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余年前，筆者曾于東京一所大學圖書館翻閱《西域考古圖譜》，偶見新疆出土的《樹下美人圖》，畫面雖為黑白印刷，但印象仍極為深刻。枝葉繁茂的樹下，一位豐頰碩體的仕女安然而立，其發髻前翹，身著輕薄的拖地長裙，右手輕執胸前領巾，目光朝向前方，像在凝視著什么。身后一侍女，兩手于胸前成操手狀，正轉首回眸。從人物發式裝束看，明顯帶有唐代婦女特征。

《樹下美人圖》

其后，漫長的閱讀中，筆者才逐漸掌握了這幅畫的流轉遞變軌跡。該畫現藏于一家日本民間美術館，即位于靜岡縣熱海的MOA美術館。前幾年路過此地，才終于順便目睹這一美人圖真跡。面對歷時千余年的原始古畫，那印象、那感覺真是刻骨銘心。

對學界來說，20世紀初的大發現，莫過于找到敦煌遺物了。沉睡了千百余年的無數秘寶接連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險者發現并掠取時，中國學者似乎仍蒙在鼓里。1909年夏，伯希和攜部分敦煌經卷，于北京首次展示時，學界為之騷然。這一世紀大發現的披露，不啻向學界拋擲了一枚重型炸彈。此后，中國學者才驚醒過來，敦促政府設法將劫余經卷等遺物遙遙運往北京。但在運送途次及抵京后，又慘遭國內不法之徒的巧妙竊取，損失慘重。

圍繞敦煌遺物及其發現，“東鄰”日本的舉動或表現可謂“不凡”。多年蹲守北京，搜購中國典籍文物的文求堂店主田中慶太郎，及時捕捉到伯希和現身北京的消息，捷足先登，與羅振玉等中國學者一起，在伯希和下榻處得以先睹敦煌遺物。田中慶太郎還撰寫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發表在由北京的日本人主辦的《燕塵》雜志（1909年第11期），為日本學界獲知敦煌遺物著了先鞭。他與羅振玉又先后將此消息及經卷照片傳給京都的內藤湖南。對此重大發現，京都大學尤為重視，于1910年8月下旬選派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名學者，組成學術調查團，專程赴北京考察。與此同時，東京方面派遣美術史專家瀧精一前去調研。調查團回國后，還特地在京都大學舉辦了“清國派遣員報告展覽會”，向各界展示該團的考察成果，尤其是帶回日本的文物典籍圖片等，為敦煌遺物在日本的傳播以及學術研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另外，日本又是一個與敦煌及西域文物遭劫直接有關的國家，參與者即所謂“大谷探險隊”。簡言之，這是凈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主持派遣的亞洲探險隊，自1902年起，前后實施了三次調查活動。第一次是1902年至1904年，成員以大谷光瑞為首，包括渡邊哲信、堀賢雄等隊員。第二次于1908年至1909年，成員是橘瑞超、野村榮三郎兩人。第三次則是1910年至1914年，成員除橘瑞超外，另有吉川小一郎。由此可知，早在斯坦因、伯希和發現敦煌石室秘寶之前，大谷探險隊已進行過探險，只是無緣與眾多秘寶相遇而已。在伯希和攜部分經卷于北京亮相時，橘瑞超與野村榮三郎兩人的第二次探險正在進行中。伯希和等人發現敦煌石室秘寶的爆炸性新聞傳出后，大谷探險隊也一躍成為世人關注的對象。加之，第二次探險結束后，內藤湖南特地撰寫了《西本愿寺的發掘物》，連載于《大阪朝日新聞》（1910年8月3日至6日），介紹了橘瑞超等人“發掘”或“收集”的西域文物，使大谷探險隊及西本愿寺更加風光。

大谷探險隊“所獲”西域文物：菩薩像頭部（左）、舍利容器（右）

在組織派遣探險隊的同時，大谷光瑞又不惜重金，于神戶六甲山興建大型豪華山莊“二樂莊”，展示探險隊“所獲”西域文物等，同時委托松本文三郎、狩野直喜、內藤湖南、濱田耕作、瀧精一等著名學者，整理研究探險隊帶回的文物。1915年，大型圖集《西域考古圖譜》（國華社）率先出版。該圖譜從探險隊“收集”的眾多文物中，精選六百九十六件。圖片采用珂羅版印制，其中部分圖版為精致的木板套色。圖譜分上、下卷：上卷以繪畫、雕刻、染織刺繡、古錢、雜品等為主，下卷則是佛典及佛典附錄、史料、經籍、西域語文書、印本等。可以說，這套豪華圖譜是大谷探險隊收集品之集大成，是西域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而且，鑒于大谷探險隊“所獲”文物后來分散于中、日、韓三國，甚至一些文物下落不明，這套圖譜更顯珍貴。1937年，以收錄探險日記等文字資料為主的《新西域記》（上、下，大谷家藏版）出版時，其中的附錄或插圖，也多是從這套圖譜中復制的。

二

《西域考古圖譜》上卷的第五十一號圖即《樹下美人圖》，原題為《唐畫樹下美人圖紙本》，并標有“喀喇和卓古墳”六字，意在說明是從新疆吐魯番地區喀喇和卓古墳出土的。但這幅畫并非大谷探險隊親自發掘所得，而是大谷探險隊指使當地人發掘后，再從其手中收買來的，故具體發掘情況已無從獲知，只能從當事者，即第三次大谷探險隊成員吉川小一郎（1885-1978）的晚年訪談錄中略知大概。據其接受訪談時（1976年8月25日）的錄音資料可知，他跟一李姓隨從自吐魯番至庫車考察途中，曾委托當地警察對古墓進行發掘，然后離去，等返回之后通過李姓隨從又從發掘者手中收買下這幅畫。當然，這只是當事人時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回憶，難以確保其準確程度。不過，參考新中國成立后的考古發掘，可以基本斷定這幅《樹下美人圖》與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樹下人物圖》一樣，都出自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

《樹下人物圖》

應該指出的是，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記錄存在不少疑點。因為探險隊成員當時多為二十歲前后的年輕僧侶，雖熱情有余，敢于冒險，但既無考古學專業知識，又缺乏翔實的記錄，加上物品帶回日本后未能妥善保存，致使“發掘”或“收集”的文物價值折半。尤其是壁畫等，從研究角度講，缺乏真實可靠的來源記錄，不得不依靠海內外學者的著作或出版圖錄等加以識別驗證。有趣的是，這幅美人圖背面粘貼的舊紙，上有“柳中縣　馬寧郷　開元肆年籍”字樣，說明這曾是當時的戶籍簿，而開元四年即公元716年。當然，僅據此來判斷畫作的制作年代，不無草率之嫌，但大體可以認定此畫誕生不晚于8世紀的唐代。

大谷探險隊將《樹下美人圖》帶回日本，首先給美術史學者一大驚喜。因為此前，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寶庫藏有的系列唐風美人圖屏風，即所謂“鳥毛立女屏風”，已為人熟知，但對此如何解說，長期以來卻成為困擾學界的一大難題。這幅來自西域的美人畫的出現，使該問題得以迎刃而解。不難想象，當學者們看到這幅《樹下美人圖》的瞬間，似乎立馬意識到正倉院美人圖屏風的源流，知其正是深受唐代風俗畫影響之產物。

日本正倉院藏“鳥毛立女屏風”其中一扇（局部）

本屬“大谷家秘寶”的這幅《樹下美人圖》，怎么跑到了MOA美術館這樣一家民間場館里了呢？說起來，這與大谷光瑞波瀾壯闊的人生有關。大谷光瑞素以獨斷專行著稱，在未獲教團本山贊同的情況下，多次派遣探險隊，其費用之大自不必說，而且于六甲山山麓及半山腰，興建裝有專用纜車的豪華山莊二樂莊并配置學校等設施。開支巨大，導致大谷家背負巨額債務，而教團也發生丑聞。1914年6月，大谷光瑞被迫辭去法主及教團總管職務，退居二樂莊。同年年底，又移居中國大連，古經殘卷等部分探險文物及藏書也隨之陸續運抵旅順。這些文物后來幾經周轉，最終歸博物館所有。現旅順博物館之所以能收藏部分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正緣于這段歷史。其后，為償還債務，二樂莊連同其中的探險隊收集品全部被處理給官商久原房之助。時有“礦山王”之稱的久原，或許出于利權關系，以支援新建殖民地博物館為名，將二樂莊內收集品一應轉贈給朝鮮總督府。如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西域遺物，即源于此。1932年，二樂莊不幸毀于大火，現在除了山下的學校外，當年的山莊已無蹤影，甚至不少日本人連二樂莊這個名字也不曉得了。

早在大谷光瑞離職之前，當時的恩賜京都博物館（今京都國立博物館）以“借用”方式，將二百余件探險隊收集品拿去展示。這些以美術考古為主的遺品幾經周折，后被日本國家“收購”，并入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成為該館“東洋館”展品中的重要部分。另外，大谷光瑞于1948年去世后，西本愿寺內部整理其遺物時，在倉房內偶然發現兩個堅實的大木箱，里面裝滿了經卷、拓本、古文書、染織品、古錢以及植物標本等，后由大谷家全部捐贈給龍谷大學，成為該校西域研究的基礎資源。據傳，捐贈時日本尚值同盟國軍事占領時期，涉事方怕傳出后中國將提出返還要求，因此一切均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直到1952年才公布。

以大谷探險隊和二樂莊為標志的輝煌的“光瑞帝國”，隨著主人的倒臺，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其所擁有的大量西域文物也四處散佚。以上就是這些文物的主要流向。

三

《樹下美人圖》本在二樂莊，久原房之助接手山莊后，若果如世間所知，將所有內部文物都轉贈朝鮮總督府的話，那么這幅畫理應在流向朝鮮半島的文物群之中。然而，事實是，就在久原房之助轉贈文物之時，包括《樹下美人圖》在內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這一點也始終使日本的研究者大惑不解。不過，關于這幅美人圖，筆者偶然從繭山順吉的回憶中尋到了答案。

繭山順吉，即東京著名美術古董店“繭山龍泉堂”第二代店主，幼時曾跟隨收購古玩的父親于北京生活多年，長大后繼承家業，曾搜購不少名品瓷器等販往日本、美國，獲利頗豐。他及其父都練就了一雙鑒寶慧眼，尤其精于鑒賞青瓷，其中又偏愛龍泉窯，店鋪之名即由來于此。繭山順吉正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將《樹下美人圖》轉售給MOA美術館創始者的當事人。據其回憶，1951年前后，他風聞東京一家古玩店藏有《樹下美人圖》，于是馬上趕到位于青山的這家店鋪，拜會店主小田榮作，并讓其出示該畫幅。他看后馬上斷定這就是大谷家的那件珍品，決心無論如何要搞到手。于是，他出高價讓這家同行轉讓給自己。當然，轉讓的具體金額不得而知。不過，若從當時的情形推測，恐不低于一兩百萬日元。

《樹下美人圖》得手后，繭山順吉本想再高價售給東京國立博物館或大和文華館。因為前者屬日本國家級博物館，實力雄厚，而且最大理由還在于，這家博物館此前剛收購了那幅《樹下人物圖》。猶如一對孿生兄妹的兩幅人物圖若能相聚一堂，不再分離，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了。果然能實現的話，也算美術商“積德”之舉。后者雖屬財團法人私立設施，但也很有實力，尤其是在美術史專家矢代幸雄指導下，一直致力于中國書畫文物的收藏。但出乎意料的是，兩者均未被說動購買。這樣時間久了，對被占用周轉資金的繭山龍泉堂來說，恐亦是棘手之事。也許是出于謀略，繭山順吉帶這幅圖直接求助于當時的日本文物保護委員會，懇請日本政府部門把它認定為重要文物，以防止其流出日本。因為那幅被東京國立博物館購去的《樹下人物圖》，已率先被認定為重要文物。當然，一旦被認定為重要文物，《樹下美人圖》身價倍增也自不待言。可是，繭山順吉的策略并未奏效，一時更沒遇到買主。原因似乎很簡單，因為出價太高。盡管他本人不便透露，但據說開價在五百萬日元。1952年前后，日本新任公務員和警察的月工資分別為七千六百五十日元和六千九百日元。由此不難想象，當時的五百萬日元，可不是小數目。當然，東京國立博物館也不是不想接手這幅畫，而是礙于經費緊張，因為此前剛收購了《樹下人物圖》，而當時的購價好像只有一百二十五萬日元。不過，對繭山順吉來說，既然價已開出，就不好撤回了。就在其進退兩難時，幸好出現了新買主，這就是現MOA美術館創始者岡田茂吉。繭山順吉馬上帶這幅畫到其別墅，岡田茂吉看后二話沒說，當場決定購買下來。后來，這幅《樹下美人圖》也被認定為重要文物（認定日期為1952年7月19日），成為MOA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其實，繭山順吉入手《樹下美人圖》的那家古玩店，本是大阪美術商“春海商店”的東京分店。多年后，繭山順吉去大阪，見到當年轉讓給他這幅畫的小田榮作，并親自從其口中得知，大谷光瑞將二樂莊及其收集品售于久原房之助后，久原房之助又委托春海商店的小田榮作負責處理這些物品，其中就包括這幅古畫。由此可知，久原房之助并沒有將二樂莊內所有探險隊收集品轉贈朝鮮總督府，使一部分收集品經大阪美術商之手流落民間。這幅《樹下美人圖》即其中之一。

《樹下美人圖》《樹下人物圖》本為我國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兩幅唐代人物圖畫，歷經滄桑，分別落入異國不同之地。即便在日本，想親眼觀看，也不得不跑來跑去。至于要目睹那些被探險隊掠去、現四處散佚的大量文物，就更不容易了。

（本文摘自張明杰著《海東游藝——中日文化交流縱橫談》，知識產權出版社，2022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