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聲中一歲除”，但燃放煙花爆竹的負面效應近年來日益顯現。據《人民日報》報道，日前，《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決定》獲得表決通過，明確從2018年1月1日起，天津市外環線以內(含外環線)地區將不分時間、地點一律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這意味著，天津外環線以內將迎來首個“不聞鞭炮聲”的春節。

無獨有偶，12月1日，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二次會議也通過關于修改《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規定》的決定，將北京五環路以內區域(含五環路)由“限制燃放區域”調整為“禁止燃放區域”。也就是說，北京五環內煙花爆竹回到了“禁放模式”。

京津兩地近乎步調一致地開啟最嚴“禁放令”，契合環境協同治理的要求，也表明有些痛點是相通的，而非“獨家記憶”；有些訴求是同頻的，因為很多遭際具有普適性。

事實上，京津兩地主城區“禁放”，來得并不突兀：無論是北京五環內，還是天津外環線以內，由“限放”到“禁放”都是循序推進的結果。拿天津來說，并非一開始就在政策工具箱里拿出“禁放令”，而是在外環線以內地區實行“限放”3年后，才祭出“禁”字訣；而北京的“禁放”之路，則更為蜿蜒，過去12年里，經歷了從“禁改限”到“限改禁”的政策輪回。

“禁”“限”一字之隔，在決策和立法層面卻尤為審慎，這絕非起初的決策缺乏前瞻性、預見性，而恰恰是因“時”制宜的結果。

評判鞭炮“禁放”“限放”哪個更優，本就沒有標準答案，它可能會因需而異、因事而別。到頭來，隨著時間推移、社會觀念變革，“二選一”的答案也會生變。這在現實中有跡可循：直到如今，圍繞限放與禁放的爭議都依舊存在。如果說，早些年全面“禁放”的時機還難言成熟——畢竟有些風俗已根深蒂固，而當時環境問題也沒那么突出，那到了現在，輿論在觀念上普遍更傾向于支持“禁放”。2017年年初，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82.9%的被訪市民表示今年春節期間在北京不打算燃放煙花爆竹。

這樣的變化，并非偶然：近些年，霧霾治理問題日益緊迫，而燃放鞭炮對霧霾的“加成”效果又很明顯。有數據顯示，春節期間特別是除夕、初一、正月十五3天，北京的PM2.5平均濃度（163微克/立方米），明顯高于全年平均濃度。因燃放而帶來的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火災等，也不容小覷。

可以肯定，以“留住年味兒”為由希望對鞭炮“網開一面”的聲音依舊會存在，但考慮到“年味兒”并非沒有替代品，而重霾圍城的糟糕環境卻是無數人共同的痛點，人們在抉擇時，肯定也會將清潔的空氣、城市的公共安全的優先級別提高。

所以本質上，鞭炮燃放政策沿革，也是踩準了民意與現實需求的節拍。在民眾被治霾緊迫性和公共安全重要性澆灌出公共理性后，在現實決定了“禁放”比“限放”更有利于公共福祉后，京津同步開啟“禁放模式”，也是在尋求各方利益訴求的契合點，也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禁”或“限”，政策口徑的調適背后，是民俗觀念與環保意識的此消彼長。而對于其他地方而言，顯然也要看到該趨勢，拿捏善治分寸，對“限放”“禁放”精準把握，讓其呼應民眾期許和現實需要。

（原標題為《 拿捏善治分寸，對“限放”“禁放”精準把握丨光明網評論員》）