朋友中間不一樣。”周嘉賓說。

翟永明沒停下來過，來的大都是她的朋友，她來回走動，挨個跟朋友打招呼，向他們解釋白夜閉店的原因。她講，本來就想搬了，沒下定決心，現在租金漲了一半，就干脆搬走了。有朋友寬慰翟永明：“早就該關了。”

白夜一直是收支相抵的狀況。用酒水來供養整個店的支出，一場活動包括嘉賓的差旅費、燈光音響租賃費、給嘉賓的費用。疫情以來，寬窄巷子成空巷子，酒水賣不出去，活動也受到種種限制，寬窄巷子的不少酒吧都撤離了，而白夜花了兩年才撤出這里。

翟永明有意弱化關店的意味，“現在的人你知道的，都是比較浮躁，你一說關了他以為你徹底關了，新白夜的人就跟我說，千萬不要說關店。”

寬窄巷店開張第二個月時，碰上汶川大地震，成都也余震不斷，翟永明每天守在店里，一個游客也沒有，她依舊守著。一個吧員想要離開，走之前他跟她說，他每天站在街上看，巷子那頭沒人，這頭也沒人，店要做不下去了。翟永明要留下，“有朋友還是經常要來，還有活動想做，而且房租也沒那么貴。”等了三個月，寬窄巷子才開始有本地游客光顧，又等了三年，才恢復生機。

白夜一貫的理念是往積極的方向去想。“其實白夜這么多年，肯定會遇到各種問題，但最后總有解決辦法......我們當時的判斷是很快就恢復。白夜如果當時就退出了寬窄，沒有完全銜接好，那其實也不重要的，它總會有一個新的空間，白夜肯定會繼續一直存在。”白夜寬窄巷子店的店長胥明亮說。他四十多歲，講話真摯但謹慎，從2008年起就來到白夜工作，是寬窄巷子店的店長。

進取與反抗

翟永明從祖輩的故事那里得出一個樸素的啟迪：錢，是留不住的。她的外公，事業興旺時，在成都擁有一條街的鋪面，病逝時，所有的財產被族長用一口鑲珍珠的高級香檀木棺材給置換了，什么都沒給家人留下。

她的父親，是一個財務會計，但愛好文學。在特殊年代，床下藏了幾本書，那幾本書成為了她和哥哥姐姐們的文學啟蒙，她成為了詩人，大姐成為了編劇。他一直堅持工作，等到退休以后，開始自由公開地寫作。

翟永明從小受家人影響，她經常看姐姐寫在筆記本上，模仿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習作。她的表哥職業是報紙編輯，也寫詩。1976年，翟永明上大學，學習激光專業。她在大學里寫詩，只是一種純粹的消遣。直到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成都物理技術研究所工作，她才進入到有意識地寫作階段。

翟永明的寫作需要外部現實的刺激。早期，她寫的都是與親情相關的抒情之作。1983年，工作的不如意以及與家人之間的緊張關系讓她陷入低迷。在這期間，她寫出《女人》組詩，當時詩刊的主流都是追憶童年的感傷之作。迫于環境，《女人》無法發表，翟永明用物理所的油墨，給自己印刷了20本《女人》，它們最初只在朋友之間流轉。1986年，《女人》在《詩歌報》上刊發，并令翟永明在詩歌圈里名聲大噪。

文學引領她找到了一個共同體。當時，成都從邊緣到中心不過幾公里，活動范圍小，人口流動被限制，文學藝術的愛好者們總是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翟永明也樂于把她在物理所的單間宿舍提供給朋友聚會，等她下班時，宿舍里已經坐滿了人。

隨著詩人身份的確立，她與“單位”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和。她本就厭倦了枯燥的工作模式和復雜的人際關系，而她的穿著打扮、同社會閑散人員的交往也令單位感到不滿。她決心辭職。她說：“八十年代的時候一切都比較容易，像我這個個性，我說走就走了。”

辭去體制內的工作以后，翟永明四處打零工，她不再能接受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了。她去美國呆了一年半，寫不出東西，回到成都，她開始主動尋找一種生活方式。她給自己劃定了一個界限，要保證自己能夠寫作。這要求她在現實中尋找出路，又要同現實保持距離，以免被瑣碎的生活淹沒。

書店太遁世，餐館太瑣碎，最終她選擇了開一間酒吧。

1998年冬天，翟永明路過家附近的一個大門緊鎖的服裝店，在一個丁字路口，向前是玉林西路，通向寬闊的馬路，右邊是一條小街，兩邊居民樓林立。她只考慮了一分鐘，就從卷簾門上揭下了招租廣告。她決定盤下這家店。

翟永明和朋友們

1999年，翟永明在白夜

90年代市場經濟激發了人們的物質欲望，事業心強、有冒險精神的朋友都去北京、上海了，剩下的大都是些與進取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迷茫者。“白夜”是一個進取與反抗的時代產物。它一面契合了90年代下海創業的浪潮，另一面，在公共空間都是茶館、餐廳的成都，酒吧是一個新鮮的詞語，白夜的設計又頗有反叛和挑釁的色彩。

建筑設計師劉家琨用錫鐵敲了塊招牌，中間制造一種剝落的視覺感，露出俄羅斯芭蕾舞演員巴希利科夫的肖像——一個裸著上半身的男人，昂著腦袋，一臉陶醉。在白夜的經營上，則發揮了翟永明注重實用的性格。六十平方米的酒吧，她塞進了一個書店和一個賣首飾的柜臺。

擁有一個現實身份

寬窄巷子店關門十天后，我在翟永明家附近的一個茶室見到了她，這是一家室內面積五百多平的茶室，位于新城區，幾年前翟永明從市中心搬到了這里。她習慣住在成都邊緣，80年代在研究所里住宿舍，旁邊是田野，現在那里成了一環。1998年，她和何多苓住在玉林路，也是邊緣，現在是二環。2009年，她搬去世紀城附近，又到了邊緣，在繞城高速外。

坐在茶室的翟永明有種如釋重負后的輕松。茶室的店員走過來提醒她，茶室要閉店了。她看看手機，時間是晚上10點剛過。她打趣說：“你們老板還說要在這里開個酒吧，開酒吧閉店時間這么早，先把時間延長到12點再說。”

在涉及錢的事情上，翟永明幾乎沒賺過。去年，老白夜位于玉林西路的店面空了出來，這里誕生了最早也最令人懷念的白夜，但在2013年因房租到期而閉店。翟永明立刻重新租下了這家店面，事后細想，房東一定看出了她很想要，她連租金也沒商議一下。

這次重新開業，招牌上裸著上半身的男人換成了何多苓的畫《第三代人》。《第三代人》由畫家何多苓和艾軒在1984年共同繪制，畫中人有翟永明、建筑家劉家琨、畫家周春芽、張曉剛。

回歸前，白夜的幾個股東一起商量招牌，大家都認可將《第三代人》直接印在招牌上，有紀念意義。翟永明不贊成，她不想讓自己的畫像高掛在此，被街區走過的陌生人凝視。最后大家商量出一個辦法，將《第三代人》里的人模糊化，打上馬賽克，再掛起來。

玉林路的白夜像一個“第三代人”紀念館。招牌是那幅畫，沙發背后也掛著“第三代人”復制品。還有詩人們贈送給翟永明的手稿、剪報。曾經的老白夜因為局促而離開，現在，這里顯得空蕩。書柜沒有了，書沒有了，桌上放著七八本翟永明的書和詩集。靠墻有一張投影，有一個女孩對著麥克風彈唱，唱了半小時，她便背起吉他，匆忙離去。

1998年的白夜

2021年回歸后的白夜。攝影：張潔瓊

這些年，翟永明一直堅持穩定的創作量。她有固定的寫作時間，鮮少在公共場合寫作。寫作是她最私密的生活。1998年開辦白夜酒吧之前，她寫出了《周末與幾位忙人共飲》等作品，詩風較之以前大變，語言硬朗，不僅接了地氣，也調動和打開了自己。她嘗試寫散文和隨筆，以白夜為題先后出版了《白夜譚》和《以白夜為坐標》。

翟永明的朋友、作家何小竹說：“白夜酒吧的經營，讓作為詩人的翟永明有了一個現實的身份。這個身份促使（甚至逼迫）她不能置身事外。工商局、稅務局、勞動局、文化局、衛生防疫站、公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這些部門，作為詩人可以回避，但作為酒吧經營者，卻絕對無法回避。”

最近幾年，翟永明很少去白夜了，只在活動和朋友聚會上才會出現。她的寫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最新一本詩集《全沉浸末日腳本》聚焦于宇宙引發的哲思上，詩人韓東評價：“近年來翟永明的寫作更加孤絕、我行我素，遠離紛擾已深入到某種難測之境。”

她說，她預備退休了，慢慢放手，把白夜交給年輕人去經營，她想把時間都拿來寫作，就像她父親退休之后的生活。

“濟州島風”

這幾天，新白夜下午幾乎沒什么人，有一對情侶在辦公。女孩的筆記本電腦頁面是“鐘薛高絲絨可可口味”的海報。我在白夜的那幾天，每天都能看到妝容精致、相伴而來的小紅書博主，在門口拍照。

還有四個女人在開會，7月末，她們將在新白夜舉辦一個新裝發布會，商議屆時KOL和網紅如何排座位，入口處的柵欄需要多寬，如何將一幅美國油畫印在衣服吊牌上。她們說，想呈現美。

視覺文化已經滲入成都的生活。去年，新白夜開張沒多久，一個小紅書博主發了幾張白夜的照片，那之后的兩三個月，白夜成為了網紅打卡點。一時間，白夜被刷到了大眾點評熱門榜的第一名，咖啡成了店里的主要收入。

新白夜，純白的墻面，極簡的風格，里面的家具擺設也都以黑白配色為主。吸引拍照愛好者來此。小紅書上，網友們稱之為“濟州島風”。

白夜的設計師，新白夜主理人閻星覺得，白夜的美學符合何多苓和翟永明一直以來的審美。“何多苓喜歡灰調和極簡的風格。”

整面玻璃墻是一種主動的敞開和展示：老白夜臨街的落地窗，寬窄巷子店的玻璃書房。玻璃是需要維護的，寬窄巷子店的玻璃，每年都要清潔，時間久了，玻璃之間的縫隙漏雨，暴雨時如室內瀑布一般。

新白夜。攝影：張潔瓊

何多苓是白夜繞不開的人，他參與創辦了白夜，新白夜的設計出自他的指導。他告訴建筑師團隊，白夜作為環境的外來者，要主動放低姿態，放低自身的各種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與社區共生。

閻星小時候跟何多苓學過一段時間畫畫，深受何多苓的影響。她大學學的動畫，畢業后去了成都一家雜志工作。翟永明鼓勵她做海報，翟永明的方法是潤物細無聲的，她從不提要求，但會發國外好看的海報給閻星看。而何多苓看閻星的設計，會精確地指出海報上多出的一道線。

翟永明和何多苓跟閻星傳達了一個理念，海報首要的是傳遞信息，其次是美。這是她未能從翟永明、何多苓身上繼承的，她總是過分在意視覺，而忽略內容。何多苓推崇實用性帶來的美。在《十三邀》里，何多苓說，兵器的美最大限度體現了自然的美，因為它絕對實用，不增加任何裝飾。

這種實用性在翟永明身上體現為一種對世俗感的熱愛。翟永明一直覺得新白夜太像美術館，缺少生活氣息，“這樣留不住人。”她試圖添置一些物件來豐富這里，于是她找了一位花商，在咖啡館的一隅擺幾簇花來售賣。譚靜告訴我，生活中，翟永明喜歡看奈飛的劇，曾推薦《魷魚游戲》《虛構安娜》給她。翟永明害怕當眾演講，譚靜就接過了活動主持的任務。

何多苓（左一）和翟永明（左二）

新白夜延續了翟永明創辦白夜時的理念。嵌入進一個社群，同時保持雅致。附近居民家里養的小狗尾隨著客人，光明正大走進來，往地板上一窩，等著店員給它喂水喝。店外延展出一條連廊，兩三桌老頭在下象棋，門口的空地前，孩子們在扔沙包。店內則是另一番風景，墻上掛著青年藝術家的布面畫；二樓隔間的每一面墻擺放了兩米高的書柜，陳列著小說、詩集、畫冊。

兩個月前，翟永明在白夜做了場兒童詩歌工作坊，參與的都是附近的小學生。工作坊內容很簡單，翟永明讓他們看幾副畫，根據感受寫一首詩，她再修改。孩子們站起來朗讀自己寫的詩，用成年人的語調，淡定沉穩，面無表情，幾乎聽不出稚氣了，真是令人遺憾。但詩里留存了他們的天真。詩被翟永明貼在了白夜附近的詩歌墻上。

周五，白夜新空間的講座，翟永明邀請了好友藍慶偉講“美術館的秘密”。我見到了何多苓，接近晚上九點，雨越來越大。何多苓姍姍來遲，他跟幾個朋友將桌子拼在一起，在不同的區域走來走去，一會兒到他的學生那里坐下，一會兒去他的老朋友身邊喝酒。翟永明跟店員坐在桌前商量著買一些新的擺件。不時有朋友來訪，她便走過去跟對方寒暄一會兒，寒暄完，她繼續處理瑣事。

連廊下下棋的老頭。攝影：張潔瓊

白夜·花神咖啡館里的狗。攝影：張潔瓊

譚靜是那場講座的主持，她長著一張棱角清晰的臉，身穿黑色包臀裙和平底鞋，站在空曠而干凈的藝廊里，從容地做了開場白。譚靜對新白夜的員工們幾乎了如指掌，極力調動所有人的才華。這些新一代的文藝青年，有的可以畫插畫，有的可以設計吧臺背部裝飾。

在白夜，我認識了一個年輕的熱愛文學的調酒師。盡管在白夜工作，他覺得翟永明的生活離他很遙遠，我聊起翟永明怎么教孩子寫詩，勾起了他的興趣，“你應該問問翟老師，為什么小孩子可以寫很好的詩，還有她認為什么是好詩？”

最后，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孩子也可以是詩人，但他們身邊缺少一個像翟永明這樣捕捉詩意的人——她收藏中學時期朋友寫給她的書信，她出錢買年輕藝術家為她畫的畫像，她鼓勵作家朋友畫畫，畫家朋友寫詩。

第二天，成都出現了確診病例，我狼狽地坐上飛機，逃出成都，以防被滯留在這里。關于什么是好詩的問題，不必親口問出了。四十年前，翟永明在《女人》就回答了：

“現在才是我真正強大起來的時刻。或者說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周圍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義。一個個人與宇宙的內在意識——我稱之為黑夜意識——使我注定成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擔者、并直接把這種承擔注入一種被我視為意識之最的努力之中。這就是詩。”

（題圖：玉林西路的白夜

除標注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采訪、撰文：張潔瓊

原標題：《翟永明和她的空間：白夜寬窄巷子閉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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