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偉大的夢想。

中國小康之難，難在農民的小康。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80多年前寫就名著《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時所說，沒有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費孝通認為，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解決人民的饑餓問題。

“費孝通懸念”只有在地覆天翻的改革開放征程中才真正成為歷史，并進而走向更高水平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小康時代。而新的懸念是，小康之后，中國農村向何處去？什么才是未來的方向？

作為中國農村最早實現小康夢想的領跑者之一，距離費孝通“江村調查”的村莊以北約80公里外的張家港市永聯村的生動實踐，一定程度上彰顯了答案。

和過往許多承載中國農民財富“翻身記”的優秀鄉村典型不同，永聯樣本告訴我們的啟示在于——

如何走出地緣、血緣及宗族化的鄉村熟人社會閉環，用更開放的姿態構建鄉村治理新世界？

如何以利益的公平推動人的公平，并在公平的基石之上讓社會財富噴涌而出？

如何依靠制度的保障實現人治到法治的進化，讓農民從鄉村的生存者成長為這片土地上的主人？

如何幫助農民在物質豐富的同時精神富有，為新型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培育最豐厚的人文土壤？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歷時一個月的鄉村調查采寫了來自永聯村的一組四篇專題報道，以下為開篇綜述。

永聯樣本的啟示不僅是鄉村的，也是中國的。永聯村的探索還在路上，但讓我們嗅到了來自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希望。

從蘇州張家港市驅車一路向東，駛近距離長江江岸不足10公里時，一棟棟氣派聳立的樓宇和鱗次櫛比的現代化街道開始逐漸取代糧田，不遠處，位列“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江蘇永鋼集團標識鮮明而醒目，只有縣道一側500多畝的農耕文化園還在提醒人們，這里是一個鄉村。

小橋流水的古典清韻、車水馬龍的都市景象、廣夏細旃的物質生活讓人很難想象，這個名叫永聯的鄉村在1970年圍墾建村時，竟是蘇南地區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經濟最落后的村莊。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永聯村不僅最早印證了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愿景，之后歷經以工興村、軋鋼富村、并隊擴村、煉鋼強村等階段，憑借“工業化牽引，帶動城鎮化建設，進而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路徑，一躍成為工業銷售收入358億元、利稅18億元的蘇州“第一經濟強村”，在全國60多萬個行政村中，經濟總量名列前三、上交稅收高居第二。

與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步，永聯在鄉村治理模式現代化的探索上亦令人矚目。其從鄉土中國的痛點和難點出發，小村大治，構建起多元化、立體化的鄉村治理格局，呈現出可貴的首創智慧和務實底色。

如今，這個10.5平方公里的美麗鄉村，98%的村民實現了集中居住，98%的耕地實現了集體流轉，98%的勞動力實現了就業，98%的村民享受到了比城市居民更優越的福利保障，居住方式城鎮化、生產方式產業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保障方式均等化，以及管理方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現代化，已成為實現小康之后的永聯最具特色的標簽。2015年5月，它作為中國農村城鎮化的案例在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館展示，成為該次世博會唯一參展的中國村莊，這也是中國鄉村首次走出國門。

十九大報告提出，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如果說脫貧致富是中國農村鄉村治理1.0版的話，那么蘇州“首富村”永聯所展現的，則是小康之后鄉村治理2.0版的新經驗、新理念和新方向。

永聯前傳：鄧小平“小康”愿景的最早印證

早年的永聯村，與中國的其他村落并無二致，村野凋敝、村民窮苦，以至于當地有民謠云：“茅草蓋屋，腌菜搭粥，一年四季都穿破衣服”。

這個由長江邊700畝蘆葦灘圍墾而成的村莊在1970年建村時，只有254戶、700多口人，由于地勢低洼、十澇九災，建村后若干年始終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1978年村民人均收入68元，村集體負債6萬多元，是全縣（即張家港市的前身沙洲縣）最小、最窮、最亂的村。

可作為比較的是，這一年，當時還隸屬于蘇州的江陰華西村（現屬無錫市），已被當作典型登上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并配有“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么》。

1978年7月，43歲的吳棟材被南豐公社從鄰村派駐到當時還叫23大隊的永聯村擔任黨支部副書記、大隊長。這位上過抗美援朝戰場的復轉軍人頭腦活絡、敢想敢干，他敏銳地捕捉到了氣候變化，在當年底打破“以糧為綱”的禁錮，帶領農民開挖50畝低洼地養魚搞起副業，并在魚塘周邊土地種糧。第二年，永聯群眾第一次獲得了年終分配。

此時的吳棟材不知道的是，也就是這一年，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第一次提出日后深刻影響中國的全新概念：小康。

1979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在與鄧小平會面時，大平正芳就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提問：“中國說的在本世紀建設成四個現代化，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鄧小平點燃香煙，思考了一分多鐘：“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努力。”

他繼續說道，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小康的狀態”。

當時的翻譯是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王效賢。“小康”怎么譯？他沒敢問，急中生智：“就是……就是一個人身體恢復的時候。”大平似懂非懂地點點頭。臨別時，他笑瞇瞇地握住鄧小平的手說：“祝您和中國人民早日小康。”

這是鄧小平首次使用“小康”來描述未來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

根據鄧小平的構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從1981年起到20世紀末，在20年時間里實現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

“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1984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

而這番擲地有聲的話，最早是在蘇州、從永聯得到印證的。

1983年2月5日，鄧小平乘專列前往蘇州、杭州、上海等地考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驗證“小康”目標的可行性。6日下午，他抵達首站蘇州，次日接見江蘇省、蘇州市負責人。

對于鄧小平提出的“蘇州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可能到2000年實現翻兩番”的問題時，時任蘇州地委書記戴心思告訴他：當時蘇州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已接近800美元，按照1978至1982年間的發展速度，準備提前5年實現中央提出的奮斗目標。

隨后，在聽了戴心思關于蘇州吃穿用、住房、就業、人口流動、教育文化、精神面貌6個方面的匯報后，鄧小平很振奮：“蘇州農村的發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

戴心思匯報說，主要靠兩條：一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依靠技術進步；二是發展集體所有制，即發展中小企業，在農村就是大力發展社隊工業。

據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所著的《江邊中國》一書記錄，永聯村正是當時戴心思向鄧小平匯報時用來舉例的蘇州鄉村企業搞得最好的三個村子之一。

彼時的永聯已是另一番景象。在吳棟材的帶領下，短短數年間先后辦起家具廠、水泥預制品廠、枕套廠等八個小型加工廠，到1983年底村集體已有近20萬元的積累。

多年后，據當時陪同鄧小平考察的時任江蘇省省長顧秀蓮回憶，在聽完匯報后的次日，鄧小平乘船考察太湖，吃飯時他高興地給在場每人獎賞了一杯從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帶來的陳年茅臺酒。

蘇州之行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回京后，他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興奮地介紹考察沿線所見所聞，并以蘇州為例，描繪達到小康后的未來社會狀況。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談到蘇州之行，并勾畫了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圖景。

而此時，遠在長江邊的永聯村更是雄心勃勃，它瞄準農民蓋樓房需要大量鋼筋的商機，做了個最重要的決定：自籌30萬元，關停八個小廠，集中人力、財力、物力發展永鋼集團的前身永聯軋鋼廠。“我們絕不能拖地區的后腿，而應當做高速度、加速度的開路先鋒。”在全體村民大會上，吳棟材說。1985年，永聯軋鋼廠產值達到1024萬元，利潤100多萬元，永聯村由此一躍成為全縣十大富裕村之一。

此后經過30多年的發展，如今的永聯早已實現鄧小平心中的小康愿景——2016年村級可支配收入1.49億元，村民人均收入42499元，高于當年度40152元的江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幾乎是江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06元的2.5倍，已是“蘇南模式”中最亮眼的樣板村。

“切蛋糕”的藝術：以公平打造可持續的效率

作為小康社會的先行者與探路者，永聯村近40年的嬗變并不僅僅是一部“財富增長史”。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其鄉村建設與治理也在不斷演進，構建起了小康之后的基層善治圖景。

2006年2月，中共江蘇省委宣布：對照江蘇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的4大類18項25個指標，蘇州市及其所轄包括張家港在內五個縣級市，于2005年底在全省率先全部達標。蘇州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建成小康社會的城市，并步入了鞏固小康建設成果、提高小康建設水平，向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邁進的發展新階段。作為蘇州“首富村”，永聯責無旁貸必須再次擔負起小康之后新探索的領跑者。

也就在2005年，因父親吳棟材囑托，45歲的吳惠芳脫下穿了25年的軍裝，從南京軍區駐浙某師政治部主任位上轉業回到永聯接棒。“師級軍官”變成了“村官”，吳惠芳被村民們親切地稱為“小吳書記”。見過更大的世面，有更寬闊的視野，小康之后就任的“小吳書記”所面對的挑戰及使命和父親當年不同，兩代人的思路也不同。

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先富者”一樣，效率與公平是擺在永聯與吳惠芳面前關于如何推進鄉村治理繞不過去的第一道難題。

蛋糕做大了，怎么切蛋糕又成了新問題。縱觀永聯新探索中每個關鍵節點，給出的答案是：以不破壞效率、不犧牲領跑者積極性為前提，激發各個層面勞動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在效率與公平間求得可能性的平衡，讓每一位身處其間的村民成為改革的受益者，漸進式推動社會公平的建立。

事實上，“切蛋糕難題”早在“老吳書記”時期就開始浮現。而最凸顯永聯高超的效率與公平平衡藝術的，是它對村子與村辦企業永鋼集團股權關系的巧妙設計。

1998年和2000年，在“蘇南模式”向“溫州模式”學習過程中，永鋼集團先后歷經兩次現代企業制度改造。在“徹底轉、轉徹底”還要“回頭看”的背景下，永聯村沒有走大鍋飯式集體化和私有化的極端，而是首先將永鋼的75%股份明確為企業經營管理層持有，讓“能者”發光發熱。同時，為了不隔斷百姓與永鋼建立的利益聯系，永聯村為全體村民保留了企業25%的股權，讓“村民變股東、資產變股權”，使村民和永鋼股民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正是這25%股權，使村莊和企業不再界限不清，村歸村，企歸企，村企間產權清晰，權責明確；也是這25%股權，在村與企間搭建橋梁——創造性地建立了以資本為紐帶的農村集體組織形式，使村集體資產轉化為企業股本金，形成集體經濟新的有效實現形式，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

如今通過二次分配，永聯村一萬多名社員每年人均可獲利約7000元。這25%股權，被村民們形象地稱為“共產黨栽下的搖錢樹”。

“每個村莊都有集體資產、集體資源，而我們的核心經驗是把集體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股權化，讓村民們通過集體股權，共享這片土地上的發展成果。”吳惠芳說。

2006年，為滿足永鋼集團進一步擴張發展的需求和新農村建設城鎮化標準的要求，永聯村又抓住國土資源部關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指標掛鉤”的試點機會，投資15億元，拆遷了3000多戶人家，集中歸并土地1000畝，建起可供兩萬人居住的農民集中居住區——永聯小鎮。由于納入了國土資源部的試點，居住區建成后的房屋將與過去的農村宅基地不同，可辦理《房屋所有權證》、《土地使用權證》及流通交易（即大產權房），涉及的利益可謂巨大。

拆遷后房子怎么分？如何尊重既得利益又公平分配新利益？

村黨委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拋棄了“拆多少、分多少”的常規方法，采取“拆歸拆、分歸分，一戶一套，老年人住老年房”的做法：拆時按標準估價，一次性補償到位，保證原有利益；分時一張結婚證對應一套房，每套140平方米，按照500元/平方米均價出售。退休老人，女的50周歲、男的60周歲以上，可申請入住80平方米的老年公寓，每戶只需繳納2.4萬元押金。老人去世后，押金退還，房子由村里回收滾動使用。

如此，村民不管窮與富，拆得多或少，都確保家家有住房。由于實際建設成本超過1400元/平方米，遠高于500元/平方米的出售價，這一制度設置的本質是把貨幣形式的集體資產，通過拆遷安置，公平均等地轉化為村民家庭的房產，縮小貧富差距。

人有強弱之分，公平原則卻不分強弱，甚至要更多地傾斜于弱者。

為了給上了樓、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低能力勞動者提供就業崗位，永鋼集團專門成立勞務派遣公司，與周邊企事業單位聯系，將保安、保潔、保綠等崗位剝離，最多時為928名勞動力解決就業。2009年，村里又建起江南農耕文化園，開辟作坊街，設置紡紗、織布、釀酒、打鐵等傳統項目，吸納有傳統手工藝而競爭力較弱的勞動者就業。

1995年起，永聯慢慢“做大”，先后五次并隊擴村，村域面積從0.54平方公里擴展至10.5平方公里，村民從800多人驟增至11000多人。如何使原住民與新村民平等共享發展成果？

永聯提出了“進了永聯門，就是永聯人，凡是永聯人，待遇都平等”的原則：第一次并村時給每位老永聯村民一次性補償一萬元，補平他們的存量資產貢獻，從此新老村民待遇一樣，“一家人不吃兩家飯”。

還有一個更溫暖的細節——在村24小時免費開放圖書館里，有許多全國各地的報紙。訂閱的原則是有來自多少省份的外來務工者，就訂多少省份的報紙。每份報紙擺放的隔層上，甚至專門標注了來自這個省份的外來務工者人數。這個堅持了多年的舉動，讓每一個為這片土地創造財富的外來人找到了歸屬感和家鄉的親切感。

在吳惠芳看來，這些做法的初衷，就是要給每一位在永聯生活的人“提供活下去的機會”，而且要“活得有尊嚴”。

“過去的發展成果告訴我們，老書記吳棟材提出的‘沒有經濟發展一切都是空談’是永聯建設得以全面發展的核心和關鍵。但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堅持共建共享、共同富裕，以公平打造可持續的效率，這是永聯走向未來的保證。”吳惠芳說，只有始終把維護和建立公平作為發展之本、動力之源，擴大就業渠道，健全保障體系，讓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居民、職工、社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議事廳的故事：從農民到市民再到公民的跨越

隨著集中居住區永聯小鎮的拔地而起，原本相對封閉的農村熟人社會被逐步打破，形成開放型社區，既有治理模式的缺陷和弊端開始日益凸顯。

有外地人買了永聯小鎮的住房開棋牌室，引來居民投訴，村委會前去做工作，卻被一句“我不是本村人，你憑什么管我”噎了回來；小鎮周邊車來車往，闖紅燈行為一再發生，保安卻沒辦法管……這讓永聯“當家人”吳惠芳意識到，僅依靠村委會進行現代社區治理已經行不通，必須將公共管理和服務從城市引進農村。

在他的爭取下，南豐鎮社會管理服務中心永聯分中心在2009年3月掛牌成立，公安、交警、城管、衛生、工商等執法機構和人員進駐。與此同時，村醫院、農貿市場交由南豐鎮統一管理，實現了城鄉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2011年，張家港市在永聯村審批設立了永合社區居委會，永聯小鎮與城市社區一樣，實行社區自治。

“配套管理到位了，但慢慢地我們發現，成為市民后的農民不再滿足于被管理，而開始關心包括自身利益在內的公共利益，開始強調自我權力的實現。這就要求農村管理者通過制度設置，從法律和程序上保障這群中國最底層民眾的說話權力。”吳惠芳說，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現代化的實質應是人的現代化、農民的現代化，而這其中關鍵性的一步是實現農民到市民進而向公民的跨越。

矗立在永聯村中心的村民議事廳正是永聯拓寬農民政治參與渠道、確保農民參與深度，使基層民主“看得見、摸得著”的載體。

外觀粉墻黛瓦的議事廳，與永聯小鎮的江南水鄉風格相得益彰，但走入其中卻仿佛置身于歐洲國家議會大廳：5000平方米被分為議事大廳、接待室、階梯教室、小型會議室等多個場所。一樓半圓形的議事大廳設有主席臺、285個席位和可視參觀通道，每位參會代表都可以由通道直接從座位上走向發言席說話。用心的細節蘊含著永聯對基層民主的期待：大廳頂部的透明玻璃可直接觀天，象征老百姓希望的“打開天窗說亮話”；圓形穹窿頂中央還含有方形圖案，“圓寓意表達的藝術性，方則強調不能放棄原則。”吳惠芳介紹，主席臺背面的立鐘造型則寓意百家爭鳴、警鐘長鳴。

議事大廳里，配有智能會議控制系統、電視電話會議系統、同聲傳譯系統、無紙化會議系統、會議攝像追蹤系統等高科技設施。每半年舉行一次全村經濟合作社社員代表大會時，非參會對象可透過二樓的有機玻璃和音頻系統實時了解會議進程，議事廳外墻的LED大屏幕也可同步對外直播，信號同時接入每戶村民家中的電視，無論身處何地，每個人都能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

議事廳及一系列議事機制的建立，源于一次遠行。

2011年，吳惠芳參加張家港市委組織部組織的赴美國加州的干部培訓。在參觀考察了卡森市議會、市政廳等城市管理決策體系運作后深受啟發：“文明是可以借鑒的，關鍵是要立足國情，培育富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

由于全體永聯村村民已經轉為永合社區居民，2013年，在實行兩委選舉時，永聯村申請村委會不再進行換屆選舉，只保留村經濟合作社作為管理村集體資產的最高權力機構。自2014年3月舉行首次村經濟合作社全體社員代表大會至今，會議已通過了《永聯村集體經濟分配實施辦法》、《永聯村拆遷安置剩余面積的補償辦法》等20多項與社員利益密切相關的規章制度，確保集體資產分配公平公正、有法可依。此外，社員資格確認、村民配偶待遇管理、村“當家人”選舉等涉及村里經濟、政治、文化的重大決策，都要經過社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除了作為民主選舉和決策的基層民主實踐場合，在制度的平臺上用民眾的說話權維護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之外，議事大廳里還不時上演著群眾因個體利益糾紛而付諸村經濟合作社平等對簿的場景。

今年6月14日下午，永聯村社員李芳（化名）就要求經濟合作社為其訴求離婚安置房屋一事開展議事。議事會議由李芳和其邀請的親友、同樓道居民代表、同村組代表，及村中有威望、能力、資歷類似于鄉紳的部分第三方社員代表共同參加，鎮國土所與信訪辦工作人員列席。

會議上，李芳認為其在1994年與前夫離婚時經法院判決得到與公婆共住3樓3底樓房的一間半房產，但房屋拆遷時未對其進行安置。同時，她訴求其再婚后與一浙江籍男子生育的兒子應認定為經濟合作社社員享有分房。

但經濟合作社調查核實，李芳離婚后判得的房產、連同孩子撫養權和嫁妝已折成2萬元與前夫一次性了結，房屋產權轉至其前夫名下，故拆遷時不予安置。同時，根據《永聯村集體經濟分配實施辦法》，李芳離婚后再婚的配偶及子女不能認定為永聯村社員，不屬于集體安置對象。最終，經參會全體人員的一致討論和勸導，心服口服的李芳簽署了調解協議。

“像這樣的社員議事會從2013年開始一共開了20多次，如今每年都在減少。”村經濟合作社常務副社長宋興祥告訴澎湃新聞，議事會之所以采取圓桌會議的形式，就是讓大家圍坐在一起，不分職位高低都有權利發表意見。而唯有平等，才能帶來公平。

多次列席議事會的社員黃美娟有一個強烈的感受：“現在村民們越來越講道理，議事也不會像村口吵架一樣了。更可喜的是，他們還從開始‘看熱鬧’逐漸向‘聽門道’轉向，主動研究法律規定，并帶著文本來討論。”

“通過議事會，很多問題在激烈辯駁的過程中變得更加明朗，充分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權利，也是實現村民自治的一種體現。”在宋興祥看來，社員議事會是民主、法治、制度的延伸，與法庭調解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如果說經濟合作社及社員議事會主要解決事關村民公共與個體經濟權益的問題，那么永和社區居委會的居民議事會則負責討論社會管理事務。

“比如生活中有人亂扔垃圾、高空拋物、噪音擾民、在綠化帶里種菜等，怎么去約束和懲戒？就需要制定公認的規章，并建立一套長效機制。”永和社區惠鄰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袁金鑫告訴澎湃新聞，居民議事會由此而生。

居民議事會以樓棟為單位，平均每50戶一組，參會人員包括樓道長和每戶所派的居民代表。首次全體會議會推舉3-4位溝通能力強、素質高的熱心居民作為樓道居民議事委員會成員，負責日常溝通協調、信息采集等，同時由全體參會人員討論并最終簽名通過《樓棟文明公約》。一旦出現與公約規定相悖的行為，將受到相應懲罰；若出現超出公約約束范圍的不文明舉止，則由議事會成員開會討論解決方案。

“居民議事會是永合社區自治的一項制度創新，通過公開討論形成規章約束，解決了半熟人社會里原住民與新市民的融合問題，最大程度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袁金鑫表示，目前居民議事會已覆蓋整個社區的三分之一，正以每周新增一個樓道的速度推廣中。

正是在不斷培育農民政治參與水平與自我訴求表達能力的過程中，永聯村慢慢形成了多元化、立體化的鄉村治理格局。永聯的創新實踐昭示著，使農民從文明市民，向具有民主意識、法制觀念、互助精神的合格公民轉變，是未來中國農村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主要方向，也是衡量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程度的重要標尺。

愛心互助街背后：只有精神世界的現代化才是真正的現代化

盡管實現了家家有房住、個個有收入，公共事務有人管，表達權利有保障，但永聯后小康時代的鄉村現代化建設探索并未就此止步。

永聯小鎮中心有一條長達200米的愛心互助街，是村里老人特別愛去的地方，打球鍛煉做保健、下棋閱讀談人生；如果身體不便，有“愛心便當”提供上門飲食，“愛心剪刀”免費上門理發，還有衛生、縫補等種類繁多的居家養老服務。

沿街分設的“紅領巾驛站”、“愛心超市”、“親情浴室”等18間“門店”全部“虧本”經營，街上商品以低于成本價賣給低保戶、孤寡老人、殘疾人等特定人群，虧本部分由村集體貼補，而店內工作人員則都是不拿工資的志愿者。

“年紀大了，并不是只能待在家里享福，只要身體跟得上，就要為社會、為他人多做點事。”村民李培福已經80多歲了，但他覺得自己還能做很多事。2015年2月看到“銀巢聯盟”志愿服務隊招募老年志愿者的消息后，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在李培福看來，志愿者的身份能讓他找回年輕時久違的責任和擔當，“不管何時，人總該有點追求，做有意義的事，過有意義的生活”。

“設立愛心互助街的目的是希望讓有愛心的人有用武之地，讓愛心在互助中閃光。”吳惠芳說，永聯人的幸福不應只是物質富裕，更要有精神世界的友愛。

愛心互助街成立之初，為村民服務的都是專業的志愿者，但如今互助志愿者聯合會已擁有在冊志愿者2445名，其中的絕大部分是普通村民。如“紅領巾驛站”的“四點半課堂”項目，就是村里退休老教師每天為雙職工家庭子女輔導功課。

為了讓愛心互助街長久運行，永聯村特別設立了“為民基金會”，每年接受愛心人士和永鋼集團及其員工的捐款達2000多萬元，用于養老、助學、扶貧、助殘、教育等公益項目的開支。

“經常有人問我，做慈善是不是最怕缺錢，但我卻從沒遇到過這個問題。”為民基金會理事長錢麗英告訴澎湃新聞，每年力所能及地為基金會捐款已成為永鋼集團和村黨委干部、黨員的行為自覺。2015年永鋼集團最困難時開支壓縮了10個億，但給基金會的捐助一分未少。

在基金會養老扶貧項目的補充下，村里年滿50歲的女性和年滿60歲的男性都可額外獲得每月每人350元的補貼；若有居民、職工遇到困難，可單獨申請救助，經情況核實即可獲得幫扶。

“除了上述開支，基金會的另一重要支出放在了教育領域。”錢麗英說，村小學的學生80%是永鋼集團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為了讓所有孩子盡可能享受與城里均等的素質教育，在吳惠芳的爭取下，基金會每年出資40萬元與北京荷風藝術基金會合作，在永聯小學成立了管弦樂隊。

“每天早上學生入校時，都能聽到樂隊成員在排練演奏，潛移默化中接受高雅藝術的熏陶。”為民基金會教育項目負責人李曉慶至今對一段往事記憶猶新：有一次，樂隊里一位學吹大號的學生向老師提出想在放學后將練習的樂器帶回家。詢問中得知，當天是孩子的生日，由于其父母早年離異，母親只有在他生日時才會回家看望，而他當天的愿望就是能當著母親的面吹上一段樂曲，讓母親分享自己的成長與快樂。

“看到孩子如此珍視藝術學習的成果，并學會用藝術去傳遞愛，更加堅定了我們對素質教育的投入。”吳惠芳說，永聯的錢應有兩種分配方式，一種以資金直接發放，另一種則是轉化作文化，讓群眾從更深層次得到精神實惠。

在他看來，社會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又以人素質的提高及思想觀念的進步為標志。對于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傳統中國而言，現代化的根本是農民的現代化，而農民現代化歸根到底是農民精神世界的現代化，這又將為永聯鄉村治理的各項制度化實施提供最堅實的文化與人文基礎。

農民精神風貌的提升也是中央高度重視的大事。今年1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后的首次調研中，去了江蘇徐州潘安湖街道馬莊村。他在考察時指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很重要，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是辯證法的觀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別要注重提升農民精神風貌，“不能光看農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農民精神風貌怎么樣”。

但吳惠芳深知，精神世界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永聯的探索尚在初期，想要讓文明、友善、誠信、敬業等成為個人自覺，離不開前期必要的制度約束和正確的示范行為引領。

對此，永聯創造性地設立了“文明家庭獎”，把社會公德、家庭美德、計劃生育、交通法規等要求，制定百分制考核條款，實施年度考核，年底按每年每人1000元標準，把扣分情況作為折扣率。對不在永聯村工作、生活的永聯人，則秉承“出了永聯門，還是永聯人”，委托其所在社區、學校和工作單位，出具年度文明行為評價證明，在考核中與二次分配、福利待遇等捆綁計算。

2015年8月，由永聯區域內熱衷文明建設的自然人發起成立了永聯社會文明建設聯合會。這個聯合會已在村里常態化開展了公廁文明建設、交通文明建設、餐飲文明建設、祭祀文明建設和誠信體系構建等文明創建活動。

“所有的制度化安排都是為了實現人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若不經歷個體心理上、人格上、精神上的蛻變，任何形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吳惠芳認為。

夜幕降臨，澎湃新聞記者漫步在永聯的“地標”金手指廣場，彷佛置身于城市的繁華一角：翩翩起舞的人群伴著音樂和七彩閃燈，有笑有唱；休息間隙，健身居民中時不時傳來對社員二次分配資格變更的談論；不遠處的圖書閱覽室里，三五年輕人正溫書自習，桌前放著的是自己用志愿者服務免費換取的咖啡。

30多年前，永聯人用“永遠聯合起來，共同進步”的冀望命名了自己的村莊。30多年后，小康之后的永聯村正詮釋著“共同進步”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