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旅市場逐漸升溫，城市排名爭先恐后的當下，名山，名士，名城，擁有“一名”，足以揚名，“三名”齊聚，更非易事。

當然，有些地方坐擁“三名”，卻未必產生加法效應。

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城”，比如南京，過往名士如流，城內外名山不少，都成了這座城市的注腳；

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士”，比如蘇軾，一生飄搖大江南北，足跡踏遍名山名城，所有過往，都附著在“東坡”文名之下；

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山”，比如九華山，盡管無論是登山“名士”如李白、王陽明，還是山腳下的“名城”池州，都可圈可點。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尹文漢教授，他策劃點校《九華山志》，聽他聊聊名山、名士與名城的關系。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尹文漢：池州學院教授，九華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等，組織策劃點校《九華山志》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庫理事長，評論人

高明勇：您的古體詩寫得非常精彩，還擔任過池州的詩社社長，在古代，這應該算池州名士了。池州歷代多名士，旁邊又有大江大山，是不是一個地方的文脈，必須具備這些因素？您怎么看“名城”與“名山”“名川”“名士”的關系？

尹文漢：我在湘潭大學讀書的時候開始創立詩社，是受了湘潭濃厚的詩詞文化氛圍的影響，可以說是受了“名城”的影響。大學畢業之后決定不再寫詩，也不參與詩社活動，想集中精力到工作上來，到學術上來，就是王陽明說的不想在玩弄文辭中“簸弄精神”，王陽明還說過，“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但十年之后，我還是被池州詩詞界的朋友邀請加入了進來了。

重入詩詞界的原因，就是想延續這里的詩脈。2009年，我和李望鴻、程志和二位先生一起創立杏花村詩社，宗旨就是以延續“千載詩人地”詩脈為已任。

池州被譽為“千載詩人地”，有深厚的詩詞文化底蘊。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寫的地方在池州東至縣，當時屬于彭澤，長江流經東至的那段，被稱為菊江。大李（李白）小杜（杜牧）在池州留下了很多詩作。前面講過，李白五游秋浦，五次來到池州，池州大地到處都是他足跡，都有他留下的詩作。秋浦河是一條詩河，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白在這里寫下了系列詩作，《秋浦歌》就有十七首，這在全世界來看也是少有的。我曾帶學生在池州、宣城等地尋找李白詩蹤，尋找他詩中寫到的地方。杜牧在池州擔任了兩年多的刺史，也留下了很多詩作，著名的有《清明》和《齊山九日登高》。杜牧游杏花村寫下《清明》詩之后，歷代文人墨客來杏花村游春吟春的人就很多，清代郎遂編了一本《杏花村志》進行詳細記載，這本村志是收入《四庫全書》的唯一一本村志。因為李白的一句“搖筆望白云，開簾當翠微”，杜牧便在齊山建翠微亭紀念，并與張祜在翠微亭舉行重陽詩會，二人寫詩相和，便有了杜牧這首《齊山九日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也因此，齊山開始成為名山，進入文學史。齊山過去在池州城南五里，現在已在城市中心了。齊山是池州的文山，也是官山。過去，文人來池州，必登齊山，官員游池州，也必登齊山。翻開《齊山巖洞志》，我們會看到很多的詩詞。例如岳飛的《登齊山翠微亭》：“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宋代東南三賢朱熹、呂祖謙、張軾都來過，王安石、司馬光都寫過齊山的詩作。蘇軾、蘇轍兄弟都來過池州，并留有詩作。

高明勇：聽您講述這段“個人史”，頗有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意味。

尹文漢：說這么多，就是想從我個人角度來舉例。我之所以后來重新回到詩詞界，就是受這里名城、名山、名川的影響。看到這里的城、這里的山山水水，就會想起古人留下的詩作，就會想起在這里活動過的名士，這個大概就是文脈和詩脈，它總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激起波瀾，讓人們去繼承，去延續。

一個地方的文脈，主要靠人來傳承，靠名士來傳承。如果抽去名士及其文章，這個地方就不存在文脈了。如果池州沒有李白、杜牧等文人的活動及其詩作，池州也就不能稱“千載詩人地”了。但名士的活動及其詩作，必須有一個地理上的載體，那就是山、川、城、村落等等，這些地方成為名士活動的場所和吟詠的對象。那些名士集中活動或吟詠的地方，就會成為名山、名川、名城。而名山、名川、名城又會吸引更多的名士前來。杏花村、齊山都是因為杜牧題詩之后，歷代名士便接踵而來，吟詩作賦，更加增添這里的文化厚度。九華山因為李白改名之后而名氣大增，后繼者絡繹不絕，不計其數。

高明勇：您怎么看“名山”與“名城”的關系？

尹文漢：名山與名城，應該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在工業化時代，那些擁有名山而地處偏遠的名城，無法通過發展工業與其他城市競爭，這是它們的弱項。它們應該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名山的優質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大力發展旅游業和康養產業。

2014年2月，經國務院同意，《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建設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實施，提出將該區打造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為美麗中國建設提供示范。今年2月，安徽省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印發了《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十四五”建設發展規劃》。《規劃》提出，到2025年，將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打造成生態型國際化世界級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全球生態文明發展高地、中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樣板地，彰顯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的“國際范”。這個示范區建設值得我們關注，很有示范意義。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規劃范圍包括黃山、池州、宣城、馬鞍山、蕪湖、銅陵、安慶等7市，共45個縣（市、區），面積5.7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46.1萬人，其核心是兩山（黃山、九華山）一湖（太平湖），池州、黃山是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的核心區域。這些年，池州、黃山等地旅游業的發展就取得了很大進步。首先表現在交通方面的進步，現在池州的機場、高鐵、高速公路、豪華游輪都有了，已經實現了水、陸、空交通全覆蓋。近年池州經濟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速，2021年人均GDP在安徽省十六個地級市里排名第六，相信隨著示范區建設的推進，皖南這些城市的發展會越來越好。

高明勇：回到您的治學上來，我知道您跟韋政通先生有很深的淵源，受他啟發深研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您認為“自明以來，《九華山志》之修撰，皆儒者主其事，山志之修，皆以儒家精神為指導”。如何看待這種儒佛之間的互動？您點校山志，是否也深受前人的感發？

尹文漢：我跟韋先生有二十年的交往，受先生的恩澤和教誨很多。我研究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與佛教文化兩個方面，都有一些了解，也寫過一些書，您說的《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這本書，就是我專門研究韋先生倫理思想的書，是我寫的第一本書。我們講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釋、道三家，儒家確實是主干，是主流，表現在《九華山志》的修撰上，也是如此。《九華山志》歷史上有十多種，有一些已經遺佚。現存的《九華山志》明代有四個版本，清代有三個版本，民國有一個版本，當代有兩個版本。明清的七個版本，都是官修本，都是地方行政長官主導，請專人負責修撰。例如明代第一個版本是嘉靖年間江南巡撫陳鳳梧督修、池州知府韓楷參校、銅陵教諭王一槐編輯的。我們點校的光緒版是青陽知縣謝維喈重修、青陽訓導周赟纂修的，是明清時期修撰的最后一個版本。

雖然明清以來，中國文化的發展表現出三教合一的趨勢，但在主流上還是儒家，程朱理學成為了明清時期的國家意識形態。這就決定了官方修志的主導思想，必定是儒家精神。九華山在明末清初被佛門認定為地藏菩薩道場，民間也廣泛認同金地藏是地藏菩薩的應化身。但明清時期官方修《九華山志》，始終把金地藏作為僧人看待，而不是菩薩看待。關于金地藏的種種神話，要么不寫，要么盡量輕描淡寫。這就是儒家“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思想表現。在人物志方面，也是先寫儒士，再寫道釋。到了民國的《九華山志》，風向完全改觀，印光大師主導、比丘德森編撰的《九華山志》，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場，一切以地藏菩薩為中心、以九華山為地藏菩薩道場來寫。

在中國文化史上，儒佛的互動是一個大課題。二者之間，存在不同層面的斗爭，也存在不同層面的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和吸收，在互動中成長和發展。例如禪宗吸取了儒家思想文化，宋明理學又吸取了禪宗、華嚴宗的思想文化。所以，佛中有儒，儒中有佛。正是儒、釋、道三教之間的長期互動，使中國文化具有包容性，在近代以來，我們也能很好地向西方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我們點校光緒版《九華山志》，并不是因為特殊的偏好。從明清時期的七種《九華山志》來看，這是最后一本，相對來說，它的內容最全面，比它早的版本的內容，它大多吸收進來了。而民國時期的《九華山志》，雖然仍是繁體豎排，畢竟有了標點，斷了句，相對來說比較好讀，點校的緊迫性沒那么強。

高明勇：您說“志九華者，而以明、清兩代為盛”，原因在哪？

尹文漢：我國修方志的傳統古已有之，《吳越春秋》、《越絕書》和《華陽國志》可以看作是方志編纂的早期形式。唐宋時期編的方志已經很多。九華山在唐宋時期已經出現了一些類似志書的作品，如唐代康駢的《九華雜編》、釋應物的《九華雜記》、宋代周必大的《九華山錄》、滕子京的《九華新錄》、沈立的《九華總錄》等等。這些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志書，而且大多已佚，只有個別內容被收錄到了其他著作之中。

明清兩代所修《九華山志》有十多種，之所以如此興盛，既有大的文化背景，也有九華山自身的原因。從大的文化背景來，明清兩代統治者重視修志。由于科舉選官制度和規避籍貫的原因，新任的地方官員大多來自外地，對其治下的山川風物、勝跡祠祀、道里兵防、錢糧賦役、名宦士女、文章辭頌等不了解，為了盡快讓他們熟悉地方情況，編寫方志就很有意義。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地方志大都是由官府來修撰了。另外，明朝永樂十年還制定了《修志凡例》，對志書類目的名稱和內容都做了詳細的規定，這使修志更加規范。我們看到唐宋時期關于九華山的專書，名稱都是“記”“錄”“新錄”“總錄”“雜編”之類，而明清時期都改成標準的“志”了。

從九華山自身的原因來看，是因為九華山在明清時期的地位迅速提升。萬歷、崇禎、康熙、乾隆等朝，朝廷或是給九華山頒經賜銀，或是御筆題詞，派人進香朝拜，極大地提升了九華山的政治地位，地方官員自然也就高度重視。從民間來說，佛教方面，明清時期正是九華山躋身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列的時期，正是這一時期，九華山被認定為地藏菩薩道場，“香火之盛，甲于天下”。在儒家方面，由于王陽明、湛若水等人的到來，并在山中建陽明書院、甘泉書院，也使九華山擁有了傳播儒家文化場所的特殊身份。地方官員每年都要上山去祭祀王陽明和湛若水兩位大儒，他們把陽明書院改成陽明祠作為祭祀的場所，甚至在縣治或州治新建陽明祠以便祭奠。我們看到，萬歷皇帝兩次給九華山頒經賜銀，萬歷年間就有兩次修撰《九華山志》，由此一例便可見政治對修志的影響力。

高明勇：最近這些年，我注意到您與九華山大覺寺住持宗學法師合作舉辦過很多文化活動，反響很大，2019年還在九華山重新樹起了“陽明書院”的牌子。這一系列事情，是否有很明確的目標？能否介紹下你們的成果和未來的愿景？今年是王陽明誕辰550周年，你們有什么打算？

尹文漢：是的。這些年我們在踏踏實實地做一些文化活動。目前來看，效果還好，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文化需要傳承，九華山豐厚的文化底蘊，需要有人來挖掘整理，創造轉化，為當代中華文化的復興和發展奉獻力量。

九華山是一座擁有儒、釋、道三家文化的文化名山。道教在九華山傳播的時間最長，比佛教還要早，但現在已經沒有傳播了。“陽明書院”是九華山儒家文化的一個象征，從王陽明1501年第一次上九華山，距今也有500多年了，很高興我們又把“陽明書院”的牌子樹起來了。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激活九華山的文化，讓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活起來，用韋政通教授話說，就是要“活化傳統”。中華民族的復興，必定是文化的復興。四個自信，根本上需要文化自信。活化傳統，既是理論上的，也是行為上的，用王陽明的話說就是知行合一，要做到二輪并轉。我們這些年開展的一些文化活動，例如組織召開了兩次中韓南泉普愿禪學研討會，召開“禪與中華文化——九華山公益論壇”，還有“南泉問禪——中法文化交流活動”等一些國際性的文化活動，主要還是理論層面的交流和探索，還只是一個開始，路還很長，得一步一步來。這些活動的理論成果，目前也在整理出版，《獨超物外：中韓南泉禪學研討會論文集》《禪與中華文化：九華山公益論壇文集》兩本書很快就能面世。

今年是王陽明誕辰550周年，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年份。2019年“陽明書院”揭牌時就計劃了幾個活動，例如舉辦中日韓陽明學論壇、王陽明手書碑刻拓片展等，因為疫情原因一再推遲，只能邊走邊看了。目前在做的，還有注解《王陽明九華詩冊》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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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華山志》

作者：【清】周赟

審定：尹文漢

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推薦語：池州學院九華山佛文化研究中心此次點校的《九華山志》，以光緒庚子年刻印《九華山志》為底本，以明清時期及民國所修其他《九華山志》版本為參本。對于其中的錯訛、衍文、漏字等依據其他文獻訂正，以腳注方式說明。原文中的異體字一律改為今人常用簡體字。為了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本次以簡體字橫排印行，書中內容順序不作變更，盡量保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