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背景介紹： 世人皆知，中國作為東亞文明的發源地，深陷大陸腹地，遠離其它文明中心。幾千年來，中國人習慣了靠天吃飯、靠地活人，而不像西方人那樣擅長海上貿易、熱衷海外擴張。中國古代圣賢，告誡后人要敬畏天地，靠土地活命。譬如老子說：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同時期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卻一再抱怨國土貧瘠：“所有肥沃松軟的土壤都流失了，只給雅典人留下了皮和骨頭。”希臘面向地中海，多山地丘陵。所以雅典人煉橄欖油、釀葡萄酒，再由水路運至西徐亞，換取那里的糧食。如此商貿需求，又促進了阿提卡的制陶、造船、糧油加工。雅典人進而開采銀礦，并利用大量貴金屬，在海上往返販運奴隸，生意越做越大。

大約在商周時期，希臘人支配了愛琴海的貿易：他們通過幾十條帆船航線，不斷前往黑海沿岸，直達非洲大陸。航海貿易因而成為希臘人的主業。更關鍵者：由于身處地中海核心地帶，希臘人與埃及、巴比倫、波斯聲息相通，繼而在頻繁互動中，形成了海洋文明的特性。從源頭看，古希臘與中國古代文明大相徑庭。其中三項特征，即向海而生、城邦立國、海洋霸權。

向海而生：柏拉圖在兩篇對話中，反復提及海洋王國亞特蘭蒂斯（Atlantis）。其中一篇《提邁尤斯》稱：海峽對面，有一大塊海洋包圍的陸地，那就是亞特蘭蒂斯王國。它正要進攻雅典，不料突遭地震，沉沒海底。

另一篇對話《克里特雅斯》中的敘述人，即柏拉圖的表弟，他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聽老師說過亞特蘭蒂斯。對話大意是：地中海西面的大洋上，有一片神奇的陸地: 那里的宮殿全由黃金做墻基、白銀做墻壁。在那里，文明高度發達，既有完善的港埠及船只，也有能載人飛翔的物體。

城邦立國：柏拉圖《理想國》，開創了西方政治學（Politica）的傳統。西方政治從何來？它起源于狹小復雜的地理環境，興旺于地中海貿易，特別適合一種小國寡民式的城邦國家。何謂城邦國家（Polis）？它同中國古代城池有何不同？簡單說，前者是圍繞自由貿易、激烈競爭的諸多小國，后者則是一個封建大帝國治理下的各級統治中心，諸如帝都、省會、州府、縣城。

不難看出： 西方人所謂政治（Politics），一向不關心什么要服荒服、編戶齊名、農耕水利。相反，他們高度重視航海貿易、自由經商、販運奴隸。而這一系列城邦事務，就是他們所謂的政治（Politics）了。

海洋爭霸： 西方文明崛起，受益于海洋貿易，離不開海洋爭霸。一千多年前，維京人（Vikings，即海盜），已在挪威、丹麥、瑞典一帶，建立了北歐帝國。維京人是兇猛無敵的戰士，也是卓越的工匠、水手與商人。他們善于周密策劃、突然襲擊。幾百年血腥戰爭，讓他們變得團結、殘暴、不怕死。

公元八世紀到十一世紀，維京人反復襲擾歐洲沿海，占據了英倫三島。據考證，這些海盜的探險足跡，遍及歐洲，深入北極，直抵北美。維京人為何要四處劫掠呢？道理很簡單：他們的家鄉太寒冷，無法靠種莊稼生活。

十六世紀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葡萄牙、西班牙也隨之開啟了第一輪海洋爭霸。至十七世紀，英國實力大增，先后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打贏了英荷戰爭。十八世紀，英國作為新一代海洋霸主，壓倒法國，開創了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業。二戰后，美利堅合眾國后來居上，成為第四代海洋霸主。

從維京海盜開始，直至美國海軍: 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這一千年爭霸傳統？李伯重的《火槍與賬簿》，指其“左手拿賬冊，右手舉刀劍。他們是商人，又是強盜”。馬克思的批判更為犀利而明確：“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無論是在迦太基、羅馬，還是后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那里，情形都是這樣。”

大象與鯨魚 美國人怎樣看上述陸海文明的差異？費正清直言：“對比中國的內陸封閉，地中海周邊的各族文化截然不同。比如腓尼基人在海上經商，克里特島和伯羅奔尼撒相互爭斗，他們還要面對大海對面的小亞細亞強敵。”

費正清又說: “大西洋文明一旦開花結果，就會哺育出民族國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都有幸從向海的半島、或大小島嶼上走出來，變成了海上作業者。海洋貿易，跨海征服，就此成了民族發育的引擎，直到歐洲一個個民族都漂洋過海，在近代建立起它們的殖民地與帝國。”

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指出： 中國人和美國人相比，無疑是天壤之別的兩種人類：“任何一個人都能變成美國人，但只有中國人才可以是中國人。”他又高瞻遠矚地表示：如此深刻差異，造成一種戰略均勢，即任何一種建立全球霸權的企圖，都會因此差異而遭遇失敗。針對中美兩國的陸海之別，他還別出心裁，把中美關系比喻為“海洋巨鯨、陸地大象”。

同理，費正清也在哈佛講堂上，反復申明美國文明源自希臘羅馬：前者依靠海上貿易與殖民，逐步擴展至歐洲、北非與北美。羅馬帝國后期，歐洲分裂成一個個彼此爭斗的民族國家。與之相反，華夏文明一直圍繞黃河、長江流域，生生不息，循環不已。故此，老費將中國定義為“過于成熟發達的農業帝國”，并歷數其“封閉保守、密集生存”的特性如下：

地理封閉，自成格局： 作為東亞文明的搖籃，中國地理封閉，進出困難，缺少與其它文明的互動交流。受此重大局限，中國文明自誕生起，即遵循一種自成格局、自我循環的發展模式。比方說，世界各國的現代文字，均脫胎于西亞的拼音字母。唯有中國漢字，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統！

有學生問：美國在十九世紀前，不也是一個龐大農業國么？老費答：與中國相比，美國有兩項不同。第一，美國人是從歐洲移居至北美的墾荒民族。他們登陸后，不斷向中西部移動，繼而作為海上強國，成功跨越了太平洋。

第二，美國傳統農業，在西部體現為一種地廣人稀的粗放開拓。它以大農場、大牧場為生產單位。在南方，則憑借大型貴族莊園、繁重奴隸勞作，廣泛種植棉花、煙草、油料等經濟作物，目的是參與海外競爭、攫取豐厚利潤。

向外征服、向心凝結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稱：中國的立國體制，與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寡。比如古希臘，在一個小小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幾十個國。他們所謂的國，僅是城邦。每一城邦人口，也不過幾萬。羅馬也是一座城市，后來向外征服，形成了帝國。但其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中國到秦漢時期，國家疆土已同現在差不多，戶口至少有幾千萬以上。

中國的立國方式，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漢代的國家體制，顯然與羅馬不同。何況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全國。所以我們不能責備當時的中國人，要他們推行民選制度。我們應該承認，皇位世襲在中國古代條件下，實為一種不得已、或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辦法。

許倬云《中西文明的對照》又說：中國考古發現，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文明體系。它由星羅棋布的農業村落，逐漸融合為幾個較大的文化區，最終形成中原龐大的核心區。在這里，中國夏商周的三代遞傳，發展出了國家形態。其整體發展過程，是內聚，是融合。中國文明因而呈現一種安定與內斂的特性。

西方文化發展，遵循另外一種途徑。新石器時代的歐洲村落，長期保持了漁獵、采集與畜牧方式。公元兩千年左右，歐亞大陸進入小冰河期，本來水草豐美的地方，不足以維持那么多人口了。于是印歐語系的高加索人，開始乘坐馬拉戰車，陸續向南遷徙。這一大規模蠻族入侵，延續一千多年。所以歐洲的早期史，也是一部武裝移民不斷掠奪、四處征服的歷史。其中一支經過里海、黑海，到達地中海沿岸，移植并吸納了兩河流域和埃及的農耕文化。

農田有限，精耕細作：費正清又對哈佛學生道：中國的國土面積，與美國差不多大，但農田只有美國的一半，卻要養活四倍于美國的人口！美國在短短一百年間，成為一個巨大的國際糧倉。而中國大部分地區，卻是無法耕種的不毛之地。關中平原養育了古代中國，但黃土高原久經耕耘，終于變成了荒山禿嶺。秦嶺以北的氣候干冷，長城以北雨水稀少，遍布了草原與沙漠。

中國最有名的四大傳統農業區，分別是種小麥的華北平原，種稻米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還有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故此，農田是中國最重要的自然資源，中國人無奈，只能仰仗一種皇天后土式的精耕細作。

中國的人口密度，約為美國的二十倍，即一個美國家庭農場，可養活一個兩百人的中國村莊。現代中國所繼承的大量農田，幾乎全部用來生產口糧，只有百分之二用于放牧牲畜。美國人的糧食吃不完，于是將一半可耕地用于放牧。

中國千年不變的經濟生活，屬于嚴重依賴人力的勞動密集型。農業生產耗費了大量人力。僅以種稻為例，從灌水、育秧、插秧，到施肥、除蟲、收割與打場，無一不依賴精細的手工操作。同樣，中國傳統的絲織業、制茶業、陶瓷業，也都要投入無窮無盡的辛苦勞作。看看小河邊的水車、轆轤，鄉間的手推車、滑竿，還有城市里的轎子、黃包車，無一不彰顯這種密集生存方式。

施雅堅《中國的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又說：舊中國的鄉村，就像一個蜜蜂窩。每個蜂窩都以一個集鎮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或水路，通向約有六個村落形成的第一圈。這些村子與集鎮相距不到五華里，農民挑根扁擔，趕頭毛驢，或推獨輪車，或劃一支小船，即可當天趕去集鎮，從容往返。

集鎮上有掌柜、工匠、地主，還有寺廟僧人、政府官吏。集市每十天舉辦三到四次。這種周期循環，讓方圓十里的五百個農民家庭自給自足。集鎮社會為他們提供一個經濟單元、一個社交世界。農民在集鎮上賣出農產品，購買家用，進廟燒香，在茶館會朋友，請媒人撮合婚姻，或在鎮上繳納田租與賦稅。

許倬云《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小結：精耕細作的農業，須將大量勞力放在小農莊上，并以密集勞動來應付季節性需求。黃河與長江流域，都有不短的霜凍期，這段時間沒法耕種，所以精耕農業，只能和農舍手工業結合在一起，使得過剩勞力，可以轉化為農舍手工業的人力。換句話說，中國農業的生產者，即是手工業生產者。農民將產品送去集市交易，又形成毛細血管一般市場網絡。

中國的精耕農業，造成一種親緣式的地著團體。而在長久的帝國結構中，上述團體的穩定性極強，自我調節能力也很強。市場網絡會因戰亂而破裂，但只是破裂成幾個小型的網。等到帝國再度統一，這些小型的網，又可整合成巨大的網絡。中國為何沒有走向資本主義？從精耕農業的角度看，中國歷代的資金積累，始終束縛在小塊土地上，無法轉化成別的東西。

密集生存，安土重遷：費正清繼續感嘆: 西方人習慣以漁獵方式，來彌補農業的不足。航海、通商與殖民，隨之開啟了他們的視野，鼓勵他們跨洋征服。美國人更進一步，尤其偏愛冒險、發明與創新。

與之相反：中國人世世代代，密集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很少移動或遷居。這令他成為最有社會觀念的人，即時刻關注人際關系，敏感于當地社會風俗。終其一生，他也很少生活在親屬圈之外。為何會這樣？老費解說道:

農耕經濟一旦形成，就會憑借慣性持續發展，造就一種密集生存方式，一套有關人的價值標準。比方說，中國的土地比勞力值錢，所以那些節省勞力的發明，多被看成是異端邪說。中國農民一年到頭累斷腰，那是一種本分。他們聽天由命，吃苦耐勞，守望家園，堪稱一種世代相傳的美德。

再看歐洲文明中心。它習慣于不斷向西移動，即從雅典到羅馬，再到馬德里、巴黎和倫敦，最后來到了美國紐約。而在中國，帝都的移動，通常不過幾百英里，即從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后來再轉回到北京。中國四千年遺址，緊密依偎在一起。換言之，中國的景物負載著歷史的重擔，而我們則完全不同。

一動一靜，孰優孰劣  中美文明，差異鮮明，這就造成一個巨大的懸念：它們彼此較量，誰才能最終勝出？圍繞這一難題，現有三個答案。其一是胡適“中國落后”說，其二是布熱津斯基“均勢論”，其三是費孝通“文化自覺”觀。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首開中美地緣比較說，即中國是一頭掌控了陸地優勢的亞洲大象，美國則是一條稱霸于海洋的龐大鯨魚。他們雙方各自享有一種相對而言的軍事優勢，而這種優勢是如此明顯，以至于無人擁有必要的武力手段，去侵占另一國的勢力范圍。故此，中美之間已形成一種穩定均勢。然而全球化的技術發展，卻讓陸地與海洋強國的地理屏障，迅速地成為過去。

胡適《中國文化的反省》：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東方人，自安于簡陋的生活，故不追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不知不識，故不重視真理的發現、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于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這種受物質環境的拘束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一種懶惰不長進的文明。

費孝通《鄉土中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那些土頭土腦的鄉下人，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這個土字用得好：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方法，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

農業與游牧業、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民可以逐水草而居，做工業的人遷移無礙，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伺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當然，我并不是說中國鄉村人口是固定的。一塊地上只要幾代的繁殖，過剩人口就要負起鋤頭，去另辟新地，可老根是不常動的。

中國鄉土社會是一種熟人社會，而非西方那種陌生人社會。社會學家通常區分兩種性質的社會，一是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所謂的Gemeinschaft（傳統有機社會），另一種是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定義的Gesellschft（現代機械社會）。用我們的話說，前者是禮俗社會，后者是法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都產生了流弊。而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風俗來應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