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壯 文學報

近期，作家路內最新長篇小說《關于告別的一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青年評論家李壯撰文指出，這部同樣非常“路內”、非常“荷爾蒙系”的小說，在敘事上有一種“不穩定的吸附力”：敘事聲音與小說情節之間的距離是不穩定的，它忽遠忽近，時而置身事外、時而投入其中，時而冷靜地講“他”、時而深情地講“我”；正是這種不穩定感，在閱讀效果上制造出“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效果。

新批評

荷爾蒙的詩學，或“不離開”

—— 評路內《關于告別的一切》

文 / 李壯

01

早些年讀路內的小說，常常覺得吃醋。那些精彩、熱烈、荒唐、荷爾蒙氣息暴躁的故事，乃是我未曾經歷過的。我覺得那是一個人當有、卻被我自己錯過了的青春。然而，當我閱讀《關于告別的一切》——一部同樣非常“路內”、非常“荷爾蒙系”的小說的時候，這種吃醋的感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感同身受的荒涼感和失落感。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開始老了。倘若其他讀者也從中讀出了荒涼或者失落，那么就不是我老了。是路內或路小路或李白老了。

對于男人來說，“老”是一個不太友好的敏感詞。但文學另當別論。“老”在文學中絕不是一種貶義，即便對于“荷爾蒙系”的文學寫作來說，“老”也能夠制造出更加豐富和深長的意味層次。它令身體變得深刻。我想這是《關于告別的一切》打動我的地方：一種隱約開始老去的荷爾蒙，在自身的“告別”預感中嘗試著擁抱“一切”。

是的，“荷爾蒙氣息”。這幾乎是無法繞過的部分，它既是這部小說的風格、也是這部小說的內容，甚至既是題材也是體裁。路內的小說里向來充滿了生理性和心理性的狂躁能量。我始終記得《天使墜落在哪里》（路內近十年前的一部長篇）中一處很小很小的細節，小說中的老楊大三談戀愛談了一個紹興師姐，很快師姐畢業，畢業時十分悍勇地跟老楊在寢室里“搞”了兩天一夜，她離開后老楊雙腿發軟、扶墻而出，當夜“形單影只，光膀子穿著她送給他的紀念品，一件真絲睡袍，坐在寢室門口唱越劇。”這是蠻典型的路內式畫風：赤裸裸，坦蕩蕩，愛起來隨性而為但又真心實意。那是一種生命力爆表狀態下的全情投入+沒心沒肺。

路內“追隨三部曲”封面，人民文學出版社

然而有趣的是，如今“坦蕩赤裸”“全情投入”縱然不改，但“沒心沒肺”感已經消失了。人物的生命時間在這部小說中重獲了線性維度的彈力（在以往的許多小說中，時間幾乎是凝固、“閃爆”、燃盡便作廢的），更加鮮明的“自我回望”姿態出現在這部小說中。對于李白來說，父親李忠誠的形象和生活是一種重要參照，此點已有多位論者提及。我還注意到一處設計，小說拋出的第一個小故事，竟是關于性功能障礙的。多年以前，李白和曾小然聽到咖啡館鄰座的中年男女在討論“力不從心”問題：“每個男人到四十歲以后都會這樣——虎鞭很難搞，我現在吃的是海馬鞭，不不，海馬，沒有鞭，海馬自己就是個鞭……”在追憶這個故事的時候，李白和曾小然剛剛完成了一場時隔26年的重逢。物是人非，廉頗老否。漫卷的追憶和漫灑的當下來回交織，這個過程所形成的龐大“話語實體”本身就是一只海馬，它“自己就是個鞭”，就這樣在緩慢而不可逆的脫水過程中滿含意味地“支棱”著、驕傲著。

中年人的“告別”不僅發生在過去、更發生在未來；它是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因而又是永恒的。許多事情——包括那些最身體性的事情——因此變得充滿了儀式感和啟示意味。純粹的青春大概是瞧不上儀式和啟示的，它要的是荷爾蒙的現象學。如今，在青春的盡頭處，荷爾蒙的現象學變成了荷爾蒙的詩學。

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我好幾次想到了史鐵生《我與地壇》里的一段話：

“可以想象一對熱戀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說‘我一刻也不想離開你’，又互相一次次說‘時間已經不早了’，時間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離開你，一刻也不想離開你可時間畢竟是不早了。”

時間真的不早了——對路內，對“李白”，甚至對某種生活邏輯、某種時代氛圍。而在此意義上，這部近三十萬字的小說，或許講的也只是三個字，就是“不離開”。

02

《關于告別的一切》具有很強的“主體經驗喚起”效果。我指的是，它似乎很容易讓讀者代入自己、召喚出閱讀者自身的某些共情甚至回憶來。這顯然與小說選取的敘事姿態有關。

在我看來，《關于告別的一切》在敘事上有一種“不穩定的吸附力”：敘事聲音與小說情節之間的距離是不穩定的，它忽遠忽近，時而置身事外、時而投入其中，時而冷靜地講“他”、時而深情地講“我”（是的，連敘事角度和敘事人稱都并非完全穩定）；正是這種不穩定感，在閱讀效果上制造出“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效果——無法預料在什么時候，讀者也會跟著從“旁觀”帶入到“浸沒”里面。讀者的情感隨時會被“吸附”進去。

沒有辦法不掉書袋了：這必然涉及到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一論再論的“隱含作者”及“敘述者”問題。在韋恩·布斯看來，現代小說里，作者的聲音對文本的介入沒有消失、只不過擁有了更加多樣和隱蔽的形式。《關于告別的一切》當然也涉及到這個問題，它甚至還把這“多樣的形式”同時暴露在同一部小說之中。要知道，小說中的李白也是一個作家，他對往事的追憶回顧顯然不是簡單的事實呈現，而是從一開始就帶著裁剪、編碼、注入啟迪、傳遞觀念的痕跡；甚至在很多時候，我們無法很確鑿地判定李白究竟只是一個“人物”還是故事的“敘述者”。因而，他的聲音，顯然會同隱含作者、甚至現實作者（路內）的聲音交疊混淆。陳嫣婧在《路內長篇小說＜關于告別的一切＞：當愛情作為一種實踐形式》一文中也提到了這點：“作者、敘述者和人物時而分離，時而合一……李白就是這樣一個極不穩定的敘事者（或主人公）……這讓小說得以在真與假，虛與實之間更隱秘地流通。”

路內

敘述的曖昧姿態，直接關聯著敘事的破碎形態。路內的敘述姿態決定了他不可能（且不必）對這個故事進行十九世紀式的總體把握和鳥瞰處理（他甚至還在小說里玩“梗”調侃了一下十九世紀式的寫作），程德培先生在書籍腰封上評價這部小說時所使用的也多是“以記憶為調度”“語言混合”“雪崩似的大量聯想”等表述。換言之，這部小說不是情節本位、思想本位，而是經驗本位、知覺本位甚至話語本位。一切的理解都是猜測，一切的告別都是預感。“告別”以及那些宏大的“告別對象”，在路內筆下呈現為某種無可逃避卻無從把握之物——我們或許不妨把路內滔滔不絕的“說”和李白綿綿不斷的“愛”，都看作是“無物之陣”巨大壓迫力下的應激形式。

在此意義上，敘事形態的破碎實際是一個歷史階段內，文學對個體生命、社會歷史和現實經驗的總體想象破碎的表征——說到底，還是十九世紀以來一直困擾著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文體）的核心問題之一。路內在小說里借人物之口自嘲，說倒敘會讓讀者跑掉。其實并不全是倒敘的問題，并且跑不跑掉可能也沒有想象中重要。任何的寫法，都必然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的。重要的是寫法背后的征候問題：如果說路內式的破碎形態敘事代表了一個時期內純文學的部分趣味、潮流、思路，那么它在未來是否依然是可持續的？以及，它如何進一步地衍化、更生？

03

說件不著調的事。讀完路內的《關于告別的一切》，我忽然想起了李敬澤先生《莊之蝶論》那個令我印象深刻的開頭：

“莊之蝶在古都火車站上即將遠行而心臟病或腦溢血發作，至今十七年矣。十七年后，再見莊之蝶，他依然活著。”

很奇怪的聯想。我想直觀的——近乎生理性的——聯想機制在于數字：十七年矣！《莊之蝶論》的年份數字固然只是偶然，但《關于告別的一切》分明開篇就定下坐標，十七歲那年，曾小然陡然消失在李白的生命里。幾年前路內還有一本短篇集，書名就叫《十七歲的輕騎兵》。我實在猜不準路內為什么喜歡跟“十七”較勁。

好吧，拿數字做聯想是個巧合、是個玩笑。當然還有更本質的關聯邏輯。《莊之蝶論》背后的《廢都》，關乎環境和時代、關乎知識分子（乃至廣義的現代靈魂）的自我想象問題。那么，同樣是以“性”為杠桿，同樣面臨著時代氛圍和歷史環境的某種轉型，《關于告別的一切》以及小說中的李白（多么反諷而又意味深長的名字），在今天試圖撬動的又是什么？

我絕沒有拿《關于告別的一切》類比《廢都》的意思。只是不可免俗地談談這部小說的時代隱喻。諸多論者在談論路內小說之時，會注意到路內對1990年代經驗的系統性打撈。這一意圖在其上一部長篇小說《霧行者》里尤為分明。《霧行者》里有這樣一句話：“這不是抒情，也不像迷失，或許可以判斷為迷失本身的消散，然而也沒有獲得一種可以替代的清醒。”在我看來，《霧行者》纏繞交雜的敘事，本身就可視作“迷失本身的消散”的結構實體。路內小說中騷動不安的生命意志，在源頭上根植于、并在靶向上對準于時代經驗的野蠻生長及其眩暈迷失。

有趣的是，《關于告別的一切》在年代成分上更加駁雜（小說一開篇就提到了李白“Z”形傷疤及其配套長發在不同年代的“象征演變史”），它直接把自己的年代覆蓋面積印在了書封上：1985——2019。許多評論關注到了其中的大廠子弟生活、下崗潮書寫，也提及了小說里資本運作、網絡炒作等“當下元素”。換言之，故事開始的時候，全球化大潮才剛剛滲入到中國大地、生活“正在起變化”；而到故事“告別”之際，中國已成為全球化的主導力量之一，生活“處處是常識”。新的穩定形態已經形成。眾神歸位，各享各的香火；眾生了然，各端各的飯碗。野蠻生長的日子結束了，隨之途窮的是那種天馬行空、不羈闖蕩的精氣神和現實生活可能。時代在發展，空氣也會變化。

這是《關于告別的一切》深層次的張力：李白“告別”的，當然不僅僅是一個個愛過的女人、也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青春。我想起《十七歲的輕騎兵》的第一篇，《四十烏鴉鏖戰記》。小說的最后一句是，“后面站著一群莫西干頭少年，我將和他們一樣，或永遠和他們一樣。”多少年過去了。當初十七歲的輕騎兵們終究還是變得“和他們一樣”——以另外一種方式，變成更廣義的“他們”。幾乎是每個人。當初隔欄觀獅的少年，最后自己踏入了熊山。

這就來到了這部小說被反復分析的一組情節：兩次在動物園里面對猛獸。獅子和黑熊意味著什么？有人解讀為工業文明的踐踏之力，有人解讀為愛欲呈現的危險形式。就我個人而言，我愿意將其視為個體——以及一個時代——生命激情的外在投射：它曾經悍勇自由，而今日老于籠中。倘若靠得太近，這種被困的力量必將傷害到我們自身。

李白正是那個“靠得太近”的人。他當然做不了什么，年輕時的那一次他栽倒了，年長后的這一次他逃跑了。然而，也并非毫無安慰。小說最后，李白在攀上救生梯之前，終究還是救下了些什么：注意到了嗎？彼時他的懷里，抱著一只流浪貓。

原標題：《路內《關于告別的一切》：荷爾蒙的詩學，或“不離開”（李壯）｜新批評》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