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因戰爭局勢變動不居，社會心理亦起伏波動。國人對戰爭形勢的認知以及對戰后重建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響著戰爭走向，對抗戰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探求社會心理及其變化的方法主要是民意調查（以下簡稱“民調”）。眾所周知，民調旨在探尋社會心理，調查范圍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等眾多領域。通過對民調數據的綜合分析，可再現民意樣態及變化趨向。學界對北洋政府時期及抗戰結束后兩個時段的民調已有一定研究，成果頗豐，但對抗戰時期的民調則關注不夠，成果寥寥。僅有的少量相關論著基本局限于簡單敘事，缺乏對民意及其趨向的準確認知。因此，借用當時民調獲取的反映民眾心態及意愿的調查數據，成為突破既有研究局限的重要途徑。

全面抗戰時期，民意調查甚多，其中影響最大者莫過于《大剛報》1942年“雙十節”舉辦的調查。該調查在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間節點進行，其結果包含豐富的信息，一度引起美國戰略情報局駐重慶觀察家的高度重視。有研究認為，《大剛報》民調是1922年中國首次舉辦民調以來最值得提及的三次民調之一，是“舊中國所進行的一次社會影響最為強烈”的民調，是認識分析戰時國人對戰爭形勢認知變化及對戰后國家政治建設期望的重要文獻資料。本文擬以《大剛報》民調為研究對象，結合其他民調數據，分析抗戰時期大后方民眾對戰爭形勢的心理預判及對抗戰勝利之后國家政制的選擇，從民調反映的社會心理維度，補充和修正既有研究的不足。

《大剛報》

《大剛報》民調概況

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不僅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也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重大轉機。事件發生后，在包括中國戰場在內的世界各國戰場上，戰爭形勢均向著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方向轉變。《大剛報》民調正好選擇在國內外形勢巨變，輿論呈現變化之時舉行。

《大剛報》1937年11月創刊于鄭州，創辦初期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管。1938年11月遷至湖南衡陽后，因經費問題，創始人毛健吾動員報社人員“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辦自己的報”，開始獨立經營。該報標榜堅持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場，秉持尊重事實、客觀公正的辦報方針。毛健吾表示：“本報是讀者的，是大眾的報紙。我們有兩個立場：一個是國家，一個是民眾。所以本報一方面要代表國家說話，一方面要代表民眾說話。政府應該說的話，我們就替政府說，應該替民眾說的話，就要替民眾說?！蹦线w衡陽之后，《大剛報》逐漸發展為當時少數幾家著名的“民辦”報紙之一。不過，盡管該報在主持此次民調時已改為“民辦”，但國民黨背景仍難以抹去，致使該報既可能堅持某種獨立性，一定程度上表現其秉持的客觀中立立場，也難免因與國民黨的歷史與現實瓜葛，受到某種程度的黨派因素影響。

1942年10月10日，《大剛報》登載舉辦民調的公告：“鑒于內外局勢瞬息萬變，致重要時事發生，各方見解常不一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究竟民意趨歸如何，常無客觀標準，茲因擇當前重要問題十項，舉行民意測驗?！憋@然，該報希望通過此次民調，探究在內外局勢瞬息萬變、社會輿論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民眾對重要時事的態度和意向。

此次民調選擇隨刊附載的方式發放問卷，凡該報讀者均可參加。調查方法采用給定預設答案的選擇法，參加者“只需將不同意之答案，用墨筆劃去，同意之答案保留”，并“就原報選好答案（另紙抄錄無效）寄本報評論部”即可。舉辦者特別提示，參與者須詳盡填寫姓名、年齡、性別、籍貫、職業等信息。

民調雖“擇當前重要問題”進行，但問題設計并非巨細無遺。為便于分析，特將所提問題及預設答案列表如下：

表1 《大剛報》1942年“雙十節”民意調查問題及預設答案

《大剛報》此次調查共設10問，這些問題均是戰時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誠如舉辦者所言：“我們當初所以擬這個題目，全因為在我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且為大家所最關心的問題。但在一般社會，似乎是各有各的看法，確實成為問題。那么且看多數人的意見怎么樣？”

決定舉行民調之初，主辦方并未對調查結果抱多大希望，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向來缺少管‘國事’的，也許不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然而民眾的參與熱情讓主辦方十分意外：“測驗自雙十節本報公布出來以后，每天都要收到好幾百封信，實在的，這情形是出乎我們初料的呢。”參與者“從十八歲的小弟弟到六十多歲的老伯伯，從戰場抗敵的弟兄到后方生產農工勞動者，青年學生和公務人員更不用說，他們都爭先恐后要表示自己的意見”，以至報社認為“民意向來是很空洞的話，但這里民意算是比較具體的”。

顯而易見，這次民調的社會參與度遠超主辦方的預期，用該報編輯的話說，“這事在國外本已不足為奇，但在國內卻是破天荒的，所以很為各方矚目”，“引起至為廣泛反響，第一次收到之答案，超過數百起以上，參加者遍及農工商學軍政各界及男女老幼同胞”。

此次調查持續30天，共收到各地11262位不同職業者的答卷。11月9日，《大剛報》公布調查統計結果。調查結果公布后，不僅國內媒體紛紛轉載，許多外國機構也加以關注并予以好評。美聯社發表評論：“如一國具有清明之輿論，則該國至少已踏上民主政治之途。中國似已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極大之進展?！痹撋缯J為，此次民調的舉行顯示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進步。美國戰略情報局研究分析處的一份報告也表示，此次民調“盡管不完善，卻值得思考。它是中國舞臺上一個未曾意料到的現象”。

從內容上看，調查問題涉及戰爭形勢及國內政治兩方面。其中第1、2、5、7四問皆與戰爭形勢相關，調查結果：99.5%的受調查者對抗戰取得最后勝利持樂觀態度，69.4%的受調查者認為應促使“聯合國家”集中力量對付日本，超過50%的受調查者主張“先行反攻”，58%的人選擇勝利后與日本平等相處，對此美國人也深表贊佩。調查第6、8、9、10四問，涉及國內政治問題。在抗戰仍處艱難之際，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贊成學生、公務員應服常備兵役，且要求對因戰事獲利者進行必要的征稅或征發。戰時民主政治問題是國人關注的一大重心，第6、10兩問即涉及這個問題。第6問結果顯示，57.6%的人認為需要召開國民大會以利于抗戰的發展。第10問關于戰后黨政體制問題，出乎觀察者意料之外，86.2%的人選擇戰后實行一黨政治。

民調是社會學的重要調查方法，調查結果與眾多調查因素有關。民國時期著名心理學家張耀翔認為，民調的價值“純以被試人之資格與人數為定”。他所說的“資格”，指的是被調查者的身份地位等，是判斷民調結果反映社會群體意見可靠性的重要憑借。而“人數”可反映民調參與度，并由此決定調查結論的普適性，“在調查不是采取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時，被調查人數的多寡，對于調查結論的產生，尤其具有意義”。此次調查參與者達11262人，縱觀整個民國時期，有如此數量民眾參與的調查并不多見。若從“資格”方面看，該調查也具代表性。

調查之初主辦者即特別提示，參與者需將個人基本信息詳盡填寫，從而留下了可做分類研究的依據，詳見表2。

表2 調查結果之分類統計

由表2可知，此次調查參與者幾乎涉及各個領域。雖以學生為最多，接近40%，但公務員、商人、軍人、工人都達到一定比例，部分農民也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從年齡看，各年齡段均有人參與，“最少者18歲，最老者62歲”，可謂“老少咸集”，體現了國人對“國事”“國運”的普遍關切。從性別構成看，接近95%的參與者為男性，女性雖只占5%左右，但也表現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熱情。正如大剛報社編輯所言，“女同胞雖然比例數要小些，但難得她們也要對國事有所主張”，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從籍貫上分析，此時《大剛報》雖遷至衡陽，但參與者絕不只是湖南境內的民眾。從“江西的泰和，廣東的曲江，廣西的梧州等每一縣份，一萬多答案紙，帶來了廣大老百姓的真正意見”。

問題在于，今人看來頗為“小眾”的《大剛報》，在小縣城衡陽舉辦的民意調查何以能有如此廣泛的參與度？筆者認為，這與抗戰以來衡陽地位的變化和《大剛報》的屬性有直接關系。衡陽雖然只是湖南一個縣城，但1938年秋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后，其地位陡然升高。時人甚至說：“‘現在的衡陽，等于從前的武漢’，這形容并不過分。你看，衡陽是現在我國大后方的交通樞紐，對抗戰建國是有偉大的貢獻，簡直可以說是關系抗戰的勝敗”，“衡陽，不是湖南的衡陽，而是大中國的衡陽了”。

此時，“所有后方的城鎮差不多都和衡陽發生供應的關系”，在時人眼中，衡陽簡直可以與重慶相媲美。有人說：“當前衡陽所以重要，不僅由于是抗戰軍略要地，亦由于是南中國物資集散的中心，南中國的商業重鎮。半個中國物價之變動，咸由衡陽支配。衡陽雖不位于?？?，然因交通四通八達，商人均會集于此，因此構成了今日衡陽為南中國最大市場的事實?！睉鹎稗栃〕呛怅?，此時已變成云集黨政軍及工農商學等各界人士、總人口近40萬的大城市，既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又是國統區少有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曾經的“小縣”，此時已不小。

四面八方、各行各業的人云集衡陽，無疑給新聞媒體提供了市場。在戰時，無論黨政軍界，還是普通民眾，對信息的需求都極為強烈。特別是武漢失守后，“一時不但長沙、衡陽一線沒有別的報紙，由于廣州淪陷，湘、桂、粵、贛四個省區，主要都靠《大剛報》提供精神食糧”?！洞髣倛蟆氛窃谶@樣的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其民調也正是以此作為憑借才得以展開。

從參與者的數量、籍貫及職業構成看，此次調查具有一定代表性。盡管參與者集中于知識階層、在校學生、政府公職人員、軍人、商人為主的中上層社會群體，調查數據難以反映“普遍民意”，但其價值仍不能抹殺。原因在于，所謂“民意”從來都是相互影響的，參與調查者的意向會影響未參與者，反之亦然?！坝绕涫巧鐣匚怀猩蠁⑾碌娜后w，在社會問題上往往成為‘意見領袖’，其意向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從而代表多數民意”。從各國民調歷史看，即使民調起步較早的美國，對社會心理最具影響的也只是少數“消息靈通人士”及“關心相關消息人士”的意見，而不是“多數人”的意見。從這一方法論維度分析，抗戰時期民調的參與者雖然多為社會精英和中上層人士，但這部分人是民意形成與傳達“承上啟下的群體”，具有較重要的代表性。在不能做更大范圍民調的情況下，基于這一群體所做的民調，仍然可為認知戰時民眾心理變化提供重要參考。

民調反映的民眾對抗戰前途走向的認知

戰時國內外形勢變幻莫測，社會輿論對抗戰前途眾說紛紜。結合戰時民調結果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國人對戰爭形勢變化的認知。

有學者認為，從抗戰相持階段開始到1945年初反法西斯陣營全面反攻之前，國人普遍表現出悲觀情緒，對抗戰能否最終獲勝信心不足。但這樣的認知，既與上述調查結論不符，也有違歷史文獻揭示的事實?？v觀整個抗戰時期，國人對戰爭前途走向的認知，既非從始至終都存有必勝信念，也非一直悲觀失望，而是隨戰爭形勢起落，幾經變化。

全面抗戰開始后，國共兩黨領導國民抗擊日本侵略，盡管付出巨大犧牲，但多數民眾仍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1938年4月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便極大鼓舞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斗志。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最后勝利必屬中國。這一論斷使國人對抗戰前景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7月，國民參政會成立，更是極大鼓舞了國人抗戰的熱情，提升了勝利的信心。9月，美國人在華所辦《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公布所做民調結果顯示，相信中國能持久抗戰者占93%，認為日本將最終失敗者占89%。此次調查包括江蘇、廣東、浙江及華北、華中等地讀者，也有少量在華歐美人士參與，其中有教師、學生、商人、律師、醫生等，具有一定代表性。

1938年，中國軍隊攻入臺兒莊，與日軍展開巷戰

國人的悲觀情緒主要表現在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戰局持續惡化的一段時期之內。在這一階段，受戰爭形勢影響，悲觀情緒不斷滋長，抗戰必勝的信心與此前相比明顯下降。同年12月汪精衛叛國投敵，使艱難的抗戰形勢雪上加霜，給一度相信抗戰必勝的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打擊。在之后的抗戰歲月，悲觀論調長期存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城市的陷落，是悲觀與憂懼心理產生的原因之一。

1939年7月，為紀念全面抗戰爆發兩周年，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指出：“造成今日抗戰形勢中的兩種最大危險，即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危險。”內部出現“妥協”“分裂”的危險是影響抗戰的“最大危險”，此種“危險”的出現，源于國人對抗戰勝利信心的消減。1940年前后，日軍施行全面“掃蕩”，抗戰形勢更為嚴峻，“和談”“調?！敝暡唤^于耳。雖然“和談”未達成中日妥協，但這類事件的發生必然對民眾心理產生影響。就連蔣介石，也為國人信心動搖深感憂慮，他在1940年6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歐洲戰場，英法失利，國內戰場，宜昌陷落，加之氣候亢旱，物價高漲，導致“人民心理動搖失常，是為最大之憂慮”。1941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在重慶與蔣介石談話中特別提到有人“秘密對日進行和議”的傳聞，并就此詢問蔣介石。戰局的持續惡化，內部的分裂妥協，外交的孤立無助，一度嚴重削弱了國人抗戰必勝的信念。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情況發生根本變化。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次年1月1日，《聯合國家宣言》簽署，反法西斯同盟正式結成。此外，英美主動提出廢除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1943年相繼簽署中美、中英新約，中國外交取得重大進展，國際地位提升。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極大地振奮了中國民眾的抗戰斗志。中國民眾在經歷抗戰初期孤軍奮戰的艱難之后，開始看到轉機。在這一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明確指出：“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戰的初期可能獲得許多勝利，還可能對我舉行殘酷的戰爭，但法西斯陣線的最后失敗局面與反法西斯陣線的最后勝利局面是已經確定了。”各界認為，中美、中英新約的簽訂是同盟國加強團結的體現，將對中國抗戰產生更大助益。對此，《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令）我們愉快的是百年的鎖鏈已開始解除，我們更能挺起胸，昂起頭，以更充沛的精神抗戰到底?！鄙缯撨€積極呼吁：“一年之計在于春，讓我們以奮勉的心情，堅強的意志，不倦的努力，來渡過難關，迎接破曉吧！”

從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宏觀背景看，1942年6月的中途島海戰，尤其是同年8月至1943年2月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后，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從防御轉為進攻，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轉折。在中國戰場，中國軍民也給予日軍以有力打擊，國民黨軍取得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等勝利，八路軍也多次粉碎日軍“掃蕩”。這些勝績均使國人信心大增。中國共產黨在紀念抗戰五周年的宣言中指出：“法西斯軸心國已日益接近失敗死亡的末路。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我們應有此信心，應為這個目標而共同奮斗?！北貏傩判?，溢于言表。蔣介石于1942年8月視察西北時，在蘭州市舉行的甘肅省各界擴大紀念周上的講話中表示：“我們抗戰五年多到現在，如就世界戰爭的發展與敵人侵略的趨勢整個的來觀察，可以說我們中國的抗戰，已經得到了勝利?！焙稀洞蠊珗蟆钒l表的文章指出，“抗戰與大戰合流，國際地位日隆，與英、美、蘇聯并稱為四強之一，形成同盟國中堅、反侵略支柱”，“行百里逾九十，勝利曙光展現，敵本來想滅亡我們中國者，現又有被我們中國滅亡之可能”。王世杰（時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在該年最后一天的日記中寫道：“陪都物價雖已漲至戰前九十五倍之高度，一般人并無重大之不安，群以為戰事大概于明年內可獲勝利的結束。此為抗戰以來一般人真正的信心?！迸c之相對，淪陷區中共領導的民眾抗日運動蓬勃開展，偽政權的統治出現動蕩，偽職員開始尋找后路。可見此時抗戰必勝，已成各界共識。

《大剛報》此次民調結果就是這一變化的證明。調查數據顯示，在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參戰之后，中國抗戰必勝已經成為國人近乎一致的看法，并非1945年全面反攻之后才發生這一變化。調查共提出10個問題，其中第1、2、5、7四問與抗戰形勢相關，表3為具體問題及結果統計。

表3 《大剛報》1942年民意調查部分統計結果

從表3內容可知，盡管民調舉行時抗戰仍在艱難進行，但99.5%的參與者認為中國抗戰能取得最后勝利，甚至有50.8%的參與者認為，即便在反法西斯陣營各國未全力打擊日本的情況下，中國也可先行反攻。整體上看，雖然此時還不具備單獨先行反攻日本的條件，但調查結果無疑體現了國人對抗戰前途的樂觀判斷。正因為國人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此時才會思考第2個問題，即究竟應先解決德國還是先解決日本；也正因為相信抗戰必勝，國人才會思考第5個問題，勝利后“應否與日本平等相處”。

《大剛報》調查數據中，幾乎全數參與者都相信抗戰必勝，超過半數參與者更認為中國可以先行對日反攻。此結果雖不是基于普查得出的全國性數據，但參與人數之多、來源之廣，在抗戰時期極為少見，其調查結果應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普遍民意。美國駐重慶的觀察家就認為，這一調查結論“代表了當前大多數人的看法”，“顯示了1941年12月7日之后中國人對戰爭結果的信心增強了”。如果說此前還有人質疑中國能否獲勝的話，此時抗戰能否勝利似乎已不再成為國人擔憂的問題。由此可見，國際形勢的變化及中國戰場戰局的改觀對中國民眾心理變化的影響。

民調反映的民眾對戰后國家政制建設的意向

《大剛報》此次民調所設置的問題不僅涉及戰爭形勢，也涉及戰后國家政制建設。調查第6、10兩問，即與政制建設相關。其中第6問就戰時應否召開國民大會征求國民意見，結果57.5%（6479人）選擇應該召開，認為“戰時內部政治上存在的問題，唯有召開國民大會才能得到最適當的解決”；42%（4734人）持否定意見，0.4%（41人）不置可否。

最值得關注的是第10問“你以為在抗戰勝利后，中國應該實行一黨政治，還是多黨政治”？調查結果顯示，選擇一黨政治者占86.2%（9712人），選擇多黨政治者占13%（1464人），不置可否者占0.8%（86人）。這一調查結果與當時的特殊形勢有關。

民國建立以來，民主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民主政治逐漸成為國人建設現代國家的理想。抗戰時期，國人并未放棄這一政治追求。

全面抗戰開始后，隨著國土不斷淪陷，國人在危急的戰爭形勢下出于抗敵需要，追求民主的表達方式略有變化。1938年1月，鄒韜奮注意到：“近日我國論壇上對于民主政治似乎有了多少的波動?！睗h口《掃蕩報》社論表示：“國難嚴重到如斯地步，政權需要統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齊，已為全國人士一致之呼聲?！薄稙閰⒄T諸公進一言》，漢口《掃蕩報》，1938年7月1日，第1版。同年11月漢口《民意》舉辦的民調中，有50.86%（5003人）選擇“當前需要一黨政治”，參與者100%主張“要抗戰勝利必須統一軍權統一指揮”。

上述情況的出現，反映了戰爭形勢危急之時，民眾為爭取抗戰勝利而對看似違反民主原則的集中統一權力的暫時包容。民國學者樓桐孫就表示：“當這國家民族存亡生死的關頭，我們一切個人的或黨派的打算，都應該‘束諸高閣’，而以‘民族無上’的心情和‘抗戰第一’的意識，在最高領袖及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誓以保國為唯一目的。”更有人說，“在革命期間，政治的統一較政治之自由當然更為重要”，在“抗戰艱苦國家民族存亡的最后關頭，上下一心，同舟共濟，猶慮不足以解除國難、克服強寇；若再渙散分歧、人自為政，則國家紀綱既被破壞，前途危險何堪設想”。在民族存亡絕續之際，民眾對國民黨集權政治的暫時包容，無疑是為適應戰爭形勢，出于“救國”的現實需要做出的選擇，是戰時思維的體現，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與政治認同無關?！洞髣倛蟆访裾{舉行時，盡管戰爭形勢開始好轉，但中國的抗戰仍處于艱難時期，集中力量爭取抗戰勝利仍是舉國一致的要求。調查中有90.4%（10182人）認為“聯合國家也應有一個統轄全體的最高統帥，以利于戰爭形勢的發展”，從另一維度證明了國人對戰時集權的認同。

類似情況在北洋政府時期也出現過。在軍閥割據混戰、政象混亂之際，包含中央集權取向的“武力統一”成為國人在重建國家中無可奈何的選擇。第一次直奉戰爭后，聲望頗佳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即被寄予“統一全國”的厚望。隨著抗日戰爭的持久進行，蔣介石作為領導抗戰的國民黨最高領袖之威望日隆，而國民黨的宣傳亦強化了這一印象，進而在國統區形成“共識”。

民眾主張戰時集權是為了抗戰需要，然而調查中86.2%的受調查者在戰后政制問題上選擇“一黨政治”，原因何在？

首先需要認識到，調查顯示出的這一“民意”，并不意味著中國民眾已經放棄長期以來的民主政治追求。這一看似背離國人民主政治追求的投票結果，因其是在戰爭時期得出，至少在一部分受調查者那里，帶有某種程度的權宜性質，并不能真正說明國人戰后會做出這一選擇。答卷中有人表示：“處此時代之中，一黨政治在效率上說無論如何是優于多黨的?！痹摯鹁韽娬{了“處此時代”和“效率”，明顯帶有政治操作方面的考量。

其次還應注意到，民意調查是特定時間內民意的反映，民調本身及其結果本質上屬主觀認知，除會受客觀形勢影響外，還可能受官方意志和社會輿論等因素影響。此次調查在抗戰總體形勢好轉，民意普遍認為抗戰必勝之時，還有較多的人選擇戰后實施國民黨“一黨政治”，與國民黨利用抗戰形勢，進行集權政治宣傳有關。

1938年7月12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通過宣言，確立了一致“擁護國民政府，擁護最高統帥”的主張。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制定和頒布的《抗戰建國綱領》，明確規定“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其借抗戰而集權的思想已明確顯露。1939年3月，國民政府頒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原則，要求全體國人一致照準執行。同時表示：“就國家民族以言，則亦必要求國民全體的思想，絕對統一集中于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與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兩義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懷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論?！痹诘谖鍡l精神改造中，明確“四不”準則：“一、不違反國民革命最高原則之三民主義。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與損害國家絕對性質言論。三、不破壞軍政軍令及行政系統之統一。四、不利用抗戰形勢以達成國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圖?！币幎ǚ灿羞`此義者，須“一體糾正”。其強化集權一統的主張更為明顯。

為推進國民精神總動員，國民政府對《國民抗戰公約九條》加以補充，于1939年3月制定《國民公約》，發布“國民公約誓詞”，并頒布“國民月會辦法大綱”，實施國民月會活動。其中規定，凡成年男女必須參加，且有固定的集會時間及相應的分組要求。國民月會活動第一項即是集會者宣誓，誓詞為：“我們各本良心，宣誓遵守國民公約，絕對擁護國民政府，服從蔣委員長領導，盡心竭力報效國家，倘有背誓行為，愿受政府的處分。”此系列活動，極其鮮明地體現了國民黨的集權政治思想。

從集中全國力量于抗戰建國的客觀需要上講，上述舉措有一定合理性，但這些綱領和宣言明顯有借抗戰之名，行集權、獨裁之實的意圖。在戰時國民黨實行輿論管控與書報檢查的前提下，民意極容易被其單一的官方意識形態宣傳所左右，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民眾對時事的認知和選擇?！洞髣倛蟆氛{查中，絕大多數參與者選擇戰后實行“一黨政治”，應是民眾在該問題上不自覺地接受了國民黨集權思想宣傳的體現。

研究這一問題，不能忽略國民黨對民調的操控。1941年2月，蔣介石明確將“搜集與指導民意”視為政府工作要務，并于4月批準執行《秘密調查民意實施辦法》。不久，國民政府遵照蔣的手令確定民調的若干事項，具體內容包括：調查目的除仍根據以前制定的調查辦法，探取各地各階層人民討論或談論時局、政治、經濟、黨務、黨派及貪官污吏、社會不平等問題之意見，以“供本黨施政之參考”外，并擬主動就各時期之重要問題，“根據上級指示，散播空氣，測驗人民之反映〔應〕，并與宣傳工作配合”，進而“逐漸影響民意、控制民意，以達到對敵偽奸黨神經戰之防制保衛之目的”。蔣介石將民調視為“宣傳”工具，強調要加強這方面工作，可見國民黨對民調的重視。

國民黨的操控直接體現到《大剛報》的民調中。從調查主旨和調查題目上看，《大剛報》民調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秘密調查民意實施辦法》的制度規范。如該辦法“調查事項”中第1條“人民對抗戰及國際問題之一般認識與觀感”涉及抗戰形勢與中外關系，第2、3、5條分別涉及民眾對政府政策、對國民黨黨務及對各不同黨派的“觀感”，則明顯與國內政治有關?？梢姟洞髣倛蟆反舜蚊裾{已直接或間接受到《秘密調查民意實施辦法》的影響和制約。

當然，《大剛報》也不全是被動行事，這與報社成員的國民黨員身份有關。如前所述，《大剛報》創辦之初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管，社長毛健吾是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畢業生，曾做過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委員、膠濟鐵路特別黨部書記，報社還有一些成員是國民黨黨員。遷至衡陽后，該報雖因經費支絀由國民黨“官辦”轉為“民辦”，但報社多數成員的國民黨黨員身份認同卻未改變。1939年國民黨青年組織三青團骨干康澤前往衡陽，曾在報社發展組織，要求報社發揮“控制作用”。這使毛健吾在辦報方針上表現出兩面性，雖有“獨立辦報”的一面，但“在關鍵時刻，他還是要幫助國民黨說話的”。加之處于戰時，國民黨對書報刊物實行嚴格的審查制度，報社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很多問題上做出傾向于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選擇。

上述因素對這次民調產生了影響。調查結果公布后，各方人士在肯定《大剛報》關注民意、反映中國輿論趨向進步的同時，也對第10問的調查結果感到驚訝和質疑。美國《紐約時報》認為這是“此次測驗投票之惟一令人失望者”。美國駐重慶的觀察家甚至表示：“這是令人懷疑的，每個個人的印象與此次民意調查的結果相反?！泵绹鴳鹇郧閳缶盅芯糠治鎏幍膱蟾娣Q：此項調查未必是中國民意的體現，因為“此時普通中國人更關注的是其腦袋的安全，而不是一次坦率表達其看法的機會”。

美國觀察家的觀察和分析并非毫無根據，各方人士的質疑也有其道理，但所有這些觀察和質疑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在國難當頭的特殊形勢下，《大剛報》民調中民眾看似與既有民主主義追求背離的選擇，除了上文已經提到的“權宜”性質的政治考量外，還體現了某種思維上的時間移位，即用“戰時思維”思考戰后國家建設，反映了當時國人在抵抗日本侵略這一特殊時期支持集權主張的慣性。這種移位雖不恰當，卻包含某種深憂亡國而做出的自我犧牲，或至少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因而盡管不甚妥帖，卻也未可厚非。

結語

抗戰時期，民調層出不窮，旨在探尋民眾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態度和看法，觀察社會心理現狀與變化，為國家政策制定提供參考。1942年“雙十節”《大剛報》的民調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次。通過對這次民調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從調查技術上看，這次民調選擇在國內外形勢巨變之際舉行，調查主旨偏重抗戰，問卷題目設置涵蓋國內外軍事、政治、經濟等，既表達了調查者對戰爭形勢的關注，也體現了對戰后政制建設的關切。盡管在調查方法上不是采用相對科學的隨機抽樣法，使調查結果在準確性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從參與者數量、職業、年齡、籍貫等因素看，該調查有一定代表性，可信度較高，價值應被認可。

第二，就調查結論而言，99.5%的參與者堅信抗戰必勝，是局勢轉變致民眾心理變化的明證。不僅如此，因民調所得之總體民意趨向往往有巨大的輿論引導力，使得“抗戰必勝”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這一調查結論，可糾正既有研究對民心與抗戰形勢關系的判斷。

第三，《大剛報》舉辦此次民調時，中國仍處抗戰艱難時期，調查中多數民眾對戰后政制建設的“一黨政治”選擇，與戰時集權思維的影響有關。民意調查旨在探求社會心理，具有主觀認知特性。戰時國民黨以集中力量抗戰建國作號召，借抗戰之名進行集權主義宣傳，所實施的輿論管控與書報刊物檢查制度，使民意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意識影響，但這種影響遠未達到使民意發生根本變化的程度。即便是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國人也未放棄對民主政治的追求，抗戰時期國內先后出現兩次憲政運動高潮，表明國人對國民黨專制集權仍然有所警惕，并在不影響抗戰大局的前提下予以反對?？箲饎倮?，因國民黨日趨腐敗，越來越多的國人站在民主陣營一邊，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這充分證明1942年《大剛報》民調時國人對戰后政制選擇有一定權宜性，也可看出民意是隨著政局轉換而不斷變化的。

總之，《大剛報》的民意調查于國際形勢變化、中國抗戰局勢出現重要轉折時刻舉行，調查結果既代表了民眾對國家重大問題的意向性選擇，也提供了認識戰時社會思潮變化的佐證，從社會心理的維度為研究抗戰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源。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2期，原題為《抗日戰爭轉機與社會心理變化——以1942年〈大剛報〉民意調查為中心的探析》，作者楊天宏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宋仕宏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